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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看点
成功的政治家————君主政体的影子————支持共和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财政政策————投机活动————银行法案————银行促生了腐败————国债————支持新宪法————广大民众的支持————菲利普·弗瑞诺引起的论战
杰斐逊才华卓越，智慧超群，是位成功的政治家，在美国历史上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他与别人之间不太受人称颂的斗争也众说纷纭。杰斐逊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具有政治家所没有的一些优点。杰斐逊还是一位思想家，深刻地思考政府理论以及社会、政治组织原则。他是激进分子中的激进分子，是激进阶级中的民主主义者。他从未宣称过民众应该组织政府，因为他的潜意识中，政府根本不应该存在。“人权”是当时最流行的词语。杰斐逊认为“人权”意味着完全没有政府控制。相对温和的政敌们称杰斐逊为“空想家”。他那些不合实际的空洞理论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尖刻的攻击者们指责杰斐逊不诚实。杰斐逊也有不聪明的时候。他以自己惯常的方式处理问题，从不计较小事，总是粗心大意。杰斐逊信守自由学说，奉行宽松的民主，坚持无政府主义，不放弃宗教立场，对宗教的热忱和激情堪比穆罕默德或约翰·卫斯理[1]。杰斐逊总是怀疑与自己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他们邪恶可憎，在人类最关切的问题上散播谎言。杰斐逊有可能听信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传言，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早就怀有成见。杰斐逊善于观察，才思敏捷，很快就看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什么办法迅速组织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团体。杰斐逊看到，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都是能力非凡、雄心勃勃的人。有些人得到了公众的信任，获得了权力；有些人狂敛了大笔财富；还有些人树立了广泛而强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力。看着这些毫无前途的发展，杰斐逊既恐惧又反感，情不自禁地担忧人类的自由将在美国彻底毁灭。透过联邦主义者神秘的政策，展现在杰斐逊眼前的是君主体制的影子。杰斐逊觉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财政部长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君主政体下的狡猾手段。联邦主义者们每次集会，杰斐逊都仿佛能听到那些“君主主义者们”的小声谋划。如果有人饭后喝了酒，说了大话，传到杰斐逊的耳朵里又会被夸大。他会将听到的话记下，作为君主政体计划有力的证据。杰斐逊将自己写在纸上的偏激思想寄给了朋友们。这些片断后来被收集到一起，形成了他的《语录》。杰斐逊悲伤地将别人为自己散播的流言蜚语告诉了乔治·华盛顿，并一再重复，但乔治·华盛顿却说他在胡说八道。
约翰·卫斯理向民众讲解基督教教义
约翰·卫斯理向印第安人传教
多年之后，杰斐逊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他刚到纽约不久，就看出了这种可怕的君主政体倾向。
杰斐逊说：“总统热诚地接待了我，我的同事们及圈内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明确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两个对立的政治派系都对我这个初来乍到者谦恭有礼，将我当作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饭后谈论的内容让我感到很惊奇，也很没面子。他们谈论的主题当然是政治。他们更愿意要君主政体，而不愿选择共和政府。我不是一个放弃自己信仰的人，也不是一个伪君子。我发现在场的所有人中间，我是唯一支持共和的人。”
这些话萦绕在美国大地上，一直是人们争辩的内容。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任何夸张的说法都会被认为是谎言。事实上，杰斐逊后来发现自己的政治信仰并不完美，也曾痛苦万分。听到君主政体，杰斐逊就觉得是对民主的冒犯。宪法不可能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宪法的作用通过政府才能体现出来。人们公开讨论宪法的效力，还未从心底里忠诚于宪法，也没有萌生对宪法的自豪感和深情。杰斐逊对君主政体深感忧虑。他甚至想改变政府形式，指控君主政体的拥护者。
杰斐逊觉得君主政体十分恐怖，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坚决反对宪法。这种说法不攻自破。长期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宪法最忠实的支持者。谁是谁非，乔治·华盛顿总统心知肚明。杰斐逊说：“他（乔治·华盛顿）认为，目前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有人怀疑某一党派做得太过分了。也许有人想把政府的形式变成君主政体，但他不相信有阴谋。也许有人希望在上流社会，特别是大城市里，实行君主政体，但东部、南部各州的绝大多数人都坚信共和。”这些话是杰斐逊自己说的，可靠性强。
