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
由于有了这种实现自我完善的熟练而精湛的技巧，就心灵感知而言，司汤达在理智和情感上都达到了不同寻常的高度。必须在世界文学中上溯几十年，才能找到一种类似的感觉细微、理性深邃的意识，一种既有皮肤细腻、神经震颤的敏锐感觉，又有像水一样清晰、冷静的理智。诚然，他的神经末梢如此轻柔，不停地震颤，紧挨在皮肤下面又是那么会意那么欣喜，这是无可指摘的。感觉细腻总要造成轻微的伤害，凡是对艺术恩赐有加的东西，几乎永远成为艺术家的生活灾难。这种超常结构的本性使司汤达在自己的环境里受了多少苦啊！他在这种感伤而充满激情的时代里感到多么格格不入，多么不快！这样一个有知识讲礼貌的人必定把任何野蛮行为都看成一种伤害，这样一个浪漫的灵魂必定认为庸碌之辈的麻木和怠惰是一种精神压力。正如童话里的公主在上百层的鸭绒和羽毛的下面发现了豌豆，司汤达也痛苦地感觉到了每一句假话，每一个虚伪的姿态。一切虚伪的浪漫，一切愚蠢的夸张，一切怯懦的模棱两可，对他意识清醒的直觉的影响，就像冷水对病牙的作用一样。因为他的真诚和自然的感觉，他在精神上的识别能力，都因别人感觉太多和太少而受到伤害，无论是陈词滥调还是矫揉造作都会造成伤害（“我最憎恨庸俗和矫饰”）。只要有一句话，或者因为感情过分亲切，或者因为激情含有过多的酵母，都可能毁掉他的一本书的名声，一个不相宜的动作就可能损坏最美好的艳遇。
有一次，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观察拿破仑的一次战役：相互残杀的混乱场面，地动山摇的大炮的轰鸣，在腥风血雨中，落日的色彩变幻照得天边一片通红————所有这一切都不可抗拒地影响着他的艺术家的心灵，使他的神经猛然变得麻木。他站在那里，怀着同情的紧张心理全身瑟瑟发抖。不幸的是，这时，站在他身旁的一位将军突然心血来潮，竟用一句狂妄自大的话形容这宏大的场面。“真是一场巨大的会战！”他高兴地对身旁的人说。这句粗鲁的装腔作势的话立刻击碎了司汤达心里任何同情的希望。他赶快走开了，嘴里骂着这个笨蛋，心中备感气愤、失望和悲凉。每当他高度敏感的味觉器官感觉到感情表达中有些许空话或谎言的怪味时，他便会产生强烈的反抗。思想的模糊，言词的夸张，感情的夸耀和做作，都立刻从美学的角度使这位敏感的天才感到厌恶。这样，他也就很少从任何同代人的艺术中获得有兴味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艺术当时具有特别甜美的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和假英雄主义（维克多·雨果）的色彩，所以他能接纳并与之相处的人就很少。不过，这种过分的敏感也同样妨害了他本人。无论在哪里，只要他发现感情上的少许偏差，不必要的语声渐强，陷入多愁善感，或因胆怯而含混不清和不够诚实，他就会像一个严厉的小学教师惩罚学生那样责罚自己。他的永远清醒的、无情的理智偷偷进入他那怪癖的梦想里去，无情地撕去他的一切遮羞布。一个艺术家很少有被教育得如此正直的，一个灵魂的观察家很少这样严厉地监视自己最秘密的内心偏差和迷误。
因为他如此熟悉自己，所以司汤达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明白，这种过高的神经上和精神上的敏感性是他的突出的才能，他的美德，也是他的危险。“我总因那些伤害他人的事而感到痛苦。”凡是对别人有一点伤害的事，都会刻骨铭心地伤害这位超级敏感者。因此，从青年时代起，司汤达就直觉地把“他人”视为自己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视为另一种类灵魂的成员。当这个笨拙的小男孩在格勒诺布尔看到他的同学无忧无虑地喧哗打闹时，他就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这种异类的存在。后来，这位朝气蓬勃的下级军官亨利·贝尔在意大利更痛苦地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当时心怀嫉妒，无可奈何地模仿其他军官，赞赏他们，他们都善于使米兰的女人顺从，善于夸海口，故意把佩刀甩得丁当作响。不过，那时他总因自己的柔弱、窘迫和敏感而感到羞愧，认为这是一个男人的缺点，一种一文不值的卑贱。多少年当中他都————极其可笑而又徒劳无益地！————试图抑制他的这种天性，学这些喧扰不休的暴徒拼命吹牛，以便跟这些粗鲁的伙伴一样胡来，让他们佩服。这个爱动感情的人渐渐地十分吃力地，非常痛苦地在自己的不可救药的另类本性中发现了一种多愁善感的美————这个心理学家觉醒了。司汤达渐渐对自己产生了好奇心，开始发现自己。他首先认定，他与众不同，身体组织比别人更细密，感觉更敏锐，听力更灵敏。周围没有一个人像他感受如此强烈，思维如此清晰，像他有这样的混合的天性，使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感觉到最细微的东西。尽管如此，他却不能在实践中实现他的感觉之万一。毫无疑问，肯定还会有另外一些具有这种奇异特征的人（“优越的人”），因为，如果不能根据自己的特性像莫扎特那样去感觉，如果在他心里没有同莫扎特一样的轻松灵魂主宰一切，他怎么能理解蒙田，怎么能理解他这位辛辣、聪慧、蔑视一切平庸的高人呢？大约在三十岁的时候，司汤达才头一次想到他并不是一个不幸类型的人，而是属于极少数高贵的“享有特权”的人，这种人总是零星地散布在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国家里，正如宝石隐在普通的矿石里。他觉得，他就定居在他们中间（不是法国人中间，他像扔掉一件穿着显小的衣服一样抛弃了这种属性），定居在另外一个看不见的祖国，定居在那些具有更细密的精神器官和更敏感的神经的人中间，这些人从不聚合成粗鲁的人群和庸碌的帮派，他们只是间或向时代派遣一名使者。他写书，只是献给那些耳聪目明者，献给那些无需强调、无需暗示，由于内心的直觉立即就能读懂的明白人————他超越他本人所生活的世纪，把他的书献给这样的人，他通过镜子般的书把个人情感的秘密透露给这样的人。自从他终于学会蔑视以来，他便这样想：周围那些眼里只有涂着粗大刺目的广告字体、嘴里只有可口的辛辣香料和油腻烤肉的说大话的粗人又关他什么事呢？他让他的于连骄傲地说：“别人跟我有什么相干？”不，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下流、庸俗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成就不必感到惭愧。“平等是使人愉快的最高准则。”要取悦这个庸俗下流的世界，一个人必须与他人采取平等的态度。但是，谢天谢地，他是一个“特殊的人”，一个“优越的人”，一个特殊体，一个与群体有细微差别的人，而不是愚蠢的羊群中的一只。因其貌不扬而遭受的一切侮辱，在仕途上发展缓慢，在女人面前屡屡出丑，文学上成功无望————司汤达自从发现自己的特殊以来，便把这一切看作自己高人一等的证明。他的自卑感突然胜利地变成了强烈的高傲，变成了司汤达的那种明显欢快而无忧无虑的高傲。现在他故意远离各种团体，只关心一件事，“塑造自己的性格”，把自己的性格、心灵的面貌独具一格地塑造出来。特殊只在一种美国化的即泰罗制世界里才有价值。他认为，“只有少许不同凡响的事物才会使人感兴趣”。那就让我们不同凡响吧，让我们保持和加强我们身上这个不同凡响的种子吧！没有一个酷爱郁金香的荷兰人，培育最宝贵种类的杂交体时，比司汤达保养他的矛盾性和特殊性更细心周到。他把这种特异性保存在他称之为“贝尔主义”的独特精髓里，保存在使亨利·贝尔永葆亨利·贝尔本色的、只能称之为艺术的一种哲学里。为了使自己更坚定地与他人相隔离，他有意识地与他的时代相对立，像他的于连那样生活：“向全社会开战。”作为诗人，他鄙视美的形式，宣称资产阶级的法典是真正的诗艺；作为士兵，他讥讽战争；作为政治家，他挖苦历史；作为法国人，他嘲笑法国。他处处在他自己和别人之间挖壕沟，拉铁丝网，防备别人接近他。当然这样一来，他也就失去了任何飞黄腾达的机会，无论是当士兵还是当外交官或当文学家，他都一事无成，但这却使他变得更加自豪了：“我不是畜群里的牲口，我什么也不是。”不，只对这些粗俗的人而言什么也不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人而前始终什么也不是。