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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区分异常和病态、生物学变化与负面生命价值，我们已经在整体上把察觉疾病的肇因的责任委派给了生物本身（它通过自身的动态极性而得到了考虑）。这就是说，在处理生物学标准的过程中，人们必须经常提及个体，因为这一个体，用戈尔德斯坦的话来说，“与由他自身的环境带来的那些责任在同一水平线上”[46，265]，处于一些对其他任何个体的责任来说都不充分的有机环境中。正如劳吉尔、戈尔德斯坦所说，一种以统计学的方式获得的平均值，并不会允许我们确定我们面前的个体是否正常。我们不能够由此出发，来放弃我们对个体的医治责任。当涉及超个体的标准时，我们不可能根据内容来确定“生病”。然而，这对于个体标准来说，是完全可能的[46，265，272]。
同样，西格里斯特坚持生物学标准的个体相对性。如果我们要相信传统，拿破仑在完全健康的时候，其脉搏也只有40！如果，伴随着一分钟40次的收缩，一个机体满足了加于他之上的要求，那么，他就是健康的，而40次脉搏这一数字，尽管确实偏离了70这一平均值，对这一机体来说，还是正常的。[33]西格里斯特总结说：“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对从平均中产生出来的标准进行比较，而应该，只要可能，对所考察的个体的环境进行比较。”[107，108]
如果正常在集体常数这一事实上没有固定性，有的是在和个体环境的关系中标准被改变的灵活性，很明显，正常和病态之间的界限就变得不确定了。然而，这绝不可能把我们引向正常与病态（除了量变外，两者在本质上相同）之间的连续性，也不可能把我们引向健康和疾病（两者很容易混淆，以至人们不知道健康在哪里结束，疾病在哪里开始）之间的相对性。正常与病态之间的分界线，对于同时被考虑的几个人来说是不确定的，但对于一个在时间上连续被考虑的个体来说，是非常明确的。为了能在特定环境下成为标准化的，正常的东西，在另外的环境中可以变成病态的，如果它仍然与自己保持着同一性的话。这个个体本身，才是这一转换的判断者，因为是他自己从感觉到新环境强加给自己这些任务的那一刻起，经受了这种转变。一个保姆，在离开岗位到山中度假时，只有通过她所经受的植物神经紊乱，才能感觉到自己血压过低。当然，没有人必须要住在海拔很高的地方。然而，如果一个人可以这样，那他就更出众一些，因为有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生活的标准，对另一种标准来说是更高级的，如果它包含了后者所允许和禁止的任何东西。然而，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标准。而它们作为不同的标准，具有同样的价值。因此它们也都是正常的。有鉴于此，戈尔德斯坦对加农（Cannon）和他的同事们对动物实施的交感神经切除术实验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这些失去了温度调节的灵活性的动物，也无法获取食物或者与敌人斗争。这些动物只有在实验环境下才是正常的。在这种环境下，它们不会受到剧烈的变化和突然出现的适应环境的要求的侵袭[46，276-277]。然而，这种正常并不能真正被称作正常。因为对那些非驯养的、非实验培育的生物来说，正常的是要居住在一个各种变化和新事件都可能发生的环境里。
因此，我们必须说，病态或者非正常状态并不在于标准的缺失。疾病仍然是一种生命的标准，然而，它是一种低级的标准，因为它不能够容忍让它合法的那些条件有任何变化，不能够让自己变成另一种标准。得了病的生物，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被正常化，它失去了标准化能力，也就是在别的环境下建立另一种标准的能力。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注意到，在膝盖的骨关节结核中，关节以一种有缺陷的姿势（被称为邦妮特［Bonnet］姿势）被固定了。有关于此，奈拉通（Nélaton）第一个给出了到今天仍然很经典的解释：“肢体要保持常有的笔直是很稀有的事情。确实，为了减轻其痛苦，病人会本能地把它们放置在一个介于弯曲和伸展之间的位置。这会让肌肉对关节表面产生更少的压力。”[88，II，209]病态行为的享乐主义含义，以及最终，标准化的含义，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呈现。