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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是什么人？现在我是什么人？我全说不清。
司汤达：《亨利·勃吕拉的一生》
说谎的兴趣和说真话的快乐
我最好是戴上假面具，并更名改姓。
书 简
说谎蒙蔽世人，很少有人比司汤达说得更多；说真话，同样很少有人比司汤达说得更好，更彻底。
他的假面具把戏和欺骗人的行径，简直是数不胜数。你刚刚翻开他的一本书，一件骗人的事实便从封面和前言跃入你的眼帘，因为作者从来都不直截了当地承认亨利·贝尔是他的真名。他时而给自己加上一个贵族头衔，时而化装成“恺撒·邦贝”或者给他姓名开头字母H.B.添加一个神秘莫测的A.A.。连恶魔也猜不到他原本是一个极其卑微的“法院助理办案员”；只有使用假名字，谎报事实，他才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有一次，他装扮成奥地利的退休者，还有一次装扮成古代骑兵队的军官。他最喜欢的是冠以连他的同胞也不理解的名字司汤达（这是根据普鲁士一个小镇的名字取的，那里因他突发奇想而变成不朽的城市）。如果他写出日期，你要坚信，那不是真的。如果他在《巴马修道院》的前言里说这本书写于一八三〇年离巴黎一千二百里的地方，这种可笑之举也掩盖不住真实的情况：实际上，这部长篇小说他是一八三九年在巴黎写成的。在许多事实中种种矛盾也是混乱不堪，纠缠不清。在一部自传里他夸夸其谈地说，他曾在瓦格兰、阿斯佩伦和埃劳打过仗；这里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因为他的日记无可争辩地证明：在这些战役期间，他正舒舒服服坐守在巴黎。有几次他讲到他跟拿破仑的一次重要长谈，但真是罪恶啊，就在下一卷里你就会读到他的极其令人信服的自白：“拿破仑才不跟我这样的傻瓜谈话呢。”因此，对司汤达的每一个论断你都必须小心考证，最可疑的是他的信件，据说他是为了逃避警察的追踪，才标注假的日期，用不同的假名字落款。本来他是在罗马信步闲荡，他却注明发信地点是奥尔维埃托，他自称信是在贝桑松写的，实际上那天他是在格勒诺布尔，有时是年份的标注，大多是月份的标注起着误导的作用，署名几乎是有规律地变化着。但这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干这种蠢事仅仅是为了逃避奥地利警察局的牢房，他这样做也是出于他对使人上当以及伪装和隐蔽自己有一种天生的兴趣。司汤达让神秘的东西和虚假的名字旋转，就像使一柄闪光的花剑围着他人飞舞，目的无非是不让任何一个好奇的人靠近他，因此他从不隐瞒他对存心欺骗和施展诡计的酷爱。当一个朋友在信里愤怒地责怪他可耻地说谎时，他竟心安理得地在责备他的句子旁边写上“一点不假”————“正确！不错！”他笑容可掬地怀着嘲弄的满意心情在他的供职证件上填写假的履历，时而忠于波旁王朝，时而忠于拿破仑。像在沼泽里飘浮着的鱼卵一样，在他所有的文章里，包括已复印的文章和私人的文件里，都充满着种种矛盾。他的最后一次故弄玄虚————简直可说是一切谎言的最高纪录！————是根据他遗嘱里特别强调的愿望，被雕刻在蒙马特公墓的碑石上的文字。在那里至今仍可读到这样骗人的碑文：阿里果·贝尔，米兰人，受过典型法国式洗礼、（令他恼火地）出生在外省寒酸小城格勒诺布尔的亨利·贝尔的长期住所。就是面对死，他也要着假面具出现：他为死披上了浪漫的外衣。
但是，尽管如此，这位经常披着伪装的艺术大师像这样对世人敞开心扉、吐露真言，还是为数甚少。必要时，司汤达会像他喜欢说谎那样讲真话。他的坦率开始是令人吃惊的，甚至常常是令人恐惧的，随后才是动人心魄的，他初次就以这样的坦荡胸怀勇敢地说出最隐秘的经历和对自己的观察，别人却在意识到这种情况之前赶快掩饰这一切，或像变戏法似的把它们变走。司汤达说真话和说谎话一样勇敢乃至胆大包天。他毫不踌躇地越过社会道德的一切障碍。他通过一切国界和国内检查的所有关卡进行走私；他生活上胆小怕事，面对女人羞怯退缩；但只要一拿起笔，他立刻就变得无比勇敢；于是便没有任何“障碍”阻挡他了。相反，无论在哪里，只要在自己的心里发现有这样的阻力，他就抓住它们不放，把它们从内心掏出来，以便用最严格的客观态度解剖它们。恰恰生活中的最大障碍，他在心理上控制得最好。一八二〇年前后，他就直觉地以真正的天才的幸福感撬开了那心灵机械上的一些精制的扣锁，一百年以后心理分析学才以其复杂而精巧的仪器，拆开和改造这种心灵机械。————他那天生的、在体育锻炼中获得的心理学家的胆量，使缓慢发展的科学的一个原理提前出现了一个世纪。因此，当时司汤达除了自己的观察没有任何别的实验室：他惟一的工具一直是一种无比强烈的、极端精明的好奇心。他观察他所感到的一切，凡是他所感到的东西他都坦率而大胆地说出来，而且说得越大胆便越好，说得越深刻便越热情。他最喜欢透彻研究他的最坏的、躲藏得最深的感觉：我只记得他是多么经常多么狂热地炫耀他对父亲的憎恨，他多么傲慢地说他曾白白浪费了一个月时间去竭力体味听到父亲死讯时的痛苦。他对性生活障碍的最痛苦的自白，他的极端虚荣遇到的危机，他在女人当中的接二连三的失败————这一切他都像摆出一张总参谋部的地图一样那么客观精确地摆在读者的面前。人们在司汤达那里发现一些最隐私最微妙的坦诚报告，写得像临床记录那样冷静，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这种坦率真诚感到厌恶，也没有人认为他的这种坦率真诚是被迫流露出来的。这便是他的功绩：在他的聪明才智凝结的清澈透明、利己冰冷的结晶体里，永远为后世存留着对精神的最宝贵的认识。没有这位披着伪装的神奇的大师，我们就不会了解到这么多感觉世界和他所处的底层社会的真实情况。因为谁曾坦诚地对待自己，他就会永远坦诚。谁悟得出自己的秘密，谁就发觉了所有人的秘密。
肖 像
你很丑，但你气度不凡。
加尼翁舅舅对年轻的亨利·贝尔说
暮色苍茫，黎塞留街的小阁楼里。写字台上点着两支蜡烛，从中午开始司汤达就在写他的长篇小说。现在他突然扔下了笔：今天就到这儿了！现在要休息一下，出去走走，好好吃一顿饭，去参加聚会，快活地谈天说地，与女人周旋，凑凑热闹！
他开始做准备，穿上外衣，理正了假发，又赶快照了照镜子！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自己，立刻嘲讽地撇了撇嘴：不，他对自己并不满意。这是一张多么粗俗的哈巴狗似的面孔，略圆，红红的，肥胖市民阶级的面孔，那个宽大的鼻子多么像讨厌的短粗块茎镶嵌在这张外省人的脸上！那双眼睛谈不上令人讨厌，很小，黑黑的，闪闪有光，充满不安的好奇的神情，但它们在阴沉的方额头的两道浓眉下面却显得太深太小。在这张脸上还有什么是好的呢？司汤达气恼地端详着自己。没有什么是好的，没有什么是柔和的，没有充满生气的线条，一切都是笨重的、粗俗的，最丑恶的资产阶级的庸人相。这个镶在棕色胡须框里的球形脑袋说不定算得上这个令人讨厌的身躯上最好的部分。因为下巴往下一动，脖子便显得太短，压出一个小肿块，下巴再低一些，他简直连看都不敢看了，因为他恨透了他那蠢笨的、极不相称的大肚皮，那长得太短的难看的腿。这两条腿如此吃力地支撑着亨利·贝尔沉重的身子，以致他的同学总是把他叫做“能移动的塔”。司汤达还在镜子里寻找某种安慰。充其量也就是这双手，是的，它们算得上是一种安慰，这手像女人的手似的细嫩，因为有那些磨得很光滑的长指甲而显得颇有弹性，从这里透着些许才智和高贵。还有这皮肤，是少女般敏感的、柔软的皮肤，它温情脉脉地显露出少许上流社会的特质，给人以高雅的印象。但是谁会注意这个男人身上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女人特征呢？女人只问面貌和身材，根据五十年的经验他知道，女人都是不可救药的粗俗。奥古斯丁·费龙称他的这副嘴脸为裱糊匠的脑袋，蒙塞莱特则说他是一名“长着药剂师面孔的外交家”；但即使是这样的评定似乎对他也太友好了，因为司汤达现在恼怒地凝视那面没有怜悯心的镜子，自我断定：一张意大利屠夫的脸。