他很幸福，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他去适应，不需要适应他们的阶级、他们的种族、他们的阶层和祖国，他热情地提出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的怪论，而不是在奴性十足的愚蠢公仆中间走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他宁可停步不前，站在局外，孑然一身，但始终保持着自由。对这种自由自在，对摆脱一切束缚和影响的自由行动，司汤达有独到的见解。如果他有时出于需要不得不接受一种职业，穿上一种制服，那么，他为了保住饭碗，去做他非做不可的事，但不为此多花半点精力和时间。如果他的表兄给他披上一件轻骑兵的外套，他绝不会觉得自己便是一名士兵；如果他写长篇小说，他也并不因此而就说自己是在从事专业的写作；如果他必须戴上外交官刺绣的金银丝带，那么，他就得在工作时间内把一个贝尔先生拴在写字台前，而这位贝尔先生跟真正的司汤达仅仅有共同的皮肤、滚圆的肚子和骨骼。但不论对艺术，还是对科学乃至对公务，他都没有献出他真正生命的一份。事实上，他的一个同事一生也没想到，他是跟法国最伟大的诗人在同一个连队里进行操练，在同一张写字台上处理公文。即使他的文学界有名望的同行（巴尔扎克除外），也只把他看作一个有趣的闲谈者，一个星期天偶尔骑马越过田间的退役军官。也许在他的同代人当中，只有叔本华像他的心理上的伟大兄弟司汤达一样生活和工作在一种类似封闭的精神孤立的状态中。
司汤达独特本质的最后一部分始终在于袖手旁观。从化学上探究这种稀奇的因素则是司汤达惟一实际的深入细致的活动。他从来都不否认这种内向型生活态度的自私自利，自我欣赏，相反，他还夸耀他的自私自利，并给它取了一个新的挑衅性的名字：自我中心。自我中心————这个词不是印刷错误，千万别跟它的平庸而粗健的混血兄弟利己主义相混淆。因为利己主义是想要把别人的一切东西都粗暴地据为己有，它有一双贪婪的手和一副嫉妒的扭曲的嘴脸。利己主义是猜忌的，心胸狭隘的，贪得无厌的，即使它具有某种精神动力，也不能使它摆脱那没有幻想的粗野感情。与此相反，司汤达的自我中心则不想从任何人那里掠取什么，他以高贵的傲气让那些夺取金钱的人去抓他们的钱，让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去抢他们的官职，让那些追逐名利的人去夺他们的勋章和绶带，让文学家去做他们获取荣誉的美梦————但愿他们因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而安享幸福！从上面轻蔑地向他们微笑，看他们怎样围着猫金[1]伸长脖子，低三下四地弓腰屈背，身上挂满各种头衔，塞足各种身份，看他们怎样拉帮结派，误以为可以统治世界————很好！很好！他对他们付以嘲讽的笑，没有嫉妒，也没有贪欲：让他们装满衣袋，把肚皮填饱吧！司汤达的自我中心只是热情的防守，它不迈进任何人的管辖区，但它也不让任何人跨进自己的门槛，它只希图在亨利·贝尔这个人的内部创造一个完全孤立的空间，一个小暖房，有个性的热带稀有植物能在里边不受阻碍地生长。因为司汤达只想从自身为自己一个人培育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欢乐。一本书，一件事，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他人，在他都无所谓，都不重要。一件事对现代、对历史或对千秋万代能产生怎样的影响，他都不予理睬。他喜欢的，他就说好；他眼下视为重要的，他就说是正确的；他所蔑视的，他就说是可鄙的。即使他因为有这种看法而陷入完全孤立，他也不会感到不安，相反，孤立能满足并加强他的自尊自信。“别人跟我有什么相干？”于连的这句座右铭在美学方面正好符合这位真正的、成熟的自我中心主义者。
“但是，”这里也许有人轻率地提出异议，“这一切都是绝对不言而喻的，有什么必要使用自我中心这个夸张的词语呢？一个人认为美的东西便称之为美，一个人只按照个人的感觉安排生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诚然，人们可以这样想，但仔细看来，有谁能做到完全独立地感觉，完全独立地思考呢？在那些仿佛凭借个人的判断形成对一本书、一幅画、一件事的看法的人当中，有谁敢于坚持不懈地反对整个时代，反对整个世界？我们承认，时代的空气就藏在我们的肺腑里，我们的心房里，我们的判断和观点在无数同时代的判断和观点中磨砺，不知不觉地磨掉了棱角，众人看法的诸多联想像无线电波一样通过这种氛围振动，这时，我们就会在无意中受到超出我们想像的影响。人的自然的反射绝不是坚持己见，而是个人观点对时代观点的适应，是向多数人感觉的投降。如果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不是软弱地顺应人类，如果他们千百万人不是出于本能或惰性放弃私人的、个人的观点，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早就停止运转了。这就每每需要完全特殊的力量，需要一种高度的反叛勇气————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多么少啊！————才能顶住来自千百万人的精神压力而坚持自己的孤立见解。一个人的身上凝结了非常稀有的、经过考验的力量，他才能具有特殊的品格：对世界准确无误的认识，精神上高度敏锐的感觉，对各类人不可调和的鄙视，大胆的无视道德的果决，特别是勇气，三倍的勇气，毫不动摇地坚持个人信念的勇气。
司汤达这个最彻底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是有这种勇气的。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更好地观察这个人：他是多么勇敢地猛烈攻击他的时代，一个人反对所有的人，他是怎样不用盔甲而只靠个人锋芒毕露的高傲或闪烁不定的佯攻或直截了当的攻击斗争了半个世纪，他受了伤，从许多看不见的伤口往外流血，但一直到最后一刻，也丝毫没有放弃他的特性和成见。敌对是他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独立自主是他的快乐。我们可以从上百个例子里看出，这位坚定不移的反对派是多么无畏多么义无反顾地对抗普通的观点，他是多么勇敢地向它们挑战。在一个所有的人都热衷于谈论战斗的时代里，正如他所说的，在法兰西都认为“英雄主义这个概念必然与军乐队的指挥密切相联”的时代里，他把滑铁卢战役描写成乌合之众的一场混战；他毫无顾忌地承认，在远征俄罗斯期间（历史学家把这次战役颂为世界历史的伟大史诗），他本人感到无聊之极。他不羞于承认，在他看来，到意大利去跟他的情人再见一面，比关怀他祖国的命运更重要，欣赏莫扎特的咏叹调比关心政治危机更有趣。“他不在乎被征服，”法国被外国军队占领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早已是名誉上的欧洲人和世界主义者了，他一分钟也没关心过战争命运的急转直下，他不关心时兴的观点，“可笑而又愚蠢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他只关心他的精神本性的保存和实现。他在世界历史的可怕的崩落期间，如此自负而温柔地强调他的这种个性，以致人们在阅读他的日记的时候不时怀疑他是否真的目睹过所有那些重要史实。不过，就某种意义而言，司汤达根本就不在场，虽然骑马通过了战区或坐在机关里，但他只干他自己的事，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因为自己参加了行动而有义务从精神上参与那些不使他心动的事件。正如歌德在他的编年史里提及的年代只记录了他阅读过的译自中文的作品，司汤达也只在他的时代震惊世界的时刻里记下了他私人的大事：他的时代的历史和他本人的历史仿佛有不同的字母和词汇。因此，司汤达便成了他所处的世界的一个不可靠的目击者，同时又是他的个人世界的杰出的见证人。对于他这个完美无缺的、值得称赞的、无与伦比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来说，一切事件只能还原为司汤达——贝尔个人从世界发展进程体验到的内心冲动。恐怕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像司汤达这样为他的这个“我”更顽强、更果敢、更狂热地生活过，把这个“我”更巧妙地发展成“独特的我”，成为这个英雄的自我和坚信不疑的自我主义者。