关节在肌肉收缩的影响下实现了其最大的能力，并不由自主地对疼痛产生了抗拒。这一姿势被认为是有缺陷的，仅仅是就关节的活动而言，它虽然可以有任何可能的姿势，但却不能向前弯曲。然而，在这一缺陷形式下，是隐藏于另一种解剖学和生理学条件中的另一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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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1918年的大战中，对头部受伤人员系统地进行的临床观察，让戈尔德斯坦得以形成一些神经疾病分类学的原则。在这里，对这些原则大致可以做一些总结。
确实，病态现象是对正常现象的常规改变，前者能够解释后者，仅仅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即这种改变的原始意义被抓住了。首先，一开始，我们必须把病态现象理解为暴露了被改变的个体结构。我们必须在大脑中记得病人个体人格的改变。否则，我们就会有忽略以下事实的危险，即病人，尽管能够做出与自己先前的反应类似的反应，他能够实现这些反应的方式也非常不一样。这些反应，非常明显地与先前的反应对等，却不是先前的正常行为的残余；它们不是某种枯竭或者减弱的行为的产物；它们不是生命的正常形态减去某些被破坏的东西：它们是一些反应，永远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条件下，出现在正常的主体中[45]。
为了定义一个机体的正常状态，我们必须考虑优先性行为；为了理解疾病，我们必须考虑灾难性反应。通过优先性行为，人们必须理解，在实验条件下，在机体所能够产生的全部反应中，只有一部分的使用，被当作优先性的。这种以一系列优先性反应为特征的生命模式，是这样一种生命模式，即在其中，生物对环境的要求做了最好的反应，并与之和谐共处；它包含了最好的秩序、稳定性，以及最少的犹豫、混乱和灾难反应[46，24；49，131-134]。生理常数（脉搏、血压、体温等）表现了一个特定环境中个体生物机体行为有序的稳定性。
“病态现象是这一事实的表现，即机体和环境的正常关系，经过机体的改变，而被改变了。同时，因此，很多对正常的机体来说正常的东西，对被改变的机体来说，已经不正常了。疾病造成了震动，并把生命置于危险中。因而，一个关于疾病的定义，就要求以一个关于个体存在的概念为出发点。当机体以这样的方式被改变，即在其合适的环境中，它遭遇了灾难性反应，此时，疾病就出现了。这使得它不但在运行的特殊障碍（根据缺陷发生的环境来定义的）中，而且在非常普遍性的障碍中都得到了表现，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任何范围内，失序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地与整个机体失序的行为同时出现。”[46，268-269]
戈尔德斯坦在自己的病人身上所指出的，就是通过与新的，但更狭窄的环境有关的活动水平的降低，来建立一种生命的新标准。在遭受大脑损伤的病人身上，环境的变窄与他们无力回应环境（此前的环境）的要求相应。在一个没有被严格保护的环境中，这些病人只知道灾难性的反应；由于病人不愿屈从于病痛，他考虑着摆脱灾难性反应的焦虑。因此，这些病人对秩序极度狂热，十分谨慎，对单调乏味保持着积极的趣味，对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控制的环境保持依赖。这个病人病了，是因为他只能接受一种标准。用一个已经对我们很有用的表达来说，病人不是因为标准的缺席才是非正常的，而是因为他不能成为标准化的。
带着这样一种疾病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离孔德和贝尔纳的观念有多远。疾病是生物身上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经验，而不仅仅是一种减少或者增加的现象。病态的内容，除了形式的不同，是不可以从健康的内容中推导出来的。疾病，并非健康维度上的变化；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维度。不管这些观念对法国公众来说有多新鲜[34]，它们绝不能使我们忘记，在神经学中，它们是休林斯·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创立的观念长期而丰富的演化的结果。