但他这个肥胖笨重的身体，至少是粗野的，有男子气概的！————确实也有这样的女人，她们钟情于有宽阔肩膀的男人，在她们眼中，一个哥萨克人往往比一个花花公子更体贴。不过，他知道，用下流的话来说，这种粗壮的农夫身形，他身上的这种血液旺盛的红色只是肉体的一种假象。在这个巨人的身体里面闪烁着一个微妙的甚至病态的敏感性的神经束，所有的医生都像注视一个“敏感的怪物”似的惊讶地注视着他。而这样一个蝴蝶的灵魂————说来罪恶！————竟被嵌入如此肥厚的肉体里：想必是某种梦魔在摇篮里更换了肉体和灵魂，因为在它粗糙的外壳里面，每当激动时那病态的超等敏感的灵魂都要不停地打寒战。看见邻室有一扇开着的窗户，剧烈的颤抖便爬过他脉络交错的皮肤；一扇门自动关上了，神经立刻在粗野的撕扯中抽搐起来；嗅到一种难闻的气味，于是他感觉有些头晕；在一个女人的身旁，他会心乱如麻，谨小慎微，或者相反，变得粗暴，不讲礼貌。这种矛盾的心理真是难以理解！干吗长了这么多肉，长了一个大肚皮？长了这么些粗笨的赶车人的骨头，内心却有如此精细和脆弱的感情？干吗有这样一个没有吸引力的、粗笨的身体，里边却是一个如此复杂、如此敏感的灵魂？
司汤达转过身来，不再照镜子，外形的不可救药，这一点他从青年时代就知道了。在这方面，就连魔术大师似的裁缝也帮不了什么忙，尽管这位裁缝给他的马甲下面加了一件紧身胸衣，巧妙地从上面压住大肚皮，还给他做了里昂丝的出色的长仅及膝的裤子，以便掩盖那可笑的短腿。生发剂虽然能使那早已花白的络腮胡子变成更具男人特质的棕色，但也无济于事，时兴的假发虽然能护住秃顶，但也无能为力。镶金边的领事馆制服和精细磨光、闪着微光的手指甲同样帮不了他。这些器具和小手法只起到少许虚饰和装扮的作用，它们能掩盖肥胖和衰老，但是在林荫大道上，还是没有一个女人转身瞧他一眼，什么时候也没有一个女人像德·雷纳尔夫人朝他的于连，或者像德·夏斯特莱夫人朝他的吕西安·娄凡那样深情地看过他。不，她们从来都没有注意到他，身为年轻的少尉时没有人注意过，到了现在，他的灵魂已深藏在一身肥肉里，年龄已在他额头上刻上皱纹了，还是没有人注意到他。过去了，好时光都在嬉戏中虚度了！一个人长了这么一张脸，是不会走桃花运的，从来没有例外！
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那就是要聪明，机智，有吸引力，招人喜欢，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脸上转到他的内心，靠令人惊异的言谈举止吸引人和诱惑人！“有才能遮三分丑”，在必要时才能可以代替美。一个人其貌不扬，便不得不靠才智打动女人，因为他不能从美的方面使她们见了动心。在多愁善感的女人面前要装出忧伤的样子，在轻薄的女人中要显得玩世不恭，有时要正好相反，保持警觉，总是显得才华横溢。“把一个女人逗乐，你就会得到她。”如果人家冷淡，你就机敏地抓住每一个弱点装出热情的样子，如果人家满腔热情，你就冷若冰霜，变着法儿使人惊诧，耍耍手腕使人心慌意乱，永远表现得与众不同。首先是不要错过机会，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女人有时会忘却一个男人的脸，就连提坦尼亚也在一个奇妙的夏夜亲吻过一个丑陋的蠢人。
司汤达戴上那顶时兴的帽子，拿起那副黄色的手套，对着镜子试演了一个冷嘲热讽的微笑。好，今天晚上他就这样出现在德·T.夫人家里，要摆出嘲弄、讥讽、玩世不恭和冷冰冰的样子：这恰好可以使人惊异，使人感兴趣，使人迷惑，这正好可以用闪光的假面具一样的言词掩盖他丑陋的外形。只是要使人大为惊愕，要做到一出现就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这是把内心的沮丧隐藏在大言不惭的吹嘘背后的最好的方法。当他走下楼梯时，他便虚构出一个人声鼎沸的前厅：仆人将通报商人恺撒·邦贝先生到达，然后他才走进来，装作喋喋不休高谈阔论的羊毛商人，不让别人说话，夸夸其谈地讲述他编造出来的生意情况，直到他撩拨起人们的好奇心，女人们习惯了他的面孔为止。然后再用一连串有趣感人的轶事趣闻使她们感到轻松愉快，一个昏暗的角落成功地把他的体形罩在阴影里，喝上一两杯潘趣酒，也许，也许到了午夜，女人们会发现他很迷人呢。
他的生活掠影
一七九九年。
从格勒诺布尔到巴黎的邮车在奈穆尔停下来换马。激动的人群，各式的标语牌，各种报纸都集中在一条新闻上：年轻的波拿巴将军昨天在巴黎扼杀了共和国，踢开国民议会，自己做了执政官。所有的旅行者都在热烈地争论，只有一个宽肩膀、红脸膛、年仅十六岁的小伙子对此不大关心。共和国或执政任期跟他有什么相干，他到巴黎去，说是为了进综合技术学院学习，实际上是为了逃离外省，去体验巴黎的生活。巴黎呀，巴黎！这个响亮悦耳的名字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梦想。巴黎，意味着奢华，优雅，轻松愉快，繁华，自由，特别是女人，许多女人。他梦想着，随便哪一个年轻、漂亮、温柔、时髦的女人（也许与他在格勒诺布尔从远处偷偷地爱过的那个女演员维克托里娜·卡布利相似），他都将会以一种浪漫的方式突然结识。他梦想着，他将迎面冲向受惊的马，从破损的双轮马车里把她救出来，为她去做出某种伟大的壮举，而她则将成为他的情人。
邮车继续颠簸向前，无情地碾碎了这些为时过早的梦幻。这个孩子几乎没看一眼风景，几乎没跟他的同行者说一句话。车夫终于把车停在一条道口横木前。车轮隆隆地从高低不平的街道滚过去，进入那些高大房屋之间的狭窄、肮脏的深巷，腐败食物和穷人汗臭的气味呛得人喘不过气。这个失望的孩子吃惊地看着他的梦乡。原来这就是巴黎，巴黎就是这个样子吗？日后他将一再重复这句话，在他参加第一次战役以后，在越过大圣伯纳山口的时候，在头一个爱情之夜。在这些狂热的梦想化为乌有之后，与这种非分的浪漫要求相比，现实总显得无力而乏味。
在圣多米尼克街一家很平常的旅馆前面，他们让他下了车。旅馆六层的阁楼，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天窗，那是地地道道的滋长愤怒伤感的温床，小亨利·贝尔就在这里住了几个星期，没有看过一眼他的数学书籍。他总是一连几个小时信步走在街头，欣赏女人，研究她们身穿袒胸露背的新罗马时装是多么迷人，她们跟追求者开玩笑又是多么热情。她们多么会笑，笑得又诱人又轻松。但他不敢接近任何一个女人。这个粗手笨脚的少年身穿外省人的绿色大衣，一点也不时髦，怎敢上前搭讪。连那些围着路灯转悠的只给几个小钱就行的姑娘他也不敢问津，只有愤怒地妒羡那些更勇敢的同伴。他没有朋友，没有交际，没有工作。他像一个梦游人似的愁眉苦脸地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期待着罗曼蒂克式的艳遇，完全沉浸在内心的幻想中，有几次差点被马车撞倒。
终于，在完全被拖垮了以后，在他渴望说话、温暖和亲密关系时，他去拜访了他的亲戚，那个富有的达吕一家。他们对他很友好，他们请他搬到他们漂亮的房子里来住，但————亨利·贝尔的原罪在作怪！————他们出身于外省，而这正是他不能原谅他们的；他们过着资产阶级的富有舒适的生活，而他却囊空如洗，一文不名，这使他非常气恼。他厌烦、沉默、笨拙地跟他们坐在一起用餐，简直像他们的一个隐蔽的敌人。他把他追求亲切体贴的热烈愿望深藏在郁闷的嘲讽的倔强性情的背后。大概正如达吕家老一代人私下断言的那样：这是一个讨厌的忘恩负义的家伙。晚上很晚的时候，这家的英雄人物，威力无比的波拿巴的得力助手————皮埃尔·达吕（后来封了伯爵）才从国防部回来，他是那样的疲惫，困倦，沉默不语。按照他内心的爱好，这个军人是可以成为这个小诗人的可爱的同行的（因为他一直用沉默来封闭自己，这位军人便认为亨利·贝尔是一个不开窍的蠢货，特别像一条鲤鱼似的没有教养）；因为这位军官在闲暇时翻译贺拉斯的诗，写哲学论文，而且准备在退役后撰写一部威尼斯的历史。但现在他在波拿巴的庇护下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是一个永不疲倦的老黄牛，他夜以继日地坐在参谋部的秘密工作室里做计划，思考问题，写公函，但谁也不知道目的何在。小亨利憎恨他，因为他想帮助他发达，而他不想发达，他只想随心所欲。
