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 (2/2)

竞赛小说 www.jsxs.net，最快更新扭曲的人性之材最新章节！

预言已经被证明是滑稽、错误的：比如他所宣称的，像华盛顿这样的城市是不可能建成的；或者，即便建成了，它也不会称之为华盛顿；即便有了这个名字，它也永远不会成为国会的所在地。

    抽象概念对于物理世界的危险性，丝毫不亚于社会世界。对百科全书派尊称为大自然（Nature）的全知全能的实体，迈斯特嗤之以鼻。“那个女子究竟是谁呢？”大自然，在迈斯特看来，就是一个永恒的秘密，绝非什么一切美好事物的仁慈的提供者，一切生命、知识和幸福的源泉；她的手段是残酷的，其场面充斥着残忍、痛苦和混乱；她为上帝那深不可测的目的服务，不过，很少是舒适和光明的源泉。

    18世纪随处都是对于高贵的野蛮人那朴素美德的赞美歌。迈斯特告诉我们，野蛮人并不高贵，而且是劣等人，残酷、放荡、凶蛮。任何人只要跟他们一起待过，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人类中的垃圾。他们是被弃之物的典型，是上帝造物过程中的失误和败笔，完全不是什么一尘不染的原型，也绝非自然品味和自然品德的早先样板。被派往他们那里去的基督教传教士们说起他们的时候，带有相当多的善意。因为这些好心的牧师们，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将那种肮脏卑劣和罪恶行径————他们实际上深陷其中————归在上帝的创造物身上。进而，这些发育停顿的可怜虫也就不可能是值得我们效仿的样板。那么，卢梭及其同道所号召我们去做的到底是什么呢？他重复了孟德斯鸠的名言：“野蛮人为了吃果实，把大树也砍倒了；传教士送给他的牛，也被他卸下来，用大车的木料烧牛肉吃。三个世纪之后，他们最想从我们这里索要的，就是杀人的火药，还有杀死他自己的烈酒。他们毕竟还是跟我们有所不同的，手脚不干净、残忍无情、行为放荡。我们最终总是要战胜自己的本性；然而野蛮人却相反，他们随性而为；违法犯罪是天生的爱好，他们从不会懊悔自责。”接着，迈斯特罗列了野蛮人生活的典型的快乐，这份目录让他的读者感到心惊肉跳：弑亲、剖取配偶的内脏、剥头皮、吃人肉、放荡淫逸。创造这些野蛮人的目的何在呢？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警告。向我们展示，人可以堕落到何种地步。野蛮人所操的语言，并不具有原生之力量及开端之美，不过是一片混乱，衰朽不堪。它是“废墟中，古代语言的残骸”。

    至于卢梭的“自然状态”（————据说野蛮人就生活在那种状态里），以及所谓“人权”（————野蛮人被认为懂得这东西，而且法兰西和其他欧洲民族正是在“人权”的名义下被投入了残酷无情的集体屠杀之中），究竟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权利呢？它是什么样的人与生俱有的呢？没有什么形而上的、有魔力的眼睛能够发现这些被称之为权利的抽象实体，其渊源既非来自什么特殊人物，亦非来自神圣的权威。正像没有什么名之为“大自然”的女士一样，也没有什么名之为的“人”（Man）的创造物。而且，革命已经发生了，以客迈拉的名义犯下了难以形容的残暴行径。

    （迈斯特在他的俄罗斯回忆录中写道）在四五个世纪之前，教皇可以把一小撮胡搅蛮缠的律师赶出教会，而他们也可以跑到罗马去，获取赦免。大领主们单方面可以将一些难以驯服的佃户（tenants）约束在他们的土地上，而且能够做到秩序井然。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同时失去了稳定社会的两大支柱————宗教和奴隶制，好比遗失铁锚的轮船，被暴风吹走，已经遇难失事。

    唯有当罗马教会的权威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的时候（————正是在那时），奴隶制度才有可能被废除（————确实被废除了）。