杰克逊把关于关系活动的神经系统的疾病，描述为等级制功能的瓦解。每一种疾病，都与这种等级中的一级相对应。在每一种关于病态症状的解释中，负面的和正面的都应该被考虑。疾病既是被剥夺，也是改变。高级神经系统的损伤，让低等的调节和控制中心获得了自由。这些损伤对某些功能的丧失负有责任，然而，现存功能的障碍，应该归因于从此不再是从属性的中心的相应活动。据杰克逊说，没有一种正面现象的起因是负面的。某种损失或者缺乏，都不足以在感觉神经系统运动行为中造成障碍[38]。正如沃夫纳格（Vauvenargues）所说，人们不应该以他们所不知的东西为判断的基础，因而，杰克逊提出了这个被赫德（Head）称为黄金法则的方法论原则：“注意患者真正理解的东西，避免健忘症、失读症、辨语聋等术语。”[87，759]只要不把一个病人感到词语缺乏的典型环境给明确化，那么，说他失语就毫无意义。问一个得了所谓失语症的主体：你叫约翰吗？他回答：“不是。”然而，如果命令他说：“说‘不是’”，他试了试，却说不出来。同样的字，当它具有感叹的意义，可以被说出来；而当它有判断意义时，就说不出来。有时候，病人不能够说出这个字，然而却以其他的说法来表达了它的意思。姆尔格（Mourgue）说，假设病人无法说出某个日常物体的名字，而在人们把比如一只墨水瓶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又说“这个东西，我把它叫作用来装墨水的瓷器”，他是否有失语症[87，760]？
杰克逊的重点在于，语言，以及广义地说，每一种关系活动的功能，都能够有某些用处，尤其是，一种刻意的和自动的用处。在刻意的行为中，存在着某种先入之见，而且，整个行为的发生处于控制中，并在有效地实施以前就被渴望着。有了语言，在阐释具有刻意性和抽象性的这个命题时，有两个瞬间可以被区分开来：一个主观的瞬间，观念自动地出现在脑海中，以及客观的瞬间，这些观念按照某种命题的计划而被故意地安排组织。翁布雷丹（A. Ombredane）指出，偏移在以语言为基础的这两个瞬间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果存在着一些语言，在其中，这种偏移表现得很明显，就像我们在德语中看到动词处于最后位置那样。也有某些语言，其中的偏移很小。而且，如果我们记得杰克逊说过失语症几乎不会超出表达的主观瞬间的范围，像阿诺德·皮克（Arnold Pick）一样，我们可以承认失语障碍的严重程度因病人试图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的不同结构而各不相同。”[91，194]总之，杰克逊的观念可以作为戈尔德斯坦的观念的介绍。对病人的判断，必须根据他做出反应的环境，以及环境为他提供的行动的工具————语言（在这些病例中，是语言障碍）来进行。不存在自在的病态的障碍，只有通过某种关系，才能对非正常作出评估。
但是不管通过翁布雷丹[91]、艾和鲁阿特（Rouart）[38]以及卡希尔（Cassirer）在杰克逊与戈尔德斯坦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有多正确，我们都不能忽视他们深刻的不同和戈尔德斯坦的独创性。杰克逊的是一种进化论者的观点，他承认关系方面的功能的等级中心，与进化的不同阶段是相对应的。功能的尊位，也是一种时间性的连续：较高级的，也就是较晚的。较高的功能，出现得较晚，正好解释了其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疾病既是某种解体，也可以是某种退步。失语症或者运用不能症（l'apraxique）让孩子，甚至动物的语言和肢体语言被重新发现。疾病，尽管代表着剩下的东西中的某种改变，而且不仅仅是失去了所拥有的，并且什么也没创造，然而，正如卡希尔所说，它使病人“在人类需要不断努力才能渐渐开辟的道路上后退了一步”[22，566]。如果真如戈尔德斯坦所言，疾病是一种变窄了的生活模式，因为缺乏勇气而缺少创造性的宽宏大量，然而，事实是，对于个体而言，疾病是一种新的生活，其特征，就是有了新的生理常数，以及新的机能，以便获得明显未曾改变的结果。因此，就有了这段已经被引用过的警告：“必须警惕这样的想法，认为一个病人身上可能具有的各种姿态，仅仅代表正常行为的残余，即经历破坏而幸存下来的东西。在病人身上留存下来的姿态，正如人们经常承认的那样，从不会以这种形式在正常个体身上出现，更不用说在其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的低级阶段出现了。