但有一天，皮埃尔·达吕把这个懒汉叫去，要亨利立刻跟他一起到国防部去，说他为亨利谋到了一个差事。在达吕的强迫下，这个胖乎乎的小亨利只好从早上十点钟到夜里一点不停地写信，写报告，直写得他手腕酸疼难忍。他一直不知道，所有这一切没完没了的抄写是干什么用的，但不久以后全世界却都知道了他所抄写的一切。他万没想到他竟参与了意大利战役，这个战役从马伦哥[1]开始，以帝制的建立而告终。这位“导师”终于讲出了秘密：宣战了。小亨利·贝尔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现在这个折磨人的达吕必须出发到司令部去了，恼人而乏味的书信抄写结束了。他松了一口气。尽管战争仍然是世上最可怕的东西，但比起他所憎恨的工作和寂寞这两件事来，他更喜欢战争。
一八〇〇年，五月。
波拿巴的意大利军团后卫队在洛桑。
几名骑兵队的军官并辔前行，大笑不止，筒状军帽上的羽饰不停地摇晃。一个逗人发笑的景象出现在眼前，前面，在一匹不驯顺的老马的背上，坐着一个短腿的胖少年，他像一只猴子似的笨拙地紧紧抓着缰绳，服装是半军半民；那匹老马想让这个业余骑手来个嘴啃泥，那少年一直在跟这匹不听话的老马搏斗。他的重剑斜绑在腰间，对着马的臀部不停地摇摆，使得这可怜的马痒得难受，最后它便抬起前蹄，突然急速狂奔起来，横越田野和沟壑，摇动着那忧虑不安的骑手。
几个军官乐不可支。“骑过去，”队长比雷尔维耶终于同情地命令他的勤务兵道，“帮帮这个半吊子！”那勤务兵催马疾驰，紧紧跟在后面，向那陌生的老马狠狠地抽了几鞭子，直到它站住为止。然后他抓住缰绳，把那个生手拉过来，那生手的脸愤怒和羞愧得像锅里的螃蟹一样红。“你们要干吗？”他激动地问队长，这个永远的梦想家已经想到拘捕或决斗了。但这位爱开玩笑的队长一听说他是位高权重达吕的表弟，便立刻对他十分客气。队长请他加入他的团体，并且问这个可疑的新兵此前都在什么地方混事。亨利脸红了，心想：不能向这些凡夫俗子供认，他曾在日内瓦眼含泪水在让－雅克·卢梭诞生的那所房子前伫立过。他装出敏捷而大胆的样子，以一种蠢笨的方式捉弄这些勇敢的人，倒使他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军官们首先以同志的情谊教他骑马时把缰绳抓在二、三指之间，皮带上扣紧军刀的高超技巧，此外还教了他一些当兵的秘诀。亨利·贝尔立刻就觉得自己成了士兵和英雄了。
他觉得自己是英雄，至少他不容许别人怀疑他的勇敢。他宁可撕下自己的舌头也不提出一个愚蠢的问题，也不因恐惧而唉声叹气。在跨越举世闻名的大圣伯纳山口以后，他在鞍桥上漫不经心地转过身来，近于轻蔑地向队长提出一个他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一切吗？”当他在巴尔特要塞附近听到几门大炮的轰鸣时，他又惊奇地问：“这是战争吗？仅仅如此吗？”至少，他闻到了火药味。面对生活的一种天真无邪的心理现在消失了，他越发不耐烦地用马刺踢了一下马，便疾驰下山奔向意大利。这时其他人都失散了，惟独他通过短时间的冒险，迎着爱神的无限的艳遇奔驰。
一八〇一年，米兰，沿着东方港口乘船游览。
战争把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的妇女从被监禁的状态中唤醒了。自从法国人到了这个国家，她们每天都乘坐自家低矮的贵宾车在蓝天下沿着闪闪发光的大街行驶，时而让车停下来，跟她们的情人或跟她们丈夫家的世交闲聊几句，也很愿意面带微笑注视年轻放浪的军官，用扇子和鲜花做传情的游戏。
在稀疏的阴影的笼罩下，一个十七岁的士官贪婪地看着那些时髦的女人。是的，亨利·贝尔没参加过一次战役，就突然成了六个龙骑兵中的一个士官；作为大权在握的达吕的表弟，干什么不是轻而易举呀！法国龙骑兵亮晶晶的钢盔上的黑色马毛在前额上飘动摇摆。大军刀在他白色的骑兵队大氅后边发出响亮的丁当声，马刺在皮靴的翻口上丁零作响。这个守旧的矮胖粗壮的小伙子，看上去的确透着尚武的精神。
他不应该在这里四处闲荡，成天挎着重剑走在石子路面上贪婪地端详女人，他本应该待在连队里，为把奥地利人赶到明韶河彼岸出把力。但这个十七岁的少年不喜欢干平庸的事。他已经发现，“用马刀劈砍厮杀根本不需要什么才智”。既然他是大人物达吕的表弟，那他就不要去做粗俗的大兵该干的事，他最好留在这个繁华的后方驻地米兰。因为在临时宿营地没有这么美丽的女人可以追求，首先没有斯卡拉歌剧院，那里正在上演奇马罗萨[2]的歌剧，聘有著名的女歌唱家。就在米兰，而不是在北意大利偏僻沼泽地的一个帐篷里，亨利·贝尔建立了自己的真正的大本营。晚上，每当斯卡拉歌剧院的五层楼包厢里渐渐亮起灯光时，他总是第一个到达。小姐太太们走进来，看得见个个薄纱衣下面“比半裸更裸露的”身体，而那些身穿闪闪发光的军服的人都对着她们光亮的肩头屈身鞠躬。啊，这些意大利女人，她们多美呀！她们是多么快活，多么招人喜爱呀，多么幸福地享受着这一切，因为波拿巴把五万名年轻小伙子带到了意大利，给这些女人的意大利丈夫减轻了负担，也增加了痛苦！
遗憾的是，在所有这些女人当中一直没有一个女人想到，在这五万青年人里选择来自格勒诺布尔的亨利·贝尔。这个骄矜的安吉拉·皮特拉格鲁瓦，这个丰满的布商的女儿，她喜欢在客人面前袒露她那白皙的胸脯，在军官的小胡子上温暖她的嘴唇，她怎么能知道，这个长着一对黑黑的闪光的眯缝眼的小圆脑袋————“他是中国人”，她多少有点冷淡地戏称他是中国人————会爱上了她？他怎么能知道，他像梦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偶像一样日夜想着她这个并非硬心肠的人，而她，这个固执的资产阶级的姑娘怎么会因为他的罗曼蒂克的爱情而一下子就坠入情网呢？当然，他每天晚上都来跟别的军官玩法老牌，他默默地羞怯地坐在角落里，她一跟他说话，他的脸就变得苍白。但他那时握过她的手，悄悄地把膝头向她的膝头移过去，或给她写过一封信，甚至对她小声地说过“我爱你”吗？这个胸脯丰满的安吉拉对法国龙骑兵的其他明确的表示早就习以为常了，她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位小个子士官，所以这个笨拙的家伙错过了得到她恩宠的机会。他没有想到她多么喜欢和愿意把她的爱给予每一个追求者。尽管亨利·贝尔佩带大号重剑，脚穿翻口大马靴，但他仍然像在巴黎一样腼腆。这个怯懦的唐璜一直像少女一样拘谨。每天晚上他都打算冒险冲击一番。他小心地在笔记本里写下年长的朋友们怎样用暴力战胜一个女人的贞洁心理。但刚刚来到那个可爱的圣洁的安吉拉身边，这个空谈的卡萨诺瓦立刻就手足无措，神思慌乱，满面通红，像一个少女。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决意抛弃他的忸怩心态。某一个米兰的职业妓女（“我完全记不得那是谁，她长得什么样了。”他后来在他的笔录中这样写道），在他看来就是圣坛，但遗憾的是，她却以相当不雅的礼貌回报他最初的奉献，她把她的病传给了这个法国人，据说这种病是法国波旁王族的康奈塔布尔元帅的人带到意大利的，从那时起就叫法国病。所以，这个寻求维纳斯温柔服务的战神马尔斯的仆人，就这样供奉严厉的商业神墨丘利达数年之久。
一八〇三年，巴黎。又是在六层阁楼里，又是身着便装。
军刀没有了，马刺和缰绳也没有了，少尉委任状被抛进了角落。士兵的经历使他尝到了足够的甜酸苦辣，他已经厌烦了军旅生活————他用法语说：“我已经烦透了。”那些傻瓜还没来得及严格要求亨利·贝尔认真地在那些肮脏的村子里执行卫戍任务，要求他洗马，要求他服从命令，他就逃跑了。不，服从命令不是这个任性的人该干的事，他的最大的幸福是“既不命令任何人，也不当任何人的部下”。于是，他给那位部长写了一份辞职书，同时给他的严父也写了一封信，希望父亲能给他点钱。亨利在他的书里曾以最粗野的方式诽谤过他的父亲（说父亲是以笨拙的隐忍的态度爱自己的儿子，就像亨利爱那些女人一样）。亨利在他的笔录中，总是讥讽地称他的父亲为“神父”，“私生子”，但父亲却真的每个月汇钱给他。当然钱不多，但也够用，足够他为自己做一件说得过去的上衣，买几条很讲究的领带，买一些白纸供他写喜剧剧本用。因为现在亨利·贝尔有了一个新的决定：他不想学数学了，他想做一名戏剧家。
