六 欧洲的统一及其变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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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希特的人的概念，是施加其统治意志于无感觉的物质的造物主，后来，他的这一概念又被卡莱尔和尼采大大强化了，即刻成为这种崭新的革命态度的象征和表达。它打碎了欧洲的一统世界。每一个独立的单元、每个个体、每个群体、每种文化、每个民族，以及每个教派，无论它们有的是怎样一种“个性”，现在它们都在追求自己独立的目标。就像互相依赖曾经是一种美德一样，独立性————决定自身方向的能力————变成了高尚的美德。理性统一了，然而，意志————自我决定的意志————却四分五裂。假如我是一个日耳曼人，我就要追求日耳曼人的美德，谱写日耳曼人的音乐，重新发现古代的日耳曼法律，发掘内心的潜质，从而使自己更加充实、更善于表达、能力更全面，尽可能地去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人。假如我是一个作曲家，我就要尽我的全力去做一个作曲家，让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服从于那种唯一的神圣目标，我没有什么舍不得奉献给它。这就是浪漫主义理想的最高境界。一夜之间，过去的预设已经烟消云散了。何谓共同的生活理念？这种概念早已不合时宜。何种举止合宜的问题找不到答案了，因为它们现在已经不再被当作问题。如果我问“我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好的，是值得拥有的？”“我的所有的价值观都是跟其他人一致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那些反思性的知识里面，而就在行动本身。我在内心寻找自我，并且依据我在内心发现的目标、心灵之声的命令去“实现自己”————如果你愿意聆听，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这种内心的声音。我的价值跟别人的价值可以和谐共存吗？也许不是。知识可以作为一种绝对的目标，和平和幸福亦复如是，不过，有关某些关键事实的知识，或许会导致我的和平或幸福遭到破坏。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不能再企望什么：我只能直面这些矛盾理念之间的冲突。正义和仁慈或许并不融洽一致，但我两者都要；我必须如此，因为别无选择：否认其中之一，都是违反内心灵光的谎言和罪过。

    有的时候，认识到了这些价值是什么，也就是承认了它们都是绝对的、不能协调的。于是，悲剧就进入了生命之中，成为生命的本质内容之一，它是不能依靠理性的调适手段来解决的：希望清除掉生命中的悲剧因素，那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幻想，是浅薄的掩耳盗铃之举；那将会背叛生命的忠信（integrity），罪莫大焉，无异于道德上的自杀行为。因此，就我与他人的关系而言：我有一个理想，甘愿为之献身，而你的理想是另外一个；我们的生活各自有其内在的模式，相互难以理解；如果这些理想发生了冲突，要让我们向对方妥协、放弃自己的信仰的话，那还不如让我们在决斗中一决生死或是同归于尽。你为你的理想而战，会让我非常敬仰；而任何的妥协、和解，想要逃避你对于你真正的自我的责任，就会让我心生厌恶。由此而生出一个概念————高贵的敌人，他们远比那些平和、仁慈的庸众或是怯懦的友人更为优秀。一切目标都是平等的；目标就是目标，是人们追求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可能建立一种客观的等级秩序，以此为据来评判所有人和所有文化。唯一必须被严肃遵循的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忠实面对自己的目标，哪怕是以毁灭、浩劫或死亡为代价。这就是最彻底、最狂热的浪漫主义理念。

    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过去的一百五十年，可以说是旧有的、以理性与知识为基础的宇宙观与新的浪漫主义理念之间，二者冲突不休和相互影响的一幕大戏；这一新的理念导源于艺术创作的概念和自我表现与自作主张、甚至是自我牺牲（亦即同一现象的反面形式）的生命冲动。现在，再让我们回头来看浪漫主义理念，在所有善恶之举都上演完毕之后，它看起来既光彩耀人，又晦暗不清。从某一点来看，它标志着一种新的审美理念的诞生，亦即对于忠信的敬畏。唯心主义（这个词正是在这一次的观念革命中获得了它的现代意义），在18世纪之前，被认为是一种令人同情的但又幼稚、可笑的思想特征，并且把它跟具有实践性的良好判断力做了不相宜的对照；到19世纪初，它才获得了一种属于它自己的、我们至今仍然尊重的绝对价值：谈到某个人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也许他追求的目标在我们看来是荒唐的甚至是厌恶的，但假如他的行为出于无私，而且准备为了原则而牺牲自己，不计较显而易见的物质利益，那么我们就认为他非常值得尊重。这彻头彻尾是一种现代的看法，与之相伴的是，烈士和少数派被赋予了崇高的评价。按照过去的看法，烈士只有死于那些被认可的真理才受尊敬，少数派只有因为真正的信仰遭受迫害才得到敬重；到了浪漫主义者这里，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他们之所以受崇敬，可以是因为任何信仰、任何原则，只要其动机是好的，也就是说，只要他们的行为里带有足够的真诚和深度。

