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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一个涉及次感觉运动障碍的身体，受伤后得到了手术，并再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那个时代的解释，引入假性的恢复（pseudo-restaurations），并且正如通常所发生的那样，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时候，引入暗示病（pithiatisme），来作为解剖学的补充。勒利希伟大的优点在于，从1919年以来，他系统地研究了神经断端的生理学，并在“神经胶质瘤综合征”的名义下将其临床观察系统化了。纳热奥特（Nageotte）将通常非常硕大的凸起的肿块称为截断的丛状神经瘤。它由神经细胞轴突（cylindraxes）和在被切断的神经末端中央形成的神经胶质构成。勒利希是第一个看到神经瘤是反射现象的起点的人，并且将这种所谓的反应的起源，定位在遍布于中央断端的神经突中。神经胶质综合征包括了否定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总的来说，就是某种前所未有的障碍的出现。勒利希假定交感神经纤维通常是传导发源于神经胶质瘤的兴奋的通道，并认为，这些兴奋“决定了在意外情况发生时的不同寻常的血管运动。这种血管运动通常是血管收缩，而正是这种反应，通过造成平滑肌的超高肌强直，在外围决定了一种真正全新的疾病，与神经切除造成的感觉运动失灵并存。这种新的疾病的特点是：苍白病（cyanose）、感冒、水肿、营养障碍、疼痛，等等”[74，153]。勒利希的治疗学结论就是，神经胶质瘤的形成必须被阻止，尤其是通过神经嫁接。这种嫁接可能并不会重建结构上的连续性，但是，它确实以某种方式造成了中央末端的极性，并通过将神经突推向更上端的方式来疏导它们。弗尔斯特（Foerster）发明的一种技术同样可以被利用。这种技术的构成在于，绑紧神经膜，并通过注射纯酒精的方式让断端干瘪。
A. G.韦斯（A.G. Weiss），以和勒利希同样的线索工作，并比后者更明确地认为，就神经胶质瘤的疾病而言，它很适于并足以消除神经胶质瘤，而且不会浪费时间去通过嫁接或者缝合来“模仿”结构连续性的重建。不能确定的是，人们能否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期待一种受损神经区域的完全的重建。然而，这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比如，在手肘抽搐的案例中，一个人必须在这两方面之间进行选择：一是如果在嫁接后神经的连续性得到了有效的恢复，由此可能带来瘫痪状况的改善，二是让病人能够立刻利用一只手，这只手通常会部分地瘫痪，但具有让人非常满意的功能上的灵活性。
克莱因（Klein）的组织学研究或许可以解释所有这些现象[119]。不管根据各种状况（硬化症、发炎、出血，等等）所观察到的细节的形态如何，每一种对神经瘤的组织学考察都显示了一个常有的事实，即神经细胞轴突的神经原形质与神经鞘外壳的扩散（有时候是很大的扩散）之间所建立的持续的联系。这一确证，认可了神经瘤和整体感知接收端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整体感知接收端由神经突的末端和源于神经鞘而又区别于神经鞘的因素构成。这种密切联系可以确证勒利希的一个观点，即神经胶质瘤实际上是异常刺激的起点。
即便如此，A.G.韦斯（A.G. Weiss）和J.瓦尔特（J. Warter）非常有道理地宣布了这一观点：“在非寻常的程度上，神经胶质瘤疾病极大地超越了运动和感觉的简单干扰范畴，而且，在很多时候，由于其严重性，它构成了虚弱的本质。这是非常正确的，以至于一个人如果以某种方式成功地让病人摆脱了与神经胶质瘤的存在有关的障碍，一直持续的感官活动的瘫痪，掩盖着一个真正的次等的方面，通常与被感染者几乎正常的使用相容。”[118]
