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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Essai sur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1943）
第二版序[1]
这是我的医学博士论文的第二版。它完全是1943年初版的复制品。这绝不是因为我对它感到完全满意。只是，一方面，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出版委员会————我要衷心地感谢其同意重印我的著作————无法承担修订此书的相关费用。另一方面，相关的修订和增补，会在今后的一本更全面的著作中出现。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对于本书的第一版来说，本来还可以从哪些新的阅读材料、哪些已经作出的批评和哪些个人思考中获益。
首先，就在1943年，我本来可以指出自己当时能从莫里斯·布拉丁（M. Pradines）的《普通心理学》（Traité de psychologie générale）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行为的结构》（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这类著作中发现有益于本书中心议题的东西。但我当时只能指出第二本书，它是在我的书稿付印时才发现的。第一本我当时还没有读过。只要回顾一下1943年图书流通的条件，就能理解那个时代收集文献资料的困难。另外，我得坦白承认，自己并不必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我更喜欢与同样真诚的另一个人达成默契。这种契合的偶然性，更加突出了认知上的必然性所具有的价值。
假如这些论文是在今天写的，我将会给汉斯·薛利（Selye）的著作，以及他的机体报警状态（l'état d'alarme organique）理论更高的评价。这篇文章也有助于调和勒利希（Leriche）和戈尔德斯坦（Goldstein）两人那些粗略一看差别很大的论文。我对他们的论文同样有很高的评价。薛利证明，行为的失败或者失常，就像它们所引发的情绪和疲劳那样，通过不断的反复，在肾上腺的皮层上产生一种结构性的修正，这类似于引起大量纯或不纯的荷尔蒙，或者有毒物质进入内部环境的那种状况。障碍性紧张的每一种机体状态，每一种报警（alarme）和悲痛（应激）行为，都会引发肾上腺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就机体内肾上腺酮（corticostérone）的行为和效果来说。另外，被薛利称为适应反应（réactions d'adaptation）与报警反应（réactions d'alarme）的这些结构性反应，也同样与甲状腺、脑垂体或肾上腺密切相关。然而，这些正常的（即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利的）反应，在诱发报警反应的各种条件非正常的（即在数量上非常频繁的）重复中，最终损害了机体。在某些个体身上，失调的症状就出现了。肾上腺酮的重复释放，要么引发功能障碍，比如血管痉挛和高血压，要么引发形态的损伤（lésions morphologiques），比如胃溃疡。正如人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上次战争中遭受空袭的英国村庄里，村民中出现了数量惊人的胃溃疡病人。
如果根据戈尔德斯坦的观点来解释这一事实，那么，人们会把它归入到灾难性的（catastrophique）行为中，而如果根据勒利希的观点，人们会认为这是由生理障碍引发的组织异常（anomalie histologique）决定的。这两种观点远非相互排斥。
同样，如果今天来谈畸胎发生问题，我会大大受益于埃蒂安·沃尔夫（Etienne Wolff）在《变性》（Les changements de sexe）和《畸形学》（La science des monstres）上所做的工作。我会更多地强调通过对畸形的认识来认识正常形态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我将会更加坚决地提出，本质上，在一个成功的生命形式和一个失败的生命形式之间，并不先天地存在本体论的差异。而且，我们能够谈论一个失败的生命形式吗？在还没有确定生命必然要具有的性质时，又怎么能发现一个生命的缺陷[2]是什么呢？
比起那些赞赏和肯定————它们不仅来自医师、心理学家，比如我的朋友、索邦大学教授拉加斯（Lagache），也来自生物学家，比如阿尔及尔医学院的萨比亚尼（Sabiani）先生和科尔（Kehl）先生等————我本来更应该考虑到斯特拉斯堡大学自然科学部的路易·布努尔（Louis Bounoure）先生宽容而又坚决的批评。在《生物的自主性》（L'autonomie de l'être vivant）里，布努尔先生带着智慧和诚恳，批评我向“进化论的执迷”妥协，并且，可以说，他独具慧眼地把生命的标准化（normativité）这一观念看作是人类的超越性倾向在所有生命体上的投射。把历史引入生命（在这里，我想到的是黑格尔以及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所带来的问题）是否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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