    我正在尝试着进行描述的，实际上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基督教信仰，是从基督徒的看法转变为个人主义的、道德的或审美的看法：态度，情感的性质，还是一样的，但背后的理由（及其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基督徒将现世的欠缺不足与死后的至福相对照，或是（用柏拉图式的玄妙说法）把影子世界的欠缺不足与真实世界中的永恒快乐相对照，而日常的生活仅仅是真实世界的虚幻映像。而对于诸如此类的成功，浪漫主义者都表示反对，以为它们都是庸俗的、不道德的；因为其基础，往往是建立在对自己理想的背叛或是与敌人可耻的勾结之上。与现实主义、世事洞明、精于算计（以及借此得到的回报————声名、成功、权力、幸福，还有付出很高的道德代价而换取的和平）相比较，孤高自傲、唯心主义、真心实意、动机纯粹、不畏任何困难、高贵的失败，在价值评判上就被看得更高。这是主张英雄主义和殉难的学说，与之相反的是强调和谐和智慧。这种主张鼓舞人心、大胆鲁莽、辉煌壮丽，但又带有不祥之兆；而最后的这一方面特征，正是我所希望强调指出的。

    创作巅峰时期的贝多芬在贫困和孤苦之中完成不朽杰作的感人形象，此时被拿破仑的形象取而代之了，后者的艺术就是塑造国家和人民。如果自我实现就是终极目标的话，那么通过暴力和技术来改变世界，这本身不也是一种庄严的审美行为吗？人，有可能拥有创造性的天赋，也有可能没有；那些信以为真并以此为自己命运（实际上也是当作一种更高的特权）的人，将会塑造（以及驯服）另外那些持相反态度的人。就像画家调色和作曲家谱曲一样，政治上的创作者把他的意志施加于他自己的原材料————普通、平庸的人，他们对自身内部隐蔽的种种可能无知无觉————之上，把他们塑造成一件精彩的艺术杰作，即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或者是某种伟大的政治、军事、宗教、司法的组织。如此一来，其中也会牵涉到苦楚，不过就像音乐中的不和谐音一样，对于整体的和谐与高效来说，它也是必不可少的。因这些伟大的创造行动而牺牲，应该感到安慰，实际上应该说是自豪，要知道他们因此而被提升到了一个仅仅凭借自身低劣的本性无法达到的高度。依照旧有的道德，上述所辩护的行为也许要被称之为野蛮干涉、帝国主义，是为了某个征服者、某个国家、某种意识形态的荣耀，或是为了证明某个民族的天赋，而对个人进行的践踏和残害。

    从这样一种主张到极端的民族主义、到法西斯主义仅仅是一步之遥。一旦做出了如下的假设，所谓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理念和目标的独立来源、自身就是目的的概念也就被推翻了，这些假设就是：生命应该像一件艺术作品一样来制作，运用在绘画、音乐和语言上的规则同样也可以运用于人，人可以当作“人类材料”来看待，是权威创作者手里可以随心所欲锻造的弹性媒介。