不过，正是由于有这种竭尽全力的与世隔绝，这种小心谨慎地拔出软塞并密封地塞紧，司汤达的精华才毫不掺假、毫不减少地、连同其本性的芳香留给了我们。他并没有染上时代的色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是在心理上完全不同的稀有敏感类型的永恒的个人。事实上，在他所生活的法兰西的这个世纪里，没有一部作品在形式上如此生气勃勃，保持着如此新颖和如此完好的精神。因为他让时代远离他，所以他的作品是不受时代限制的；因为他只过最内在的生活，所以他的影响充满活力。一个人越是跟着他的时代随波逐流，他就越会随着时代一起死亡。一个人越是在自己身上保留真正的本性，就越能凭借其本性流芳百世。
* * *
[1]即黄色云母。
艺术家
老实说，我不敢说我自己能读书。我往往更喜欢写作。这就是全部。
司汤达致巴尔扎克的信
司汤达这个不遗余力保存自我本性的人，没有完全献身于任何事情，没有投靠任何人，没有献身于任何职业，也没有献身于任何职务。如果他写作，无论是创作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还是撰写心理学著作，他都把自己融入书中。这种激情也只是为了满足他的个人乐趣。他在自己的悼文里说“凡是他不喜欢的事他从来不做”，把这颂为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司汤达只在艺术这一行使他振奋的时候才是艺术家，只有艺术服务于他的最终目的，使他愉快，满足他的自我欢乐时，他才服务于艺术。他的遗嘱执行人简直是一意孤行，是他故意歪曲司汤达的最后意愿，把这种文学上的过高评价刻在了石碑上。“爱过，写过，活过。”他把这句话刻在大理石上，而遗嘱明确规定的则是另一种顺序：“活过，写过，爱过。”因为这个忠于自我选择的司汤达，希望凭借这个顺序让人们在他死后知道，他是把生活放在写作前头的。他认为享受比创作重要，所有的写作只不过是他的自我发展的一种有趣的补充，一副对付烦闷的强身剂。如果人们认识不到，在这个充满激情的生活享乐者的眼里，文学只不过是他性格的一种偶然的而非决定性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对他很不了解。
当然，作为年轻人，初到巴黎这个理想的坟墓时，他也想过要成为诗人，自然是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不过有哪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不这样雄心勃勃呢？当时他用心写了几篇哲学论文，还用诗体写了一部未完成的喜剧；在后来的四十年当中他完全忘记了文学，他不是坐在马背上就是坐在写字台前，或在大马路上闲逛，或抑郁地徒劳无益地向意中的女人献殷勤，关心绘画和音乐远远超过关心写作。一八一四年，在经济拮据时刻，更加令人不快的是他甚至不得不卖掉他的马，这时他急急忙忙用一个陌生的名字出了一本书：《海顿的生平》，说得准确些，他是厚颜无耻地剽窃了该书的意大利作者即那位可怜的卡帕尼的原文。卡帕尼后来竟面对这位不知名的邦贝先生大呼救命，因为他惊讶地看到他的书被这个邦贝先生洗劫一空。随后，司汤达又东拼西凑地写了一本《意大利绘画史》，同样是摘自别人的书，往里边塞了一点名人轶事。他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书能给他带来点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这里能找到乐趣，他让手中的笔疾书不止，以各式各样的假名字戏弄世人，今天他称自己是艺术历史学家，明天则充当国民经济学家（《一个针对工业家的阴谋》），后天又变成了文艺美学家（《拉辛和莎士比亚》）或心理学家（《论爱情》）。在偶然做了这些尝试之后不久，他认识到，写东西并没那么难。如果一个人聪慧，能很快把心中所想形成语言，那么在写作和交谈之间就不会有很大的区别，而说话和口授笔录之间的差别就更小了（用什么形式，司汤达都觉得无所谓，他写书或者是用铅笔乱涂一气，或者口授，让人用手指轻松地打出来都一样）。他认为文学只不过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要知道，他从来都不觉得有必要把他的真名亨利·贝尔写到他的著作上，这充分证明了他对一切功名的冷淡。
四十岁他才更经常地坐下来工作。为什么？是因为他已经变得更看重功名，更充满激情，更热爱艺术了吗？不，根本不是，只是因为他变得更肥胖了，因为他————可惜！————更不能得到女人的青睐，重要的是钱更少了，而时间却充裕得填不满了。一句话，因为他需要找到代替的东西，“为了消愁解闷”，以免在烦闷中度日如年。正如用假发代替以前厚密蓬松的头发，现在对司汤达来说是用写长篇小说代替生活，他用各种各样虚拟的梦想补偿现实奇遇的减少；最后，他甚至认为写作是很有趣的事，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比沙龙里一切平庸的雄辩家更令人愉快更精神饱满的谈话对象。是的，假如一个人不像那些巴黎的文人墨客那样采取不太认真的态度，不像他们那样用汗水和功名弄脏自己的手指，写长篇小说真是无愧于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清白而高尚的乐事，一种完全无拘无束的精神消遣。这个日渐衰老的人在这种消遣中越来越多地找到诱人的美。这种事干起来倒也不很吃力，没有草稿，而是通过口授让报酬微薄的书记员笔录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只需三个月时间，确实无需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此外他可以嘲笑敌人，讥讽世人的粗俗，以寻开心。他可以戴上假面具，不暴露自己，把最温情的灵魂的冲动推给年轻人，以此表达自我忏悔之心。他可以表现得激情满怀而不丢面子，作为老年人像孩子似的充满幻想而不害羞。这样，司汤达的创作就变成了一种享受，逐渐变成这位善于享受者个人的隐秘的自我陶醉。但司汤达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甚至进入文学史。他坦率地向巴尔扎克承认：“我过去总爱讲我喜欢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运用艺术手法来写小说。”他不考虑形式、批评、读者、报纸和千古流芳。他作为一个完善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写作中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乐趣。最后，很晚很晚了，在五十岁的时候，他才有了一个奇特的发现：人们甚至能够靠写书赚钱。他感到更愉快了，因为亨利·贝尔的最高理想一直是孤寂和独立。
但是，书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读者的胃不习惯这种枯燥的、不抹黄油不加香料的食物，于是他便不得不为自己的人物形象想出一群读者，那是未来的什么时候，在另一个世纪里的一群精英，“一些幸运者，”一八九〇年或一九〇〇年的一代人。但同时代人的冷淡对司汤达的伤害并不严重，最后，那些书甚至只是写给他自己的书信。“别人跟我有什么相干？”司汤达只为自己写作。这位衰老的享乐主义者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最后的、可心的乐趣：在上面阁楼里就着木桌上的两支烛光写作或口授，而这种跟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思想的完全的自我谈话在他生命终结前变得比所有的女人和欢乐都更重要，比富瓦咖啡馆，比在沙龙里的讨论，甚至比音乐都更重要了。孤独中的享受，享受中的孤独，他的这种头一个和最早的一个原始理想，终于被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在艺术中发现了。
不过，这是一个迟来的欢乐，一个已被断念遮蔽的阴沉的欢乐，因为司汤达的创作开始得太晚了，以致不能使他的生命得到创造性的发展，他的创作是在用音乐伴送和实现他缓慢的死。司汤达四十三岁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与黑》（早年的《阿尔芒斯》略而不计），五十岁写《吕西安·娄凡》，五十四岁写第三部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三部长篇小说耗尽了他的文学才华，从主题来看，三部长篇小说只是一个主题，是同一个原始的基本生活经历的三个变种，即亨利·贝尔青年时代的精神历史。这个日渐衰老的人不让它在自己心中泯灭，而是想一再地更新它。所有三部作品都可以冠以他的后辈人和蔑视者福楼拜的标题：《情感教育》。
