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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至于成为历史争论的问题——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无恶意”——勃鲁姆先生的保证——1938年3月我访问巴黎——达拉第先生继勃鲁姆先生任总理——英意协定——同苏台德领袖谈话——德国将领的疑惧和抗争——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斯大林与贝奈斯——俄国国内的阴谋和清洗——达拉第6月12日的声明——希特勒对凯尔特的诺言——维德曼上尉赴伦敦的使命——8月27日我在塞顿·布瓦向选民发表演说——8月31日我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苏联大使到恰特韦尔庄园来访问我——我给外交部的报告——9月7日《泰晤士报》社论——博内先生的问题和英国的答复——希特勒在纽伦堡的危机演说。
有几年，关于英法两国在慕尼黑事件中的做法究竟明智还是愚蠢，似乎要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历史问题，然而，根据战后从德国方面得来的资料，尤其是从纽伦堡审判中得到的材料，却显出未必是这样。争论中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第一，如果英法采取坚决行动，是否能使希特勒让步，或引起推翻希特勒的军事政变？第二，从慕尼黑事件到战争爆发这一段时期内，西方大国的地位与德国比起来，是否比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有所改善还是更坏？
关于在慕尼黑危机中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结束的事件，已经有过许多的著作，而且今后还会有人加以论述。这里只想提出几个主要事件，并说明这些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因为希特勒决心要把所有的日耳曼人结合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并向东扩张，而他又深信法英两国的领导人因酷爱和平和未能重整军备所以都不想打仗。
他对捷克斯洛伐克采用惯用的伎俩。苏台德的日耳曼人确有不满情绪，但被他尽量加以扩大和利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他说：“有一千万以上的日耳曼人生活在同我们边境相邻的两个国家里”，德国有责任去保护这些日耳曼同胞，应该为他们争取“一般的自由，包括人身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自由”。
德国政府公开表示关心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地位，这同德国在欧洲展开政治攻势的秘密计划是密切相关的。纳粹德国的政府公开宣布的目的有二：把所有在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并入德国版图之内，然后向东方扩张其生存空间。至于德国政策中比较不那么公开的目的，则是属于军事性质的。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不至于在打起仗时成为苏联的空军基地，也不能成为英法两国在军事上的补充力量。德国参谋部早在1937年6月即已奉希特勒的命令忙于草拟入侵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了。
有一个草案这样写道：
德国武装部队进行突然袭击的目的，就是要在战争开始和战争期间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军在西线作战的后方所存在的威胁，并且使俄国空军不能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空军基地。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4页
西方民主国家竟然接受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征服，这就鼓励了希特勒加紧推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事实上，在军事上控制奥地利领土，是进攻波希米亚堡垒所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当侵略奥地利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坐在汽车里对哈尔德将军说：“这样一来，捷克人可不方便了。”哈尔德立即明白了希特勒这句话的意思。这使他看到了前景。这也向他表明了希特勒的意图，但同时也表明如所看到的，希特勒对军事的无知。他说：“德国军队要从南面向捷克进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经过林茨的那条单轨铁道，会完全暴露出来，因而进行突然袭击完全是不可能的。”但希特勒的主要的政治战略观念是对的。德国本土的“西墙”正在加强，虽距完工为时尚远，但已足使法国军队引起在松姆和帕森达勒的恐怖回忆。希特勒确信无论法国和英国都是不愿意打仗的。
在德国军队向奥地利进军的那一天，柏林的法国大使向巴黎报告，说戈林曾对驻柏林的捷克公使提出庄严保证，说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无恶意”。3月14日，法国总理勃鲁姆先生对驻巴黎的捷克公使提出庄严声明，说法国将毫无保留地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这些外交上的保证并不能掩盖残酷的现实。大陆上整个战略形势已经改变了。德国人的议论话题和大军现在已可以直接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境了。在这些边区里，居民属于日耳曼种族，他们有一个爱借故生端的、活跃的日耳曼国家主义党，一发生纠纷，他们就是一支第五纵队。
3月底，我去巴黎同法国领导人进行探索性的谈话。政府对我恢复同法国的接触表示赞同。我住在我们的大使馆里，先后会晤许多法国重要人物，包括法国总理勃鲁姆、弗朗丹、甘默林将军，保罗·雷诺、皮埃尔·科特、赫里欧、路易·马兰和其他一些人。有一次，我对勃鲁姆说：“德国的野战榴弹炮，在射程方面，当然也在打击力方面，据说都比你们法国改装过的七十五公分口径的重炮好。”他答道：“关于法国的炮兵的情况，难道我要你来告诉我吗？”我说：“当然不是，但请你问问你们的技术专科学校，最近给他们举行过一次关于新式七十五公分炮的火力比较的展览，但完全没有使他们信服。”他立即改变了态度，显得温和而友好。雷诺对我说：