我们要像探求真理一样对待杰斐逊的思想，不必过分关注他的行动。杰斐逊深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为了君主政治搞阴谋诡计，认定他们背叛了宪法。杰斐逊的信念刚开始时如同一粒芥菜种子一样微小，但他坚持不懈地反复声明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不断增强，变得像参天大树一样茂盛。杰斐逊经常重申自己所持的观点，并找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天长日久，他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一位读者从杰斐逊的信件和回忆录中发现，杰斐逊将多年来挂在嘴边的“君主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们描述得像水蛇一样毒。这位读者认为，杰斐逊经常提到的这些人应该存在，若不然他就是将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说成事实。一谈到这个话题，杰斐逊往往真情流露。这种情感至深至强，难以言表，根本不像虚情假意。
杰斐逊认为君主主义者做事的目的令人厌恶，其手段也很卑鄙。他们连同拖欠的利息全额付清了国内债务，然后出台了各州债务承担方案。一年半的时间内，君主主义者们提供了许多投机机会。当时人们的热情高涨，就是现在生活在华尔街的人也望尘莫及。
城市里有资本、有远见和有事业心的人们低价购买了证券。尤其是纽约和费城的民众简直就是国会肚子里的蛔虫，什么信息都能预先知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追随者们也大胆加入这场投机活动。有人认为君主主义者们像稻草人一样虚张声势。后来，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人获得了巨额财富，赢得了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杰斐逊等人感到既震惊又恐惧。他们指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利用财政部长的职位，为他人提供牟取暴利的机会，让更多的人追随自己。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利用庞大的金融体系将美国从濒临破产的不景气状态变成了偿付能力较强、信誉良好的国家。杰斐逊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一切，认为这样的金融体系就像一台巨大、复杂而高效的机器，正在生产国内最危险的贵族政党。
杰斐逊讨厌军事机构，憎恶政府权力。他认为所有税收应该留给各州，取消消费税。从杰斐逊给国家银行的建议中也看不出他对银行有半点好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准备通过政治手段推行财政政策，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赞赏。财政部再也不会说自己难以支撑，联邦的存在已岌岌可危了。《银行法案》首先要合法，而且要从长远着眼。由于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通过该法案困难重重。乔治·华盛顿向内阁官员们征求书面意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国内一篇著名的文章为论据来支持该法案。杰斐逊则从另一方面入手，强有力地论证只有自己能理解的法律问题。乔治·华盛顿瞻前顾后，最终决定签署该法案。乔治·华盛顿总是不愿干涉各位部长的工作。如果总统违宪了，最高法院可予以纠正。法庭上，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2]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论证没做任何补充，证实了银行的合宪性。法庭拒绝采纳杰斐逊的观点，牵强附会地解决了纯粹的法律问题。该问题的关键是从严解释宪法还是从宽解释宪法。杰斐逊认为应该从严解释宪法。不少人支持杰斐逊的观点。
杰斐逊只想到了该法案的合法性、合宪性问题及其政治意义，并没有考虑到它与国家财政、商业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银行法案》签署后，黄金和白银禁止流通，纸币一统天下。杰斐逊认为这种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马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讲了不少荒谬的废话。资本家们争先恐后地认购股份。他们的认购远远超过了股本。杰斐逊开始担忧货币问题，闷闷不乐地给詹姆斯·门罗写信说：“我们每年将以八百万美元纸币中的百分之十三作为流通代价，若用金银，则可免去这笔费用。其中百分之七被认购者以利润方式拿去，百分之六为公共费用。纸币流通后，有六万纸币或两百万硬币作为特别存款，不能被提取，令人难以相信。人们为了寻求安全保护而存入银行的现金可能满足现金流通需求。”杰斐逊不知道银行的特别存款是违法的。显而易见，他不懂金融。
银行无论是否合宪，都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杰斐逊认为银行就像是一台多产的机器，也能制造出更多腐败分子支持那些危险而又有预谋的君主主义者。杰斐逊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称为“财政党”，变本加厉地指责他们，一生也没改变过对他们的看法。1818年，杰斐逊在《语录》的前言中写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君主主义者。他的目的是建立腐败的君主政体。”杰斐逊说，银行变成“影响力持久的生产腐败的机器”，腐蚀了立法机构，对财政系统的影响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杰斐逊认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们不仅经常被当作“董事”，根据该机构首脑的意愿投票，而且要和“股东们”一起谋划怎样可以让联邦党的得票占绝对优势。1793年3月3日，国会讨论威廉·贾尔斯[3]谴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著名决议。杰斐逊写道：“组成众议院的成员比较复杂，有银行董事、银行股票持有人、股票经纪人、盲目投资者。有些人很无知，还有一些人又懒又幽默，不愿意谴责别人。有人预测，银行董事、银行股票持有人、股票经纪人占了众议院议员的三分之一。盲目投资者、无知的人、懒人又占了剩余人数的一半。”杰斐逊指出，反联邦党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指控无中生有，不太光彩，最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杰斐逊认为《银行法案》的实施让人感到遗憾，也令人悲伤，对其中的错误深表同情。