疾病赋予了那些姿态以特殊的形式，而只有考虑到疾病状态，它们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45，437]事实上如果可以比较生病的成人和孩子的手势，两者最核心的相似之处，可以导致这样的可能，即把小孩的行为，对称性地定义为生病的成人的行为。这将是一件荒谬的事，因为它忽略了推动小孩把自己往新的标准提升的那种急迫心理。在根本上，这与病人在顽强而艰辛地维持生命的唯一标准（他在其中感觉到了正常，即处于可以利用和控制他自己的环境这样一个位置）时，要保存那种引导着自己的东西的小心谨慎是有区别的。
艾和鲁阿特在这一点上抓住了杰克逊的观念的漏洞：“在生理功能的秩序中，解体不但造成了某种能力的退步，还造成了人格进化上向低水平的退步。能力的退步并不一定会完全重造过去的阶段，然而却会接近它（语言障碍、感觉障碍等）。人格的退化，由于其完全是总体性的，不能够绝对地与个体发育或者系统发育的某个历史阶段相比，因为后者带着能力退步的痕迹，而且，作为此刻人格的反应模式，就算是与其更高级的环境割裂开来，它也不能够回到过去的反应模式。对精神错乱和儿童的精神或者最初的精神之间的相似来说，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得出结论认为它们是相似的。”[38，327]
同样，杰克逊的观点还引导了德尔马斯-马沙雷（Delmas-Marsalet）对采用电击进行神经心理治疗所获得的结果所做的解释。然而，德尔马斯-马沙雷不满足于像杰克逊那样，区分由缺乏带来的负面障碍，与由剩余部分的解放带来的正面障碍。他像艾和鲁阿特一样，坚持把疾病作为非正常，即作为新的东西所呈现出来的一切。在受中毒、外伤和感染影响的大脑中，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新关系中的改变，会在不同的动态方向出现。一个完整的细胞，在数值上没有变化的细胞，能够完成一种新的安排，能够在“同分异构形态”之间建立不同的联系，因为在化学中，同分异构体是由一种共同的分子式构成的，但某些链条的位置，不同于普通的分子。从治疗学的角度来看，必须承认，通过电击方式得到的昏迷，在消除了某种神经心理功能后，允许进行某种重建。这种重建不一定是先前的消除阶段的颠倒性重现。治疗也可以被解释为由一种安排换为另一种安排，就像恢复前一种状态[33]。我们在这里指出这些最近的观念，就是为了展示，在怎样的程度上，病态不能够直接地从正常推演而来这一观点，会更显得有说服力。那些可能对戈尔德斯坦的语言和方式感到厌恶的人会赞同德尔马斯-马沙雷的结论，就因为我们私底下认为是他们的缺点的那些东西，即用来表述他们的那些心理学原子论的词汇和形象（大厦、碎石、布置、建筑等）。然而，尽管有这样的语言，他们在临床方面的诚实还是建立了一些值得考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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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会反对说，在考察戈尔德斯坦的观点及其与杰克逊的观点的关系时，我们是在心理领域，而不是在身体障碍的领域，我们描述的是心理运动的利用的失灵，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理功能的变化（它构建了我们说过我们特别想要认定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即我们所处理的，不仅仅是其说明，而且最终，还有对戈尔德斯坦的解读，此外，我们用来支持我们的假设和主张的病态现象的例子————对它们来说，戈尔德斯坦的观点是一种鼓励，而不是灵感————都是从生理病理学那里借用的。然而，我们更倾向于陈述一些新的、毫无争议的生理病理学著作。他们的作者，就其研究倾向来说，没有从戈尔德斯坦那里借鉴任何东西。
在神经学中，人们很早就通过临床观察和实验注意到，神经切除所涉及的症状，仅仅从解剖学结构的非连续性的角度，是不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的。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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