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标准与平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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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在平均（moyenne）这一概念中，生理学家发现了与正常（normal）或者标准（norme）对等的一个客观的，而且在科学上合法的概念。当然，当代的生理学家们不再像克劳德·贝尔纳一样，厌恶把所有生物学实验或分析结果说成是一种平均。这种厌恶，或许源于比沙的一段文字：“人们随意从一个对象上抽取尿液、唾液、胆汁等等进行分析，并从对它们的考察中得出动物化学，好吧，然而，这不是生理化学；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是对各种液体的死尸般的解剖。他们的生理学，存在于对无数变化的认识中。这些变化，是各种液体随着不同器官的状态而产生的。”[12，art，7，§1]克劳德·贝尔纳同样很清楚这一点。据他说，使用平均这一说法，消除了功能性生理学现象那些本质上动荡的、有节奏的特征。比如，如果我们采用同一天从一个特定的人那里多次测得的平均数来获取他真实的心跳数，“我们明显会得到一个错误的数字”。因此，有了这一规则：“在生理学中，实验中关于平均的描述，绝不应该出现，因为在现象之间的真正关系中，这种平均消失了；在处理复杂而多变的实验时，我们必须研究它们不同的环境，最终，提供一种可作为典范的最完美的实验，它将永远代表真正的事实。”[6，286]关于平均的生物学价值的研究，就同一个个体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比如，对24小时内平均的尿液的分析，就是对“不存在的尿液的分析”，因为禁食状态的尿液和消化状态的尿液是不一样的。这一研究对多个个体来说，也同样毫无意义。“类型的升华，是这样一个生理学家的想象，他从各国人都经过的火车站取得尿液，并相信他可以由此分析欧洲人的平均尿液。”[6，236]我们无意指责克劳德·贝尔纳把研究和对研究的夸张讽刺混淆在了一起，从而加重了一种错误方法的罪名（其责任，属于采用它的人）。我们只是想指出，据他说，正常，在确定的环境条件中，被定义为一种理想的类型，而不是一种数学上的平均或者统计学上的频繁。

    一种类似的、更新的态度是房德里耶斯（Vendryès）在他的著作《生命与可能性》（Vie et probabilité）中所表现出来的。在此书中，克劳德·贝尔纳关于内部环境的连续性和规则的思考得到了系统性的重新考察和发展。房德里耶斯把生理学规则定义为“经得起任何偶然考验的功能的总和”[115，195]，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定义为这样一些功能，它们能让生物的活动去除其偶然性特征（如果内部环境被剥夺了相对于外部环境的自主权，这种功能将会属于它）。房德里耶斯把生理常数————比如血糖————引起的变化，解释为对平均值的偏离，然而是一个个体的平均值。在这里，偏离和平均这两个术语，有一种概率意义。这种偏离越大，也就越不可能。“我并没有在一些个体身上进行统计。我只考虑单个个体。平均值和偏离这两个术语在这一条件下，被用在了同一个体的血液中同样的组成成分在特定时间系列中可以认定的不同的数值上。”[115，33]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房德里耶斯因此消除了克劳德·贝尔纳所解决的困难。克劳德·贝尔纳通过提出一种可作为典范的完善的实验，即作为比较的标准的实验，来解决来这一困难。在这一过程中，克劳德·贝尔纳公开承认，生理学家在生理学实验中，运用了自己所选择的标准，而他并没有抛弃它。我们并不认为房德里耶斯会有不同的进展。他会说，既然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的血糖值是1‰，所以他的血糖的平均值就是1‰，因而在进食后或者体力劳动之后，血糖值围绕这一平均值发生了正向的或者负向的偏离吗？然而，假设一个人仅限于观察一个个体，他怎么能推论说，这个被选来进行常数变化考察的个体，代表了人类的典型？一个人要么是医生————房德里耶斯就属于这种情况，并最终有资格诊断糖尿病，要么在医学研究中没有学到任何有关生理学的东西，而为了了解一种规则的正常比例，他就会从尽可能相似的环境里的个体那里获得的结果，找出其平均数值。然而，最终的问题是，在一个纯理论上的平均值的什么样的波动范围内，可以把一个个体当作是正常的？