    这一令人恐惧的结论，跟浪漫主义的美德一样，导出于同样的一些预设：价值被赋予了殉难牺牲、孤高自傲、正直忠信、为自己的理念而献身等等这些品质，并在其名义之下，打破了旧有的普遍法则。部落习俗，只是属于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东西，无论在这个部族还是其他部族、无论是在这个人、这种文明还是过去未来的人和文明都适用的更高的原则之前，它们都失去了效力，成为非常具有分裂性的力量。如果价值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如果艺术中的真理（或许仅仅属于艺术本身）在人类关系的领域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那么每一个发明家都会致力于将其发明付诸实行，每一个空想家都要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改造世界，每一个民族都要实现她自己的目标，每一种文化都要实现她自己的价值。结果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欧洲的统一将归于终结。非理性的力量，现在凌驾于理性力量之上，因为无法批评或控诉的东西，它们似乎比那些可以加以理性分析的东西更加引人注目；艺术、宗教与民族主义的深邃、隐秘的源泉，恰恰因为其隐秘、模糊，无法剖析、细查，在理智的分析之下难觅形影，它们才被当作超验、神圣和绝对之物来捍卫和崇拜。

    也许有人要对我说，与民族主义同时兴起、并作为其中一种要素的工业制度，并非分裂因素，而是整合性的力量；商业和工业打破了国家壁垒，实现了统一。但是从历史来看，真相并非如此。工业制度催发并且强化了中产阶级的民族意识，致使他们起而反抗那些世界公民式的欧洲统治精英。民族主义从工业制度中得到了滋养，但其成长并不是一定需要工业制度。在经历了1914年，经历了希特勒、纳赛尔以及非洲觉醒，经历了那些鲜有预见的事件（像以色列的崛起与布达佩斯的起义）之后，还有哪个头脑健全的评论家会仍然坚持那种陈旧的论调————民族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副产品，它将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没落而衰弱————呢？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再这么看，至少当今那些掌权者们不会这么看，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那么，究竟这一具有严重错误的观点是何时出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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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欧洲的历史就是在追求公共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摆荡的一种辩证的进程。对秩序的渴望，反映了人们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恐惧感；为了对抗失控状态下的混乱，对抗传统、习俗和生活规则的式微，人们企图竖起壁垒和屏障，并且努力保存那些必需的支柱，离开了这些支柱，人们就会堕入深渊，失去与过去的关联，也无法看清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当制度变得过于僵化，阻碍进一步发展，秩序变成了压迫，固步自封的时候，这种状态迟早要被生活、运动和创造的生理本能，被创新和变化的需要打破。浪漫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突破，它反抗已经变成僵化的桎梏的那种道德和政治的结构：最终，这种结构将会腐朽，而且，总有一天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土崩瓦解。像所有的革命一样，浪漫主义揭示出了新的真理，赋予人们一些他们永远不会完全丧失的洞见力，让古代的建制重新焕发了生机，同时，它也会矫枉过正，造成扭曲，有其暴虐之处，暴虐之下也有其牺牲品。种种扭曲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许，要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曾经为精神失范所付出的代价都更为沉重。

    这种反叛的起源，也是大家都清楚的。大多数的日耳曼人，在黎塞留主教和路易十四麾下军队的镇压之下，已经大丢脸面，就连北部新教徒复兴的新文化也被其扼杀。百年之后，日耳曼人起而反抗法国人在文化、艺术和哲学领域内的僵化统治，并借反启蒙运动之机为自己洗雪耻辱。他们赞颂个性的、民族的和历史的东西，而不是普世与永恒；称许天才的提升、非同寻常的事物以及蔑视一切规则与惯例的精神跃进，崇拜英雄人物，尤其是不受约束的伟人，并且抨击那种非人性的宏大秩序，抨击其牢不可破的种种规则，以及其明白宣称的笼罩人类一切活动、群体、阶级、意愿的意义————后者已经是人类古典传统的特征，在教会和世俗两方面，都已经深入了西方世界的骨髓。多样化取代了一致性；灵光闪现取代了试验性的规则和传统；无穷无尽和无边无际取代了尺度、清晰和逻辑的结构；注重精神生活，及其在音乐上的表达；崇拜黑夜以及非理性————这是野性的日耳曼精神的贡献，它宛如一阵清风，吹进了法兰西制度下死气沉沉的牢笼。深感耻辱的日耳曼人在19世纪对于法兰西思想和品味的那种僵化的、等级分明的唯理论的陈词滥调的伟大反叛，一开始，对艺术以及艺术思想、宗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个人的道德，都有注入活力的提升作用。此后，感性的潮汐越出了它的堤岸，在相邻的政治、社会生活领域内泛滥，产生了（确切地说是）破坏性的后果。一切坚持到底的做法，都被人们看作要比和平协商、中途停顿更有价值；过激、冲突、战争，同样成为荣耀。