    理性主义会导向无神论、个人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社会结构之所以能够聚合在一起，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的天然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天然的权威，所以他们愿意服从————这种权威是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不能给出合理说明的。没有国家，也就没有社会；没有君主，没有最高法院，也就没有国家；没有绝对正确，也就没有君主；而没有上帝，也就没有绝对正确。教皇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一切合法的权威都来自于教皇。

    这就是迈斯特的政治理论，它对于反动的蒙昧主义者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并且最终影响到后来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它也是让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和传教士感到不安的思想渊源。更直接的是，它鼓舞了许多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法国的反国家的威权主义，以及西班牙、俄罗斯、法国的反政治的神权政治运动。迈斯特的神圣权威的概念，不仅是深刻的反民主的，而且完全与个人自由、社会和经济平等、人人友好的政治意涵相对立。“假如我有一个兄弟的话，我愿意称他为堂兄，”对梅特涅的这一评论，迈斯特颇有共鸣。在他看来，自由天主教应该说是荒唐的，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自己的老盟友、同样支持教皇的拉梅内那里看到了这种思想倾向的萌芽，这让他的晚年岁月颇为焦虑。布兰德斯正确地评论说，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迈斯特代表的是他们所反对的一切势力的登峰造极，而且，这并非因为迈斯特是一个如下意义上的反动分子，即他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或是像一个属于过时文明的陈腐遗物一样游来荡去；而是相反，正是因为他对自己所身处的时代理解得如此之深刻、彻底，并且积极地使用当时一切最新的思想武器去抵抗这一时代的自由主义的倾向。

    人类最为危险的敌人，是新教徒，是攻击普世教会的人————这些破坏者，他们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削弱一切社会建立的根基。培尔（Bayle）、伏尔泰、孔多塞只不过是著名的颠覆者路德、加尔文及其追随者的卑微、世俗的门徒。新教的教义是个人理性或信仰的反叛，是良知对抗盲从————后者实为一切权威的唯一根基：因此，从根本上说（au fond），这是一种政治叛乱。没有了主教，也就没有国王。在《新教反思录》中，迈斯特宣称，天主教从来不会反叛君主，而新教才会这样做。支持这一令人吃惊的论断的，是怪诞的诡辩：既然在君士坦丁之后，国家和教会合二为一，天主教会的反抗法令（acts of insubordination）————比如，天主教狂热分子提出的针对异教统治者的暗杀令————就不是对于真正的权威的反叛，而是对于篡位者的反叛。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不仅仅是保存真正的信仰的方法，也是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和稳定感的来源，没有这种安全感和稳定感的话，社会根本不能存续。在迈斯特看来，宗教裁判所被严重地误解了。多数情况下，它是温和的、善意的再教育的手段，许多灵魂借此被引导来自我悔改，回归到真正的信仰。它致力于把西班牙从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破坏性的宗教冲突中拯救出来，进而保护了这个虔诚的王国的国家统一。（这么说就有些过头了。迈斯特为取悦于菲利普二世而作的这一辩护词，即便是教会政策的最狂热捍卫者也鲜有附和者。）对于牧师权威的公然蔑视，其结果就是德国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流血冲突和混乱不堪。没有哪块土地可以反抗教会，并且实现其崇高。因此，只是考虑其爱国热情的话，才可以说《南特敕令》的废除是合法的。“在一个优秀的时代，一切事物都是优秀的。路易十四的大臣、地方官们在其领域之内都是伟大的，他的将军、画师、园艺师同样在其领域之内是伟大的……在我们这个可怜的时代，所谓迷信、狂热、褊狭等等，都是在法兰西的伟大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加尔文主义正是这种伟大最危险的敌人：在被倾覆之前，加尔文主义正是在法国境内活动的；当其垮掉的时候，连狗都不叫一声。至于说废除《南特敕令》这一举措使得法国丧失了许多手艺高超的匠人，使得他们被迫移民，用他们的手艺增进了别国的富足，那么，就让那些被这种小店老板（boutiquières）的想法所打动的人“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不要在我的书里面找答案了”。詹森教派信徒也好不了多少：路易十四彻底地夷平了波尔————罗亚尔修道院，掘地三尺，“让过去只出产恶劣图书的地方长出优质的谷物来”。至于帕斯卡，迈斯特断言，他并没有受波尔————罗亚尔什么影响。异端一定要清除；至于那些走得不太远的人，折中的办法就可以把他们吓退了。“路易十四镇压了新教徒，他得以寿终正寝，安享天年，而且荣耀加身。路易十六对新教徒施以怀柔，结果死在绞刑架上。”“如果只是依靠人类的力量，没有什么制度可以稳固，可以持久。历史和理性都已经证明，一切伟大制度的根源都是在这个世界之外被发现的……尤其是君主制，其能否拥有力量、统一和稳定，取决于教会所给予神圣化的程度。”

