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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和匈牙利：趁火打劫——英国生活的紧张——库珀先生的辞职演说——关于慕尼黑事件的辩论——希特勒在10月9日的演说——英内阁左右为难：重整军备或和平——大选问题——与库珀先生通信——捷克的肢解——首相的权力和责任——1938年11月他同意大利的接近和访问巴黎——博内先生对德国表明态度——慕尼黑的后果——在实际上和预计上英法联合力量对比的衰退——英国空军情况的改善——1938年至1940年英国和德国的空军实力——1938年德国人口增加了一千万。
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向慕尼黑的决议屈服了。他们说：“希望把他们对他们不曾参与的决议所提出的抗议在全世界面前备案。”贝奈斯总统辞职了，因为“他可能已成为新国家必须去适应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寄居英国。捷克这个国家就根据协定解体了，但是抢吃死人肉的兀鹰还不限于德国。紧接着9月30日慕尼黑协定之后，波兰立即向捷克提出以二十四小时为限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刻把特申边区割让给它。这时捷克已无法抵抗这种苛刻的要求。
波兰民族具有英雄的品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他们的错误；几世纪以来，这种错误曾使他们遭受无法估计的痛苦。我们看到，他们在经受许多世代的瓜分和奴役之后，终于在1919年由于西方协约国的胜利而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且成为欧洲主要国家之一。现在，在1938年，它为了无关重要的特申问题，竟然与曾经把它扶起来使之重获民族团结生活的法、英、美等友好国家疏远，其实不久它又对这些国家感到十分需要了。我们看到，正当强大的德国对他们虎视眈眈的时候，他们却迫不及待地从那个已被掠夺和破坏的捷克斯洛伐克中抓去它自己的一份。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当着英法大使把大门关起来，英法两国大使求见波兰外长一面而不可得。这个民族，就一些个人而言，具有种种英雄的品质，天赋很高，豪迈勇敢，令人神往，但在政府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再三表现出积习难改的错误，这是欧洲历史中一件令人迷惑难解的事情，也是一个悲剧。今天，波兰人民又处在新的奴役之下，我们同他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他们不会缺乏那种不断奋起抗击暴政的力量，他们也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对待他们遭遇到的痛苦。我们展望着未来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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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也几乎参加了慕尼黑的讨论。1938年8月底，霍尔蒂访问德国，但希特勒对他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在8月23日的下午，希特勒虽然同那位匈牙利摄政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没有透露他准备在哪一天进攻捷克。“他自己并不知道时间。凡是要一起吃饭的人，就得一起下厨帮忙。”但是吃饭的时间并没有宣布。不过在现在，匈牙利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时间，却是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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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这些日子里，我们经过了这些身心交瘁的多少岁月之后，确实不容易向下一代人描述英国国内当时由于慕尼黑协定的问题所爆发的愤怒。在保守党中，本来彼此有亲密接触的各个家庭和朋友之间，其意见分歧之大，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由于政党关系、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而一向彼此友好的男男女女，现在见面却彼此带着轻蔑的情绪怒目相视。
这一个问题，绝不是张伯伦从飞机场入城时向他夹道欢呼或堵塞唐宁街及其通道热烈欢呼的群众所能解决的，甚至执政党议会领袖或党员的拚命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们当时属少数派，对于政府的支持者对我们的冷嘲热讽，一概不予理睬。内阁从根本上动摇了，但事情既然发生，他们也只好仍保持团结。只有一位阁员站出来。海军大臣库珀先生辞去了他的重要职位；他曾作出动员舰队的决定，使海军部的地位大大提高。正当张伯伦能够绝对控制公众舆论的时候，他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公开宣布他完全不赞同首相的做法。
下院就慕尼黑事件进行了一天的辩论。在辩论开始，库珀先生发表了辞职演说。这是我们议会生活中一件出色的事情。他神态安详，不用讲稿；在他讲话的四十分钟内，党内与他相对立的多数派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在这个时候，要博得激烈反对政府的自由党和工党的欢呼，是很容易的。但在保守党内，这是一次可以引起分裂的争论。他提出的一些真理，有必要在这里记录下来：
我恳求我的同事，不要老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要老是从那个小国在战略上所处的困难地位出发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倒不如向我们自己说：“由于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会有一天爆发欧洲大战；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参战，而无法置身局外。我们将站在哪一边作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这将使那些准备扰乱和平的人感到有理由住手……