    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历史上，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比富有想象力的由此及彼的类比起到过更为关键的作用。此种类比————将某一实用而且有效的具体原则应用到别的领域————或许会收到激动人心的实效，有改头换面之功，至于其后果，理论上也许荒谬不通，而实践中也许会造成破坏。浪漫主义运动，以及民族主义者的推广运用，正是此种情形。英雄人物，自由的创作者，变得与无涉政治的艺术家们不再相像了，倒是酷似那些以坚强意志折服别人的领导人，或者，颇像那些宣称自己与众不同的阶级、种族、运动和民族，并且，把毁灭一切反对派等同于他们自己的自由。自由等同于权力，获得自由就是不受任何阻碍，这种概念是一种古老的想法，浪漫主义者抓住这一点，并且狂热地夸大。甚至更为典型的浪漫主义的表现，是癫狂、自恋地顶礼膜拜自己的内心真实、私密的情感，血液的成分，头颅的形状，出生地，而不是敬奉那些他们与别人共享的东西————理性、普世的价值、作为人类共同体之一分子的感觉。

    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的以及马克思的新理性主义，试图对浪漫主义不加约束的主观主义及其自我崇拜加以反拨，努力在无情的历史巨力之中，或是在人类精神的演化法则、抑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法则之中，找出客观的标准。不过，就连他们自己也受到了浪漫主义充分的沾染，相信进步就是要由社会上一部分人获胜，而其他人落败被兼并来实现的。在黑格尔看来，进步以及人类精神的解放，就是理性的胜利，体现为国家高过于其他的人类组织形式，历史性的诸民族胜过非历史性的民族，而“日耳曼”文化胜过其他的文化，欧洲文化胜过其他“被抛弃”的人类文化，比如僵化的中国文明，或是野蛮的斯拉夫诸民族。如果没有了冲突、斗争和竞争（黑格尔这么告诉我们），那么，进步将会中止，停滞随之而来。卡尔·马克思的态度也与之类似，无产阶级唯有通过镇压他们的反对派才能获得自由，据说，二者毫无共通之处。进步，就是在某一领域之内的自我确认和征服，在这里，行动者根除了（或是吸收了）一切阻碍，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从而得以自由地发展和创造。黑格尔认为，这一行动者就是组织成一个国家的民族。马克思认为，这一行动者就是组织成一种革命力量的阶级。而且，他们两者都认为，假如以胜利为理想，都将有无数的人会为之而牺牲和被消灭。团结一致或许就是人性的最终目标，不过，达致这一目标的方法，是战争和分裂。道路或许会通向一个陆地上的乐园，不过，途中铺满了敌人的尸体，对这些敌人，勿需同情落泪，因为对与错、善与恶、成与败、智与愚最终都是历史的客观目标所决定的，而此目标早已“宣告”了半人类（half mankind）————非历史性的诸民族、腐败阶级、劣等种族的成员————“有罪”，蒲鲁东称所谓的“清算”他们，而托尔斯泰使用的措辞同样独特，描述他们为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浪漫的人文主义（亦即未驯服的日耳曼精神）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核心的洞见，对此，我们应当不会轻易遗忘。首先，价值的制造者是人本身，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更高，因此不能以高于人本身的某种事物的名义来屠戮人；当康德说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时候，这也就是他心中所指。其次，制度不仅是由人来制定的，也是为了人而制定的，而且，到它们不再为人服务的时候，它们还将会继续存在下去。第三，人之被屠杀，或许是以尽管很崇高，但其实很抽象的理念，诸如进步、自由、仁爱的名义，或者是以体制的名义进行的，而它们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它们所能拥有的东西都是人们赋予的，唯有人才能让某种事物获得价值、拥有神性；因此，企图抵抗或是改变它们，绝非什么违抗神意、会有灭顶之灾的叛逆举动。第四，（从以上可以推出，）一切罪恶之首，莫过于对于人类的贬损和侮辱，亦即强迫人们削足适履，纳入某种强求一致的模式，这样一种模式即便有某些客观的权威，也不合乎人们的愿望。