因为这三个青年人，受虐待的农民的儿子于连，娇生惯养的法布里斯侯爵和银行家的儿子吕西安·娄凡，以同样炽热的不受限制的观念走进一个感情日渐冷漠的世纪。他们都是拿破仑的热情拥护者，都是英雄业绩、伟大事业、自由的向往者；他们都是首先从充沛的感情出发寻找一种比现实生活所允许的更高、更明智、更轻松的形式。他们三个人都对女人充满隐忍的激情，都有一颗迷乱的童贞的心。他们三个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一个人即使在一个冷冰冰的、与人敌对的世界里也必定隐藏着一颗热烈的心并抛弃他的寻欢作乐的情愫，所以他们才猛然醒悟过来。他们怀着纯洁的心所作的初次尝试都因遇到“他人的”（即司汤达的永久敌人的）心胸狭隘和市民恐惧而彻底失败。他们渐渐都学会了对手的阴险狡诈，耍小权术，诡秘地打小算盘，他们变精了，变得虚假、世故和冷冰冰的了。更讨厌的是，他们变得像年老的司汤达一样聪明、机智和自私，他们成了杰出的外交家、商业天才和高级主教。一句话，他们向现实妥协了，只要他们从自己真正的灵魂王国，从青年时代和纯洁观念的王国产生一种被摒弃的痛苦的感觉，他们就会适应现实。
为了这三个青年，或说得确切些，为了曾悄悄地活在他心中、后来下落不明的那个年轻人，为了“他二十岁的生活”，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再一次热情地体验那个二十岁的人，这个五十岁的亨利·贝尔写了这些长篇小说。作为一个博学、冷静而失望的英才，他通过他们叙述了他内心的青年时代；作为通晓艺术的头脑清醒的理智主义者，他开创了不朽的早期浪漫主义的先河。于是，这些长篇小说便把他本性的原始矛盾奇妙地统一起来；在这里，也把老年时期的清醒与青年时代的迷惘描述出来。司汤达一生中在精神与感情之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斗争，在这三次令人难忘的战役中胜利地解决了，每一次战役都像马伦哥、滑铁卢和奥斯特里茨战役一样长久留在人类的记忆里。
这三个青年，虽然命运不同，阶层和性格各异，但在感情上却是兄弟，他们的创造者促使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他本性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同样，他们的三个对立角色也是一个人，莫斯卡伯爵，银行家娄凡和德·拉·莫勒侯爵，又都是贝尔，但在这个完全精神化的理想主义者身上，在这位后来变明智了的老年人的身上，所有的理想主义观念都被理智的灵光渐渐烧尽和消灭。这三个对立角色象征性地指出，生活把这个青年最终造成了什么样的人，他怎样“体验了一切欢乐，然后感到厌倦了，渐渐变得清醒了”（《亨利·贝尔谈他的个人生活》）。
英雄主义的狂热消亡了，老谋深算的伎俩代替了美妙的陶醉，一种冷静的消遣代替了火热的激情。他们统治着世界，莫斯卡伯爵统治着一个侯国，银行家娄凡控制着交易所，德·拉·莫勒侯爵控制着外交界。但他们都不喜欢由他们任意操纵跳舞的木偶，他们看不起这些木偶，正因为他们太了解身边这些人的卑劣。他们对美色和英雄业绩还是有同感的，但也只是有同感而已，他们都把履行自己的义务换成了一事无成、永远耽于幻想的青年时代的朦胧而不切实际的梦想。正如那位冷静聪明的国务大臣安托尼俄对待年轻热情的诗人塔索一样，那些表现生活的散文作家也是又乐于帮助又心怀敌意、又瞧不起又暗含妒意地面对这个年轻的对手，像精神面对感情，清醒面对梦境。
司汤达的世界就是在这种男人命运的永恒的两极之间，即在孩童般对美色的朦胧的渴慕和对现实权势力量坚定自信而又嘲讽冷静的追求之间周旋。女人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些青年人，这些羞怯而热情似火的追求者，她们穿着窸窣作声的美丽的衣裙，婉然拒绝他们强烈的渴念，她们用柔美的轻声细语平息他们得不到满足的愤怒。司汤达的这些温柔的、即使充满激情也不失高尚的女人，德·雷纳尔夫人，德·夏斯特莱夫人，桑塞维利纳女公爵，人人都怀着一颗纯真激动的心。不过即使是虔诚的献身，也不能为她们的情人保持灵魂的处女似的纯洁，因为这些年轻人每向生活迈进一步，就在人的卑劣性泥潭里深陷一寸。这些大智大勇的女人具有高尚的品质，她们能使人的心胸宽广，她们与龌龊的现实和低劣的实用主义世道是相对立，她们有别于蛇一样狡猾的渺小的阴谋家和钻营者————一句话，就是有别于司汤达以蔑视和愤怒的态度所面对的那些平庸者。司汤达以青年时代浪漫主义的眼光美化这些女人，作为一个年老的人依然蹚进爱的旋涡，这时，他便以郁积心头的全部愤怒把那伙卑劣的强盗推上了断头台。他以愤怒的态度和不洁的言词塑造了那些法官，检察官，部长，仪仗队军官，沙龙里的饶舌者和背后讲人坏话的卑鄙小人，每个人都像粪土一样黏滞和松软，但改变不了的厄运使所有这些无足轻重的人成群结队地膨胀，数量多得惊人，像通常在人世间一样，他们总能成功地闷死崇高的人。于是，在他的史诗风格的作品里，不可救药的梦想家的痛苦忧伤便与失望者匕首般犀利的讥讽交替出现。司汤达在他的长篇小说里怀着憎恶的心理描写真实的世界，不亚于他怀着火热的激情描写虚构的理想世界，他是两个领域里的艺术大师，在精神方面和感情方面都十分熟悉，能够驾轻就熟。
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司汤达的这些长篇小说具有特殊的魅力和地位，因为它们都是晚期作品，感情是青年人的，思想却是深邃的。只有间距才能创造性地阐释每种激情的意义和美。————“受感动者本人在被感动的那一刹那并不知道自己感情的细微差别。”他也许会以抒情诗和赞歌的形式任意颂扬他的狂喜，却绝不会解释它，不会以叙事的形式说明它。真实的、叙事的分析永远要求洞察秋毫，心绪安宁，头脑清醒，要求有一种超越激情的立足点。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就极具这种内涵和外延；在这些作品里，艺术家恰恰是在男人生涯浮沉之间的界限上意识清醒地描述了这种感情；他又一次心情激动地感受到他的激情，但他已经理解它并能从内心里抒写它，从外部约束它。仅只这一点就说明司汤达的这些长篇小说里存在着观察他的新生激情内幕的动力和强烈的渴望————外部发生的事情恰好相反，艺术家并不重视小说手法方面的东西，他只以相当即兴的方式草率从事（他自己承认，在一章结束时还不知道下面的情节该怎样安排）。他的作品只从内心的波涛起伏上看具有艺术魅力和动人心弦的特点。他的作品之所以是最好的，是因为人们觉察到他们在内心里也有同感，最不可比拟的是因为司汤达自己的羞怯和隐蔽的灵魂涌入了他心爱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中，他让他的人物为他自己的双重性格而受到痛苦的折磨。在《巴马修道院》里关于滑铁卢战役的描写是他青年时期旅居意大利全部生活的精湛的缩写：像他本人奔向意大利一样，他的于连奔向拿破仑，想在战场上建立功勋，但现实却不断地夺走他关于意大利的想像。他经历的不是地动山摇人喊马嘶的骑兵进攻，而是现代战争丧失理智的混乱，他找到的不是大军，而是一群骂骂咧咧、玩世不恭的雇佣兵，不是英雄而是人，是跟穿着五颜六色或普通服装没有什么两样的平庸的人。这种清醒的时刻只能出现在他这个大师的笔下。在我们这个凡人的世界里灵魂的狂喜一再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还没有一个艺术家把这种心态描述得如此尽善尽美，他才会成为超出自己的艺术理念的艺术家：“谁没有激情，谁就没有精神。”
