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正常和病态的几个问题的论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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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法，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既是生物学的问题，也是哲学的问题。可以理解的是，我不可能在一篇序言里讨论这一问题。至少，我想说，它并未逃出我的注意范围，我希望在以后来处理它，而且，我很感谢布努尔帮我指出了这一点。

    最后，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在今天对克劳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进行阐释，我就不可能不考虑1947年由德卢姆（Delhoume）博士负责出版的《实验医学原理》（Principes de médicine expérimentale），在这部著作中，贝尔纳比在其他地方更为详尽地考察了病态现象的个体相对性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我对贝尔纳的观点的判断，会在根本上被修正。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某些读者因为我的结论很简短，以及它们向哲学大门保持敞开这一事实，而感到震惊。我必须说，这是有意为之的。我曾打算为将来的一篇哲学论文做些铺垫。我知道，在这篇医学论文中，我为哲学的幽灵所做的牺牲，即使不算过多，但至少也已经够多了。因此，我特意将我的结论，以简洁而适当的方法论性质的命题这样的形式来呈现。

    导论

    在人身上，病态结构与病态行为问题大量存在。先天性的畸形足、性倒错、糖尿病、精神分裂等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最终都会指向解剖学、胚胎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然而，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不应该被割裂开来，而且，如果从整体上而不是局部细节上来考虑它们，我们仍然有机会把它们解释清楚。然而，目前，我们还不能够以一个文献充实的概括来支撑这一观点，但我们希望终有一天可以做到。然而，发表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不仅是为了反映出目前的这种不可能性，同样也是为了给这项研究的下一阶段作一个标识。

    哲学是一种思考。对它来说，所有的新材料都是好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说，所有好的材料都必须是新的。在结束哲学研究几年后，我在讲授哲学课的同时开始了医学研究。我必须对自己的意图作一些解释。一位哲学教授之所以对医学产生兴趣，并不一定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精神疾病，也更不必然是为了进行某项科学训练。我明确地希望医学成为人类一些具体问题的导引。对我来说，医学是且仍将是处于几种学科交界处的一种技术或者艺术，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在我看来，为了精确定位和清楚阐发我所关心的两个问题，即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标准与正常的关系问题，就必须从直接的医学文化那里得到帮助。如果将一种所谓的“非成见的”精神运用在医学上，在我看来（尽管它为了把科学的理性化方法引入其中而付出了很多值得尊敬的努力），最根本的还是临床和治疗，即一种建立或者恢复正常的技术，而这是不能够完全或者简单地被降格为一种单纯的知识的。

    因此，这部著作试图把医学上的某些方法和成果引入到哲学思考中。必须说明的是，这完全不是给读者上课，或者对医学活动作出某些标准性的评价。我们也没有傲慢到要把形而上学引入到医学中，以对其进行革新。如果医学需要革新，那也应该由医师们来冒这个险，并以他们的名声做担保。然而，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联系一些医学信息来调整对某些方法论概念的理解，从而有助于革新这些概念。希望人们不要有超出我们意图的期待。医学经常受到某些伪哲学著作的攻击，成为其牺牲品。对此，可以说，医生们并不陌生。在这中间，医学和哲学都没有得到好处。我们无意为这种事再添一个例子。我们也同样无意去做医学史家的工作。如果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们从历史的视野中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也不过是为了降低理解的难度。我们绝不是要冒充在生物学方面很博学。

    再说说我们这一主题的界限。正常与病态的一般性问题，从医学的角度说，可以被明确为畸形学或者疾病分类学问题，而后面一个问题本身，又可以被明确为躯体疾病分类学或者病理生理学的问题，和精神疾病分类学或精神病理学问题。我们希望把目前的考察严格限定在躯体疾病分类学或者病理生理学问题上，然而，我们也不会禁止自己借用畸形学、精神病理学上某些有助于推进这项研究或者说明某些结论的数据、观念。

    在提出我们的观点时，我们同样还联系了在19世纪被普遍采纳的一篇文章中所进行的批判性研究。它也涉及了正常和病态的关系。根据这篇文章，病态现象与相应的正常现象，除了量的变化外，是同一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希望服从这样一种哲学思考的要求，即重新开启问题，而不是封闭问题。莱昂·布伦士维格（Léon Brunschvicg）在谈到哲学时说，它是有关已经解决的问题的科学。我们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做出这一简单而深刻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