    这样一种有关人的概念，从启蒙运动继承下来，时至今日，仍然为我们所奉持————我们欧洲人历尽劫波而始终未曾放弃的，正是这一概念。所以，当黑格尔和马克思预言，所有违抗历史进程的人将会沦于不可避免的命运的时候，这种威胁之词，已经为时过晚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各自的方式，想要告诉人们，解脱奴役、获得自由的道路只有一条，亦即通过历史而展示的道路，而历史，体现的是宇宙的理性；那些不能调整自己，认识不到理性、利益、责任、权力、成功这些东西长远来看不仅相互一致，而且跟道德和智慧也是一致的人，将会被“历史的力量”摧毁，反抗它，无异于自取灭亡。不过，这句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恐吓之词，基本上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了。有太多人愿意起而捍卫他们自己的原则，即便这些原则与马克思所威胁说可以毁灭他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相悖。个人的理想，即使我们无法保证其具有客观的有效性，也值得尊重，甚至可以说值得敬畏。有的人怀抱着理想，不屈不挠地认定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所坚信其真实或正确的理由，无论如何，已经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人们准备凭借着它与强势的力量相对抗，哪怕是历史的（或存在本身的）神秘力量。已经没有可能说服人们，让他们相信：唐吉诃德不仅愚蠢，不切实际，过时守旧（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而且，由于他对于自己的国家、种族或阶级的历史地位的无知，他正在与进步的力量相对抗，因而是邪恶之徒，令人憎恶。那些始终坚持信仰、甚至最终为之牺牲的人，他们会因此而赢得尊重，有时候甚至那些打击他们的人也会表示敬意。为了那些（至少在他们看来是）普遍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基本原则，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的精华，他们承受折磨，为之献出生命。违背了这些原则，他们会感觉自己放弃了一切做人的尊严。出卖了这些原则，他们无法面对自己，也无法面对别人。因此，1940年，打赢了仗的德国领导人呼吁战败的各国要面对现实，他们说————相当合情合理地说————顽抗是没有用的，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到来，这种新的秩序将会改变全世界的价值体系，反抗者不仅会被碾碎，还要被子孙后代看作傻瓜，视为光明之敌，最终要服从胜利者的道德。对于那些真正信奉普遍的人类价值的人来说，这种论证无法撼动他们的精神。有些人抗拒被教会组织、民族传统或客观真理所崇奉的普遍理念，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是个别的、为持有者所私有，故而亦不失其神圣性。

