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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
他对几个议员说，他不能证实英国公报，好让这些议员感觉到这并非他所希望的英国保证。他当然是不难传达这种印象的。
那天晚上，我和库珀先生在海军部吃晚饭。他告诉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动员英国舰队。这使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自己的经验，那时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 ※ ※
冲突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双方的军队已列阵对峙。捷克人有一百五十万人在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后面武装待命，由高度组织和高度效率的工业机械把他们装备起来。法国军队已部分动员，法国内阁虽然有点勉强但还准备履行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在9月27日午夜之前，我国海军部向我国舰队发出了警戒电报，命令舰队在次日动员。这个消息同时分发给英国各报纸（在下午十一时三十八分）。9月28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海军部正式发出英国舰队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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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希特勒向英、法两国政府展示的坚硬的正面背后的情形。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对希特勒的计划惶恐不安，他完全不赞成这个计划，还准备加以阻止。在三月间，在德国进犯奥地利之后，他曾送给希特勒一个备忘录，列举详尽的事实来证明：连续不断的征服计划势必招致世界性的灾祸，使新近复兴的德国再度陷于崩溃。希特勒对此不作答复。停了一段时期。贝克不愿分担元首决意进行战争的历史责任。到七月间，他们二人之间出现对立。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即将实现时，贝克要求希特勒保证不再进行战争冒险。于是他们二人就决裂了。希特勒对贝克说，军队是国家的工具，他是国家的元首，所以陆军和其他武装力量都要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贝克因此就请求辞职。他的辞呈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位将军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自此之后，他就不到陆军部办公了。希特勒只得把他解职，并委派哈尔德来继任他的职位。贝克后来还有一个悲剧性的但光荣的命运。
所有这些事情，只有秘密的圈内人才知道的。现在元首和他的专家顾问之间也开始了一场持续的严重斗争。贝克是陆军参谋部一致信任和尊敬的人，他们之间不但在职业意见上一致，而且对非军人的、政党方面的命令同样都有反感。看来九月危机已造成了使德国将领感到担心的局面。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约以八对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敌意的俄国可能利用捷克的飞机场采取军事行动，苏俄军队可能通过波兰或罗马尼亚向前推进。最后，据说英国海军在最后阶段已在动员。随着所有这些形势的发展，人们的情绪上升到狂热的地步。
首先，我们得到了哈尔德将军所作的关于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亲信的阴谋计划的报告。这件事的证据还不限于哈尔德的详细叙述。计划肯定是有的，只是当时的决心究竟有多大，那我们就不能精确判断了。将军们曾一再计划造反，但到最后关头总是由于种种原因而给打消了。他们被盟军俘虏之后，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自然不厌其详地说明他们曾经如何为了和平做出努力。毫无疑问，那时有过这种阴谋计划，并且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也采取过一些重大措施。
到9月初（哈尔德说），我们就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使德国能够摆脱这个疯子。那时，大部分的德国人对战争的前景充满恐惧。我们并不想把纳粹领导人杀死，只是想把他们抓起来，成立一个军政府，向人民宣布：我们之所以采取行动，完全是因为我们深信我国人民正在被引到确实无疑的灾难中去。
参加这个阴谋的有：哈尔德将军、贝克将军、施蒂普纳格尔将军、维茨累本将军（柏林卫戍司令）、托马斯将军（装备署署长）、布罗克多尔夫将军（波茨坦卫戍司令）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将军。他们还秘密告诉了总司令勃劳希契将军，他也表示赞同。
