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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置可否，搁起不谈就是了。此后一年多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到1936年秋，德国高级军事方面送交贝奈斯总统一个信件，大意说，要是他愿意利用元首的建议，就应迅速行动，因为俄国马上就会发生重大事情，那时将使他给德国的任何帮忙都变成无足轻重了。
当贝奈斯为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暗示沉思默想的时候，他发觉苏联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正在频繁地传递俄德两国政府重要人物之间的信件。这就是所谓军人和共产党老赤卫队的叛国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想推翻斯大林而建立一个以亲德政策为基础的新政权。贝奈斯总统立即把他所能知道的一切情况通知了斯大林。①
①有一些事实证明，贝奈斯的情报先是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通知捷克警方，因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想把这个情报通过一个友好国家，再转告斯大林，但这并不因此就勾销了贝奈斯对斯大林的帮助，所以这事关系不大。
接着，苏俄就进行了无情的、但也许并非不必要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清洗。在1937年1月进行了一连串的审判。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这些审判中大显身手。
虽然共产党老赤卫队不大可能同军事将领携手合作，反过来也是一样，但他们肯定都极其嫉忌斯大林，因为他们是被斯大林撵出的。因此，按照极权国家的标准，自然最好是同时把他们加以清除。革命时期的老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还有派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大典的苏联代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不少陆军高级军官，都被枪毙了。
文官和上尉以上的军官，被“清算”者总共约有五千人以上。
俄国军队以牺牲其军事效率为代价肃清了亲德分子。苏俄政府显著地转向反德倾向。斯大林个人对贝奈斯总统深为感激；
苏俄政府极其愿意帮助他个人和他的受威胁的国家来抵抗纳粹危险。希特勒当然对这些事情知之甚详。但我不知道，英、法两国的政府是否都很明了。在张伯伦先生和英、法两国的参谋部看来，苏俄1937年的清党，主要是俄国军队内部的分裂，是由于残忍的仇恨和报复，把苏联弄得四分五裂罢了。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一个以恐怖为基础的政府制度，用无情的手段来确保政权，是很可以巩固政府的地位的。在这一段叙述中所要表明的显著事实，就是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斯大林与贝奈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外界对德国内部的紧张状态和贝奈斯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全都不知道。英、法两国的驻捷克公使也茫无所知。齐格菲防线虽然尚未完成，但仍不失为一个可怕的障碍。
德国陆军是新建立的，其确实人数和战斗力尚难加以精确估计，而且显然有所夸大。此外还存在着难以估量的对不设防城市进行空袭的危险。最关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心中痛恨战争。
尽管如此，达拉第在6月12日重申他的前任在3月14日所作的保证，宣称法国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是神圣的、不可规避的”。过去有人认为，十三年前的洛迦诺公约意味着在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得以签订以前东欧一切问题都是悬而未决的空谈；现在由于达拉第发表了这个重要声明，这种议论也就烟消云散了。在历史的前面，法国和捷克在1924年所订的条约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毫无疑问地具有完全的效力；
即在多事的1938年时，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曾一再重申这一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深信只有他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在6月18日宣布了向捷克发动进攻的最后命令。在这中间，他曾经一再向那些感到焦虑的将领们保证。
希特勒致凯特尔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一定正像我们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以及进占奥地利时那样不会进军，因而英国也不至于进行干预，我才决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0号。
希特勒为了混淆视听，派他的随从副官维德曼上尉到伦敦。哈利法克斯勋爵在7月8日接见这位特使，外表上装成好像德国大使馆也不知其事。他表示：元首因为英国对他的提议没有作出反应而感到不快。英国政府是否可以让戈林到伦敦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在某种情况下，德国是会把进攻捷克的行动延缓一年的。几天以后，张伯伦同德国大使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探讨。在此之前，为了澄清布拉格的局势，英国首相曾向捷克建议，派遣一个视察员到捷克斯洛伐克，以便促成友好的妥协。英王7月20日巴黎之行，使哈利法克斯有机会和法国政府讨论这个建议，经过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两国政府同意进行调解。
1938年7月26日，张伯伦在议会上宣布派朗西曼勋爵到布拉格，为的是就地促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亨莱因和平解决。次日，捷克政府发表了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法案草案，作为谈判的根据。同一天，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议会上说：“我不相信目前欧洲各国的负责人都想打仗。”8月3日，朗西曼勋爵抵达布拉格，同有关各方进行一系列冗长的和错综复杂的谈判。不到两个星期，这些谈判终于破裂了，从此局势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8月27日，这时已任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报告说，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曾去拜会他，大使说他“又接到墨索里尼的书面训令，请德国及时告诉他可能对捷克采取行动的日期”。墨索里尼要求得到通知，使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在法国边境采取必要的措施”。