他首先是采取进法国喜剧剧院看戏的方式向高乃依和莫里哀学习。其次，对一名未来的剧作家十分重要的经验则是：必须了解女人，必须爱女人和被女人爱，找到一个“美的灵魂”，一颗“有吸引力的心灵”。他向小阿黛丽·勒布菲特献殷勤，得到的却是那种不幸情人的充满幻想的乐趣；所幸这位小姐的耽于享乐的母亲每周都以尘世的方式给他几次安慰（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这虽然很有趣，很有效益，但总不是真正的、热狂的、伟大的爱。所以他坚持不懈地寻找高尚的崇拜偶像。最后，路阿松，法国喜剧剧院的一个娇小的女演员缚住了他那不断高涨的激情；她接受他向她表示崇拜而无需首先得到允许。但在遭到一个女人的拒绝时亨利会爱得更热烈，因为他只爱永远得不到的崇拜偶像。可是不久以后，这个二十岁的青年人便坠入情网了。
一八〇三年，马赛。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真的是亨利·贝尔，拿破仑军队的编外中尉，巴黎的纨绔子弟，明日的作家吗？这个批发兼零售殖民地农副产品的莫涅－希耶公司狭小的一层楼里腰束黑色围裙的店员，这个在马赛港口左边这个肮脏的小胡同里一个充满油烟和无花果气味的郁闷的地下室，坐在写字高凳上的伙计，果真是他吗？这确实是那个崇高的人吗？昨天他还以最高尚的情怀合辙押韵地作诗，今天却在这里零售葡萄干、咖啡、白糖和面粉，给顾客写催款单，在税务所跟那些官员讨价还价。是的，这就是他，就是那个圆脑袋，那个倔强的家伙。既然特里斯坦为了接近心爱的伊瑟装扮过乞丐，既然公主为了跟随那个知心的骑士参加十字军东征换上过宫廷侍童的服装————那么他，亨利·贝尔也是完成了一项英雄壮举。为了陪伴他的情人，陪伴那个被聘到马赛演戏的路阿松，他在一家殖民地商贸公司当了雇员，当了面包师助手和站柜台的店员。白天手指上沾满了白糖和面粉，晚上却能去剧院把一个女演员接回家来，领这个情人上床，这有什么不好啊？
多美妙的时刻，多美妙的满足！但遗憾的是，对一个耽于幻想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离他的理想太近更危险的了。后来他发现，马赛这个梦寐以求的南方城市，其实跟格勒诺布尔一样土气，到处是南方人的喧闹和装腔作势，街道像巴黎的街道一样又脏又臭。即使他跟他心中的女神一起生活，他也只能得到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体验：这个女神尽管一直很美丽，但实在是愚蠢至极，于是他便开始觉得无聊了。假如有朝一日剧院解聘了这个女神，她像一片云似的飘到巴黎去，他甚至会很高兴呢。他将摆脱幻想，明天又不知疲倦地去寻找下一个女神。
一八〇六年，不伦瑞克。又一次改变服装。
又穿上了军服，不再是粗糙的士官服，不再是那种只在随军女贩和缝纫女工眼里才受尊敬的服装。现在，每当这位伟大军队的军需官代表亨利·贝尔先生，同封·施特罗姆贝克先生或同随便哪一个不伦瑞克社会的杰出代表，穿过街道时，那些德国小镇士绅便毕恭毕敬地刷的一声把帽子从脑袋上摘下来。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是简单地称作亨利·贝尔了；我们应该做一个小小的更正，自从他到德国身居要职以后，他便在签名时写“封·贝尔先生”，法文为“亨利·德·贝尔”了。虽然拿破仑没有封他为贵族，甚至连一个小荣誉勋章或其他荣誉饰物都没有赏给他，但亨利·贝尔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发现老实的德国人倾慕头衔就像燕雀喜欢飞向黏胶。在贵族社会里，总有各式各样妩媚的金发美女吸引人们去跳舞，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被视为庸俗的平民：字母表中的de（德）这两个字母极巧妙地使华丽的制服变幻出一种特殊的光轮。
原来种种恼人的使命都加在了贝尔先生身上。上司要他从劫掠一空的管区搜到七百万战时特种税，要他在管区建立和维持秩序；对这些事他仿佛只用左手便可应付自如，腾出右手可以打台球，拿起猎枪练习射击，参加别的文雅的消遣活动。德国也有讨人喜欢的女子。他可以对一个金发贵族女子明欣表示他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一个朋友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克纳伯尔胡伯，对这个朋友的可爱的女友他却倾泻出更粗野的情欲，满足夜间的需要。这样，亨利就又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舒适了。所有的元帅和将军都在奥斯特里茨和耶拿的露天下熬汤，贝尔一点也不羡慕他们，他在没有战争的地方静静地读书，让人给他翻译德文诗篇，而且又给他的姐姐保琳娜写了一些优美的书信。他越来越有意识地、越来越出色地成长为一个善于生活的人，他是一切战场上迟到的旅行者，一切艺术的有才智的业余爱好者，他越能广泛地认识世界，越能正确地观察世界，他便感到越自由，越接近他本人。
一八〇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维也纳。清晨。
绍滕教堂，昏暗，只坐了一半人。
有几个老头和老太太身穿褴褛的黑色丧服跪在第一排凳子上，这都是来自罗劳的善良的海顿老爹的亲戚。法国的燃烧弹突然呼啸着飞进他可爱的维也纳，把这位风烛残年的正直老人吓死了。这位人民颂歌的曲作者临死时满怀爱国主义热情结结巴巴地说：“上帝保佑弗兰茨皇帝！”于是他们便不得不在进驻军队造成的混乱局面里急急忙忙把这具像孩子一样轻的尸体从贡喷多尔夫郊区的那所小房子送到教堂墓地。现在是维也纳的音乐家们事后在绍滕教堂里为他们的大师举行隆重的安魂弥撒。相当多的人从被占领的家中挺身而出，前来悼念死者。说不定在这些人当中也站着贝多芬先生，那个留着头发蓬乱的狮子头的短腿怪人。说不定在上面那个合唱队的男孩当中就有一个来自利希滕塔尔的名叫弗兰茨·舒伯特的十二岁的小男孩。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别人，因为突然进来一个身穿制服的法国高级军官，陪同他的是身穿音乐学院刺绣礼服的副主持人。所有人都不禁大吃一惊：难道法国入侵者禁止大家在这里最后一次悼念善良可亲的海顿吗？根本不是，这是封·贝尔先生，大军的高级法官，他完全是以个人身份来到这里的。他在城区某处听说，这里要为这次纪念活动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为了听莫扎特或奇马罗萨的音乐，这个可疑的战争的奴隶可能骑马跑了一百里地，因为在他看来，这位可爱的大师的四十小节音乐比历史上消灭达四万敌人的威武的步兵营更有价值。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教堂长凳前，倾听此刻缓慢开始响起的音乐。这个安魂曲他非常不喜欢，他发现这个曲子“过分喧闹”，不是“他的”那个轻柔的无忧无虑的莫扎特。只要艺术超越了清晰的歌唱的界线，只要它越出人的嗓音使永恒因素达到野蛮、放纵的程度，他总觉得它陌生。晚上，在凯伦特纳托剧院里，他觉得唐璜也是慢慢地才变得可以理解。有一次，在大厅里，他的邻座贝多芬先生（关于这位先生他一无所知）冲着他大发脾气。在这种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的混乱中，司汤达感到的惊异真是不亚于他的那位魏玛的伟大诗人兄长，那位歌德先生。
弥撒结束了。亨利·贝尔身穿闪闪发光的军服，愉快而高傲地走出教堂。他沿着壕沟漫步，发现维也纳这个美丽清洁的城市十分迷人，这里的人都能创作美好的音乐，不像北方其他各地的德意志人那样在创作音乐时要冥思苦索地先写出草稿。这时他本应到办公室里为大军的给养操劳，但他似乎觉得这种公务并不怎么重要。达吕表兄工作时像一匹马，拿破仑即将取胜，感谢上帝，是他创造了这么一批怪人，工作使他们感到乐趣无穷，他们靠自己的收入可以生活得很好。贝尔表弟更喜欢承担比较舒适的工作，在他表兄狂热工作的情况下安慰表兄在维也纳的妻子达吕夫人。从青年时代起，贝尔就熟知以怨报德的魔鬼心术，他想，对恩人的报答，有什么能比以感情和温存善待他的妻子更好的呢？他们一起骑马出城到普拉特游乐场去，在被毁坏的别墅亭榭里，他们俩各种各样的亲昵行为开始发展起来。他们参观画廊、珍宝馆和贵族美丽的乡村府邸，直到乘坐有软垫的四轮带篷马车向匈牙利疾驰。就在这期间，士兵们在瓦格兰被击穿头盖骨，她正直的丈夫达吕正在挥汗谋划战争。他俩下午谈情说爱，晚上去凯伦特纳托剧院看戏，他们最喜欢听莫扎特的音乐，凡是音乐会他们都去听。这个身穿军需官外衣的古怪的人渐渐明白了，对他来说，生活的一切意义和甜美都存在于艺术之中。