作为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和正常军队的调动的一部分，他们顺利地把一个装甲师调到靠近柏林的地区，只需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可以开到柏林。证据是很清楚的，因为在慕尼黑危机时，赫普纳将军指挥的第三装甲师驻在柏林之南。赫普纳将军的秘密任务就是在接到信号时立即占领首都、总理府和重要的纳粹部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师后来被拨归维茨累本将军指挥。椐据哈尔德的供述，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当时对于拘捕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等，曾作过极其周密的布置。“当时不可能出任何意外。只要希特勒在柏林，则政变取得完全成功所需的条件就全部具备了”。希特勒在9月14日晨由贝希特斯加登到达柏林。哈尔德在中午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即去见维茨累本把计划订好。当即决定在当天晚上八时执行。到下午四时据哈尔德说，维茨累本的办公室接到张伯伦要飞到贝希特斯加登与元首会晤的消息。于是他立即召开会议，在会议中哈尔德告诉维茨累本说：“如果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恐吓又获得成功，那么，他作为总参谋长是不宜把它拆穿的。”于是就决定暂缓行动，等待事态的发展。
这就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所说的柏林内部危机的故事，是否属实，历史家将会进行调查。后来米勒—希勒布兰特将军也加以证实，有些调查过此事的权威人士也认为确实可靠。如果这件事终于被认为属历史事实，那么，这又是另一个因极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人类命运的例子。
除此之外，参谋部方面还有其他虽不那么激烈但还热心的努力，以谋求抑制希特勒，这是毫无疑问的。9月26日，由汉内肯将军、勒布将军和博登沙茨上校等组成的代表团，到总理府请求晋谒希特勒，但被打发走了。次日中午，主要将领在陆军部开会。他们一致同意拟订了一份意见书，送到总理府。这个文件曾在1938年11月在法国发表。①意见书分五章，另有三个附录，一共十八页。第一章的重点是叙述第三帝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说明德国人民士气低落，支持不了一次欧洲战争。又说，如果发生战争，就必须把非常权力授予军事当局。第二章叙述国防军的恶劣情况，并说“军事当局只好对许多严重违反纪律的情况不加过问”。第三章列举德国军备的各种缺点，尤其着重说明匆促完成的齐格菲防线的缺点，而在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之间地区，又缺少防御工事。意见书又说，集中在纪韦的法国军队恐有入侵比利时的可能。最后强调军官太少，说是要使陆军能达到作战力量，至少要有四万八千个军官和十万个军士，如果现在就进行全部动员，至少有十八个师缺乏有训练的下级指挥官。
①由拉韦尔涅教授发表在1938年11月的《法国和外国政治年刊》上。见里普卡，前引书，第212页及其后。
这一个文件还提出种种理由，证明为什么除了严格限于局部战争之外，失败是必然的，而且可以肯定，在陆军军官中，相信德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人，还不到五分之一。在附录中，有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上的评论，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即使没有同盟国的援助也能打三个月，而德国在波兰边界和法国边界方面，在波罗的海和北海，都需要足以掩护的军队防守。在奥地利，至少需要二十五万的兵力来防止人民暴动和捷克可能发动的进攻。最后，参谋部认为，在三个月的期间内，很不可能使冲突只限于局部地区。
陆军方面所提出的警告，最后又由德国海军部长雷德尔海军上将再加以强调。9月27日晚上十时，元首接见雷德尔。
雷德尔提出了措词激烈的呼吁。几小时后，传来了英国舰队动员的消息，使他的呼吁更有力量。希特勒动摇了。上午二时，德国电台正式否认德国准备在29日动员的消息，使他的呼吁更有力量。同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德国官方通讯社给英国新闻界一个文告，再一次否认德国准备在29日动员的消息。在这时候，这个人和他的惊人的意志力所受到的紧张压力，一定是极其猛烈的。显然他已经走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他面临着不利的舆论，又受到陆、海、空三军将领的严重警告，他能毅然改变方针吗？从另一方面来说，他长期以来依靠威望来维持他的统治，现在又能否经得起退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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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元首和他的将领之间进行搏斗的时候，张伯伦自己又准备向英国人民广播了。在9月27日晚上，他说：
现在我们为了一个遥远的国家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民族之间所发生的争吵，在这里挖掘战壕，试带防毒面具，这真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可思议！……如果我认为还有所裨益的话，我将毫不犹疑地进行第三次德国访问……
我这个人，从心底里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对我来说，好比一场恶梦；但是，如果我确信有一个国家决心要用武力恐怖来统治整个世界的话，那我就认为非进行反抗不可。因为在这种统治下，信奉自由的人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但战争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张伯伦发表了这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之后，收到了希特勒对他上次让威尔逊爵士转交的信的答复。这封信带来了一线的希望。希特勒主动提出德国愿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的联合保证，他还表示愿意对实行新的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出进一步的保证。这时，时间非常紧迫。戈德斯贝格德国的最后通牒，在次日（即9月28日，星期三）