※ ※ ※
8月间，令人忧虑的情况日益严重。27日我向我的选区选民说：
我们在这个赛顿·布瓦的古森林里，光是这个名字就使我们回想起诺曼时代——在此地，以和平守法的英国人的心，实在很难理解在欧洲盛行的凶暴情绪。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里，你们一定在报纸上看到各种报导，一个星期好，一个星期坏，一个星期好一些，一个星期坏一些。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欧洲和世界的整个局势，正在不断地走向一个绝不会再拖延下去的顶点。
战争当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德国家庭中征召入伍的庞大军队还没有解散之前，和平的威胁就无法解除。一个并不受别国威胁也不害怕别国的国家，却将一百五十万士兵实行战时编制，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在我看来，我也必须坦白告诉你们，把这一大批力量实行战时编制，就是存心想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达到某种结果……
政府已派了朗西曼勋爵赴布拉格，我们表示完全赞同。我们希望——真的，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的调解使命获得成功。现在看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在竭尽全力来调整他们的国内情况，对于任何要求，只要不致使他们的国家陷于分裂，都准备加以接受……可是，更大的和更狂暴的野心却可能妨碍达成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和文明世界就势必面对纳粹德国的要求，或者要遇到德国纳粹党方面某种突然的狂暴行为，对一个个国发动进攻并加以征服。这样一种事件，恐怕就不仅是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是破坏全世界的文明和自由的暴行……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各国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政府也应该让他们知道——英国和英帝国，必定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和尽他们的责任，就像他们在历史还没有忘记的那些重大事件中所做的一样。
在这些日子里，我同大臣们有一些接触。我同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关系，由于我同政府之间在国防和外交上有着严重的政治分歧，自然不免受到影响。我同艾登的想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但我对于他的继任者却不能这样说了。尽管如此，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朋友，并且是多年的老同事了。有时我也给他写信。偶尔，他也请我去看他。
丘吉尔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勋爵 1938年8月31日如果贝奈斯作了让步，而朗西曼也认为这个建议公平合理，但仍然被对方拒绝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为了加强制止希特勒暴行的阻力，在本星期之内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不至于使你为了可怕的保证承担责任。
第一，是否可以由英法俄三国提出联合照会，说明：
（1）他们对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2）他们对德国的军事部署深感焦虑；（3）他们一致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和平解决；（4）德国如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所有这三个国家的重要问题。拟好这个照会之后，应由三国驻美大使把它交给罗斯福过目。我们还应竭力促使罗斯福对这个问题尽可能加以支持。我认为可能他会给希特勒送一封信，强调指出时局的严重性，说他认为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势必引起世界大战，因而殷切希望事情得到友好的解决。
依我看来，这种办法会使德国官方的和平分子有坚持立场的好机会，而希特勒也许可以同罗斯福进行会谈而找到下台阶。固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很难预言，只能当作一些希望罢了。·重·要·的·事·情·是·提·出·一·个·联·合·照·会。
有可能挽救局势的第二步，就是调动舰队，并把后备小舰队和巡洋舰队编入现役舰队。我的意思并不是召集皇家后备舰队或实行动员，但我认为，可以把五六个小舰队提高到第一舰队的规模，还可以利用大约二百艘拖网船作反潜艇之用。采取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就可以在海军港口造成声势，作为阻止德国发动战争的威慑力；如果一旦发生战争，这也是一种及时的戒备，反正只会对我们有利。
我冒昧地希望你对一个以前曾亲身经历这类日子的人提出的这些建议不要见怪。很明显，行动迅速是至关重要的。
※ ※ ※
9月2日下午，我接到苏俄大使一封信，说是有一个紧急问题想马上到恰特韦尔来看我。我同麦斯基大使的私人交谊已有多时了。他也时常同我的儿子伦道夫会面。我接见了这位大使，在略为寒暄之后，他严谨详细地告诉我下面的事。他还没有说多久，我就感到他之所以和我私人作这次谈话，是因为苏联政府宁愿通过我而不愿直接向外交部提出建议，以免可能遭到拒绝。他们显然希望我把听到的一切向政府报告。
大使虽没有这样说，但他并没有请我保守秘密，这就可想而知了。我当时就感到事关重要，在转告政府时得非常小心，避免参加上自己的意见，而且也不能使用可能使我们相互之间引起争论的语言，以免在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进行考虑时有偏颇的影响。
丘吉尔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勋爵 1938年9月3日我个人从绝对可靠方面得到如下情报。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你汇报，虽然不是别人要求我这样做的。