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二年。巴黎。帝国的光辉年份。
生活越来越美丽。他有钱而不必工作（众所周知，他并没有功劳！），他却通过女人温柔的手变成国务委员会的成员和皇室家具的管理者。所幸拿破仑并不当真需要他的国家顾问。他们这些国家顾问有的是空闲时间，可以随意散步————不，可以随意乘车兜风！亨利·贝尔的钱包由于突然获得的高官厚禄而变得鼓鼓囊囊的，现在他可以驾驭自己漆得闪光发亮的双轮活篷轿车了，他在富瓦咖啡馆用餐，雇用上等裁缝做衣服，跟他的表嫂要好，还养了一个名叫贝莱特的舞女为情人（这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真离奇，人到三十竟比二十岁时更走桃花运！多么难以解释，他越冷淡，她们越热情；现在，对这个贫苦的大学生来说曾经如此丑陋的巴黎，也开始慢慢使他中意了；真的，生活变得美好了。而最美的则是，他有钱了，也有时间了，时间甚至多得使他为了消遣，一再回忆起可爱的意大利，写了一本那个世界的书，一本绘画史。
啊，撰写艺术史，这确实是一项无拘无束的令人愉快的娱乐，特别是当一个人像亨利·贝尔这样舒舒服服地去写，即四分之三的内容直接从别的书里抄录，而剩余的部分则用轶事和笑话松散地填充，就坐享作家一样的成就，是多么幸福呀！亨利·贝尔想，也许他到老年才能写书，才能在回忆中描写已逝的时光和那些女人。但现在干什么好呢？现在生活这么富有，这么充实，这么美好，可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写字台上呀！
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三年。
一个很小的干扰，拿破仑又进行了一次战争，这一次是远征好几千里。但是，俄国，那个十分遥远的国度，吸引着这位永远好奇的旅行者，去看一看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人，公费到东方去逛一趟，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当然是随着后卫部队，舒适又没有危险，就像当初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一样。事实上，他带着玛丽·路易丝给的一个大皮包，里面装满了写给她伟大丈夫的信，她郑重委托他乘坐快速专用马车和铺着毛皮的雪橇把这些秘密邮件送到莫斯科去。贝尔凭经验知道，因为他将在近处看见战争，他会越来越觉得百无聊赖，所以他便私下里带上了一些别的东西供个人消遣，这里有用绿色摩洛哥羊皮装帧的《绘画史》十二卷手抄本，还有他早年开始写作的喜剧；因为一个人为自己工作，哪里能比在大本营更好呢？最后，连塔尔玛和大歌剧团也得来到莫斯科，那时他就不会太感寂寞无聊了，随后将有新的异性：波兰女人，俄罗斯女人……
半路上，什么地方演戏，贝尔就在什么地方停留，即使在战争时期，即使在旅途中，他也不能没有音乐。不论在哪里，总得有艺术做他的伴侣。但还有更令人惊诧的一幕剧在俄国等待他呢，莫斯科，这个世界闻名的大都会，自尼禄以来没有一个诗人看到过它壮观的全景。亨利·贝尔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并没有创作出一首颂歌。他的书信也很少写到这个令人不快的事件。在这个难以捉摸的、会享受的人的眼里，世界的军事征讨，早已不如十拍音乐或一本明智的书重要了。心的微弱颤动比波罗金诺大炮的轰击更使他感到震惊，因此他觉得除了他个人的生活，其他的历史都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他在大火中挑出一部装帧精美的伏尔泰著作，打算把它带在身边作为到过莫斯科的纪念。但这一次战争却狠狠地伤害了这位战地的空想者。在别列西纳河畔，这位军事法官贝尔还从容不迫地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在军队里他是惟一想到要刮胡子的人），然后才急急忙忙越过那座吱嘎作响的大桥，否则就没命了。日记本，《绘画史》，精美的伏尔泰，马匹，皮衣，旅行包，全都留给了哥萨克人。他只穿着撕破的衣服，尘土满面地疲于奔命，逃回了普鲁士，皮肤都冻裂了。又是歌剧使他得以喘出第一口气，为了恢复精神，他像别人跳进澡盆一样立刻跑去听音乐。对亨利·贝尔来说，这次远征俄罗斯，伟大军队的被歼，只不过是两个晚会之间的一个间奏曲而已，撤退时在柯尼希贝格看的是歌剧《狄托的仁慈》，出征时在德累斯顿看的是《离婚》。
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一年。米兰。
又穿上了便服，亨利·贝尔受够了，彻底受够了战争的磨难。从近处看，一次战役跟另一次战役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人在每次战役中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情形，“也就是虚无”。他已经厌烦了一切任务和官职，厌烦了祖国和争战，厌烦了文件和军官。如果拿破仑由于严重的战争狂发作，又一次征服法国，那也好，他这么干好了，但他不会再得到军事法官先生的支持。亨利·贝尔绝不想再命令谁，也绝不想再听命于谁了。除了最自然的事和最艰难的工作，他什么都不想做了，最后他终于要过他自己的生活了。
早在三年前，在两次一般性的拿破仑战争之间，他腰包里还有两千法郎的时候，他幸福愉快得像个孩子似的南下意大利度过假。在青年时代之后，乡愁就在他的心里涌动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乡愁一直没有离开日益衰老的贝尔。————意大利便意味着他的青年时代，意大利啊，他作为士官羞答答爱过的安吉拉·皮特拉格鲁瓦啊，自从马车向南驶过那些老山口以后，他便突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她。晚上，他到了米兰，急忙洗了洗手和脸，换了一套衣服，便走进心灵的故乡，走进斯卡拉歌剧院去听音乐。的确，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音乐唤醒爱情”。
第二天早上，他就赶到她那里，通报自己已经到来。她出现了，仍然是那么美，她客客气气地跟他打招呼，但显得很陌生。他自我介绍道：亨利·贝尔，但这个名字没有引起她任何反应。现在他开始回忆儒安维尔和其他朋友。终于，那张可爱的、他多日朝思暮想的脸泛起一丝微笑。“哦，您就是那个中国人。”————这个带鄙视性的绰号便是安吉拉·皮特拉格鲁瓦对她的罗曼蒂克的情人所知道的一切。不过，亨利·贝尔现在已不是十七岁的青年了，也不再叫布拉肯堡了，他勇敢而贪婪地承认他当时和今天的激情。她不胜惊异地说：“是啊，为什么您当初不告诉我呢？”这么一点小事她本来是很乐意接受的，这在一个慷慨的女人看来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所幸还有时间，于是，在十一年以后，这个耽于幻想的人的背带终于绣上得到安吉拉·皮特拉格鲁瓦爱情的日期：九日二十一日，中午十一点半。