    这种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举动，与理想的“源头”何在无关（的确，有时候就连有一个值得追寻的源头这一点也会被否定），它跟现代的存在主义者的立场颇为密切，后者宣称，想要为种种道德的信念、客观的形而上的律令找到担保，这只不过是一些人无谓的徒劳，他们想寻求外在的帮助，从比自己更强大的势力那里找到倚靠，通过证明自己听命于某些客观的权威而让自己的行动得以正当化；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不敢承认这种权威也许并不存在，认识不到自己的价值就在于他们是其所是的人，人就该对自己负责，这一点不需要理由，或者说，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就是从根本上说能够给出这一特殊的目标（是其所是的人）的唯一理由，这也就是他们最终的目标；这就是选择的意涵————在选择之上别无他物，而且，作为证实其他所有目标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它本身不需要证实。这些存在主义者是人道的浪漫主义的正宗传人，人道的浪漫主义宣称人是独立的、自由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在于其意识的自觉，亦非发明工具，而是做出选择的能力。人类历史，正如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思想家曾经说过的，没有剧本可供依据：演员们只能即兴发挥。我们为了寻求稳定和安慰，总想用一些模式来安排现实，而现实却对这些模式不予理会。宇宙并不是这样一副七巧板：有某种独一无二的模式，每个碎块都在其中各安其位，因而我们可以依据有关这一模式的知识把各个碎块拼凑起来。我们面对的是各种价值观的矛盾冲突；那种相信它们终将会在某时某地调和一致的信条，只不过是虔诚的希望而已；经验已经表明，那是一种错误的信条。我们必须选择，而且顾此就会失彼，还可能是失而不能复得。如果我们选择了个人的自由，也许紧跟着就是要牺牲掉某种形式的组织化，而这种组织化或许本来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如果我们选择了正义，也许就被迫要牺牲掉仁慈。如果我们选择了知识，也许就牺牲了天真和快乐。如果我们选择了民主，也许就牺牲了由军事化或是森严等级而形成的那种力量。如果我们选择了平等，也许就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如果我们为自己的生存而选择了战斗，那么，也许就牺牲了一些文明价值，而我们为了创造这些价值曾经不辞辛劳。不管怎么说，人的荣耀与尊严就在于这一事实：是他做出选择的，而不是他被选择，他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尽管有时候这会让他充满恐惧或是备感孤独），没有人强迫他以委身于极权主义结构之下的整齐的鸽子笼中为代价去换取安全与平静，这样一种极权主义，企图把他自己和别人的责任、自由与尊严一次性地掳夺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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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主义的影响力，其造成分裂的一面————既表现为19世纪的自由艺术家们混乱无序的反叛这种相对来说无伤大雅的形式，也表现为极权主义这种凶险而又破坏力强的形式————至少在西欧，似乎已经消停下来了。促成稳定和理性的力量，正在开始重申自己的主张。不过，从来没有什么东西会完全复归起点的；人性的进程显然并非循环往复，而是一种痛苦的螺旋式发展，甚至于国家的发展，也是受益于以往的经验。从最近的大屠杀之中，能看到什么呢？是某种让西方人达到新的认识的东西，亦即，有一些普遍的价值，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构成要素。过激状态下的浪漫主义————法西斯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等等————已经对欧洲造成了强烈的震动，与其说是因为其学说，不如说是因为其追随者的一些举动：他们践踏了一些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在被冷酷无情地弃之不顾的时候，反而被证明了有活力，它们像伤兵一样，反过来缠扰着欧洲人的良心。

    那么，这些价值观念是什么呢？它们有何种地位，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些价值观念呢？像一些存在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极端人物所主张的，根本没有什么人类的价值，遑论欧洲的价值————这种看法或许不正确吗？人们对自己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而已，毋须任何理由。我打算当一个诗人，而你想成为一个刽子手：这是我的选择，而那是你的选择，如此而已，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评断这样的一些选择孰优孰劣，或者我的道德水准比你的高还是比你的低。我们做了选择，就是我们做了选择，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如果说，由此而导致了冲突和破坏，这是现世中只能被接受的一桩事实，就好比万有引力一样只能被接受，是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那里，有不同的本性。这还不是一种有效的分析，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只要考虑到极权主义登峰造极而引起的那种极度的、无处不在的恐怖之感。因为，欧洲被震动，这一事实已经揭示了，的确存在一种价值的尺度，据此，人类中的大多数————尤其是西欧人————实际上凭借着这种价值的尺度而生活，而不仅仅是机械地、按照习惯日复一日地活着，而且是自我意识到这些价值正是让他们拥有人之为人的本质的构成因素。

    那么，这一本质是什么呢？从物理上来说，不难回答：我们认为，人必须拥有一个身体的、生理的以及神经的结构，一些器官，一些物理感官以及心理特性，还有思考、愿望、感觉的能力，任何人如果缺少了这些特性的话，恐怕就无法再恰当地被称之为人，而是一个动物或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不过，还有一些道德的特性，是我们在构想人的本质时会碰到的，意义同等重要。假如，我们跟某人相遇，只不过在生活的目的上，他跟我们的意见不同，幸福和自我牺牲，他更喜欢幸福，或者说知识和友谊，他更喜欢知识，我们可以接受他们是同类的人类，因为，他们对于什么是生活目的的想法，用以捍卫其目的的论证方式，还有他们一般性的行为举止，都在我们认为是人之为人的范围之内。不过，假如我们遇到另外一些人，他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不应该破坏这个世界，以免伤及自身，或者是某些人，他们诚心诚意地相信，给无辜者判刑、背叛朋友、折磨儿童这些行为都不会造成什么伤害，那么，我们会发现，跟这些人我们是无法与之辩论的，不仅因为他们让我们感到恐惧，而且更因为他们让我们想到有点儿没有人性————我们将其称之为精神上的白痴。有时候我们要把这样的人关到疯人院里去。他们像那些连最少的人类特征都没有的生物一样，跟人性离得很远，连边儿都不沾。我们相信如下的事实：当我们做出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的判断时所诉诸的那些法则和原理，至少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而法律规条则并非如此；那些法则和原理，在我们看来，是不能被废除的；我们深知，没有什么法庭，或是什么权威，可以利用某种公认的手段，允许人们伪造证据，随意拷打，甚或屠戮自己的同类，以此为乐；我们无法设想，这样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法则会被否定或者改变；换句话说，对待它们，我们不是当作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祖先随意选择的东西，而是在根本上视为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是与他人共存于一个共同的世界的前提，是识别同类、同时也是识别自身的前提。现在，正因为这些原则被忽视了，我们才不得不重视到它们的存在。