    对于他所反对的那些价值观，迈斯特自己有一种独特的理解。他注意到，没有哪条标准是比不敬神更容易违反的了。看人就要看他憎恶什么，是什么惹他发怒，无论何时何地他总要满腔怒火地攻击什么————这才是真相。用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描述迈斯特的话来说，他在“反抗他所处的整个时代”（l’adversaire de tout son siècle）。他这些表现并非反动的，而是反革命的，并非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并非复制过去历史的空想而是一种艰巨而又有效的努力————努力以过去的视域来规束未来，这种努力非但不是纯粹的幻想，相反，它深深地扎根于对现时代事件的严格现实主义解释之基础上。

    迈斯特并不是一个夏多布里昂、拜伦、毕希纳、利欧帕迪那种意义上的浪漫的悲观主义者。世界秩序，在他的眼中，既不是混乱不堪，也不是有失公平，按照信仰的眼光来看，必然如此而且理应如此。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会追问，何以正义者要饥寒交迫，而作恶者会享受荣华富贵，迈斯特的回答是，这种提问是对于何谓神圣法则的一种幼稚的误解。“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一切都有规律可循。”（Rien ne marche au hasard……tout a sa règle.）假如有一种法则存在的话，它不会容许例外的情况发生；假如一个好人不走运，我们不能希望上帝为了个体的私利而去改变法则————失去法则的话，一切将陷入混乱。如果某个人患上了痛风病，那他是太不幸了，不过，他不会因此而怀疑自然法则的存在；相反，他所求诸的医学，本身即预设了自然法则的存在。如果某个正义的人遭遇了灾祸，同样也没有理由让他怀疑宇宙中有着良好的秩序。有法则存在，并不能防止个人遇到不幸；没有什么法则可以根据个体的情况来运转，适应了个体的情况，它们也就不再是什么法则了。世上的罪恶是有一定总量的，依靠同样数量的苦难可以让这些罪恶得到补偿————这就是神意的原则。不过，如果说支配神意行动的就是人性的公平或理性的平等————每一个个体的罪人都应该在现世中自己去承受某种程度的惩罚————这并没有什么意义。自从罪恶来到这个世界，哪里都有可能发生流血牺牲；无罪者的鲜血跟有罪者的一样，都是天意为救赎有罪的人类而做的安排。假如需要代别人受过的话，无辜者也会被屠杀，直到平衡被调适好为止。这就是迈斯特的神义论（theodicy）：为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所作的解释，为世上一切不可摆脱的罪恶所作的辩护。

    迈斯特有关牺牲的著名理论是以这样一条定理为基础的：责任不在个人，而在集体。在罪与罚中，我们彼此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因此，父辈的罪，要不可避免地落到子孙头上，无论个人如何无辜，也要像落到别的人头上一样，落到他的头上吗？即使在现世中，罪恶的行为也不可能保留下去而不能救赎，就像不平衡态在物理世界中不可以无限期地持续。迈斯特“只看到了历史中的两种因素”，晚年的拉梅内有过这种悲哀的评论，“一方面是犯罪，另一方面是惩罚。他赋有一个慷慨而又高贵的灵魂，他的著作完全像是在绞刑架上写成的。”

