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问题介绍 (1/2)

竞赛小说 www.jsxs.net，最快更新正常与病态最新章节！

    要动手研究这个问题，至少，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定位。比如，我们如何着手研究地震或飓风呢？毫无疑问，所有关于疾病的本体论思考，均源于治疗的需要。已经部分确认的是，在所有病人身上，都能看到一个人有某种东西被增加或减少。一个人失去的东西，是可以被恢复的，而进入他身体的东西，也是可以离开的。同样，如果所得的病是源于妖术、魔法或者中邪，我们也相信能够战胜它。我们必须相信，任何疾病的发生，都不是为了让希望破灭。魔法为药品和念咒仪式提供了很多资源，以增加痊愈的希望。西格里斯特（Sigerist）曾指出，埃及的医学，把生病和着魔两种观念混合在一起，由此大致总结出了东方人在寄生虫病方面的经验。将寄生虫吐出，就意味着恢复健康[107，120][3]。疾病，通过一扇门进入或者离开一个人的身体。今天，仍然存在着一种疾病的世俗等级制。其基础，就是对各种症状进行定位的难易程度。因此，帕金森症比胸部的带状疱疹更是疾病，而疱疹则比疖子更是疾病。完全可以认为，传染病的微生物理论之所以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对疾病的本体论描述，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要冒犯巴斯德教义的尊严。人们可以看到微生物，尽管要通过显微镜、染色剂和培养菌的复杂中介，但人们却没有办法看到瘴气或者某种影响。看到一个物的存在，就已经预见某种行为。在其治疗效果方面，谁都无法否认感染理论的乐观性。毒素的发现，以及对个体特殊体质发病机理的认识，破坏了某种信条的美好的朴素性。这一信条披着科学的外衣，掩盖了人有生以来在对抗疾病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

    然而，如果我们感觉需要让自己心安，那是因为有某种焦虑常常纠缠着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要把某个染病的器官恢复到一个理想的水平，而寄希望于某种巫术的或者实证的技术，那是因为我们对自然本身没有抱什么期望。

    相反，希腊的医学，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ques）医学的著作和实践中，考虑到了一个非本体论的、但更有活力的，非局部性的、但更全面的疾病的概念。自然（physis），在人体内外，是和谐与平衡的。这种平衡与和谐发生紊乱，就是疾病。在这种情况下，疾病不是人的一部分。它充斥于人体的各部分，它成了人的全部。外部环境只是条件，而非原因。一个人内部平衡，或者由于紊乱带来了疾病，是因为他的四种体液的流动性造成了变化和震荡。这四种性质的体液又与不同的性质相匹配（热、冷、湿、干）。疾病不仅仅是不平衡、不和谐，而且同样，很可能是自然试图在人体内实现新的平衡。疾病是一种广义的针对治愈意图的反作用。肌体患病，是为了自愈。治疗行为应该首先容忍，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应该强化这些自发的既有享乐倾向又有疗效的反作用。医学技术模仿了自然的治疗行为（自然治愈力，vis medicatrix naturae）。模仿并不是简单地复制其表面，而是模仿其倾向，并延长近似的运动。当然，这样的观念同样是一种乐观主义，不过，这里的乐观主义只与对自然的看法有关，而与人类技术的效果无关。

    医学思想从未停止在这两种关于疾病的描述、两种形式的乐观主义之间摇摆，每次都在关于疾病发生机理的最新解释中，为其中的一方找到更好的理由。某种元素的缺乏病、所有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都支持一种本体论性质的理论，而内分泌疾病、由各种障碍引发的疾病（这些病以dys-为前缀），则支持那种动态的、功能性的理论。然而，这两种观念还是有一个共同点：在疾病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生病的经历中，两者都看到了一种富有争议的情况：要么是肌体与外部物质之间的斗争，要么是肌体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疾病随健康状况、正常的病变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就像一种性质区别于另一种性质那样，通过某种明确的要素的存在或缺席来呈现，或者通过整个肌体的调整来呈现。这种将正常与病态混杂在一起的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于自然疗法观念中。这种观念不希望借助人为的干涉来恢复正常。自然本身会找到治愈的办法。然而，有一种观念承认或者期待人类能够驱使自然，并迫使其屈服于自己规范化的愿望。在这一观念中，量变导致了正常与病态的区分这一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自培根（Bacon）以来，人们不是常说人类是通过服从自然来支配自然的吗？控制疾病，就是认识它与正常状态的关系。这种正常状态，正是一个活着的人————热爱生活的人————希望能够重新获得的。由此，在过时的技术终结之后，就有了一种理论需求，即把病理学与生理学联系起来，由此建立一种科学的病理学。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1624-1689）认为，为了帮助病人，我们应该界定和确定他所患的疾病。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就像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一样。西德纳姆认为，在所有的疾病中存在着一种秩序，就像伊西多·乔弗瓦·圣-伊莱尔（I. Geoffroy Saint-Hilaire）在畸形中发现的规则那样。比奈尔（Pinel）在其《疾病分类哲学》（Nosographie philosophique，1797）中通过对类目的完善，为这些疾病分类的尝试做了辩护。达伦姆贝格（Daremberg）认为这更像是一位博物学家的著作，而不是一位临床医生的著作[29，1201]。

    同时，莫干尼（Morgagni，1682-1771）在创造病理解剖学的过程中，让人们可以把某些器官的损伤与一系列稳定的症状联系起来。由此，疾病分类学便在解剖学分析中找到了依据。然而，就像哈维（Harvey）和哈勒（Haller）以来所发生的状况那样，解剖学因变成了生理学而“获得了活力”，由此，病理学很自然地成了生理学的延伸。关于这种医学观念的演变，我们可以在西格里斯特的著作中找到权威的总结性陈述[107，117-142]。这一演变的结果，便是对正常和病态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理论建构。根据这一理论，生命有机体中的病态现象，不过是相应的生理现象在数量上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而已。病态被系统地定义为对正常状态的偏离，但更多地不是用a（异常）或dys（障碍）来表示，而是用hyper（过度）或hypo（不足）来表示。在通过技术来战胜疾病的可能性上，本体论有着让人宽慰的自信。当我们克制住这种自信时，人们绝不会认为健康和疾病有着本质的对立，是两种相互斗争的力量。要重建这种连续性，以便为了更好的疗效而获取更多的认识，最终需要疾病这一概念的消失。人们能够以科学的方...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