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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过、焦虑过，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杰斐逊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有坚定的信仰，发现民众也在追求共和，顿时倍受鼓舞。杰斐逊的信仰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遭到了冠冕堂皇的政治家和上流社会的反对。杰斐逊总会抓住时机摆脱不利因素。如果他发现某种思潮意义深远，与自己的追求一致，符合自己的期望，就会精神焕发，期待着这些思潮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影响国家的发展。杰斐逊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他认为，民众参与政治、建立自由政体是大势所趋。上流社会的人们都佩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治才能。杰斐逊信心十足地认为，只要像自己这样能干的人运筹帷幄，广大民众就能以绝对的优势战胜那个只有少数人组成的小团体。
杰斐逊信任民众，坚定地认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且坚信这种力量完全可以发挥出来。杰斐逊认为，民众有足够的智慧做出分辨，会选择像自己和詹姆斯·麦迪逊这样诚实、能干的人主持国家事务。杰斐逊认为，在最理想的政体中，人们会发现自己的贫乏和无知，崇尚高贵的品质和杰出的智慧。当时，贫乏、无知的民众参与政治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但杰斐逊坚持认为他们谦逊质朴，懂得自我克制。杰斐逊想当然地认为民众总是好的，这是值得称颂的地方。自杰斐逊的学说形成以来，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杰斐逊也不可能改变民众。杰斐逊所设想的民主政体中，民众会选择最优秀的人来管理国家。如果期望无法实现，杰斐逊无疑会失望而愤慨地放弃自己的观点。这只是一种推测，不知正确与否。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民主政治并未像杰斐逊所期望的那样发展。杰斐逊如果能看到后来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一定会大为震惊。
按当时的习俗，高级官员在报纸上交流政治观点时必须匿名。这种习惯有利有弊。它会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怀疑、怨恨甚至敌对起来。杰斐逊与约翰·亚当斯之间的误会就源于此。当时杰斐逊犯了一个荒唐的错误。
约翰·亚当斯的《达维拉的演讲》现在读起来有点乏味，当时有民主倾向的读者们对它厌恶至极，因为书中言辞激烈地批评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说来也巧，《人权》在美国“唯一的副本”传到了杰斐逊手中。杰斐逊读完后“寄给了乔纳森·贝亚德·史密斯，让他的弟弟去重印。”杰斐逊说：“我不认识乔纳森·贝亚德·史密斯。我写了一封信，向他解释为什么我这个陌生人寄给他一本小册子。我告诉他，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够被重印，并要求他在重印时把那些枯燥的笔记部分去掉。我们终于可以公开反对政治异端邪说了。”这位印刷工居然将那份笔记附在了书的最前面。杰斐逊看后大吃一惊。联邦党的作家们立刻像一群黄蜂似的对托马斯·潘恩进行口诛笔伐。一位叫“爱民者”的人还对托马斯·潘恩进行尖刻的讽刺。杰斐逊急忙给约翰·亚当斯先生家写了两封信解释，希望不要争吵，要与那愤愤不平、略显蔑视之意而又搬弄是非的“爱民者”对话。杰斐逊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写了这么多表达和平意向的信，这位“爱民者”居然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约翰·亚当斯引以为豪的儿子。这就是匿名在报纸发文章这种可怕的习惯带来的危险。
讽刺漫画：托马斯·潘恩拿着卷轴，上面写着“人权”，体现了他反对“君主政体”的本质
更严重的是当时的《国家公报》也参与这场风波、制造麻烦。杰斐逊任国务卿不久，詹姆斯·麦迪逊写信推荐菲利普·弗瑞诺作书记员。菲利普·弗瑞诺是民主主义者中的三流作家，诗写得也不怎么好。当时杰斐逊没有空缺的职位，后来需要一个“外语书记员”，工资为“每年二百五十美元”。工资这么少，也是为了让其他在职的书记员们安心地工作。杰斐逊亲切地给菲利普·弗瑞诺写信，给予他这并不起眼的职位。没想到这件小事却引起了一场没完没了的麻烦。这位收入低微的外语书记员为了维持生计，又找了一份兼职，在《国家公报》任编辑。更凑巧的是，菲利普·弗瑞诺先生对自己部门的领导特别信任，对财政部十分反感。
《芬诺公报》是为财政部代言的报纸，无人与之匹敌。新的《国家公报》却以莫大的勇气和进取精神，用不太文明的语言指控财政部，积极地支持国务院。菲利普·弗瑞诺不但信念坚定，而且笔锋犀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的同党很快在菲利普·弗瑞诺的攻击下退缩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其同党认为菲利普·弗瑞诺无足轻重，根本犯不着为他生气，国务卿才是此事的幕后操作者，是他们真正指控的对象。他们说，杰斐逊十分阴险，将所在部门的材料和信息提供给了那愤愤不平、下流不堪的文章作者，并发布在了报纸上。杰斐逊的同事不怀好意，不计后果地对别人恶意中伤。杰斐逊要对乔治·华盛顿总统负责，要对一切发生的事情负责。杰斐逊怒不可遏地驳斥了这些指责，表明自己与《国家公报》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杰斐逊开诚布公地说，《芬诺公报》上刊登的文章非常出色。杰斐逊既没有开除菲利普·弗瑞诺也没有责备他。一场指责过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杰斐逊应该有所举动，没想到他却无动于衷。杰斐逊明确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干涉过那篇文章，如果要干涉，以自己的足智多谋，肯定会阻止文章作者攻击乔治·华盛顿。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杰斐逊的观点。杰斐逊也称赞过这篇文章。不能轻易地说杰斐逊在这件事上做错了。菲利普·弗瑞诺或许无意间从杰斐逊那儿获得了灵感，用无限巧妙的语言写了那篇文章。让杰斐逊为该员工在编辑部所做的工作负责，那就太过分了。后来人们讨论，写了文章的职员就在杰斐逊的部门中，整天指责国家政策，恶语中伤内阁成员，杰斐逊是有意让他留在自己身边。这也反映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杰斐逊与同事们之间的关系。