    7

    新教的教义打破了人类的统一，制造了混乱、悲惨和社会分裂。为了对抗这一“不适”（malaise），18世纪的哲学家们开出的救世良方是根据一种理性的计划来调整人们的生活。不过，计划失败了，原因正是由于它们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它们是计划。战争就是人类活动中最有计划性的一种。不过，没有哪个亲眼见过某场战役的人还会坚持说，正是将军们发出的命令决定了战役的实况。无论是将军，还是他们的下属，都不可能说出正在发生的情况是什么；枪炮隆隆，混乱不堪，伤者、濒死者辗转哀号，断臂残肢————“中毒有五六种之多”————暴力和混乱实在是太严重了。只有不懂得构成生命的要素的人才会说，胜利属于那些指挥得当的将军。是谁赢得了胜利呢？是那些完全被说不清的自我优越感支配的人；无论是士兵，还是将军，他们说不清敌我双方可能会发生的伤亡比例。“正是因为空想才输掉了战役。”与其说胜利是一种物理的事实，不如说它是一种道德和心理的事实，是由一种神秘的信仰行为而引起的；它并不是经过精心筹划的计划（或是柔弱的人类意志）所产生的成功的结果。

    迈斯特有关战役如何展开及取胜的评论，见于《圣彼得堡之夜》中著名的第七篇对话，可能是他对于他反复提起的这一主题————战场上不可避免的混乱以及指挥官毫不相干的所谓部署————的最精彩、最生动的概括；后来司汤达在《巴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Parma）一书中有关滑铁卢战役的虚构描写，这一主题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显然，迈斯特的这一评论，对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提出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学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众所周知，托尔斯泰读过他的作品。而且，实际上，正如可以泛泛地说那是托尔斯泰的学说一样，它也是迈斯特的学说。生命并不是光明和黑暗之间的琐罗亚斯德式的斗争，比如像民主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对他们而言，教会就是黑暗的代表；或者，相反，如虔诚的威权主义者的说法，黑暗就潜伏在无神论的邪恶力量里面。生命是漆黑、混乱的永恒的战场，在上帝指引宇宙的神秘天命之下，人们相互争斗，因为他们也不会做别的。结果并不取决于理性，或是力量，甚或是美德，而取决于个人或民族在历史存在这一幕不可预测的宇宙大戏中被分派了怎样的角色，就这幕大戏分配给我们的部分而言，我们至多是了解某些渺小的片断。假装弄懂了整幕大戏，甚至发狂到妄想我们可以凭借高等的智慧来改变它，那是荒诞无稽，没有意义的。信仰从我主通过他在尘世的代理人所发布的命令，并且，照此去行动吧。

    “不要让我们在体系中迷失了自己！”迈斯特尤其反对体系，很显然，体系是以一些据说与自然科学有某种关联的方法为基础的。科学的语言，在迈斯特看来，就是某种堕落的东西；而且，他强调————非常有预言性的强调————语言的堕落一直是人的堕落的最为确定无疑的信号。迈斯特对于语言的关注及其看法，是非常大胆而又深刻的，而且（尽管有点儿过度）预示了20世纪在语言问题上的想法。迈斯特的主旨是，就像所有古代的稳定制度一样，像王权、婚姻、崇拜等等，语言也是一种有着神圣缘起的神秘之物。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语言是人类一种深思熟虑的发明，是便于交流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工具。照他们这种理论，思想之所以被思想，不需要借助于任何符号：首先我们思考，然后我们再找到合适的符号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就像手套适合手一样。这样一种学说，不仅为普通人所接受，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有时候还有很多哲学家未加批判地接受它；然而，迈斯特和博纳尔德（尤其是后者）却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思考就是在使用符号，使用一种清晰的词汇。思想是一些词语，尽管是没有说出来的词语；“思想与词语”，迈斯特宣称，“不过是两个伟大的同义词”。词语————最普通的一种符号————的起源，就是思想的起源。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某人发明了最初的语言，因为不管发明什么都是在思考，而思考就是在使用符号了，也就是说，是在使用语言。总之，词语的使用是不可能被人为发明的，更不用说思想的“使用”了，这其实是一回事。而不能被发明的，在迈斯特看来，就是神秘之物，就是神意。

    或许，你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拒绝把所有非人工制造的东西都视为必然具有神圣的起源这样一种观念，不过，承认思想和语言————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作为像生物学、社会心理学之类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二者的同一性是具有深刻的原创性的想法。也许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里一个著名的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关键概念的萌芽，迈斯特引用过这句话。它说，语言被讲出来，是作为“灵魂和自己的对话”。不过，只是这么说的话，也没有什么用。霍布斯显然自己重新发现了这一真理；它也相当接近维柯思想体系的核心，我们知道，迈斯特很熟悉维柯。