“我们很了解，英国是不会实行征兵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组织一支机械化军队呢？如果你们有六个装甲师，你们就会有一支强大的大陆性军队了。”或是意思是如此的话。当时好像有一位名叫戴高乐的上校曾写过一本受到许多批评的书，书中说明现代装甲车辆的攻击力。
大使和我同弗朗丹三人共进午餐，吃了很久。我在1936年曾见过他，现在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那时他负有责任，态度激动；现在他没有担任官职，就比较冷静和稳定了。他深信法国除了和德国妥协之外，就没有别的希望了。我们争论了两个小时之久。甘默林也来看我，他对当时法国陆军的力量很有信心，但当我问到他们的炮兵时，他就不大愉快了，因为他对这一方面非常内行。他在法国的政治制度范围内，总是尽力而为。但是当时法国国内政治不断动荡不安，勃鲁姆内阁不久也将倒台，这就分散了法国政府对欧洲舞台出现的危险的注意力。因此更有必要对于一旦出现全面危机时两国所应共同承担的和相互承担的义务加以明确的规定，以免产生误会。4月10日，法国政府改组，由达拉第继任总理，博内任外交部长。这两个人将在其后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岁月中担负法国政策的责任。
为了阻止德国进一步发动侵略，英国政府根据张伯伦先生的决定，在地中海方面谋求同意大利取得和解。这样做就会加强法国的地位，并且使英法两国可以集中力量来应付中欧的事情。由于艾登下台，墨索里尼已得到一定的满足，他觉得自己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比以前更为有利了，所以他不拒绝英国这种登门认错的表示。1938年4月16日，英意两国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实质上是英国让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自由行动，以此来回报意大利对中欧表示难以估计的善意。外交部对这一项交易表示怀疑。张伯伦先生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张伯伦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你真该看看外交部给我的草案；这真是使北极熊也得冻死的。”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50页。
我同外交部一样，对这种做法也有所怀疑：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8年4月18日
意大利协定当然是墨索里尼的彻底胜利。他在地中海设防来对付我们，他征服阿比西尼亚，他在西班牙横行霸道，现在却获得我们的真诚接受。条约中规定我们非经“事前磋商”不得在塞浦路斯设防，这一点是极其有害的。至于其余部分，在我看来，也只不过是拼凑几句补白罢了。
然而我又认为，要直率地反对这个协定，那还得慎重考虑。这已是既成事实了，并已被称为走向和平的一步。这个协定无疑地可以使地中海的火星不至于燃点起欧洲大火灾。
法国为了不致和英国各行其事，自必如法炮制，以求自卫。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可能：墨索里尼可能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阻止德国干预多瑙河盆地。
在我作出决定之前，我希望先知道你的看法和意图。我以为英意协定只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企图同德国搞一个类乎更冠冕堂皇的协定，一方面用以抚慰英国人民，同时又让德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长，使德国的东欧计划日趋完备。
上星期，张伯伦曾秘密向（保守党协会）全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说，他“没有放弃同德国达成同样协议的希望”。他们对此表示冷淡。
与此同时，我们在空军方面的进展越来越使人失望……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4月28日
……关于意大利协定，我同意你信中的意见。墨索里尼所给予我们的，只不过是以前曾经答应过而又被他自己破坏的东西。除此之外，只有把军队从利比亚撒出这一点是新的，他派到该地的军队，其原来的目的，也许纯属扰乱性质。现在显然正像我以前所预料的一样，墨索里尼在罗马会谈开始以后，仍在西班牙继续进行干预。如果这种干预是使佛朗哥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话，那么，要是还有人竟然相信墨索里尼肯停止干预，他可真是个乐观主义者。
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说，这个协定中所规定的内容，实行起来恐怕也困难重重。它要等到意大利离开西班牙之后才能生效。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必须要多少个月之后才能办到，而且重要的并不在于意大利步兵是否留在西班牙，而是在于他们的专家和德国人都坚持有权呆在那里，这就使将来要确定是否已经撤退十分困难了，但也许有人对这一点并不在乎。
其次是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问题。据我所知，那里的情形不但未见改善，反而有日趋恶化的趋势。我担心在这个时候承认意大利的地位，就会大大地损害我们在阿皇几百万有色臣民中的威信。
我对于你之认为必须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协定这一层，是完全赞同的。毕竟现在它还不是一个正式协定。如果我发表什么言论可以被认为更有碍于协定的实现的话，那当然是我的过错了。这也是我在辞职演说和在利明顿的演说中答应不这样做的。
据我看来，国际局势中最令人焦虑的事情，却在于紧张局势的暂时缓和，因为这也许会被人用来作为松懈国防努力的借口。鉴于时局的严重，这种努力实在做得太不够了……
希特勒正警觉地注视着局势。对他来说，使意大利在欧洲危机中最后同他站在一起，也是很重要的。4月底，他和参谋长们举行会议时，就考虑要加紧进行了。墨索里尼希望他可以在阿比西尼亚自由行动。在这一冒险行动中，他虽然已获得英国政府的默许，但也许最终还需要德国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接受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所要采取的行动作为交换条件。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以便在解决捷克问题时意大利能参加德国的一边。柏林方面当然要研究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们的公开言论的。西方两个大国劝捷克人为了欧洲的和平要有理性，他们这种意图曾使柏林方面感到满意。亨莱因领导下的苏台德纳粹党，现在又提出在这个与德国相邻的地区实行自治的要求。他们的步骤已在4月24日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发表的演说中加以宣布了。接着，布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往见捷克外交部长，“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5月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奉命加紧进行煽动。