神经胶质瘤疾病的例子，对我们来说，似乎完全适于证明这样一个观点，即疾病不仅仅是某种生理秩序的消失，还是某种新的生命秩序的出现。这一观点是勒利希的————正如我们在这一研究的第一部分所看到的那样————也同样是戈尔德斯坦的。它并不能正确地证明柏格森关于失调的理论的合法性。并不存在什么失调，存在的只是另一种秩序对人们所期望的或者所钟爱的秩序的替代。对于这另一种秩序，人们要么改变它，要么忍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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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韦斯和瓦尔特指出，一种在病人和医生眼中都很满意的功能的重建，在不需要实现理论上相应的解剖学范围内的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由此，以一种他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确证了戈尔德斯坦关于治疗的观点。戈尔德斯坦说：“因此，保持健康意味着能够做出有秩序的行为。这种行为可以占据主流，尽管某些以前可能的表现在现在已经不可能了。然而……新的健康状态与原来的不同。正如对过去的标准来说，对内容的确定是独有的，同样，内容的变化会引出新的标准。根据我们对生物体的内容确定的观念，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对我们有关治疗的行为来说，变得特别重要……治疗，尽管有缺点，总伴随着某种本质的丧失，以及某种秩序的重现。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新的正常的个体。在治疗中恢复某种秩序有多重要，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机体似乎首先有保持或者获得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那些能力的倾向。反过来说，机体首先试图获得新的常数。我们可能会发现，在治疗过程中————尽管有持续的缺陷————与过去相比很多领域都发生了变化，然而其特征是趋向新的常数。我们在身体和心理领域都发现了一些新产生的常数。比如，与先前相比脉搏的变化，然而相对恒定，有同样的血压、同样的血糖含量、同样的整体心理行为，等等。这些新的常数保证了新的秩序。我们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够理解机体的行为。我们无权要求修改这些常数，这样我们只会造成新的失调。我们养成了不要总是和发烧作斗争的习惯，而是可以把体温的升高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常数，对治疗是必要的。同样，在面对血压升高或者心理的某些变化的时候，也应该如此。还有很多这样的常数的改变，而今天，因为所谓的害处，我们仍然试图消除它们，然而，不干涉它们或许更好。”[46，272]
与用某种方式引用戈尔德斯坦（他似乎率先进入了一种费解的或者自相矛盾的生理学）相反，人们在这里会很高兴地强调他那些先导性的观念的客观性，甚至庸俗性。不止是临床医生（他们对他的论文不熟悉）的观察，还有实验的验证，都沿着他的研究路线前进着。凯塞不是在1932年写过如下的话吗：“从横切后的脊骨中观察到的反射消失现象，源于反射弧本身。休克状态的消失，伴随着反射的重现，严格来说，并非一种重建，而是一个新的‘降格’的个体的建立。一个新的存在被创造出来了，‘脊髓动物’（来自冯·魏茨泽克［von Weizsaecker］）。”[63 bis，115]
通过宣称新的生理标准并非疾病出现之前存在的标准的对等物，戈尔德斯坦，总的来说，仅仅确认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生物学现象，即生命并不承认可逆性。然而，如果生命并不允许重建，它也不容许实际上是生理革新的修复。这种革新的可能性的或多或少的降低，是一种衡量疾病严重程度的方式。就健康而言，在最绝对的意义上，它无非是构建新的生物学标准的能力的最初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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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利希的指导下出版的《法国大百科全书》第六卷《人类》的标题页，以一个投掷铅球的运动员的形象来展示了健康的涵义。这个简单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其完全的启发意义与接下来的几页似乎不相上下。接下来的几页专门描述了正常人。现在，我们想要把散布于先前的解释和批判性考察中的思考集中起来，以便概括出一个关于健康的定义。