    在语言起源的问题上，迈斯特很得意自己推翻了18世纪的有关推测。他说，卢梭对于人在一开始如何能够使用词语深感惊奇，而无所不知的孔狄亚克不仅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还知道其他所有问题，他声称：很显然，语言的发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因此，有一代人会说BA，另一代人增加了BE；亚述人发明了主格，而米提亚人发明了所有格。对极端缺乏历史感的某些更为盲信的法国哲人，这一反讽非常恰当；在迈斯特的其他理论里，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论证。因为语词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于外部世界的记录，以及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观点的反映，它们也体现了我们祖先的有意和无意的智慧，这些智慧来源于上帝，并形成他们的经验。因此，古代的、传统的文本，尤其是那些包含在经典著作中的文本，表达的是人类的远古的智慧，而且是随着事态的变化而不断调适和丰富的智慧；它们是极其珍贵的富矿，如果你有专门的知识，有热情和耐心，可以从那里提取出许多隐藏的黄金。由于中世纪的哲学解读经典文本的办法过于牵强，而且想要从中寻求隐蔽的意义，因此遭到了轻视。不过，对迈斯特而言————跟维柯以及德国的浪漫主义者一样————语言并不是人们的一种发明，它是对于隐蔽的知识的钻研，是对于人类的（或者至少是基督徒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心理分析。伟大的、隐蔽的宝藏，唯有在黑暗之中才能找到。因此，百科全书派所要求的净化，在他看来，就等于要把语词中所有可能是深奥、丰富的东西统统蒸发掉；这样一来，就清除了语词的优点，脱去了它们的意义。当然，你也可以在占星学和炼金术中举出类似的例子，不过，这不会引起迈斯特的惊奇，他对自然科学的方法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有奇思妙想的斯韦登伯格，还有对于自然现象的神秘主义解释。迈斯特会对如下看法表示赞同，其欣悦之情不会亚于他同时代的威廉·布莱克：在那些神秘科学里面，比在现代化学或物理学的手册里面，能够发现更多深奥的智慧。此外，神圣典籍的政治价值，给予再高评价也不为过。

    既然思想就是语言，其中铭记了一个人或一个教会的最古老的历史记忆，那么，语言用法的改革，就是试图破坏那些最神圣、最英明和最权威者的力量和影响。当然，孔多塞想过，要是能有一种世界语的话，一切民族的受教育者之间就可以更加轻松地交流。因为，这样一种语言可以“净化”若干时代积累的迷信和偏见，进而，躲在神学或形而上学名义之下的————孔多塞这么看————那些错误观念也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但是，迈斯特问到，这些偏见和迷信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马上猜出他的答案：它们就是那些坚定的信仰，其根源神秘莫测，其力量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它们是那些经受了时间和经验的考验，铭记了各个时代的英明睿智的古老信仰和概念；抛弃它们的话，就等于是身处在一步走错就会灭亡的危险境地却失去了方向。而且，最好的（因为它是离现代最远的）、最丰硕的语言，就是教会的语言，以及伟大的古罗马的语言。伟大的古罗马有人类已知的最好的政府。罗马人的语言以及中世纪的语言应该受到欢迎，其理由就跟边沁拒绝并且谴责它们的理由一模一样：就因为它们不够清晰，不便于科学的应用，就因为语词本身还带有那段古老的过去、人类历史上的黑暗和苦难时代的隐晦难解的权威性————唯有借此权威才能得到救赎。拉丁文自身就足以保证其准确无误；而拉丁语词有其特殊的局限，它们排斥现代性，这一点对如下一点来说是关键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只不过是重申了一个至关紧要的主题，亦即要控制人的话，关键是控制语言；尽管在他书里面的精英们————其目的与迈斯特的多少有些不同————选择的方法，并非传统的语言，而是人为的，特别是建构的语言（实际上这正是迈斯特攻击的对象）。