约翰·昆西·亚当斯
菲利普·弗瑞诺
1792年8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怒不可遏，亲自参与了论战。他化名“一个美国人”，突然出招，就像侏儒中的巨人，让众人震惊。虽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没有直接表明身份，但谁都知道那可怕的攻击出自谁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第一篇文章猛烈抨击杰斐逊没有开除菲利普·弗瑞诺，还继续和他保持联系。接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又指控杰斐逊对宪法和政府不忠。杰斐逊看到这猛烈的攻击后无动于衷，什么也没说。菲利普·弗瑞诺写文章明确表示，自己写文章时根本没有和杰斐逊沟通过，杰斐逊不知道这件事，从来没有写过、也没有讲过文章中的只言片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轻蔑地表示，除了杰斐逊外，别的对手都不配和自己交手。盛怒之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的文章论点明确，铿锵有力。维护国务卿的人也不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论战伊始，就不得不和一群小打小闹者交锋。他对这些人的攻击也满不在乎。杰斐逊极其谨慎，不愿卷入激烈的论战。
看到这场突如其来的论战，乔治·华盛顿极为恼怒。这位品德高尚的总统很伤心也很失望。他努力地消除两派之间的分歧，去填平这历史以来就有的沟壑。乔治·华盛顿以个人名义分别给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信，劝他们团结一致，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回复总统的信中，他俩对乔治·华盛顿彬彬有礼、体贴入微。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完全相悖，不可能和谐共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表示必须面对这场冲突，尽量不再卷入其中。杰斐逊也有理有据地为自己和所在的党派辩护，指责联邦党人及其政策。
杰斐逊曾说，他“进入政府时，决心不干涉立法机关，尽可能不干涉各部门的工作”。杰斐逊一丝不苟地遵守着这一明智的决定。每当回忆起自己曾参与了战时债务承担法案时，杰斐逊总是显得很痛苦。“我上了财政部长的当，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成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推行计划的工具。在政治生涯中，我犯过许多错误，每当想起此事，就后悔不已。”杰斐逊承认，他不同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策。因为“这位财政部长通过自己的部门影响立法机构，反对自由，处心积虑地破坏共和。”杰斐逊指责国会中的“腐败队伍”，他们听命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通过投票改变形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操纵着他们“一步一步地破坏了宪法的原则，还宣称宪法无足轻重。”杰斐逊始终约束自己不去干涉财政部的工作，没想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但不思回报，反而伸出手来干涉外交事务，支持英国敌视法兰西王国，完全与自己背道而驰，也有悖于乔治·华盛顿的意愿。随后，杰斐逊开始关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化名“一个美国人”在《芬诺公报》上对自己的攻击。杰斐逊承认自己反对过宪法，但后来的宪法修正案正好说明对宪法的批评是正确的。如果说杰斐逊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更反对宪法，说杰斐逊不忠于宪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所以对宪法不满，是因为“其中没有国王，也没有英国式的上议院”。杰斐逊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希望国债“永远不要偿还，以此腐化和操纵立法机构”，而杰斐逊则希望“明天就能兑现”。杰斐逊喋喋不休地批评腐败问题：“财政部上百名职员及上千名收税官中，不知有多少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子侄、亲戚；不知有多少是参议员、众议员、印刷工人的亲戚朋友；不知有多少追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党派主义者。这些人都是在得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默许后才进入财政部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像洗纸牌一样，将数百万的钱倒来倒去。将纸币换成金银，又将金银换成纸币，从美国倒到欧洲，又从欧洲倒到美国，在适当的时间，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与朋友们秘密交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想方设法运用手段，抓住任何机会结交朋友。谁也想不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指控我的理由竟然是因为我以二百五十美元的年薪安排诗人菲利普·弗瑞诺做外语书记员。”杰斐逊讲述了菲利普·弗瑞诺文章的来龙去脉，表明自己刚开始并不知道这篇文章。至于后来的事情，杰斐逊坚定地说：“我对天发誓，我从未发表过只言片语的观点，从来没企图它能产生任何影响。我自己没写过、也未口授过任何内容，也未间接地指示别人这样做过。我在报纸上所写的文章都有署名。我绝不会借别人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我来这儿任职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尽快体面地退休。