接着，张伯伦先生在星期三上午提出了最后呼吁。在四星期的谈判中，从头到尾，希特勒先生总算第一次准备退让一吋，也许退让一呎，无论如何总算对英国的提议准备作若干让步。但我要提醒下院注意，希特勒那天早上收到的第一个消息，并不是首相的去函。早在天明时，他已经获悉英国舰队实行动员的消息。人的动机是无法知道的；在这两个消息之中，究竟哪一个对他影响最大，使他同意作慕尼黑之行，这也许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但我们知道，他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而现在却让步了。我多日以来就催促实行舰队动员。我曾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面有保留的辞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我曾经力促在8月底以前，在首相去贝希特斯加登以前，采取类似这次动员的步骤。我曾建议，这种步骤应该与威尔逊爵士奉命赴德同时进行。我记得首相说，这样做肯定会破坏威尔逊爵士的使命，而我则认为这将使他的使命获得成功。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这就是首相和我之间的深刻分歧。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用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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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很可以说明当时情绪之激动和问题之严重。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发言中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我不得不稍停片刻，才能继续发言。张伯伦先生为了维护和平而作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尽了他个人的力量，使大家肃然起敬。但是在这里，不能不叙述他对人对事所作出的一连串的错误估计和判断，并据此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至于他的动机，那是无可非议的；他所采取的路线，也需要最高度的精神勇气来执行。关于这一点，两年后我在他逝世后的演说中曾大加赞扬。在保守党内的重要人物之间，虽有严重的分歧，但他们并不因此就互相不尊重，而且以大多数的情况而论，私人关系最多也只是暂时受到影响。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认识。现在激烈要求采取行动的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反对党，曾经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反对和抨击政府所采取的哪怕是温和折衷的国防措施，希望以此来争取民心。
此外，政府还可以提出一个严重的实际理由，虽然说出来也不能为他们争光。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严重缺乏战争准备。有谁比我和我的朋友更积极地证明这一点呢？英国让自己的空军实力远远落在德国的后面。我们所有的薄弱环节仍没有设防。用来防卫世界最大城市和人口中心的，不过是一百来门高射炮，而且大部分炮手还缺乏训练。如果希特勒是诚实的，持久和平果真得到实现，那么张伯伦先生就是对的了。如果不幸他受了骗，那么，我们至少得有一个喘息的时间，以便弥补由于疏忽所造成的最恶劣的状况。这些考虑，以及一般人由于暂时避免了可怕的战争而产生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欣慰感，使政府的支持者表示了衷心的赞同。下院以三百六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四票通过了英王陛下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三四十名保守党员，除了以弃权来表明他们的反对之外，别无他法。我们一致正式地这样做了。
我在演说中说：
在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中，我们实在不必浪费时间去研究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戈德斯贝格以及在慕尼黑所达成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如果本院允许我把一个比喻变动一下的话，那我就可以简明扼要予以说明。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从来没有人比首相更坚决和更不妥协地追求和平的了。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么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和保障和平的决心真是亘古未有。虽然如此，我却不怎么明白，如果英国和法国确实向来都准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话，那么英法两国在这一次又怎么会有卷入对德战争的很大危险呢？关于首相带回来的条件，我相信在夏季某个时候可以通过一般外交途径很容易地达成协议的。我要说的是，我相信，如果让捷克人自己去对付，而且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取得援助，那么，他们或者早就能够取得比经过这番波折所得到的较好的条件，他们总不会有比现在更坏的条件。
一切都过去了。缄默的、悲哀的、被抛弃的、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在黑暗之中。长期以来，它追随法国的领导和政策，和法国站在一起，结果使它在各方面都吃大亏……
如果我国被纳粹德国控制，落入它的势力范围，受它的指使，或者我们的生存变得非仰赖它的善心和恩典不可，那我就无法忍受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形，我曾尽力敦促政府做好各方面的防务——第一，要及时建立一支其实力要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本国海岸的国家为强的空军；第二，要把许多国家的集体力量集合起来；第三，在国联盟约的范围内，结成联盟和订立军事条约，以便把力量集合起来，无论如何至少可以遏制这个国家的向前发展。然而一切努力都枉费心机。
每一个主张都被那些似是而非、煞有介事的借口所破坏和抛弃了。