    迈斯特为耶稣会会士辩护，称他们是唯一可靠的教育家，使用拉丁文作为（体现在中世纪道德之中的）真理的工具；他抨击斯佩兰斯基和顾问团，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一度热衷于在俄罗斯帝国推行一种新政。迈斯特的这种态度走得很远；在他看来，几乎非理性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所有不受理性的分解过程之影响的东西，他都表示赞成。理性的信仰太脆弱了。一个优秀的论辩者可以击破任何一个建立在如此虚弱的基础之上的结构。理性制造的东西，理性也能够损坏。因此说，迈斯特借助于阿奎那，是非常不可信的。作为耶稣会士的学生，他几乎不能有其他的选择；不过，他看到了，真理是处在托马斯主义者的视野之外的，亦即，理性的论证方法对于真理终究是无能为力的，它是根本不适用、不相关的。此处，肯定又可以跟托尔斯泰作一个并列对照：对于那些信仰科学专家以及自由主义的进步信念的人，尤其是相信人类意志和人类智识力量的人（如斯佩兰斯基、拿破仑、博学的德国军事战略家以及后来整个俄国知识界），托尔斯泰持一种讽刺态度，这跟驻圣彼得堡的这位撒丁王国的代表的态度何其相似。

    当驳斥在他看来是同样荒唐的，以社会契约为社会之根基的理论时，迈斯特使用了非常类似的论证。他正确地坚持认为，契约就预设了承诺，以及履行承诺的办法；不过，承诺是一种行动，只有在业已存在的有意识的社会习俗这种复杂的网络之中，行动才可以被弄懂，才可以被理解。而履行承诺这一机制，也就预设了存在一个发达的社会结构；要达到建立契约的阶段的话，不仅仅需要有一种业已存在的依靠规则和习俗的社会生活，而且需要这种社会生活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可观程度的条理性和复杂性。把野蛮人孤零零地放到社会习俗（包括承诺、契约、可履行的法律等等）的“自然状态”中，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作出社会是依靠契约而不是凭借其他方式而产生的这一假定，不仅与史无征，在逻辑上也是一谬误。但是，只有新教徒才有过如此假定：社会就像是一家银行或是一个商行，是一种人为构造的联系。

    迈斯特非常慷慨激昂地宣称，社会并不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和幸福的精打细算基础上的一种精心建构的、人为的联系，而是，至少同样是，依赖于人们对于牺牲的那种天生的、原初的、不可抗拒的渴望，以及义无反顾地在庄严的祭坛上献祭自己的冲动（这里显而易见带有柏克的影响）。士兵们严守命令，坦然赴死，如果假设他们是受到了个人利益的想法的鼓舞，那简直太可笑了；正如纪律之于士兵一样，所有对于组织化权力的服从也是如此————尽管在程度上差异会很大。这是一种传统的、神秘性的、无法抗拒的活动，不会遇到任何异议。

    迈斯特告诉我们，只是自文艺复兴之后，这一真理才被遮蔽、被否认。为这种严重错误的看法作宣传的人，有路德和加尔文，培根和霍布斯，洛克和格老秀斯，他们又是受到了古代的异端分子威克利夫和胡斯的影响。根据这种错误认识，一切权力和权威所依据的是某种如人为的发明一般脆弱而又武断的东西。法国大革命业已证实了他们这种目光短浅的乐观主义谬误，因为这场革命正是上帝给予这些迷恋此种理论和观念的人的惩罚。社会并不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它是轻罪拘留所（maison correctionelle），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罪犯流放地。实际上，支配它的并不是理性；另一方面，民主————肯定要比独裁更为合乎理性————到处造成痛苦，除了在那些它真正作为权力来源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那些地方可以履行被那些无视事实与逻辑的浅薄思想家声称为建立社会之基础的契约，例如在值得被尊敬的英国人中，尽管没有书写出来而只是作为一种“感觉”。