最好的时机莫过于宪法进行周期性修订或公务员更新时。对我来说，退休还为时尚早……我像一个饱经风霜的水手，最终看到了陆地，渴望停船靠岸的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退休的那一天，从现在到退休这段时间里只能度日如年。”杰斐逊说自己“完全无视所任职位带来的荣耀和酬金”，真正珍视的是“同胞们尊重我，并认为尊重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杰斐逊“不想在退休时受到别人的诽谤。历史将会证明，制造诽谤的人曾炮制阴谋反对自由，全然不顾生他养他、为他带来了无数荣誉的国家”。杰斐逊在一封信中曾含沙射影地说，民众并不认为他是“共和国的敌人”“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家”，也不认为他“浪费了国家的税收”“为了腐败而出卖了灵魂”。这封信写得有声有色，可以和著名的演讲词相媲美。信中的论点扑朔迷离，谴责时气势磅礴，抨击时尖酸刻薄，巧妙而真诚地将事实与传言交织在一起，义正辞严的抗议中不乏勇气和哀叹。信中包含了一些话特别实在，写得很真诚。乔治·华盛顿并未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失去信心。乔治·华盛顿明白，双方都有很大的让步空间，而且双方都认为对方存心不良，和解的希望很渺茫。多年以后，杰斐逊说，历史证明他的对手与众不同，历史也会嘲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国家养育了他，他却反对自由的国家。
任国务卿期间的杰斐逊
联邦主义历史学家们不认同信中的观点，认为杰斐逊总是疑神疑鬼，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争论不休。他们说，部长们的私人通信可以证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没有诋毁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想费尽心机地写一封信去攻击别人并为自己辩解，但杰斐逊这样做了。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争论时都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这样倒也公平。联邦主义者们争论的真正原因或许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杰斐逊气势磅礴的文章束手无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长期斗争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追随者们说杰斐逊阴险恐怖，常暗中诽谤和中伤别人，自己要承担风险时总会让部下出手。他们眼中的杰斐逊是一个可鄙而怯懦的人。这种说法若无事实根据，就有点夸大其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天生争强好胜、热情奔放、目空一切、自信十足，随时准备着和别人一较高下。虽胜负各半，但他并不悲观。杰斐逊倒像是一位平民中的教友派信徒，不愿与别人争论，也不想在报纸上发文章与别人展开论战。批评杰斐逊的人认为，杰斐逊不想表明政治观点，却在晚饭后和朋友谈论政治；不愿为报纸写政治文章，却在信中表达政治观点。杰斐逊情感真挚，不会在公开场合与任何人和解，更不会私下里诋毁别人。正是遵循这些原则，杰斐逊才会在谈话中或信中公开谈论其他公众人物和各种时事。
财政部门主管国家债务的清算，规定支付条款，负责建立银行和造币场，确定关税，组织税收。这些都是政府的主要业务。遇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即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不太健全，杰斐逊对金融知识知之不多，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居要职，管理得当，令人羡慕，影响力巨大，威望很高。杰斐逊完全有理由抱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越权行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情不自禁地认为自己在全国的地位至高无上，习惯于制定政策，并坚定不移地执行所制定的政策。杰斐逊的愤怒和沮丧并不奇怪，因为对金融领域不熟悉，同时，他不对放弃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斗争。若要稳操胜券，杰斐逊就得将斗争转移到施展自己才能的领域。幸运的是，这种转变正在迅速向前推进。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反对者们从多次失败中吸取了深刻教训，更加团结一致，普遍承认杰斐逊就是他们的领袖。国内政策已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的外交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面对新问题，杰斐逊和追随者们重新振作起来。他们最初被消极地称为“反联邦主义者”，后来成了有组织的政党，名称也很响亮。他们视君主政体为异端，自称“共和党人”表示忠诚于宪法。共和党人信奉民主。一部分共和党人称自己的政党为“民主共和党”。后来，共和党人觉得“民主”和“共和”放在一起不太恰当，故删去了“共和”二字。
注解：
[1] 约翰·卫斯理（1703——1791），18世纪英国国教（圣公会）神职人员和基督教神学家，为卫理宗的创始者。————译者注
[2] 约翰·马歇尔（1755——1835），美国政治家、法学家，曾任美国众议院议员、美国国务卿和美国首席大法官，曾判决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奠定了美国法院对国会法律的司法审查权的基础。————译者注
[3] 威廉·贾尔斯（1762——1830），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美国第二届和第三届国会议员，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译者注
[4] 乔治·梅森（1725——1792），美国政治家，1787年成为美国制宪会议代表，撰写《弗吉尼亚权利宣言》，被认为是《美国权利法案》之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