    这是向古代的自然法概念的回归，不过，对我们之中的某些人来说，它披上的是经验主义的外衣————而不再必定以神学或形而上学为基础。因此，谈及我们的价值观，客观的、普遍的价值观，并不是说，存在着某些客观的符号，从外部施加于我们身上，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所以我们无法违抗；实际是在说，就像我们————假如我们是正常的人————一定要避寒取暖，要去伪存真，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而不是忽视和误解一样，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些基本的原则，因为我们是人。正因为这些原则是根本性的，长期地、广泛地得到人们的承认，我们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普遍的伦理法则，并且假定，当有人伪称他们不认可这些原则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在撒谎或是自欺欺人，否则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失去了道德辨别力，那就相当不正常了。如果类似的一些原则看起来不是那么普遍，不那么深刻，不那么重要，我们就该称之为风俗、习惯、规矩、品味、礼节————重要性依次递减，对这些东西而言，我们不仅允许它们有差异，而且积极地希望它们千差万别。的确，我们不把多样性视为对我们基本统一性的破坏性因素；某些行为，我们会认为它们缺少想象力，或是粗鄙无文，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奴隶状态————这些仍然在统一性之内。

    我们的行为举止的共同的道德基础，也可以说是政治的基础，绝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亲眼目睹了那些战争和人类品性的堕落而消蚀殆尽，相反，看起来已经要比20世纪前四十年更为深广，更为稳固。我说的是“我们的”行为举止；我的意思是指西方世界的习惯和看法。亚洲和非洲今天就像沸腾的熔炉一样，分裂性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而德国，也许还可以包括法国，继英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后，业已实现了相对的稳定。人性的进程看起来并没有进入一个平稳的阶段，民族发展的危机关头并不是同时出现的。

    无论如何，欧洲在经历了最近的剧烈失范之后，呈现出了复苏的迹象：朝向正常的健康状态的回归，回归那些将我们重新团结在我们的希腊、犹太、基督教历史之下的习俗、传统，尤其是我们共有的对于善与恶的看法；尽管经过了浪漫主义的反叛的扭曲，最终还是走到了浪漫主义的反面。我们今日的价值观，越来越回归我们古老的普遍标准，亦即区分文明人（无论他有多么迟钝）与野蛮人（无论他有多么天资聪颖）的标准。当我们抵抗侵略或是专制政权下对自由的践踏时，我们所呼吁的正是这些价值观。而且，我们诉诸这些价值观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怀疑，我们对之发言的人，无论他们生活在何种政权之下，的的确确能够理解我们所说的话。因为这一点很清楚，一切证据表明，无论他们作何伪装，实际上他们的确如此。专制体制的代言人也许会表示————或许不会总是那么一本正经————他们所实行的暴行和镇压，其用意也是要让同样的这些价值观发扬光大，而且在他们打算建设的新世界中更为坚强稳固。假如这话听起来不像是真话，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不是冷嘲热讽，而是假仁假义：他们似乎是用心良苦，为了恢复人文主义的尊严而做出的奉献。

    在20世纪的20和30年代，情况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左与右两方面的极权主义者看起来都放弃了这些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好的、坏的一并丢弃，而且，并不肯明说————现在他们倒是越来越频繁地这么说————他们那么做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为了我们。对我来说，这就是真正的收获，是朝向一种国际秩序的真正的进程，它建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亦即，我们栖息于一个共有的道德世界。我们的希望必定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