但是奇怪的是，司汤达这位长篇小说作家竟不惜任何代价隐藏他的这个感同身受的秘密。他羞于让一个偶然的、最终冷嘲热讽的读者猜到在虚构的于连、吕西安和法布里斯身上赤裸裸地暴露了多少他灵魂中的秘密。因此，司汤达在他的这些叙事作品中故意装出不动声色的冷冰冰的态度，他故意使他的文笔冷气逼人：“我尽力使人感到枯燥乏味。”宁可显得坚强也不显得感伤，宁可没有艺术性也不慷慨激昂，宁可要逻辑也不要抒情！于是他便把这期间反复说过的话令人作呕地传播于世，他每天早上工作之前都读民法，以便习惯于这种枯燥的务实的文风。但司汤达绝不认为枯燥是他的理想。事实上，他仅仅是凭借他的“过分理智的爱情”，凭借他的清醒的热情寻找那种在描写的背后显得雾蒙蒙的难以察觉的文风：“写作风格应该像清漆一样透明：它不应该改变事物的本色，不应该改变反映这一风格的事实和思想。”这句话不应该借助巧妙的声乐花腔，借助意大利歌剧的“装饰音”抒发出来，相反，它应该消失在具体东西的背后，它应该像一位绅士剪裁合体的西服那样不引人注意，只准确清楚地表达心灵的活动。因为司汤达的主要着眼点是明确，他的高卢人的清醒的知觉使他憎恨任何模糊不清、遮遮掩掩和臃肿累赘，尤其憎恨卢梭带进法国文学的那种自我享乐者的感伤情绪。即使在最混乱的感情里他也要求清晰和真实，直至罩在内心阴影中的迷宫都清晰可见。“写作”对他来说便是“解剖”，也就是把混合的感情分解成几部分，各部分可以按照度数测知热情，可以像临床观察疾病那样观察激情。只有清楚地测出自己感情深度的人才能真正以男子汉的气概欣赏自己的深奥感情。只有观察到自己的混乱感情的人，才能认识自己感情的优异之处。因此他愿意遵守古老波斯的美德，用这种道德精神认真思考，看他的这颗在幻想中自我陶醉的狂喜的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就精神而言，他是受精神驱使的最幸福的奴仆；就逻辑而言，他同时又是他的激情的主人。
认识自己的内心，通过理解增加激情的奥秘，同时对激情加以研究————这就是司汤达的公式。他的精神上的儿子们，他的那几个主人公，都有跟他完全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们也都不愿意被盲目的感情欺骗；对自己的感情他们要检查、监视、研究和分析，他们不仅想要感觉他们的感情，而且还要理解他们的感情。他们经常心怀猜疑地检验他们的情感是真是假，在这种情感后面是否还隐藏着另一种更深的感情。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就总要在这中间中止内心的这检验飞轮的运转，查一查它的统计结果。他们不断地扪心自问：“我爱上她了吗？我还爱她吗？在这种情感下我感觉到了什么？为什么我没有什么感觉？我的倾慕是真实的还是被迫的？是我自己追她，还是我在逢场作戏？”他们不断地把手放在激烈跳动的脉搏上，只要他们在激动时体温曲线停顿一个节拍，他们立刻就会觉察到。即使在事件的发展犹如湍湍急流一往直前时，永远出现的“他想”，“他自言自语”等等就会使叙述的急不可耐的进程中断。他们像物理学家或生理学家一样试图对每一次肌肉的推拉和每一次神经的撕扯从知识上加以评注。在这里我以《红与黑》里那个著名的爱情一幕的描写为例来说明，司汤达让他的人物形象在一个少女献身于他的激情似火的时刻表现得多么理智，多么机警清醒。于连竟然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夜里一点钟用一个立在母亲房间开着的窗户旁边的梯子爬进德·拉·莫尔小姐的房间里去————这本是一颗浪漫的心想得出来的、受激情支配的举动；但在他们热烈地相亲相爱时，二人都立刻变得理智起来。“于连很尴尬，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行动，他压根儿就没感到这是爱情。他在窘迫中认为必须大胆些，于是他便试图拥抱她。‘别碰我。’她说，伸手把他推开。对这样的拒绝他倒很满意，他赶快扫视了一下四周。”司汤达的主人公在冒险的艳遇中头脑还这么冷静，神志还这么清醒。现在请看这一幕的继续发展，看看经过心情激动时的各种思考，这个骄傲的少女最后怎样投入她父亲的这个秘书的怀抱。“玛蒂尔德对他以‘你’相称是费了很大气力的。因为这个‘你’说出来没有一点温柔的情调，于连听了一点也不高兴；他惊奇地发现，他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为了体味这种幸福，他最终只好求助于思考：他看到自己受到一个少女的宠爱，不过她平时从不不无保留地称赞人。多亏这么一思考他才为自己缔造了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幸福。”多亏有“这么一次思考”，也就是多亏有“这么一种发现”，这个满脑子情欲的人才在完全没有温情没有热情的情况下诱奸了这个浪漫的情人。她反而一字一句地直截了当地自言自语道：“我必须跟他谈一谈，一定要谈，一个人应该跟自己的情人谈一谈。”难道说一个女人在这种心境中就得到解脱了吗？难道我们在这里必须用莎士比亚的话来问一句吗？在司汤达之前有哪一个作家敢于让人在被诱骗的时刻如此冷静地受到检验和考虑一己的私利？再说，这些人就像司汤达笔下的所有人物一样根本不是像鱼一样冷淡的性格？但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近了他的心理描写艺术的核心技巧，这种技巧本身就把热情分在不同的温度中，把感情分在不同的刺激范围内。司汤达从来不曾整体地观察激情，他永远都是观察激情的局部，他是用放大镜甚至用快速摄影机追寻激情的结晶。凡是在现实的领域里作为惟一的冲击和搐动的运动，都被他天才的分析精神精细地分成许多时间小段，他人为地在我们面前放慢心理活动的速度，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它。司汤达长篇小说的情节只发生在心理的时间内，而不是尘世的时间内（这是它的创新之处！）。由于有司汤达的创作，叙事艺术第一次（而且预见到一种发展地）转向揭示无意识的官能行为。《红与黑》开创了“实验小说”的先河。这种试验后来使心理科学与文学创造彻底结为兄弟。司汤达长篇小说里的一些段落事实上总使人想起实验室的客观或教室的冷静。尽管如此，司汤达炽烈的写作热情仍然与巴尔扎克一样充满创造精神，不同的是，司汤达更注重逻辑，更狂热地追求明确，更有决心揭示心灵世界。刻画世界对他来说只是通向把握灵魂的间接途径，在整个壮观的宇宙里他的热烈的好奇心总是紧紧盯着人类，而在人类中却又总是盯着那个他无法理解的独特的人，那个人的缩影是司汤达。要探究这个人，他才成了诗人，成了只是为了刻画他这个人的创造者。虽然司汤达由于天资聪慧成了一位最完美的艺术家，但他本人却从来没有献身于艺术；他只是把艺术当作最精密最有灵气的工具来利用，目的是测知灵魂的振动，把这种振动转化为音乐。艺术从来都不是他的目标，艺术永远只是达到他惟一的永恒目标的途径。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乐趣。
令人愉快的心理学
我真正的激情是认识和感受的激情。它们永远都得不到满足。
在一次社会聚会上，有一个很老实的市民走到司汤达身边，彬彬有礼地问这位陌生先生的职业。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掠过亨利·贝尔这个玩世不恭者的嘴角，两只小眼睛闪着狂妄自大的光，他故作谦逊地回答道：“我是人类心灵的观察者。”当然，这是一种嘲弄，出于喜爱虚张声势，他朝着一个大惑不解的资产阶级眨着眼睛，但在这种貌似戏弄人的游戏中却搀杂着相当一部分的坦率，因为事实上，司汤达一生中有目的地从事过观察心灵的活动。
司汤达是具有心理学家神秘爱好的人，这种人为数不多，他们沉湎在“令人愉快的心理学”之中，几乎是罪恶地沉湎在精神类型人的享乐者的激情里；但他以高尚的态度陶醉于探索心灵的奥秘是多么意味深长啊，他的心理学的艺术运用得多么轻松自如，多么扣人心弦啊！在这里，好奇心从敏感的神经，从耳聪目明的感官把它们的触角伸到前面来，怀着微妙的贪欲从有生命的东西里吮吸甜蜜的精神的精华。这种灵活的才智无需抓住手边的任何东西，他从来都不用暴力手段把奇特的现象挤压在一起，折断它们的骨头，以便使它们适合死板的普洛克儒斯忒斯的床。司汤达的分析使人感到有一种突然发现的惊异和愉快，一种偶然相遇的新鲜和欣喜。他的那种男人的、贵族的贪得无厌过于骄傲，不可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去追求知识，也不可能用一连串论据把它置于死地。他憎恨过分咀嚼事实并像哈鲁斯佩克斯那样在事实的内脏里翻寻这种叫人大倒胃口的手艺：他的敏锐的感觉，他的手指尖对美学价值的感觉，从来都不需要野蛮贪婪的抓握。各种东西的芳香，它们的本质飘浮着的气息，它们像乙醚那样轻的精神影响，向这位品尝的天才泄露出它们内在本质的全部意义和秘密，他从微小的刺激认识到一种感情，从轶事中了解历史，从格言中辨别一个人。只要有转瞬即逝的、几乎抓不住的细节，只要有“缩短的”、梅花草那么大的感觉，对他说来就足够了。他知道，正是这些对“细小的事实真相”的观察，在心理学里具有决定的意义。他的银行家吕西安·娄凡说：“细节中存在着独创和真实。”而司汤达本人则自豪地把这赞为一个时代的方法，“这个时代是喜欢细节的，而且完全有理由喜欢细节”，它已经预示着下一个世纪，这个未来的世纪不再凭借空泛、艰深和漏洞多的假设来推动心理学的研究，而是要从细胞和芽孢杆菌的分子情况来研究身体，从过细的观察，从振动和神经的震颤来计算出心理活动的强度。