昨天，即9月2日，法国驻莫斯科代办（大使正在休假）往访李维诺夫，以法国政府的名义，问他当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国袭击时俄国将给予什么援助，特别是考虑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可能保持中立所造成的困难。李维诺夫反问法国打算怎样，他指出法国负有直接的义务，而俄国的义务则是以法国的行动来决定的。法国代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李维诺夫还是对他说：第一，苏联决意履行他们的义务。他认识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态度所造成的困难，但他认为罗马尼亚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最近几个月来，罗马尼亚政府的政策对俄国显然很友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大为改善。李维诺夫认为，为了克服罗马尼亚的勉强情绪，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际联盟。例如，如果国际联盟决定捷克斯洛伐克是被侵略国，德国是侵略国，这就有可能使罗马尼亚决定让俄国的陆军和空军过境。
法国代办指出，国联行政院或许不能达成一致的决议。李维诺夫答称，多数票的决议就够了，同时罗马尼亚可能在行政院表决时加入多数的一方。李维诺夫因此建议，以出现战争危险作为理由，根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召集国联行政院开会，国联各会员国可在一起进行磋商。他认为时间也许已十分短促，要做就越早越好。后来他又告诉法国代办说，俄国、法国和捷充斯洛伐克的参谋部应立即举行会谈，研究援助的方法和措施，苏联准备参加这种会谈。
第四，李维诺夫提起他在3月17日的谈话，外交部当然有这次谈话的副本。在那次谈话中，他主张应由爱好和平的各国就维护和平的最妥善办法进行商谈，也许最好能发表一个包括法、俄、英三大国在内的联合声明。他相信美国对这一声明会在道义上加以支持。他这些话，都是以俄国政府的名义说的，是俄国政府认为阻止战争的最好方法。
我要指出，今天的消息似乎表明希特勒的态度比较温和些，所以我认为除非亨莱因与贝奈斯的谈判出现新的破裂（如果出现破裂则过错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方），英国政府不会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希特勒确实改变态度，转而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就不要激怒他。
你当然可以从别的渠道获悉这些消息，但我认为李维诺夫的话是极端重要的，我不应该置之不理，不向你报告。
我把报告口授写好以后，立即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在9月5日以谨慎的口吻答复说，他认为现在如根据第十一条规定采取行动，对时局不会有什么帮助，但他可以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我认为在现在，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应该根据亨莱因从贝希特斯加登带回来的报告重新检讨整个局势。”
他又说，局势仍然使人十分忧虑。
《泰晤士报》在9月7日的社论中说：
捷克政府已表示愿意接受苏台德人最近的建议，如果现在他们又提出新的要求，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德国的目的不仅在于为那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感到不自在的人解除疾苦而已。在那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排除为某些方面所赞成的计划，即割让某些异族居民居住的并与其同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
这当然是意味着把波希米亚要塞防线的全部地带交出来。虽然英国政府立即声明《泰晤士报》这篇文章不能代表政府的意见，但国外的舆论，尤其是法国的舆论并不因此安心。就在同一天——9月7日——法国驻伦敦大使往访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法国政府请求英国政府阐明英国将采取的立场，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
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博内先生宣称，他在1938年9月10日曾向我们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提出如下的问题：“明天希特勒也许就要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国就立即动员。法国会回头问问你，‘我们要进军了；你们是不是和我们一同进军？’英国将如何答复呢？”
下面是经过内阁同意的答复。这是由哈利法克斯勋爵在12日交菲普斯爵士转交法国的：
我当然知道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明白答复对法国政府来说是多么重要。但是，正如你向博内指出的，这个问题的本身虽然简单明白，但决不能同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时的情况分隔开来，而在现阶段，这样的情况显然纯属假定。
此外，在这种事件中，英王陛下政府不可能只关心自己的处境，因为不论它作出什么决定或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都使各自治领承担同样的义务。各自治领政府当然不愿意在情况尚未发生之前由别人代它们作出决定，它们希望自己来作出判断。
所以，在现阶段，我对博内先生的问题所能提出的答复只是：虽然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在现时尚难预料的形势中将采取的未来行动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时间。①
①乔治·博内：《从华盛顿到法国外交部》，第360—361页。
法国政府针对“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一点提出问题：如果法国受到威胁时可以得到英国什么援助。根据博内的记载，伦敦的答复是两个没有摩托化的师，在战争开始的六个月内将派出一百五十架飞机。如果博内先生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找个借口，以便把捷克交由命运支配，那么，我们应该承认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9月12日同一天，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对捷克人大肆攻击。第二天，捷克在国内某些地区实施戒严令，作为回答。9月14日，他们同亨莱因的谈判完全破裂了。15日，这个苏台德领袖就逃往德国了。
现在已到了危机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