但是后来，他们又把他召回了巴黎。一八一四年，他不得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那个战争狂科西嘉人管理外省事务，保卫祖国。但很幸运————确实很幸运，这个卑劣的法国人亨利·贝尔乐得要死，战争尽管失败了，但军事指挥事宜也幸好结束了————三个皇帝进了巴黎。现在他可以完全彻底地到意大利去了，永远摆脱了任何职务，也永远离开了祖国。这是最美好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把自己献给音乐、女人、谈话、写作和艺术。这是跟情人在一起的岁月，当然是跟那些寡廉鲜耻地欺骗他的情人在一起，如过分慷慨大度的安吉拉，或者为了保持贞洁而拒绝他，如美丽的玛蒂尔德。但在这些年里，他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和认识到自我，每天晚上在斯卡拉歌剧院借助音乐净化自己的灵魂，有时跟当代最高贵的诗人拜伦先生谈谈话，从那不勒斯到拉文纳把整个山川的美景、一切有艺术才华的名人的财富都尽收眼底。他不从属任何人，不受任何人阻碍。总是自己做主，不久便成为自己的老师，这是无可比拟的自由的年月！“自由万岁！”
一八二一年。巴黎。
自由万岁？不，在意大利再也谈不上什么自由了，奥地利的统治者和当局一听到这个词就大发雷霆。他也不能写书，因为，即使这些书纯属剽窃，如关于海顿的通信，或四分之三内容抄袭别人的《意大利绘画史》和《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他也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字里行间撒盐和胡椒粉，让奥地利官方鼻孔发痒想打喷嚏，不久后那位严格的书刊检查官瓦布鲁舍克（谁也捏造不出一个更好的名字，但他确实叫这个名字，的确如此！）就会向维也纳的警察总监塞德尔尼茨基汇报，说书刊中有“无数该受指责之处”。于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一个自由迁徙者，便很容易陷入危险境地，被奥地利人当作烧炭党人，被意大利人看成奸细————因此，还是走为上计，不能再抱幻想了。此外，为了自由，还有一件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钱。父亲这个“私生子”（贝尔很少更客气地称呼他）便完全证明了他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傻瓜，因为他连一小笔微薄的年金都没留给他这个冷酷无情的儿子。那么到哪里去呢？回到格勒诺布尔吧，那里能把人闷死。可惜，自从波旁王朝那些又胖又懒、傻里傻气的人头像被刻在硬币上以后，在后卫队里乘坐马车悠闲自在地游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就回巴黎吧，回到那间阁楼里去，从事他迄今只当作娱乐和业余爱好的工作：写书，书，书。
一八二八年。巴黎。
在一位哲学家的妻子德·特拉西夫人的客厅里。
午夜。蜡烛几乎已经燃尽。先生们在打惠斯特牌，德·特拉西夫人，一位年纪稍长的太太，坐在沙发上跟侯爵夫人及其女友聊天。但她并没有全神贯注在谈话上，她一再不安地竖起耳朵倾听。从她座位的后面，靠近壁炉的另一个房间，传来各种可疑的声音，一种尖利的女人的笑声和一个男人的响亮的模糊的怪声大叫。然后又是愤怒的呼喊：“啊，不，这太过分了。”接着又是这种奇特的大笑爆发并迅速被憋回去。德·特拉西夫人变得神经紧张起来。这肯定又是那个讨厌的贝尔，他总要刺激太太小姐们。一个聪明而又善解人意的人，同时又很放肆很有趣，跟女演员交往，特别是跟这个名叫巴斯塔的意大利女士交往，这样做他就有失风度了。她道了声歉意，就小步跑到一边去了，她这样做，是要求对方注意礼貌。果然，正是他站在那里，俯身躲在壁炉的阴影里，为了掩饰那个大肚子，手里拿着一杯潘趣酒，讲着一些名人轶事，即使是一个旧式步兵听到这些趣闻也会脸红的。女士们好像要逃跑，她们大哭，她们表示抗议，但她们却被这位出色的讲故事的人吸引住了，一再感到好奇和兴奋。他看上去很像锡仑[3]，满脸通红，全身胖得滚圆，两眼闪闪发光，性情温和，十分聪明；现在，当德·特拉西夫人走近他时，他一看见她那严峻的目光便赶紧停止了讲述，其他女士趁机赶快笑着溜掉了。
不一会儿，灯烛熄灭了，仆人们换上蜡油直滴的枝形吊灯送客人下楼。三四辆马车等在那里，女士们和她们的丈夫上了车，贝尔独自一人情绪沮丧地留下来。没有一个女人带他走，没有一个女人邀请他。他的名人轶事讲得够好的了，他在女人面前还能做什么呢？居里亚尔伯爵大人中断了与他的关系；像以前一样占有一个舞女，他没有足够的钱。他慢慢地变老了。他情绪低沉无精打采地在十一月的苦雨中走回他在黎塞留街的家；衣服弄脏了，又能怎么办呢，已经付不起裁缝的钱了。总之，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应该有个结束了。他怏怏不乐地（连呼吸在他的短脖子里都有时变得很困难）爬上楼梯，走进最高一层的阁楼里，点上灯，翻阅那些票据和账单。多么令人悲哀的结算呀！财产都耗尽了，书籍没有一点收入，《情人》几年来只卖出二十七本（他的出版商昨天讥讽地对他说：“大家都把它称作一本圣书，因为没有人敢碰它。”）。这样一来，他每天就只有五法郎的社会保险金了，也许这对一个漂亮的精力旺盛的青年并不算少，但对一个喜欢女人和自由的肥胖老人却是少得可怜。最好是结束生命。亨利·贝尔取了一张账簿纸，在这个忧伤的月份里第四次写他的遗嘱：“我，遗嘱的签署者，把我在黎塞留街七十一号旅馆里的一切物件都留给我的表兄罗曼·科隆。我希望把我直接运送到公墓，安葬费不得超过三十法郎。”此外还有一段附言：“我请求罗曼·科隆原谅我给他带来的一切不快，我特别要请求他不要为这个不可避免的事件悲伤。”
“为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件”，第二天如果人们把他的朋友喊来，发现子弹不是放在军用左轮手枪里，而是留在头骨之间，他们就会理解这些谨慎地写出的字句了。所幸今天亨利·贝尔累了，他还要等一天才自杀，而在第二天早上，朋友们来了，他的心情顿时快活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见桌子上有一张空白的账簿纸，上面写了一个标题：《于连》。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哦，司汤达答道，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朋友们都很兴奋，都鼓励这位过度忧伤的人打起精神来，于是他果真开始写这部作品了。这个标题被抹掉了，换上了一个后来成为不朽著作的标题《红与黑》。事实上，从那天起，他作为亨利·贝尔已告终结，另一个名字开始出现并流芳千古，那就是司汤达。
一八三一年。奇维塔韦基亚。又有了新的变化。
炮舰庄严地发射礼炮，信号旗匆匆挥动表示致敬，因为这时有一位身穿华丽法国外交官制服的矮小肥胖的先生从轮船上走下来。致敬！————这位身穿刺绣马甲、金银边裤子的先生，便是法国的领事亨利·贝尔先生。一次变革又一次把他推上了台，从前是战争，现在则是七月革命。当初作为自由党人坚定不移地反对愚蠢的波旁王朝，是很值得的。幸亏有女人们为他说情，新政府立刻任命他为驻可爱的南方即的里雅斯特城的领事，但遗憾的是，那里的封·梅特涅先生鉴于他是令人恼怒的书籍的作者，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而拒绝给他签证。因此，他很不高兴地来到奇维塔韦基亚做法国的代表，但这总是在意大利，所以他的薪金是一万五千法郎。