当康德的门徒谢林和黑格尔等人在他们的讲坛上还变戏法似的把整个宇宙都变到他们教授帽子的下面时，这个孤独的人已经知道了，哲学家称霸的高尖塔的无畏舰队的时代彻底结束了，现在只有悄悄接近的潜水艇施放的细心观察的鱼雷控制着精神的海洋。但他是多么孤单地在片面的专家和怪癖的诗人中间从事这种机智的猜谜艺术啊！他是怎样的孑然一身，他是怎样走在当时那些片面的权威心理研究家的前面，他是怎样由于背上没有被学识束紧的假设而跑在他们前面。他说：“我既不指责，也不赞同，我是在观察。”他把知识当作游戏，当作运动，他追求知识仅仅是为了自得其乐！正如他精神上的弟兄诺瓦利斯，诺瓦利斯像他一样通过诗人的感觉走在一切哲学的前面，他只爱知识的“花粉”，这些偶然吹来的，但包含着生物内部最核心意义的花粉内部却是假想中的盘根错节的广阔体系。司汤达的观察总是局限在细小的、只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变化，局限在感觉初次结晶的那短暂的一刹那。只有到那时他才会感觉到从肉体到灵魂都接近生活的那种内在联系的时刻，那些经院哲学家傲慢地把这种时刻叫做世界之谜，他正是从最小的感知预测到最大的感知。所以，他的心理学初看只不过是思想的金银丝编织品，是一种雕虫小技，一种有敏感性的游戏，但他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和正确的）信念：认为最细小精确的感知比任何理论都能赋予感情世界更重要的认识。“人心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容易被感知。”心灵的科学除了这些偶然中断的感知以外没有其他任何通向黑暗的安全通道。“只有感觉才有可靠的真实性”，因此，“一生中注意观察五六种思想”也就足够了。从中可以————不是强制地而是符合个人意愿地————形成规律，这是一种精神的法则，理解这种法则或哪怕只意识到这种法则，便体现出每种真正心理学的兴趣和热情。
这样一些小的大有益处的观察，司汤达进行过无数次，难得的罕见的发现也不在少数。从此便使每一次艺术家的心理说明变得十分肯定，甚至完全彻底。但司汤达本人却从未利用过他的这些发现，他只是把这些在脑海里闪现的思想漫不经心地写在纸上，但不加整理，更不使它系统化。在他的书信、日记和长篇小说里人们可以发现这些散在的繁殖力很强的种子，一任将来在偶然中被人发现。概括说来，他的全部心理学的成果是由一二百个警句和长篇小说段落组成的，他很少下功夫把几个部分组合在一起，从来都没有对它们做一次真正的整理，使之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就连那篇论述激情的专题文章，即那篇论述爱情的文章，也只不过是传奇、警句和轶事的一个大杂烩。他十分谨慎，并不把这篇研究文字称为《爱情》，而叫作《论爱情》，我们最好还是译成《关于爱情的一些研究》。他至多勾勒出了几个结构松散的基本区别，把爱情分为“激情的爱情”、“肉体的爱情”和“情趣的爱情”，或者他草草地写出了一种爱情的产生和消亡的理论，但实际上只是用铅笔来写的（事实上他写书也是使用铅笔）。他的目光只局限在暗示、猜测、不负责任的假设，这一切都贯穿在他闲谈时讲到的一些逸事趣闻里。因为司汤达绝不想成为深邃的思想家、彻底的思想家、服务他人的思想家，他从来都没有下苦功夫去继续深入探究偶然碰到的东西。这个心灵欧洲的懒散的“旅行者”，宽宏大量、满不在乎地把具体安排、扩大和充实故事的辛勤踏实工作留给那精神领域的赶车人和粘贴者。事实上，整个一代法兰西人已经对他顺便提到开头的大多数主题做了诠释。从他的关于爱情结晶的著名理论中产生了十几部心理分析的长篇小说（他的爱情结晶论是把感情觉醒跟一个在矿山盐水中浸泡很长时间后突然在一刹那间生出看得见的结晶的“萨尔茨堡的树枝”相比）。从他的一段仓促潦草写就的关于种族和环境对艺术家影响的评注中泰纳[1]引出了一个对奠定他的哲学的基础十分重要的假说。但司汤达这个不工作的人和即兴作者从来都是把他的心理学写在断简残篇和格言中。他的法国祖先在这方面的门徒帕斯卡尔、尚福尔、拉罗什福科和沃维纳克，他们和司汤达一样，出于对一切真理发展的敬重，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压缩成一种坚实而持久不变的真理。他只是零散地抛出自己的见解，根本不关心它们是否能够被人接受，不关心它们今天已被认作真理，还是一百年后才被承认为真理。他不关心它们是某人先于他写出来的，还是别人将在他之后把它们写出来：他像呼吸、说话和写作那样毫不费力地自然而然地进行思考和观察。寻找同道者从来都不是这位自由思想家所操心的事。观察，更深刻地观察，思考，更透彻地思考，才是他最大的幸福。
像尼采一样，他不仅敢于想，而且有时会像着了魔似的毫无顾忌地想。他坚强而果敢，甚至把真理置于手掌上把玩，爱知识犹如怀着一种肉欲的喜悦。这个人充满生活情趣，像冒着泡沫的香槟酒，酒珠欲滴，晶莹透明！他的警句永远只是他内心财富偶然超出酒杯的边缘喷洒出来的零散的水滴。司汤达原来的精神财富兼有冷静和火热的两面，始终保存在他的内心中，犹如保存在透明的高脚杯里，只有死才能把这个杯子打碎。但是这些泼洒出来的水滴却具有极大的振奋精神的麻醉作用。它们像名牌香槟酒一样加速心脏的跳动，使忧郁的感情焕然一新。他的心理学不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大脑里的几何学，而是一种生活浓缩了的精华。这使他的真实变得如此逼真，使他的观点变得如此具有远见卓识，使他的知识如此广泛运用，而这一切既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又是持久不变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勤于思索像一个信心十足的人无忧无虑地敢于思索，能充分地理解这种活生生的东西。思想和理论，就像《荷马史诗》中冥府的阴影一样，永远只是松散的模型，没有形体的镜中影像；当它们吮足了人的血液时，它们才会有声音有形体，才能够与人来交谈。
* * *
[1]依波利特·泰纳（1828——1893），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
自我描述
我从前是什么？我现在是什么？我很难说清。
只有司汤达本人才有这样令人惊异的描写自己的匠人之笔，这是任何别的大师都办不到的。“要了解人，只要研究自己；要了解众人，却要接触他们。”他说，并立即添加了一句，说他只是从书本上了解人，他的所有学业都是通过自学完成的。司汤达的心理观察总是从自己出发。它的目的仅是返回自身。但这条个人道路周围却是人的整个精神世界。
童年时代司汤达就经过了观察自我的第一个学程。他热爱他的母亲，但母亲的早逝使他成为弃儿以后，他就看到周围充满着敌意和陌生的心理。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全部隐藏越来，不让别人看到他的内心，他很早就以各种伪装的方式学习说谎“这种奴隶的本领”。他躲在角落里，用不满和怨恨的目光窥视父亲、姑妈、老师、一切折磨和统治他人者。憎恨把他的目光磨砺得充满无限的愤怒。在进入社会实际生活之前，他就由于迫不得已的自卫，由于受人误解的精神压力，熟谙对人的心理分析。
这位如此冒着风险地接受预备教育的人，他的第二学程持续了很久，实际上持续了一生。这个学程就是爱情，女人成了他的高等学校。人们早就知道————他本人也不否认这个令人忧伤的事实，司汤达作为追求女人的人并不是英雄，不是征服者，只不过是一个爱装作唐璜的人。梅里美写道，司汤达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被爱，很遗憾，他几乎永远是不幸地被爱。“在爱情方面我几乎永远都是不幸的，”他不得不承认，“在拿破仑的军队里像他这样占有极少女人的军官寥寥无几。”他从他肩膀宽阔的父亲和本性温和的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种非常迫切的情欲：欲火旺盛，虽然司汤达总是急不可耐地检验每一种情欲表现，看她对他是否“忠诚”，但他一生始终都是相当悲哀的爱情骑士。在家里，在写字台旁，在远离危险的情况下，这个典型的享乐者在性欲战略方面总是出类拔萃的（远离了她，他总是很勇敢，什么都敢做）。他在日记里十分精确地写着他使自己眼下的女神完全堕落的时间（“我要在两天后得到她”）。不过刚刚来到她身边，这位自封的卡萨诺瓦立刻就变成了一个腼腆的中学生。第一次向女人进攻通常（他本人也承认）以男人在开始表示顺从的女人面前感到内心羞愧而告终。每当他必须主动献殷勤的时候，他就变得“又羞又窘”。每当他应该表现出温存体贴的时候，他就变得玩世不恭。在需要进攻的时候，他却优柔寡断。