我们的忠诚勇敢的人民，他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尽他们的职责，在上星期的紧张状态之下，他们从不畏缩。对于他们当知道暂时无须再受艰苦的磨炼时而自发表现出兴高采烈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并不埋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防务有严重的疏忽和缺点；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未经战争就遭到了一次失败，其后果将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过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欧洲的平衡被打乱了；西方民主国家这时已听到这种可怕的话：“你们已在天平上称过了，发现分量不足。”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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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对于英国人的好心好意，以及英国人真诚地以为在慕尼黑取得了英德和平而大为庆幸的心情，却只有冷漠的表示。10月9日，距他在张伯伦极力要求接受的那个相互友好宣言上签字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在萨尔布吕肯发表演说时说道：
我们对方的政治家要求和平……但他们所统治的国家，其国内政治体制，随时有可能使他们丢掉官职而由另一些并不热衷于和平的人来代替。这种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在英国，只要不是张伯伦先生当政，而是库柏先生、艾登先生或丘吉尔先生当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知道，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立即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他们对此并不隐讳，而是公然承认。此外，我们还知道，现在同过去的情况一样，在后面还潜伏着犹太国际那个威胁性的敌对角色，他们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国家里已立定脚跟和具有体制了。我们还知道有某一个专靠谎言和诽谤过活的国际新闻社的势力。这使我们不得不加倍警惕，念念不忘保卫我们的国家。时刻维护和平，但不容片刻松懈，准备自己。
因此，我决定照我在纽伦堡演说所宣布的，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加紧建筑我们的西部防御工事。现在我要把至今还在我们防御工事前面的两个地区，即亚琛区（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区并入防御工事之内。
他又说：
如果英国人民逐渐丢弃他们自凡尔赛和约时代承袭而来的那种神气，那就算是一件好事情了。我们不能再忍受·女·管·家·的·管·教了。如果英国政客要过问德国境内德国人的命运，或过问德国所属的其他人的命运，那是不恰当的。在我们方面，我们也不会过问英国的事情。其实德国以外的世界，很应该管管他们自己国内的事，或者，比如说，管管巴勒斯坦的事。
随着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逐渐冷淡下来，张伯伦先生和他的政府发现自己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左右为难的局面。首相曾经说过：“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但他的多数同僚却希望利用这个“我们的时代”来尽快地重新武装起来。在这一点上，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慕尼黑危机所引起的警惕以及我们的防务，尤其是高射炮方面所暴露的种种弱点，都要求我们大力重整军备，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情绪却使希特勒大为震动。他也许找到了借口说：
“这算是对我们慕尼黑协定的信赖和友好的态度吗？如果我们是朋友，而你们又相信我们，那你又为什么要重整军备呢？让我保持军备，而你则保持对我的信赖吧。”这种看法，按照议会所得到的材料来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国内有要求大力重整军备的强烈的汹涌澎湃的情绪。
这自然要受到德国政府和它所授意的报纸的抨击。不过，英国全国的舆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一方面由于首相使他们免遭战祸而深感庆幸，欢呼和平的口号响彻云霄；另一方面，他们又痛感到军备的需要。所有的军事部门都提出要求，都提到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令人担心的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内阁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折衷方案，其基本原则是：要尽可能做好准备，但同时又不采取大规模的措施，以免扰乱本国贸易或刺激德国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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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事件后顶住了要求举行大选的诱惑和压力，这无疑是他的功绩。如果这时举行选举，这只会引起更大的混乱。然而，在那些曾批评慕尼黑协定并拒绝投赞成票的保守党人看来，那年的冬季确是令人着急和沮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选区内，都受到保守党党部的攻击。有许多在一年以后成为我们的热烈的拥护者的人大肆活动，积极反对我们。在我的选区——埃平区内，情势的发展竟使我必须作出明白的表示，声明如果本地的党部通过对我进行弹劾的决议，我就得立即辞去我在下院的席位，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的竞选。但我的那位忠心耿耿、努力不倦的战友和主席霍基爵士和他周围一群坚决的人，却给我以大力的支持，寸土尺地，在所必争；他们经过艰难的斗争，终于在党部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使我在这晦暗的时刻，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这是一个黯淡的冬季。
到11月，我们又进行一次关于国防问题的辩论。我发表了长篇演说。
库珀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11月19日
听说因为我在上星期四的演说中提及你而使你很不高兴，至感遗憾。不知你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过是说，首相提起1914年的往事时，他的意思是要说明在军事动员之后，不管怎样检查总可以发现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所以我认为你对他的指责，恐怕他是不能接受的。当然我本来可以根本不必提到你，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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