难道一个人因为不能立刻在地图上找到奇维塔韦基亚就感到羞惭吗？根本不必，在意大利所有的城市当中，这大概是最可怜的小巢，一个到处是石灰岩的、气候恶劣的蒸笼，待在里边像在非洲一样炙热烤人。这里是一个古罗马帆船集散的现已衰败的狭小运货港口，一个土地贫瘠的城市，荒凉、寂寥、空荡荡，“一个人会因寂寞无聊而憋死”。在这个被放逐者的驿站，最使亨利·贝尔满意的是通往罗马的大道，因为这条大道只有十七里长，贝尔先生立刻决定更多地利用它来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为他的要职服务。他本来应该工作，编写报告，从事外交活动，留在工作岗位。但外交部的那些蠢货压根儿就不看他的报告，干吗要把精力浪费在这些无用功上呢。因此，他宁愿把一切文件都交给他的部下，即那个无赖吕西玛丘斯·卡夫唐留酒店老板去办。此人是一个憎恨他的可恶的畜生，但为了让这个流氓对他的经常缺席守口如瓶，他不得不为他弄到一个荣誉勋章。即使在这里，亨利·贝尔也喜欢轻松愉快地干他的差事，一个国家竟然把一个诗人放在这样可憎的泥沼里，他欺骗这个国家似乎就是一个诚实的利己主义者的光荣义务了。难道跟罗马的聪明人一起参观画廊，找个借口乘车驶向巴黎，不比在这里缓慢地注定变成呆子更好吗？难道能总到那个古玩商布基先生那里去，跟这个无聊的半贵族闲谈吗？不，还不如自言自语呢。他可以从旧的藏书室里买来几本编年史材料，据此写出一些最美的小说，他现在可以在五十岁时描述自己了，他人虽然已经老了，但内心里仍然是年轻的。是的，这是对的，为了忘却时间，他回顾自己，这位肥胖的领事觉得他所描述的那个羞怯的男孩离他已经很遥远了，以致他一边写一边以为自己“发现了另外一个人”。亨利·贝尔，别名司汤达，就这样写他的青年时代，用暗号在厚厚的本子里写，让任何人也猜不到这个H.B.，从前的这个亨利·勃吕拉是谁。他在自我年轻化的骗人的艺术游戏中忘记所有人早已忘记的那个自己。
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三九年。巴黎。
又一次————奇妙地！————复活了，又一次回到光明里来。上帝保佑女人，一切好运都是她们带来的。她们如此之久地讨好现在已担任部长的德·莫莱伯爵，直到他情愿闭目不看那个敌视国家的事实：奇维塔韦基亚的领事亨利·贝尔先生私下里大胆地把他的三周假期延长为三年，而且不想回到原来的岗位就职。是的，这位领事不是在他的那个泥沼里而是在巴黎待了三年，他让手下那个希腊骗子替他辛辛苦苦地工作，而他却在这里领他的薪水。他时间充裕，心情良好，可以参加社交，又一次非常羞怯地试着谈情说爱。他能够做他愿意做的事，尤其是能做他认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了：在旅馆中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口授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他不工作便可从国家领取丰厚的工资，是完全可以过着豪华的生活的，他不用亲自动笔就可以写成一部没有糖果和香味的长篇小说，因为他现在确实是完全自由了。在人世间，对亨利·贝尔来说，除了自由就没有别的天堂。
但这个天堂不久便分崩离析了。那位正直、宽容的部长德·莫莱伯爵，他的保护人（他说，真到了为他建一座纪念碑的时候了！）被拉下台了。一位新的法老进了外交部，这就是陆军元帅苏尔特，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司汤达，只在职务名单上发现一个亨利·贝尔领事先生，他以驻教皇国家法兰西代表的身份领取薪俸，但三年来没有在驻地办理公务，而是优哉游哉地在巴黎的各个剧院里闲坐。这位将军大人先是感到惊奇，接着便对这个只顾享乐而不办公务的懒惰的官员感到愤怒。一道严厉的命令马上下达，要求贝尔立即赴任。亨利·贝尔愁眉苦脸地穿上制服，结束了诗人司汤达的生活，这个五十四岁的人不得不在烈日炎炎的夏季到南方的流放地去，他很不情愿，而且已经心力交瘁了。他感觉到，这是最后一次了。
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巴黎。
一个相当肥胖、身子沉重的人吃力地拖拖拉拉地走过那条可爱的林荫大道。他在这里像一个花花公子手摇纤巧的手杖打情卖俏地张望女人的时光到哪里去了？现在则是每走一步，那颤抖的臂膀都要用力拄一下手杖啊。他，司汤达，怎么就老成这个样子了呢？去年一年中，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就开始萎靡不振地藏在透着微蓝阴影的沉重的眼睑下边，神经质的裂纹在嘴角不停地抽搐。几个月以前，他第一次得了中风，他愤怒地回忆起在米兰的第一次爱情礼物；医生给他放了血，使用了药膏，他吃了不少苦头，最后外交部便批准这个病人离开奇维塔韦基亚，他回国了。但现在，巴黎又能对他有什么帮助呢？巴尔扎克写的那篇论述《巴马修道院》的文章有什么助益呢？这种刚刚绽出第一批花蕾的荣誉对一个“行将就木”、已经触到死神冷手的人有什么好处呢？这个阴郁的影子疲惫地拖拖沓沓地继续走向他的住宅，几乎没有抬眼看一看那些华丽的灯火闪烁的四轮马车，那些边走边聊的闲人，那些衣裙窸窣的妓女————这个不幸的人像一个慢慢离去的黑点，走在夜晚人来车往的街道忽隐忽现的灯光中。
突然起了一阵骚动，人们好奇地拥来挤去，这位肥胖的先生昏倒在交易所大门跟前了，现在他就躺在那里，两只眼睛呆滞地凸起，脸色发青，第二次致人死命的中风向他袭来。人们撕开卡住这个呼吸微弱的病人脖子的衣领，先是把他抬到一家药房里，后来又把他抬到他住的楼上那个小房间里去。房间里到处都是纸片、笔录、刚开头的作品和很多日记本。在其中的一张纸上写着这样一句奇妙的有预见性的话：“我认为，死在大街上一点也不可笑，只要不是故意这么做。”
一八四二年。大木箱。
一辆车从奇维塔韦基亚出发，横穿意大利，向法国驶去，车上那个装着不值钱东西的大木箱被颠得摇来晃去。人们是要把这些东西送到罗曼·科隆，司汤达的表兄即遗嘱执行人那里去。（谁会关心这个死者呢，各家报纸连六行的讣告都不肯登载！）可是，这位遗嘱的执行人却出于对死者的崇敬，希望编辑出版这位怪人的作品全集。他让人们撬开这个箱子————哦，天呀，多大一堆纸，用暗号和密码写得多么杂乱，一个孤寂的著书人多么混杂的遗物啊！他从中找出几篇最容易辨认的已经写就的作品，抄成副本，随后这位忠实的执行人自己也累垮了。他在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上面写了一句泄气的话：“没法办。”就连自传《亨利·勃吕拉》也被判定不合宜而被放回原处，一放就是几十年。现在怎么处理这一大堆东西，这些无用的杂物，这些杂乱无章的纸片？科隆又把这一切捆起来装到箱子里去，送给了司汤达青年时代的朋友克罗泽，克罗泽又把箱子送回格勒诺布尔图书馆永久保存。在那里，按照图书馆的古老惯例，这些纸片都编了号，贴上案卷标签，重重地盖上图章，登录造册。安息吧！六十大卷手稿，这是司汤达的毕生著作和自我记述的生活札记，全部由官方装箱封存，放在图书馆的书库里，除了积满灰尘不受任何干扰。一放就是四十年，没有人想到碰一碰这些沉睡的大部头的书稿。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巴黎。
人口在增长，城市在扩大，巴黎已经有八百万条腿了。这八百万条腿也不能总步行呀。于是，汽车公司便计划开辟一条通往蒙马特地区的线路。可惜道路上有一个令人烦恼的障碍：那就是蒙马特公墓。现代技术倒是有办法对付这个弊端，人们只要修一座桥，让活人从死人上边跨越过去。当然也不得不挖掉几座坟，就在这时，人们在第四排第十一号发现一个完全无人过问的衰败的坟墓，碑上写着稀奇古怪的题词：“贝尔之墓，米兰人，爱过，写过，活过。”这个坟墓里葬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吗？奇怪的碑，奇怪的人！偶然有一个人路过，他想起有一个法国作家亨利·贝尔谎称自己是意大利人，埋葬在这里。人们迅速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凑了一点钱，买了一个新的大理石墓碑，换掉了旧的墓碑。这个已经消失的名字突然又在这腐烂了的尸体上空放出异彩，这是一八八八年，在他被人遗忘了四十六年之后。