一句话，他由于左思右想和言谈拘谨而耽误和错过最佳时机。他由于窘迫，由于畏惧，显得多愁善感和“易于上当受骗”，为了避免这一切，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耽于幻想的人便“披上轻骑兵的外衣”，表现出十分粗暴无礼和哥萨克人般直率的样子，从而藏匿起他的温情。因此他在女人那里屡遭惨败，这是他一生中那种隐蔽的、最终被无意中透露出的绝望。司汤达一生中只盼望有明显的爱情上的胜利，他说：“对我来说，爱情始终是最大的事，更确切地说是惟一的大事。”对任何人，对任何哲学家、任何诗人，甚至包括对拿破仑，他都没有表现出像对他舅舅加尼翁或对他表兄马齐亚尔·达吕这样真心的敬佩，他的舅父和表兄没有使用过任何精神的或心理的手段就征服了无数女人的心，也许正因如此，司汤达才逐渐认识到，只要一个人真动感情，就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受到女人的青睐。“只要一个人像对待一场台球戏那样不在乎输赢，他就一定会博得女人的欢心。”最后他就是这样规劝自己，“我特别需要有色鬼的手段。”他对任何问题都不曾较长久较深入地思考过。恰恰由于他（以及我们和他一起）对性欲进行过神经过敏、猜疑心重的自我解剖，他才对他最细腻的感情脉络有了完整的认识。他自己说过，没有任何东西像恋爱的屡屡失败这样教会他进行心理分析，他追逐女人的失败次数也不算多，一共也就六七次吧；如果他能像别人那样有艳福，他也就不必这样坚持不懈地探测女人的灵魂，了解她们最精巧最温柔的意识流向了。他在女人那里学会了怎样考察自己的灵魂，正是在这里屡遭拒绝的感受把这个观察者训练成了一个娴熟的心理学家。
司汤达的这种系统的自我观察老早就发展成自我描述了，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极为奇妙的原因：司汤达的记忆力很坏，准确地说，他的记忆力非常任性，变幻莫测，总之他的记忆力很不可靠，所以他总是手不离笔。他从不间断地做记录，记在读物的书眉上，记在零散的纸张上，记在信上，特别是记在日记里。他害怕忘记重要的生活经历，中断他生活的连续性（即害怕中断他有计划地长久写作的这惟一一部艺术作品的连续性），他总是立刻把每一次感情的波动和每一个事件固定在书面文字上。他给居里亚尔伯爵夫人写了一封动人心弦、沾满泪痕的爱情书信，在信上他以一个记录员冷漠的客观态度记下他们的关系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日期，他记录了他是在几月几日几点钟终于征服安吉拉·皮特拉格鲁瓦的。人们通常都有这样的印象：他把笔拿在手里才开始思考。我们最终应该把那六七十卷以一切想得到的创作的、书信的、轶事的形式所做的自我描述归功于这种神经过敏的书写癖好（到今天为止发表的还不到一半）。不是一种爱虚荣好表露的自白愿望，而是担心名为“司汤达”的这种不可能再造的特殊物质从他那沙漏般的记忆中渗漏一点一滴的利己的恐惧心理，为我们如此完整地保存了司汤达的传记材料。
像对待他的所有其他特性一样，司汤达以具有先见之明的明确态度分析了他的记忆力的这种特殊性。首先他承认他的记忆能力是具有极端自我中心特点的。“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一点也记不住。”因此他很少记住心灵以外的东西，他记不住数字，记不住日期、事实和地点；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一切细节他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不记得他在什么时候见过某些女人和朋友（甚至包括拜伦和罗西尼）。不过，他从不否认这个缺点，他毫不犹豫地承认：“我只在那些触及我的感觉的东西里面探究真实。”只要他的感觉是准确的，他就敢保证事情是真实的。在一部作品中他坚决地表示“抗议”，说“我从来也不敢描写事物的真相，而是只描写它们留给我的印象”。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对司汤达来说，“事情本身”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当这些事情引起他心灵震荡时，这种绝对片面的感觉记忆才空前敏锐地发生作用。他也完全不记得他是否跟拿破仑说过话。他不知道，他是真的记得自己曾经越过圣伯纳大山口，还是只根据一幅铜版画记得这件事。同一个司汤达，只要内心深受感动，却对一个擦肩而过的女人的声音笑貌和婀娜多姿的体态记得一清二楚。无论在哪里，只要他没有感情，他的记忆就像静止的黑暗的云层一样模糊不清，静止的黑暗的雾层会储藏几十年以上————使人们往往弄不清他几十年的生活状况。更奇怪的是，在感情太强烈的时候，司汤达的记忆能力也会遭到破坏。他恰恰在他生活的最紧张时刻（在描述越过阿尔卑斯山口，描述巴黎之际，描述第一次爱情之夜时）上百次地重复这个论断：“我再也想不起那件事了，因为感受太强烈了。”在这个狭隘的有局限的感情领域以外，司汤达的记忆（也包括他的艺术家的气质）从来都不是很完善的：“我认为我只是一个人类的画师。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是。”只有那些使灵魂产生最强烈印象的东西才能经受得住被司汤达遗忘的考验。因此这位最坚决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写自传时从来都不能成为世界的见证人；他其实不能回想自己的经历，他只能重新感受往事。他在心灵中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反射的曲折途径再现事情的经过。“他虚构他的一生”：他不是根据感觉的回忆找到事实，而是根据感觉的回忆杜撰和虚构事实。这样，他的自传便有点像小说，他的小说有点像自传。人们不能指望在他那里看到一种类似歌德在《诗与真》里所做的对个人世界博大精深的描述。作为自传作者，司汤达按其天性也必定是断片作品的作者，是印象主义者。事实上他描述自己的画像只是以松散的偶然的笔触和他那些“日记”里的记录开始的，他的日记几十年都不曾间断，不言而喻，他写日记完全是为个人的需要。首先只是记录，只是抓住那些微末的令人激动的感情，只要它们是热烈的，只要它们像一只被捉到的小鸟在手心中不安地跳动！只不过不让它们飞走，抓住和留住一切，不信赖记忆这条不安定的河，它在整个流程中会把一切都冲走和淹没！不怕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把感官上的纯粹的小玩艺儿杂乱地堆散在大衣箱里。谁知道，也许这个成年人恰恰最喜欢观察这些曾经使他心动的古怪而平庸的东西呢。因此，这是一种使这个少年能够收集和保存感情的霎时图像的天才的本能。这个成熟起来的人，这个娴熟的心理学家和杰出的艺术家，终将怀着感激之情，像专家那样熟练地把它们安排在那幅描述他的青年历史的大型绘画里去，即安排在他取名《亨利·勃吕拉》的自传里。那是以晚年奇异而浪漫的眼光来看他的童年。
像写长篇小说一样，司汤达很晚才在有意识地撰写的自传体作品里阐明他青年时代的思想状况。一位日渐衰老的人坐在罗马城里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上回想他的一生。再有几个月他就年满五十周岁了；过去了，青年时代已完全消逝，女人也好，爱情也好，都不复存在了。现在也许正该发问：“我过去是什么人？我现在是什么人？”那个为更有准备更有战斗力的晋升和冒险、而对人心进行仔细研究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的是总结和回顾。有天晚上司汤达百无聊赖地从公使的晚会刚刚回来（感到寂寞无聊，是因为再也不能占有任何女人，厌倦了一切轻浮的交谈），便突然决定：“我必须把我的生活记录下来！如果这件事在两三年后完成了，我也许就会知道我过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愉快的还是忧伤的，聪慧的还是愚蠢的，勇敢的还是怯懦的，说到底，是一个幸福的人还是一个不幸的人。”