    A.迈尔（A. Mayer）和H.劳吉尔（H. Laugier）以极大的透明度和诚实性处理了这一问题。迈尔列举了当代生理生物统计学的所有元素：温度、基础新陈代谢、供氧、热量散发、血液特征、循环速度，以及血液、储藏和组织的构成等。然而，生物统计学数值留下了巨大的可变空间。为了描述某个物种，我们选取的标准，事实上是由平均决定的常数。正常的生物，就是符合这些标准的生物。然而，我们必须把每一种偏离看成是非正常吗？“事实上，模型就是统计学的产物；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对平均进行计算的结果。然而，我们所遇到的真正的个体，多少与这些标准有些偏离，而且，这正好就是它们的独特性形成的原因。知道偏离涉及了什么，以及哪一种偏离能够与扩展的生命并存是很重要的。对每一个物种的个体来说，这都需要了解。这样一种研究远远没有进行。”[82，4.54-14]

    劳吉尔指出了这样一种关于人的研究的困难。首先，他详细阐述了凯特勒（Quêtelet）的平均人（l'homme moyen）理论。我们后面将会来谈论这个理论。建立一种凯特勒曲线，对某种已知的特征（比如身高）来说，并不能解决其正常问题。引导性的假设和实践的惯例是需要的。这使人们可以决断，对高人或者矮人来说，什么样的身高数值，构成了从正常到非正常的转换。如果我们以一种统计学的安排来建立一系列任何个体都会或多或少地偏离的数学意义上的平均数，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因为统计学无法提供一种方法，让我们确定一种偏离是正常还是非正常。通过一种推理可能会得出的惯例，如果一个个体的生物统计学档案允许我们预测，在没有意外事故的情况下，它将有一个与它的种群相适应的寿命，那我们是否能够认为它是正常的？然而，同样的问题会再次出现。“在那些因衰老而死的个体中，我们将会发现，有各种长短不一的寿命。我们应该把这些寿命的平均值，或者极少数个体所达到的最高寿命，或者其他的数值，作为这一物种的寿命吗？”[71，4.56-4]而且，这种正常性并不能排除其他的非正常性：某种先天的畸形，与很长的寿命也可能并不冲突。严格来说，即使在对局部的正常性进行确定时，对所观察的群体的特征进行平均状态的研究能够提供某种客观性的替代品，但由于平均的这一部分的性质仍然是随意的，所以无论如何，在确定普遍的正常性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客观性都消失了。“如果生物统计学数据有所不足，以及不能确定我们在建立正常和非正常的分界时所使用的那些原则在什么样的地步是合法的，那么，关于正常性的科学定义实际上就难以达到。”［同上］