《银行法案》会议上的乔治·华盛顿
约翰·马歇尔
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结束后，杰斐逊开始担心国债。杰斐逊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派想巧妙而隐蔽地使用国债来永久性地腐化立法机构。一部分国债到期已好几年了，还没有兑现。杰斐逊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打算永远不让民众来兑现国债。他说，每个人都在观望，害怕“财政部的胆小鬼”和他们的“阴谋诡计”，“买了国债的人认为国债对公众是好事，越久越好，希望这笔债越来越多，让政府永远也还不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短期内促进还债的计划，但杰斐逊仍然怀疑他。杰斐逊绝不相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政治上能做出一件诚实的事来，对他的偏见根深蒂固。
乔治·华盛顿总统密切关注着部长们，发现他们互不信任，已经组建了敌对的政党。乔治·华盛顿是全国人民的总统，决不与任何党派往来。对立党派的领导人争论不休，不断相互指责、互相抱怨，乔治·华盛顿不能充耳不闻。1792年5月23日，杰斐逊给乔治·华盛顿写了一封长信，探讨了两党争斗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因为两党争斗与整个国家事务息息相关，“搅”得大家不得安宁。杰斐逊说，新形势下增加国债不可避免，但国债多得无法偿还，这是“人为地将债务人和债权人账户的全部金额相加而造成的。”国家资金被挥霍无度，产生了“许多腐败分子，他们把持了立法机关”大有“摆脱宪法限制的意向。”“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共和政体到君主制的转变做好准备。”杰斐逊认为，“腐败的立法机关”将成为“国王、贵族、公爵和平民的产生地，成为任人操纵的工具。”债务人在南方，债权人在北方。这种分配上的不均衡使联邦面临解散的危险。杰斐逊深信，只有乔治·华盛顿继续执政，才能避免这种危险。杰斐逊将反对总统连任的理由搁置一边，恳求乔治·华盛顿不要退休。一有机会，杰斐逊就反复说这件令人担忧的事。1792年7月10日，杰斐逊力劝乔治·华盛顿，说：“没必要再增加国债，因为它不断腐蚀立法机关。参议院和众议院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投票支持纸币和股票经纪人的利益。审查这些人的投票时发现，他们对财政部每一项措施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些措施大多数是由少数人制定，然后由多数人投票通过的。”
1792年2月至3月，杰斐逊曾告诉乔治·华盛顿，财政部惹得人们怨声载道：
这种金融体系不用真金白银，而是用纸币来哄骗各州。民众不再热衷于商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其他各种实用的工业，而带着他们的资金都卷入一场赌博，败坏了道德，并将不正之风带进了政府。事实上，法律正在审议的时候，某些议员借机大赚一笔，然后投票支持法律……议员们的提议和以前大不相同。许多人都开始关注议员们的提议，因为这些提议让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有限制的政府还是没有限制的政府之下。
杰斐逊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发表看法。“这份报告打着奖励某些制造业的旗号”，旨在掌控国会，控制社会福利、货币使用等一切事务。1792年10月1日，杰斐逊向乔治·华盛顿报告：
民众是可靠的，许多派系中有君主政体的意图，财政部长就是其中之一。我曾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宪法软弱无力，不甚完善，还需改进。我回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议会会议中曾力主设立英式宪法，没能成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所有措施都殊途同归。有些措施引起了立法机构的腐败。许多议员对这位财政部长百依百顺，叫他们往东，他们绝对不敢向西。看到这些现象，我们心中自然不舒服。
1793年2月7日，杰斐逊再次表示：“国会中有不少议员对财政部言听计从。”他们投票时本应忠诚于选民，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致使制定的法律违背了民众的本意，引起了南方的不满。
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外，杰斐逊很少攻击别人。1791年5月8日，他却借别的事情狠狠地攻击了约翰·亚当斯。杰斐逊说：“恐怕是印刷工粗心大意将内容印错了，致使我攻击了约翰·亚当斯。他是我诚实、无私的朋友。长期以来，我们都信奉共和，观点一致。我对他更是尊敬有加。即使他改变信仰，去追随世袭君主制和贵族制度，我们的友谊仍在。”杰斐逊对乔治·华盛顿这样说，对其他人也这样说。早在1791年2月4日，杰斐逊写信给乔治·梅森上校[4]，说：“我们中间有些人相信英国宪法包含了最完美的制度。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在民众中地位很高。”1791年7月29日，杰斐逊在写给托马斯·潘恩的信中提到，“这里有一派人，名声很大，人数不多”，错误地认为人们正在“皈依”有国王、贵族和平民之分的“君主政体”。杰斐逊又很有礼貌地补充道，这种错误已“得到制止”。随着托马斯·潘恩《人权》的出版，人们都“回过头来信奉共和。”1792年6月16日，杰斐逊写信给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说：“我们中间有一派人，宣称支持新宪法，不是因为新宪法本身有多好，而是新宪法和英国宪法非常接近，在他们眼中很完美……好多股票经纪人和宣扬君主政体的人进入了我们的立法机构，影响了不少议员。”面对众多繁杂事务，杰斐逊恐慌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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