的下午二时，就到最后的期限了。张伯伦于是写了一封个人的信给希特勒：“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72页。
与此同时，他又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告诉他已向希特勒提出了这个最后呼吁。电文是：“我希望阁下通知德国总理，说你愿意派代表出席。我还希望你尽力促使希特勒先生同意我的建议，使我们的人民不致陷于战争。”
这次危机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伦敦和巴黎之间似乎没有进行密切的、彼此信任的磋商。虽然双方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很少或者说没有什么个人接触。当张伯伦未经同法国政府和他自己内阁的同僚商议就写出这两封信的时候，法国内阁正沿着与此相平行的路线采取他们自己的措施。
我们已经知道，法国新闻界是极力反对同德国较量的；我们也知道，经法国外交部授意的巴黎报纸又如何影射那个曾提到苏联的英国强硬公报，说它是伪造的东西。法国驻柏林大使在27日晚奉命提出一项进一步的建议，准备把立即移交德国占领的苏台德地区加以扩大。当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正同希特勒在一起时，希特勒收到墨索里尼的来电，劝告希特勒应该接受张伯伦的举行会议的意见，并说意大利也愿意参加。
9月28日下午三时，希特勒通知张伯伦和达拉第，建议在第二天加上墨索里尼一起到慕尼黑举行会议。这时张伯伦正在向下院演说，报告最近事件的一般情况。在他的演说快要结束时，坐在楼上贵族席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把希特勒邀请他去慕尼黑的电报传下来交给了首相。张伯伦那时正在叙述他给墨索里尼去信以及他采取的这一步骤所得的结果：
墨索里尼先生在回信中告诉我，他已发出通知……说意大利虽然准备完全履行支持德国的保证，但他考虑到英国政府向他提出的要求的重要性，因而他希望希特勒先生设法把他通知威尔逊爵士本来要在今天下午二时采取的行动至少延迟二十四小时。我看这就可以使墨索里尼先生对当前形势重行考虑，设法找出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希特勒先生在其回答中说，他同意把军队动员令推迟二十四小时……这还没有完。我还有些事要报告下院。我现在接到希特勒先生的邀请信，他请我明晨到慕尼黑同他会晤。他也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接受他的邀请。我可以断定，达拉第先生也是会接受的。我的回信就不必说了……我深信下院会同意我现在就立即动身，看看我在这最后的努力中能做到些什么。
就这样，张伯伦第三次飞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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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已有过许多记述，在这里，只能强调几个重要特点。会议并没有邀请俄国参加，捷克自己也没有获许出席。28日晚上，捷克政府只是收到措词率直的通知，说是第二天欧洲四强的代表就要举行会议。“四巨头”迅速达成协议。会谈在中午开始，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二时。备忘录写了出来，在9月30日晨二时签字。它在基本各点上接受了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苏台德区由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十天内完成。最后的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这个文件交给奉准专程前来慕尼黑听候发落的捷克代表。
当这四位政治家等待专家们草拟出最后文件的时候，首相问希特勒是否愿意同他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希特勒“欣然同意”。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76页。
9月30日早晨，两位领导人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中会晤，除了译员之外，没有别人参加。张伯伦提出了他事先预备好的一个声明，其内容如下：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继续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英德关系问题是两国和整个欧洲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是我们两个国家希望彼此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一个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来处理有关两国之间的任何其他问题，我们决定继续作出努力，来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从而为确保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读完这个声明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张伯伦回到英国，飞机在赫斯顿着陆，他下飞机时挥动着有希特勒签字的这个联合声明，向前来欢迎的显要人物宣读。他的汽车由机场开出，在经过欢呼的群众时，他对坐在身旁的哈利法克斯说：“三个月后，这一切将成为过去。”但他在唐宁街官邸的窗户前又挥动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①
①都是爱国的人，他们切望祖国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它的地位。
现在我们又有了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位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