如果我们承认疾病仍是一种生物学标准这一事实，这意味着病态不能够在绝对的意义上被称为非正常，而是某种定义明确的条件下的非正常。反过来，健康和正常并非完全对等，因为病态也是一种正常。健康意味着不仅仅要保持某种假定的环境下的正常，而且在各种可能的环境中都要成为标准的。健康的特点在于超越标准（这个标准定义了暂时性的正常）的可能性，容忍违反习惯性标准的行为并在新的环境中建立新标准的可能性。在给定要求的环境和系统中，一个只有一只肾脏的人也会保持正常。然而，他却从此不再有允许自己失去一只肾脏的奢侈。他必须照顾好它和他自己。医学常识的嘱咐，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以至于都不会去寻找它们更深层次的意义。然而，服从一个说这句话的医生是非常痛苦和困难的：照顾好你自己！“说照顾好我自己是很容易的，然而，我还有家务要做”，在一家医院的咨询室里一位母亲说道。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讽刺的或者语义学上的意图。一个家庭就是可能有一个生病的丈夫或者孩子，就是一条破旧的裤子需要在晚上孩子们入睡后缝补（因为他只有一条裤子），就是走更远的路去面包店买面包，因为常去的那家由于违法被关闭了，等等。当一个人活着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不知道楼梯是否太陡，不知道最后一班电车的时间（因为如果错过了，他就要步行回家，走很长的路），要照顾自己是多么困难。
健康就是对环境的变化无常的容忍的边界。然而，说环境的变化无常，是否太荒谬？这对人类社会环境来说，确实是真实的。在其中，各种制度在根本上都是不稳定的，习俗都是可以被废止的，而时尚就像闪电一样消逝着。然而，宇宙环境、整个动物环境，不是一个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常数构成的，由不变量构成的系统吗？当然，科学所定义的这个环境，是由规律构成的，不过，这些规律是理论的抽象。活着的动物并不是生活在规律中，而是生活在改变这些规律的动物和事件中。支撑着鸟儿的，是树枝，而不是弹力规律。如果我们把树枝简化为弹力规律，那我们就再也不能谈论鸟儿了，而只能谈论胶态溶液了。在这样一个分析性的抽象层面，这不再是一个生物的环境问题，也不是一个健康或者疾病的环境问题了。同样，狐狸所吃的，是母鸡下的蛋，而不是蛋白质的化学物，或者胚胎学规律。因为合格的生物生活在一个有着合格的物体的世界里，那么，它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可能的事件的世界里。环境就是这样地变化无常。它的变化无常，就是它的形成、它的历史。
对生物来说，生命不是一种毫无变化的推演，一种直线运动，它无视了几何的刻板，它是与环境的一场辩论或者争吵（戈尔德斯坦所说的探讨研究［auseinandersetzung］）。在这个环境中，充满了缝隙、漏洞、出口和意料之外的抵抗。让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并非公开主张非决定论，一种在今天得到相当支持的观点。我们认为，生物的生命，即便是变形虫的生命，也只是在经验的层面上，而不是在科学的层面上，认识到健康和疾病的范畴，因为经验首先是情感意义上的考验。科学解释了经验，但并不因此使得经验无效。
健康是安全和保障的总体（德国人称之为保险丝［sicherungen］），当前的安全，未来的保障。正如存在着一种并非假定的生理学保障，也存在着一种并不过分的生物学保障，这就是健康。健康是一种对反应的可能性进行调节的方向盘。生命通常仅仅是可能性的这一方面，而一旦需要，它立刻表现出了这种预期的能力。这在抗击炎症的反应中非常清楚。如果对抗感染的战斗取得了突然的胜利，就不会产生炎症。如果机体防御立刻被强制执行，此后就再也不会有炎症。如果炎症存在，那是因为抗感染的防御行为瞬间遇到了意外并被动摇了。保持健康状态意味着能够生病和能够康复。这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奢侈。
