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出任国务卿与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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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逊的思想有时狂热不已，常常荒谬地异想天开。去内阁任职的几个月前，杰斐逊曾有一个奇异的想法，他说：“这样的结果不仅值得做出决策，而且要成为政府基本准则。”后来，大家才知道他的伟大而令人迷惑的学说指什么。杰斐逊认为任何公共债务存在的时间不能比设立债务的这一代人的寿命更长。他像一位大胆而独到的逻辑学家，提出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活着的人在土地上设立了用益物权，人死了之后再无权使用它。”他说，一旦一项公共债务存在的时间比设立它的一代人的寿命长，“土地上”设立的益物权就变成了一种死人强加给下一代的负担。这种说法与“不证自明”的前提背道而驰，显然不对。杰斐逊认为，假如一个人在二十一岁有权设立债务，大多数在二十一岁时活着的人会再活三四十年。由此推断，一代人可能会背负长达三四十年的债务。“一代人由各个年龄段的人组成，法律的制订是以二十一岁以上的所有人为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会死去，三四十年的合同期太长。”于是他将该负债时间减少到十九年。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说这样的废话，真让人感到可笑、可怜又可怕。由此可见，杰斐逊在批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财政专家时，难免让人感到有点遗憾。

    杰斐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善于处理财政问题，毫无顾忌地批评别人，实在是一种危险的做法。杰斐逊总是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就是一个谜，民众从来不能理解也无法质询。1802年，杰斐逊在写给艾伯特·加勒廷[3]的信中提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他想将财政问题复杂化，乔治·华盛顿总统和国会都无法理解，因此也无法控制他，政府几乎成为他操纵的机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通过负债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东拼西凑来的财政收入作为自己的财政拨款，用在不同的对象上。实际上，好多收入根本不存在，整个财政系统被他搞得乌烟瘴气。这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最武断、最不可思议的财政政策。

    1818年，杰斐逊才公开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财政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完美无比，根本无懈可击。杰斐逊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指责绝对真实，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一直是杰斐逊无法破解的“难题”。尽管如此，杰斐逊还是盲目地仇恨和谴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滔滔不绝地讲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杰斐逊对具体问题吹毛求疵时，对经济原则却一无所知，思维异常混乱。相比之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宏大而简洁，有总的大纲，也有具体的操作细则。他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清晰易懂，就连妇女儿童都能理解。杰斐逊不太熟悉这个领域，没有什么难题要解决，也算是一件幸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日趋完善，控制了除国家银行以外的其他政府机构。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有人认为，乔治·华盛顿组建内阁就是为了合并政党，将持相反政见的主要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搭档。这种说法以两种错误的判断为依据，显然不正确。第一，杰斐逊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支持的宪法。这已证明是错的。第二，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分别从一开始就建立了相互对立的财政体系。可事实并非如此。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对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疑心重重，捉摸不定新政府的政策。结果表明，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做的一切都十分符合事实逻辑，也符合国家和民众的实际特点。他们已离我们远去，我们不得不改变对他们的看法。这两位主要人物的思想特点过了好长时间才得以显现。他们曾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有一定的友情基础。他们自己也很清楚，他俩不可能和睦友好地去奉行同一种政策。起初，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确没有两个政党，更没有两种体制。只是人们思想观念中自然而然地觉得他们是两个党派，这种观念就像是斜躺在矿坑里的矿石，有一半不为人们所见，尚未加工成形。

    有人曾旗帜鲜明地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所有观点，但他们不是有组织的党派，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逐步趋于完善，人们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创立者的了解也更加全面。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了财政秩序，增加了财政偿付能力，使政府越来越强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自己的准则来解释宪法，为政府的运行奠定了基础。政府有了更多的权力。人们都知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推崇君主政体。他没用多长时间就将一个共和政府变得如此强大。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们对此惊恐不已，他们牢牢抱成一团。这些人中间，杰斐逊的民主主义思想最强，对君主政体最警惕。回想杰斐逊宁愿无政府也要有报纸的观点，我们不难想象，杰斐逊看到一个联邦如此迅速地转变成君主政体的国家时，该有多么伤心。不久杰斐逊又有了奇思妙想。他认为就当时情况来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如同开着船航行在一条毁灭之路上，而他杰斐逊要在乘客中低声发出警告，组织一场哗变，来对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真正有权掌舵的是他杰斐逊，而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互信任的时间不长，有过短暂的友谊。没想到他们后来成为政治上的劲敌。两个朋友相互指责、攻击，各自的追随者们也参与其中。不久以后，他们彻底撕破了脸，相互之间的攻击日益尖刻，甚至反目成仇，不共戴天。

    由于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斗争，杰斐逊开始准备撰写著名的《语录》，为自己树立好名声。杰斐逊的朋友们不敢为这些令人恐怖的言辞辩护。有人以向杰斐逊道歉的方式进行辩解，倒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杰斐逊的著作出版时，编辑以责任为借口，借杰斐逊之名，诽谤杰斐逊已死去的政敌，并将这些诽谤永久地保留下来。其中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传了再传的谣言和闲话，以及充满恶意的故事，目的是攻击敌人的名誉。而这位编辑所谓的“敌人”从来也没有攻击过他本人一次。更令人可憎的是，这位编辑让这些恶毒的片断整理出版。当时他所攻击的“敌人”早已死去，已无法以现有的证据反驳，而他自己死后，也无人将他叫来当面对质，更不能惩罚他。编纂这些臭名昭著的片断可算是历史上最卑鄙的行为，严重损害杰斐逊的名誉，远远超过了杰斐逊一生中所犯的错误和政敌们对杰斐逊的攻击。如果这位编辑能够抵挡住诱惑，不要对这些已死去的所谓的“敌人”卑鄙地进行报复，那么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更加高尚。

    艾伯特·加勒廷

    总统任上的乔治·华盛顿

    注解：

    [1]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美国第四任总统，大陆会议代表，制宪会议的主要人物，担任总统期间领导了第二次美英战争，保卫了美国的共和制度，为美国赢得彻底独立。————译者注

    [2]　在杰斐逊1790年6月20日写给门罗和1790年6月27日写给吉尔默的信中，可找到证据，他当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理解到位，并对此寄予希望。————原注

    [3]　艾伯特·加勒廷（1761——1849），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外交家、政治家，曾任美国财政部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