就在人们想起他的坟墓，把尸体掘出重葬的同一年，又发生了一个古怪的偶然事件。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波兰语言教师，名叫斯坦尼斯拉斯·施特里恩斯基，他流落到格勒诺布尔，因为闲极无聊便到图书馆里去，想找点东西阅读，他看见有各种各样落满灰尘的手写书册堆在角落里，便开始阅读和辨认那些潦草的字迹。他越读，便越感到这些阅读材料有趣。他找到了一个出版商。日记，《亨利·勃吕拉》，《吕西安·娄凡》都问世了，真正的司汤达也第一次见了天日。他这个真正的同时代人热情地赞颂司汤达的博爱精神，因为他不是把他的作品献给他的真正的、同时代的人，而是献给未来的、下一代的人。“我将在一八八〇年闻名于世”，这句话多次出现在他的书里，那时的一句无可奈何的空话，现在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现实。在与他的尸体被掘出检验的同一个世界性时刻，他的作品也从昔日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直到这一年，过去那么不值得信任的人复活了，他的每句话都证明他永远是诗人，而他的这句话则证明他是一位先知。
* * *
[1]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村庄，一八〇〇年五月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军。
[2]奇马罗萨（1747——1801），意大利作曲家。
[3]又译西勒诺斯，希腊神话中的精灵，形象是秃顶老人，经常醉酒，能预见未来。
我和世界
他不能使人满意，他太特殊了。
亨利·贝尔的创造性的矛盾性格，是从父母身上承袭来的。就他父母的精神而言，他们本来就是两种不同性情的勉强相配。谢吕宾·贝尔————你不要一听见这个前名就想到莫扎特，千万不要！父亲，或这个被愤怒的儿子和敌人一向咬牙切齿地称为“私生子”的人，完全代表着那种顽强、吝啬、精明和渗透铜臭气的外省资产者，福楼拜和巴尔扎克都把这种人愤怒地挥拳抛向文学的绝壁。亨利·贝尔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不仅有粗壮肥胖的体形，而且有浸入头脑和血液的利己主义。他的母亲亨利埃特·加尼翁正好相反，她来自耽于幻想的南方，她的气质属于罗曼语民族。拉马丁很可能写诗赞颂她，让－雅克·卢梭很可能为她感伤：这是一种温柔而有音乐感的、感情饱满的、南方人的天性。从这位过早离开人世的母亲那里，亨利·贝尔继承了性爱的激情、充盈的情感、痛苦的几乎是女人式的神经过敏。这个奇特的造物，在血液里一直被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气质摇来晃去，始终具有相互矛盾的性格，一生中都摇摆在父亲的遗传和母亲的遗传之间，摇摆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因此，这个未来的诗人亨利·贝尔永远是不统一的、双重性格的人。
小亨利在感情上很早就有倾向性，他爱母亲（甚至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他有一种危险的早熟的激情），他怀着嫉妒和鄙视的心理恨这个“父亲”，那真是一种西班牙式冷酷的孤傲讥讽的、像审讯般一追到底的恨啊，恐怕什么地方也找不到比司汤达自传《亨利·勃吕拉》头几页里更无可指摘的恋母情结的描写了。但是，这种过早的紧张心情突然中断了，因为母亲在他七岁上就死了。这个男孩十六岁时乘坐邮车一离开格勒诺布尔，就在内心里把这个父亲看成离开人世的人了。从这一天起，他就用沉默、憎恨和鄙视把他彻底埋葬在心底了。然而，尽管他严厉谴责父亲、冷嘲热讽地贬低父亲，这位顽强、冷酷、讲求实际的资产者父亲却又在他的血肉之躯中活动了五十年之久。他的两种精神品格，父母的先辈，贝尔的先辈和加尼翁的先辈，讲究实际的精神和耽于幻想的精神，在他的内心里一直不停地斗争，二者没有一方完全取胜。在这一刻，司汤达是他母亲的真正的儿子，在下一刻，往往在同一刻，又是他父亲的儿子，时而腼腆畏缩，时而死硬讥讽，时而热狂浪漫，时而又猜疑心重，工于计算，甚至以转瞬即变的间隔一秒钟又一秒钟地嘶嘶作响地冷热交替。感情淹没理智，理智又粗暴地堵塞感情。这个矛盾的造物从来都不完全属于这一方面，也从不完全属于另一方面。在精神和感情的永恒的战争中，很少见到比我们所说的司汤达的伟大的心理斗争更壮丽的战斗。
立即可以预见到，这里没有决战，没有毁灭性的战役。司汤达没有被战胜，没有被他内心的矛盾撕碎，这种享乐主义的天性可以保护某种伦理的冷淡，保护一种冷眼静观的有警觉性的好奇心，免遭任何真正的悲剧命运。这位本质上清醒的人一生一世都小心地躲避一切破坏性的自然力，因为他奉行的第一条准则便是保存自我，正如他在拿破仑的战争中每时每刻都理解的那样，要待在后卫队里，避开枪林弹雨，所以司汤达在他的精神战斗中宁愿选择观察家的安全地点，而不选择有生命危险的决一死战的阵地。他完全缺乏帕斯卡尔、尼采、克莱斯特那种道德上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人都强行把他们的每一个矛盾提高到生命攸关的地步。而他，司汤达，在他直觉地忍受内心矛盾的同时，却满足于从精神上的安定出发，把这种矛盾当作美学的活剧来享用。因此，他的自相矛盾的本性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完全动摇过，他从来都没有认真地恨过他的这种二重性，他甚至还爱这种特性呢。他把他的这种锋利而精密的理智当作宝贵的东西来爱，因为是理智使他理解了世界。另一方面，司汤达也爱他的充盈的感情，爱他的过分敏感，因为是过分敏感使他脱离日常生活的迟钝和麻木。他同样也认识到了走极端的危险：一种是理智的危险，恰恰是过分理智使他在热情高涨的时刻变得冷静，清醒；另一种是感情的危险，过于感情用事会诱使他的思维进入极其模糊失去真实的境界，从而破坏他借以生存的清醒理智。所以他最希望这两种精神类型的任何一种都具有另一种精神类型的特性。司汤达不断从理性上阐明他的感情，又不断向理智注入感情————他一生都是一个存在于同一个紧张而敏感的机体里的浪漫的理智主义者和理智的浪漫主义者。司汤达的每一个公式总是导出一个两位数，从来不会产生一个一位数：只有在这种双重的精神世界里，他才能实现自我。每逢他感到自己强有力的时候，他都把这种精神状态归因于他天生的内心矛盾的交错和并列。“没有情感的迸发，就没有理智。”有一次他这样谈到他自己，意思就是，在没有直觉地产生内心激动的情况下，他不能很好地思考，而在没有立刻测出自己激动的心跳时，他也不能有准确的感觉。他一方面把梦想尊为他生活感情的最宝贵的条件（“我喜欢梦想胜过一切”），同时没有梦想的对立面，即没有头脑清醒，他也不能生活（“如果我不亲眼目睹，我心中的整个世界就会化为乌有”）。正如歌德曾经承认的，人们通常称为享受的东西对他来说永远飘浮在感情和理智之间，司汤达也是由理智和感情的充分混合而感觉到世界的意义深远的美。他知道，只有他内心的矛盾不断地摩擦才能产生心灵的电，才能产生神经网络的每一次刺激和火花，才能产生我们今天一触及司汤达的一本书一张纸就感觉得到的各种紧张的、不断被激励的、噼啪作响的生命活力。多亏这种生命活力从一极到另一极的跳跃，他才感受到强有力的热量，他的天性中创造性的、开拓光明的强有力的热量。他那永远清醒的自我提高的直觉激发了保持这种高度紧张的一切热情。在他从心理学角度所进行的无数异乎寻常的观察中，他曾说出一次最突出的观察：正如我们身上的肌肉需要不间断的锻炼才不会变得软弱无力，精神的力量也必须得到不断的训练、提高和完善。司汤达比任何人都更加坚持这项完善化的工作。为了进行认识上的斗争，他爱惜和保护他性格中的这两个极端，像音乐家珍惜自己的乐器，像士兵爱护自己的武器。他也不断地锻炼他精神中的“我”。为了保持感觉的高度紧张，保持“精神坚挺”状态，他每天晚上都在歌剧院里通过音乐来激发他的官能，极力鼓励自己在年纪较大时不断投入新的情网。他已觉察到自己记忆力衰退的迹象，为了加强记忆力的准确性，他自己进行特种训练。像每天早上磨刮脸刀一样，他通过自我观察来磨练自己的感知能力。他每天通过读书和谈话获得“数倍新的思想”。他充实自己，他激动，他紧张，他约束越来越灵敏的感觉；他不断强化他的理智，不断地丰富他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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