反过来，疾病的特征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它是对环境的意外事件的容忍度的降低。谈到降低，并不意味着服从我们对孔德和贝尔纳的观念的批评。这种降低在于只能够生活在另一种环境中，而不仅仅是先前的环境的某些部分中。这就是戈尔德斯坦看得非常清楚的一点。在根本上，面对疾病的复杂性而产生的普遍的焦虑，所表达的不是别的，就是这种经验。我们更关心的疾病，是一定的疾病可能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那样一些疾病，而不是疾病本身，因为疾病的突然降临总是比疾病的复杂化来得更多些。每一种疾病都降低了对抗其他疾病的能力，耗光了先前的生物学保障（没有这些保障，甚至不会有生命）。麻疹倒没什么，然而，我们害怕支气管炎。梅毒只有在损伤了神经系统后才会非常可怕。糖尿病也并不是那么严重，如果它仅仅是糖尿的话。然而，休克呢？坏疽呢？如果必须动手术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血友病事实上也没什么，只要不发生外伤。然而，除非回到子宫里去生活，谁能躲得了外伤呢？何况就算回去了，也还难说呢！
哲学家们为了弄清楚生命最根本的倾向是保存还是扩张而争论着。医学经验事实上似乎将一个重要的观点带入了这场论争。戈尔德斯坦注意到，有一种病态的忧虑，要避免可能最终造成灾难性反应的那些处境————它表达的是保存的本能。据他说，这一本能并非生命的普遍规律，而是一种萎缩了的生命的规律。健康的机体更少力求把自己保持在现有的状态和目前的环境中，而是更多地力求去实现自己的本能。这要求机体在面对风险时，接受灾难性反应的可能性。在某种突发的事情扰乱其习惯而造成问题之前，健康的人是不会逃离的，甚至从生理学的角度说；他会用自己克服机体危机、建立新秩序的能力来衡量自己的健康程度[49]。
人只有在感到不仅仅是正常的————即适应了环境及其要求————而且是标准的，能够适应新的生命标准的时候，才会感到处于健康中————这就是健康本身。这明显不是要试图给人们这样的感觉，即自然以极度的慷慨造就了他们的机体：太多肾脏、太多的肺、太多的甲状腺、太多的胰腺，甚至太多的大脑————如果把人类的生活局限到植物性的生活的话。[35]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表现出了一种最幼稚的宿命论。然而，事实却经常如此：人们通常感到，自己被过于丰富的方式支撑着，供他挥霍是很正常的。有些医生太匆忙地在疾病中看到了犯罪，因为病人从事了某种过度的行为，或者在别的地方有忽略的行为。作为对这些医生的反对，我们认为，生病的能力和诱惑是人类生理学最本质的特征。给瓦莱里的一句名言换个说法，我们说过，对健康的可能的滥用，就是健康的一部分。
为了衡量正常和病态，人类的生活必不能被局限于植物性的生活。迫不得已时，一个人可以带着很多的畸形、疾病生活着，然而，他无法用自己的生命做任何事情，或者，至少，他还能用自己生命做一点点事情，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机体的每一种状态，如果能适应一些被强加的环境（只要它还能容许生命存在）的话，最终在根本上都是正常的。然而，这种正常性的代价，在于放弃了所有可能的标准性。人，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并不局限于他的机体。通过工具来扩展了自己的器官后，人在自己的身体里所看到的，只是实现所有可能行为的方式。因而，为了分清对身体本身来说什么是正常什么是病态，一个人必须超越了身体来看。有散光或者近视这样的缺陷，一个人在农业或者畜牧社会中将会是正常的，但在航海或者飞行中是不正常的。从人类依靠技术手段扩张了自己的移动手段那一刻起，感到非正常，就是意识到某些变成了一种需要或者理想的活动，是不可实现的。因此，我们不能够清楚地理解，同样一个人，有着同样的器官，在不同的时间，在适于人类的环境中，是怎样感到正常或非正常的，除非我们理解了机体的生命力，是怎样在人身上以技术的灵活性的形式而发达的，理解了统治环境的欲望。
如果我们从这些分析，马上回到对它们试图定义的那种状态的具体感受上，我们就会理解，对人来说，健康是一种在生活中有保障的感觉，而这里的生活没有为自己确定任何限制。“Valere”这个词，作为价值（valeur）这个词的词源，在拉丁语中意思是良好的健康。健康是一种面对存在的方式，因为它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占有者和忍受者，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还是价值的创造者和生命标准的建立者。因此，这种诱惑在今天仍然通过运动员的形象而影响着我们的头脑。在这种诱惑中，当代人对合理化的体育活动的痴迷，在我们看来无非是一副令人悲痛的漫画。[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