    断言标准和平均这两个概念的逻辑独立性，并由此断言绝不可能在客观地计算的平均这种形式下为解剖学意义上的或者生理学意义上的正常提供完整的对等物————这样做是否更加诚实，或者相反，更加有野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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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凯特勒的观点和哈布瓦赫（Halbwachs）对它们非常严格的考察开始，我们意在总结生理学中生物统计学研究的意义和范围问题。总的来说，考察其基本概念的生理学家，非常清楚地知道，对他来说，标准和平均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然而，对他来说，平均似乎直接可以进行客观的定义，因而，他试图把它与标准结合起来。我们刚刚看到，这种简化的企图遇到了困难。这些困难，在现在，以及毫无疑问地，在将来，都将难以克服。绕过这一问题，并追问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能不能通过让平均从属于标准的方式来予以解释，这样做是否不太合适？我们知道，使用在解剖学上的生物统计学，首先是由高尔顿（Galton）的著作建立起来的。这部著作扩展了凯特勒的人体测量学步骤。通过系统地研究人体身高的变化，凯特勒在一群同类型的人口中为每一个个体测量了各种特征，并建立了图表，显示出频率的存在形式呈多边形状，其中，最高值与纵坐标最高点相应，还有一个以纵坐标为轴的对称。我们知道，多边形的边界是一条曲线，而凯特勒本人表示，这个频率的多边形接近于一个所谓的“钟形”曲线。这是一种二项分布曲线，或者高斯误差曲线。利用这样一种关系，凯特勒明确希望表明，要他从具有他种意义的已知特征（波动）入手，来认可某种个体变化，除非某种事故特征确证了偶然律。偶然律所表现的，是没有系统地定位的那些原因不可确指的多样性。其效果，最终，通过逐步的补偿，会互相抵消。现在，对凯特勒来说，从计算可能性的角度来解释生物学变化，似乎具有极大的形而上学意义。据他说，它意味着，对人类来说，存在着“一种典型或者模型，其不同的比例可以很轻易地确定”[96，15]。如果事实不是如此，如果人们彼此不同，比如身高方面，并不是某种意外原因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不存在某种可以用来比较的典型，那么，在所有的个体测量中，没有一种确切的关系可以被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如果从变异纯属偶然这个角度来说，确实存在着一种典型，从很多个体那里采集来的某种特征的测量数值，就应该按照数学规则来分布，而现实中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在其他方面，测量出的数据越大，偶然性的干扰因素被抵消得越多，而普遍典型就出现得越清楚。然而，首先，从那些身高在确定的范围内变化的人中抽出任意数量的人来看，那些接近平均身高的人，数量最多，而那些离平均值越远的，在数量上越少。凯特勒把这种人的类型，称为平均人。离这种类型越远，就越稀少。当凯特勒被作为生物测量学之父而被引用时，还有一点未曾明言，即对他来说，平均人绝不是“不可能的人”[96，22]。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平均人存在的证据，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的，即每一项测量（身高、头部、胳膊等）获得的数据，在遵从意外成因规律的情况下，围绕平均值来进行分组。特定人群的平均身高是这样产生的，即由身高相同的人组成的最大的亚群体，是身高最接近平均值的一群。这使得典型的平均值完全不同于数学的平均值。当我们测量几座房子的高度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平均值，然而，尽管如此，没有一座房子的高度接近平均值。总之，一种平均的存在，据凯特勒说，是某种规则存在的无可争议的标志，在一种明白的本体论意义上解释就是：“对我来说，基本的观点是让真理占上风，并且表明，人类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是多么受制于神圣的规则，以及他们是以怎样的规则来推行它们的。此外，这种规则并非专门针对人类：它是属于动物和植物的整个自然界的伟大的法律，而且，让人惊讶的是，它没有得到更早的承认。”[96，21]凯特勒的观念有趣的地方在于，在他关于真正的平均的观念中，他把统计学频率和标准这两种观念区分了，因为一种平均，决定了对它偏离得越多，就越稀少，这才是真正的标准。这里并不是讨论凯特勒的论文的形而上基础的地方，只想简单地指出，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平均：数学意义上的平均或者中值（médane），以及真正的平均；此外，他根本没有在人类的身体特征中，把平均作为标准的经验主义基础来表示，而是清楚地展示了一种本体论的规则，其本身在平均中表现来出来。如果为了理解人类身高的模型而诉诸上帝的旨意显得很有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平均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标准。对我们来说，这似乎又像是能够从哈布瓦赫对凯特勒的观念所做的批判性考察中得出的结论[53]。