下决心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司汤达已经下定决心在《亨利·勃吕拉》这本书里写出纯粹真实的东西（这个名字是用代码写的，这是为了使那些好奇者认不出他来）。但他知道做到真实，一反自我常规写出来这种真实的存在，是很难的！怎样在这鬼影憧憧的往昔的迷宫里找到路径，怎样区别鬼火和明灯，怎样摆脱那些戴着假面具蹲伏在各个弯路岔道后面的谎言！司汤达这位心理学家在这第一次，也许是惟一独创地发明了一种方法：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令人愉快的回忆的假象所蒙蔽，奋笔疾书，不重读，不深思。（“我的原则是不使自己为难，也不让他人忘却。”）干脆丢掉羞臊，抛弃疑虑；在内心的自我法官和检查官醒悟之前，令人惊奇地突然出现他的自白。不是像画家那样细描，而是像摄影师那样抓拍！永远及时抓住特征动作原始的激动心情，不让它形成艺术的戏剧的模式。司汤达快笔如飞地写他的自我回忆，一蹴而就，事实上就是没有再通读一遍这些笔录，完全不在乎风格、统一性和有条理的表现力，整个就像一封写给朋友的私人书信：“我写这些，没有说谎，也不抱幻想，心情愉快得像给朋友写信。”这句话里的每一个词都是重要的，司汤达做自我描述，“正如他希望的那样”，是按真实的面貌写，没有幻想成分，“怀着愉快的心情”，“像写私人信函”，这一切“都像卢梭那样不做艺术的渲染”。他有意识地为了真实而牺牲回忆录的美，为了心理分析而牺牲艺术。
事实上，从纯技巧角度看，《亨利·勃吕拉》和它的续篇《一个自我中心者的回忆》一样，是很成问题的艺术成果。此外，两部作品都写得太匆忙，太松散，太没计划。某种回忆的事实浮现在司汤达的脑际，他便闪电般快地把它写进书里，不管它是否适合于安插在那个地方。正像在他的笔录里，最崇高的东西与最浅薄的东西并列，不恰当的泛泛空论与最秘密的个人私事混杂在一起。不过正是这种无拘束地信笔写来，这种随随便便的叙述自己才透露出各种各样的真实情况，这当中的每一件真情都比平时的一页书更能发挥心灵文献的作用。那类关键性的自白，如关于他对母亲的颇具危险的倾慕的那段留有骂名的自白，关于对他父亲的凶残的不共戴天的憎恨，这些自白在别人那里，只要一位检查官有时间监督它们，总是在胆怯地躲进下意识角落不冒出来：这些深藏心底的东西————只可以这么说————是在勉为其难的道德方面的疏忽大意的情况下故意偷运出来的。司汤达从来都不给他的感受留有时间把自己修饰成“美的”或“有道德的”东西。仅仅是由于有这种绝妙的心理学家做法，他才在这些感受最敏感的地方抓住它们。而这些感受在别人那里，在那些蠢人和慢性子人那里，他们往往大叫一声跳起来就跑。这些被当场抓住的罪行和非常显眼的事情赤裸裸地，灵魂完全赤裸裸地，而且全然不知羞耻地突然出现在光洁的白纸上，人们第一次看见它们无不目瞪口呆。这时从一颗小小的赤子之心里爆发出的，是多么奇异的悲剧般怪诞的惊恐不安，是怎样恶魔般的无比强烈的愤怒感情啊！人们怎能忘记，他切齿痛恨的姑妈死去时的那一幕（“她是降临到我的可怜的童年时代的两个魔鬼中的一个”————另一个是他的父亲），当时那个小亨利，那个痛苦的无比孤独的孩子是“怎样双膝跪地感谢上帝呀！”紧挨着这句话（在司汤达心里多种多样的感情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便是那句简短的注释：就是这个魔鬼也曾在（被精确描写的）一秒钟内撩拨起这个孩子早熟的性爱。在司汤达以前人们几乎不曾探寻过人类有多少不同的层次，不曾探寻过最对立的东西和最矛盾的东西的神经末梢怎样相互触动，不曾探寻过不成熟的孩童的心灵怎样包含着卑劣和高尚，残忍和温柔，它们都层层叠叠地存在于极薄的层面上。正是有了这些完全偶然的不经心的发现，自传里的分析才真正开始。
对形式和风格，对后世和文学，对道德和批判的这种不留意和漠不关心，这种尝试的显著的个人特点和自我欣赏特征使《亨利·勃吕拉》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精神文献。尽管司汤达总想通过他的长篇小说成为艺术家，但他在这里只是一个受好奇心驱使而挖掘自我灵魂的人和个体。他的自画像包含着零星事物所引起的难以言表的刺激和即兴创作的天然的真实。人们既不能从他的作品中也不能从他的自传中彻底认识他。人们不断地感觉重新受到诱惑，希望去破解他的那些猜不透的谜，在辨认中理解他，在理解中辨认他。这样，他的双重色彩的、又冷又热的、受着神经和精神震荡的灵魂才会至今仍然对活在世上的人产生强烈的影响。通过塑造自我，他把他的好奇的兴致和观察灵魂的艺术传给了新的一代，教给了我们大家怎样从自我询问和自我探察中寻求激动人心的乐趣。
司汤达的现代特征
我将在一八八〇年闻名于世。
司汤达
司汤达跳过了十九世纪这一整个世纪，他开始于十八世纪狄德罗和伏尔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结束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物理学，即已成为科学的心理学。正如尼采所说的，“无论如何也需要两代人才能追赶上他，揭示使他陶醉的谜”，他的作品里很少有过时和受到冷遇的东西，一大部分预见性的发现早已成为共有的精神财富，他的某些预言在不断实现的长河中依然生气勃勃。在长时间落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后面之后，最终他竟然超越了巴尔扎克之外的所有的人，因为巴尔扎克和司汤达这两位作家在艺术作用方面尽管是互相对立的，但他们二人都创造了超越自己时代的作品，巴尔扎克是通过现行的社会关系，把社会各阶层及其结构的改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的金钱至上和政治机器，放大成畸形怪物，司汤达却是“借助于他比他人更有预见性的心理学家目光，借助于紧紧抓住的事实真相”，把个人研成碎末，从中研究细微的差别。社会的发展证明了巴尔扎克观点的正确，新的心理学也肯定了司汤达方法的合理。巴尔扎克的修正世界的观点预见到了现代，司汤达的直觉观点预见到了现代的人。
司汤达的人就是今天的我们，在观察自我方面更熟练，在心理分析方面更训练有素，生活上更自得其乐，更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精神上更敏感，对自己更好奇，讨厌一切冷静的认识论，只渴望认识自己的本质。对我们来说，与众不同的人不再是巨大的怪物，不再是特殊情况，这位孤身独处于浪漫主义者之中的司汤达就是把自己视为特殊情况，因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这门新科学从此为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探清奥妙、分析纷繁事物的精密工具。这个乘邮车来到巴黎、穿过拿破仑军服的“极有预见性的人”（尼采又一次这样称呼他），我们是多么熟悉他啊！他的非教条主义，他早期的欧洲人自由选择身份的主张，他对世界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化的厌恶，他对一切浮夸的群体英雄主义的憎恨————所有这一切跟我们的看法多么一致！他对同时代人多愁善感的无病呻吟采取极端蔑视的态度，是多么正确，他对他的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区别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啊！他以自己文学上的怪癖的试验开辟的道路和走过的足迹是数不胜数的：没有他的于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尼科夫便不可想像，没有司汤达关于滑铁卢战役第一次真实描写的古典主义典范，便不会有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波罗金诺战役。尼采进行思考的无上快乐是在阅读了司汤达的作品以后逐渐形成的。这样，司汤达寻找了一生也没找到的“亲如手足的杰出的人”、“最优秀的人”，终于来到他身边了。一个惟一承认他的自由的世界主义者精神的迟到的祖国，也就是那些与他类似的人的祖国，永远给了他公民权利和公民桂冠。除了巴尔扎克这位惟一以手足情敬重他的人以外，在他同代人中没有一个人像司汤达这样在精神和感情上与今天的我们更为接近。通过心理分析的媒质出版物，通过冰冷的纸张，我们感到与他的形象声息相闻，脉搏相通，深不可测，虽然像他这样探究自己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他总是在矛盾中摇摆不定，带着鬼火一样难解之谜的色彩，透露秘密又隐蔽另一些秘密，看似完成却又没有结束，但这一切永远是生动的，逼真的，有生命力的。下一代人最喜欢呼唤到自己中间来的，正是前一个时代的这些有怪癖的人。正是灵魂的最柔弱的振动具有时代的最远的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