“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按指在慕尼黑签订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①
①引自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第一卷，第561页注释。
法伊林，前引书，第381页。
希特勒的判断再一次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德国参谋部不胜惭愧。元首毕竟又是对的了。他单靠了他的天才和直觉，准确地衡量了全部军事、政治形势。像在莱茵兰一样，元首的领袖才能又再度战胜了德国军事将领们的阻挠。这些将领他们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德国的实力。当他们发现自己多么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时，心里感到十分痛苦；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元首的憎恶和不信任常敌不过他们对元首高瞻远瞩的天才和神奇的幸运的赞美。毫无疑问，他成了一颗他们应该跟随的明星，应该服从的领导。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成为不容非议的德国主人。鸿图大略的道路已打开了。
阴谋反叛的人已销声匿迹，但也没有被他们在军队中的同志们所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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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些道德上和行为上的准则，也许对未来有些指导意义。要评判这类事情，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情况。某些事实在当时也许尚未为人们所知，因而对事情的估计，基本上只能是猜测，还可能受到试图作出判断的人的一般情绪和意向的影响。那些在气质上和性格上喜欢对含糊暧昧而困难的问题寻求斩钉截铁的解决方案的人，那些在一遇到外国的挑衅就立即准备应战的人，并非都是对的。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低头忍受、耐心而忠心诚意地寻求和平妥协办法的人，也不一定是错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场合下，后者可能是正确的，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来看，都是如此。忍耐和坚持善意曾避免了多少次的战争！宗教和道德同样都主张谦让和卑逊。这不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少次战争是由于煽动者促成！多少次引起战争的误会本来可以因延缓决定而得以消除！往往也有多少国家，彼此间进行过残酷的战争，而在几年和平之后，不仅成了朋友，而且结成同盟！
“登山宝训”是基督教义中的精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教友派①，然而，大臣们履行领导国家大事的责任，却不是以这种教义为根据。他们的职责，首先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避免引起冲突和战争，并避免各种形式的侵略行为，不论其目的是民族主义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本国同胞的生命和自由（大臣们的职位是他们给的），在不得不而正确地采取最后手段的时候，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了肯定而明确的判断时，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如果情况证明确有使用武力的充分理由，那就可以使用武力。在这时，就应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来使用。如果把战争推迟一年，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更不利的劣势，或将更难取得胜利，则推迟战争没有什么好处。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常遭遇到的痛苦的两难情形。这类事情的最后评判，只能由历史根据当时双方所知道的并在其后获得证明的事实来记载了。
①教友派为基督教的一支，此派反对在任何情形下使用暴力或诉诸战争。——译者
但是，有一个有助于作出评判的准则，即一个国家要遵守诺言和遵守盟国的条约义务。这个准则叫作“道义”。人们所说的“道义”，往往同基督教的教义不完全一致，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道义常常受自尊心的影响，而自尊心对于道义的激发又有着巨大的作用。当然过于夸大的道义规范会导致空虚迂腐而又不合常理的行为，不论它看来有多么美好，也不足为训。而在这一次，正是道义的准则已指出了责任之所在的时候，而当时对于事实又能作出正确判断的话，就更能加强道义指令的力量了。
法国政府背弃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运摆布，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由此还产生了许多可怕的后果。不仅是明智而公正的政策，还有侠义精神、道义感，以及对受威胁的小国的同情，是会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而英国如果有条约义务的约束，是一定会起而战斗的。但无论如何它已深深地卷入进去了，历史只好遗憾地这样记载：英国政府不仅默许而且鼓励法国政府走上了这一条致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