    据哈布瓦赫说，凯特勒的错误在于，他把人类的身高围绕平均值的分布，作为一种可以运用偶然律的现象。这种运用的第一个条件是，这类现象，作为一个不可预测的数字所有元素的混合，是完全互相独立的进程，因而，以前的不会对以后的产生任何影响。然而，人们不可以把持续的机体效果与被偶然律控制的现象看作相似的。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与环境相关的身体现象和与生长过程相关的生理学现象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即每一现象的发生都独立于较早的或同一阶段的另一种现象。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是站不住脚的。在人们看来，社会规则介入了生物规则，因而人类个体是一种联合体的产物，从属于各种各样习俗的、婚姻的法律指令。总之，遗传与传统，习惯与习俗，既是相互依靠的方式和个体间的联系，同时，也是恰当地运用概率计算的障碍。身高，作为凯特勒所研究的特征，将会仅仅是一个纯生物学现象，如果这种研究的对象，是构成一个纯粹的动物或植物的谱系（lignée）的全部个体。如此一来，在特定的模型两侧产生的变动，仅仅来源于环境的作用。然而，在人类种群中，身高既是生物学的，也是社会学的，不可分割。即便身高是环境的某种功能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活动的结果，也应该从地理环境来观察。人是地理的受理人，而地理被历史以集体技术的形式完全渗透了。比如，统计学观察使得人们确认索洛涅（Sologne）沼泽的排水对居民身高的影响成为可能[89]。索尔（Sorre）承认，某个人群的平均身高，在饮食改善的影响下，可能会提高[109，286]。然而，我们相信，如果凯特勒把某种神圣的标准的价值，用在人类某种结构特征的平均值上，是错误的，其原因或许在于，他规定了标准，而不是把平均解释为标准的一个标记。如果人体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活动的产物，那么，这样的假定就不是荒谬的，即通过平均值表示出来的某些特征的稳定性，取决于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某些生命标准的遵从。最终，在人类种群中，统计学意义上的频率所表达的，不仅是生命的标准化，而且还有社会的标准化。一种人类的特征，不会因为频繁就是正常的，而是因为正常，才频繁，也就是说，在一种已知的生命种类中是标准化的。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学派的地理学家们所说的“生命种类”（genre de vie）这几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这将会变得更加清楚，如果不考虑某种解剖学特征，而是专注于某种生理学特征，比如寿命。弗洛伦斯（Flourens），继布冯（Buffon）之后，寻找着一种方式来科学地确定人类的自然寿命或者说正常寿命。他采用并修正了布冯的著作。弗洛伦斯把寿命与生长的具体持续时期联系了起来。这种生长期，他是通过骨头在骨骺处的连接来确定的。[25]“人类的生长期是20年，却能够活到20年的5倍，即100岁。”这种正常的寿命既不是最常出现的期限，也不是平均的期限。弗洛伦斯非常清楚地阐释了这一点：“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活到90-100岁的人。我非常清楚，达到这一岁数的人的数量，与没有达到这一岁数的人的数量相比，要小很多，但事实上，这样的岁数有人达到了。而且，因为有些时候，有人达到了这样的年纪，人们就可能会得出结论说，会有更多的人达到这样的年纪。会有更多的人达到这样的年纪，如果偶然的事故或外在环境，如果干扰性的原因，没有出来阻拦的话。很多人因为疾病而死；严格来说，很少有人因为高龄而死。”[39，80-81]同样，梅契尼科夫（Metchnikoff）也认为，一般来说，人能够成为百岁老人，而且，每一位活不到100岁的人，在理论上都是病人。

    人的平均寿命的变化（法国男人1865年为39，1920年为52）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为了给人类指定一种正常生活，布冯和弗洛伦斯从他们用在兔子和骆驼身上的生物学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然而，当我们谈到平均寿命时，为了表明它在逐渐生长，我们把它和人类，即总体的人类，对自己采取的行动联系了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布瓦赫把死亡处理为一个社会现象，并相信死亡年龄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和卫生条件，以及对疲劳和疾病的关注的结果，总之，既是社会环境，也是生理环境的结果。每一件事的发生，就像社会决定了“适宜于它的死亡”一样，死亡人数，以及它们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都表明了社会有没有对寿命的延长予以重视[53，94-97]。总之，能够延长寿命的集体卫生技术，或者导致寿命缩短的疏忽的习惯，都取决于特定社会赋予生命的价值。它们最终都是通过人的平均寿命这一抽象的数字表达出来的一个价值判断。平均寿命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正常寿命，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社会意义上的标准寿命。这个例子再一次表明，标准不是从平均推导出来的，而是表现在平均当中。这将会更加清楚，如果我们不考虑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社会中的平均寿命，而是将这个社会分解成不同的阶级、职业，等等。当然，我们将会看到，寿命取决于哈布瓦赫在别处所说的生活水平。