5月12日，亨莱因访问伦敦，目的是让英国政府更详细地知道他的同胞所受到的迫害。他表示希望见见我。于是我安排第二天在莫佩思大厦和他谈话，当时在场的还有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由林德曼教授担任翻译。
亨莱因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可以概述如下：
在布拉格应该有一个中央议会，主管外交、国防、经济和交通等事宜。各政党在议会内均得自由发表意见，政府应按多数决议施政。边界要塞可以由捷克军队驻防，当然他们可以不受妨碍地开到边区。苏台德日耳曼人区，可能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地区，均应实行地方自治；这就是说，他们应有其自己的城乡参议会和一个区议会；在区议会中，对于在业经明确划定的界限之内的地区中的有关地方性的事务，都可能提出辩论。关于事实问题，例如边界的划定，他愿意提交一个不偏不倚的法庭，甚或是由国际联盟委任的法庭给予解决。各个政党应自由组织，自由竞选；在自治区内，应有公正的法庭。在德语区域中的官吏，如邮政、铁路和警官，当然应由德语民族的人来担任。在税收的总数中，应以适当比例拨给这些地区作为行政费用。
捷克驻伦敦公使马萨利克在事后获悉这次会谈，他也表示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这样看来，既不妨碍捷克共和国的独立，又能和平解决公认的种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执，并不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德国心怀善意而又守信用的话。但对这个条件，我并不抱什么幻想。
5月17日，亨莱因同捷克政府就苏台德问题进行谈判。
亨莱因从英国返捷克的途中曾访问希特勒。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地方选举即将举行，德国政府为了这次选举作准备，进行精心策划的神经战。关于德国军队向捷克边境推进的谣言四起。5月20日，英政府要求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在柏林探问这件事。德国的否认并不能使捷克人安心，他们在5月20至21日晚，下令军队作局部动员。
※ ※ ※
在这个时候，研究一下德国的企图是很有必要的。在若干时候以来，希特勒一直深信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5月28日，他召集他的主要顾问举行会议，下令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做准备。后来他在1939年1月30日在国会演说中公开宣布这个决定。他说：
看到这个不可容忍的挑衅……我决定把苏台德—日耳曼问题加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5月28日，我命令：
（1）在10月2日以前做好对这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2）立即加速扩大我们在西线的防御工事。①
①《希特勒演讲集》，第二卷，第1571页。
但他的军事顾问们并不全都和他一样信心十足。德国的将军们不相信法国和英国会对元首的挑战表示屈服，因为他们考虑到协约国的实力除空军外仍然比德国强大得多。要击败捷克军队，突破或包抄波希米亚防线，就必须出动整整三十五个师。德国参谋部的将领告诉希特勒，要考虑到捷克军队是有效率的，而且拥有最新式的武器和装备。“西墙”或称“齐格菲防线”的防务构筑虽然已经筑好了野战工事，但距全部完成还很远。而在进攻捷克时，德国只能抽出五个正规师和八个后备师来保护西线以防可能动员一百个师的法国军队的进攻。将领们听到要冒这个危险，不禁大吃一惊。而如果能再等几年，德国军队是可以重占优势的。虽然由于协约国的和平主义和软弱性，使德国在实行征兵、进占莱茵兰和强夺奥地利这几个事件中，证明了希特勒的政治判断非常正确，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却不能相信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恫吓会获得第四次成功。那些胜利的大国，在军事上显然还占着优势，如果他们再一次放弃他们的责任和荣誉，对于他们来说也即是常识和审慎的途径，那就太不合乎情理了。此外还存在着俄国，它与捷克斯洛伐克同属斯拉夫种族。在这个时候，它对德国的态度是有很大的威胁性的。
苏俄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关系以及与贝奈斯总统个人的关系，都保持着亲密团结的友好关系。这一关系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种族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关于这几件事，这里有必要略加说明。这是在1944年1月贝奈斯总统到马拉喀什来看我时告诉我的。1935年，希特勒向他建议，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保证在法德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就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当贝奈斯说明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着同法国一致行动的条约义务时，德国大使回答说，不必宣布废除条约，只要在战争发生时不实行动员或不出动军队就可以把条约破坏无遗了。这个小小的共和国，由于它所处的地位，对于这一类的建议也无法表示愤怒。他们对德国害怕到了极点，尤其是考虑到德国随时可以提出苏台德日耳曼人的问题，或者对这些日耳曼人加以煽动，就可以使他们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和日益严重的危险。
于是他们对这个建议不加批评，也不置可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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