    对这样一种观念，人们毫无疑问会反对，它只是适用于人类的表面特征，而总的来说，对于那些表面特征，存在着容差的余地。在这种容差中，社会多样性可以表现出来。然而，它明显不适于在本质上比较固定的人类的根本特征，比如血糖、血钙，或者血液pH浓度。更广泛地说，它也不适于严格限定的动物特征。没有任何集体技术为这些动物特征提供任何相对的可塑性。当然，我们不是要说，解剖学-生理学意义上的平均值在动物身上表达了社会标准和价值，但是，我们要追问，它们是否没有表达与生命有关的标准和价值。在上一部分里，我们看到了特伊西尔提到的关于蝴蝶的例子。在两种变异之间摇摆的蝴蝶种群，似乎要和其中一种混合。这取决于这两种混合中的哪一种，能够获得环境能够容忍的鲜明特征的补偿。我们会问，是否存在着一种创造生命形式的普遍准则。最终，最频繁出现的那些特征的平均值的存在，被赋予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凯特勒赋予它们的意义。它所表达的，不是一种具体稳定的平衡，而是在接近平等的标准和暂时被放置在一起的生命形式之间，所具有的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我们不因为它所表示的特征没有任何不可兼容性，就把一种具体的形态看作真正稳定的。我们把它看成是明显稳定的，是因为它暂时成功地通过一系列的补偿行为而调和了对立的需求。一种正常的具体形态，将会是功能与器官之间的正常化的产物。其综合的协调是从已知的条件中获得的，而不是给予的。这基本上就是哈布瓦赫在1912年对凯特勒的批评中所提出的：“为什么我们要把物种看作是这样一种类型，即它的个体只有通过偶然因素才产生偏离？为什么它的统一性不是结构形态的二重性的结果，为什么不是两者冲突的结果？或者为什么不是机体的普遍倾向（从各方面看，它们会相互抵消）数量太少的结果？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表达更自然，即它的成员的这种偏离，是由平均开始，向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系列常规的偏离……如果这些偏离在某个方向上大量出现，这将意味着这一物种在一种或多种持续作用的影响下向着那一方向进化。”[53，61]

    就人与其长久的生理学特征来说，只有一种比较人类生理学和病理学————从存在着比较文学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现在不同的民族、道德或者宗教群体，以及技术群体或亚群体。它们将会考虑生命的错综复杂，它的种类和社会水平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一个精确的答案。然而，似乎这种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来进行的比较人类生理学，仍然有待一个生理学家来书写。当然，有很多扎实的与动物和被分成不同民族的人类有关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生物测量学数据汇编，比如《生物表》（Tabulae biologicae）[26]，然而，这是一些列表，并无意解释比较的结果。通过比较人类生理学，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类最好的研究，其代表作有艾克曼（Eijkmann）、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奥佐利奥·德·阿尔梅达（Ozorio de Almeida）关于新陈代谢及其与气候和种族的关系的研究。[27]然而，碰巧的是，这一空白刚刚被法国地理学家索尔（Sorre）最近的一部著作部分地填补了。他的《人文地理学的生物学基础》（Les fondements biologiques de la géographie humaine）在草成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此后会来谈它，在我们希望保持其原样的发展之后，对其创造性的担忧，胜过对明显的综合的担忧。从方法论上说，综合远胜过了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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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首先会同意我们的观点，即通过仅仅在实验室的框架下以实验的方式取得的平均值，来确定生理常数的过程，会让人们遇到这样的风险，即把正常人作为平庸的人来展示，远低于生理学的可能性。直接而具体地对自己和环境发生作用的人们，明显能够实现这种可能性，即便对科学完全无知的观察者看来也是如此。人们或许会通过指出这样一点来回答，即自从克劳德·贝尔纳以来，实验室的阵地得到了极大地扩张；生理学将自己的管辖权扩张到了职业指导和选择中心以及体育机构；总之，生理学家看到的是具体的人，而不是在一种非常人为的环境中的实验室的对象；他自己以生物统计学的数值来确定被容忍的变异的空间。当A.迈尔写道“建立体育纪录的目的，就是衡量人的血管系统最大的活动力”[82，4.54-14]时，我们想到了蒂博代（Thibaudet）机智的评论：“是纪录的数据，而不是生理学回答了这一问题：一个人能够跳多远？”[28]总之，生理学对于人类获得或者逐渐掌握的功能自由度来说，是唯一确定和精确的记录和标准化的方法。如果我们提及生理学家们确定的正常人，这是因为标准化的人存在，而对他们来说，打破标准并建立新的标准是很正常的。

    对我们来说，作为人类生物学标准化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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