    要紧的不是理性，而是权力。哪里出现了真空，权力肯定迟早会进入，并且从革命的混乱之中创建起一种新的秩序。雅各宾派和拿破仑可以说是罪犯，是暴君，但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代表了权威，他们得到了顺从，最重要的是，他们严惩进而约束了软弱动摇和容易犯错的人的离心倾向。因而，他们要比那些批判知识分子、搞破坏的思想贩子要好上千倍，后者摧毁社会结构，破坏所有至关紧要的进程，直到某种力量（尽管不合法）响应历史的召唤而兴起，将其一扫而空。

    一切权力均来自上帝。迈斯特对于著名的保罗书信的解释是非常平实的。所有力量都要求被尊重。所有缺点，无论是在哪里被发现的，都要被蔑视，即便是法兰西的路易十四，“天国之后最完美的王国”的神选君主，也是如此。雅各宾派是恶棍，是杀人凶手，但他们的恐怖统治重建了权威，为法兰西开疆扩土，因此，就终极价值而言，他们要比吉伦特派的自由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贡献更大。吉伦特派手段软弱，没有抓住权力。唯有合法的权威才能够经受得住意外和变化，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纯粹的征服，没有经过真正教会的永恒法律的批准，只不过是掳夺：“偷取市镇或省区，并不比偷窃手表和鼻烟壶能得到更多的容许”，这一说法之适用于1815年边界的缔造者，并不亚于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迈斯特反复地谴责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每一个时代，如果在战争艺术的范围之内，有什么东西发展到了完美地步，那纯粹、完全是一种不幸。”他把军人政府（甚至在他自己的家乡萨伏依的政府）称之为棍棒政府（la b覾tonocratie），靠大棒政策来执行统治，是“时代的恐怖”。“我始终厌恶，现在也厌恶而且终生都会厌恶军人政府。”他之所以厌恶军人政府，是因为它武断专横，削弱了国王和古代制度的权威，导致了革命以及颠覆了传统的基督徒价值观。不过，也会有受到混乱威胁的时候：最糟糕的政府形式是无政府；实际上，只有最残酷无情的独裁者才能阻止社会的解体。在这一点上，迈斯特跟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其他类似的权威捍卫者是保持一致意见的。

    革命————万恶之首————本身也是一种神意的过程，按照神意的派遣，惩罚罪恶，借助苦难使我们堕落的本性得到重生（这让我们想起贝当元帅及其支持者在1940年为法国的战败所作的神义论的解释）；它跟所有伟大的历史力量一样神秘，因此，“并不是人指导了革命，而是革命利用了人”。它实际上也许利用的是最堕落的一种工具————唯有罗伯斯庇尔的“恶魔般的天才才能完成这个奇迹[法国战胜了反法联盟]……这个强大的、陶醉于鲜血和胜利的怪物，这个可怕的现象……既是降临到法国人头上的恐怖的惩罚，同时又是拯救法兰西的唯一之道”。他激发了法国人的极度暴力，强化了他们的心灵，用绞刑架上的鲜血驱使他们发狂，直至他们像疯子一般争斗，所有人都粉身碎骨。然而，没有革命的话（像罗伯斯庇尔那样的人可能会幻想他们可以制造出革命来，尽管很显然，并不是他们制造了革命，而是革命制造了他们），他宁愿保持以往的平庸状态。

    攫取了权力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如何做到了这一点；如果说对别人而言，他们的影响力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对他们自己来说，更是如此。环境（circumstances）是伟大人物也不能预见或是指引的，无需他出手，环境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切————这就是“戏弄人类计划的神秘力量”，是天意，是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不过，人是自负的，幻想个人的意志可以冲破上帝统治世界的无情法则。他厌烦于反复地说民主信念的根源，正是在于这种错觉————虚弱、容易受骗的生物过于自负及自我膨胀之后的错觉。错误地认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盲目地拒不承认别的人、别的制度的优越性，结果会是提出关于人类权利的荒唐可笑的主张，以及关于自由的空洞的废话。“人生而自由————不管这是谁说的，他都只不过是讲了一句没有意义的句子而已。”人就是现在之人以及过去之人，就是他现在在做什么以及过去做了什么；如果说人并不是他所应该是的东西，这是对理智的冒犯。我们应该去叩问历史，它是“实验政治学”（experimental politics），亦即有关这一主题的唯一可靠的教师：“她永远不会对我们说与真理相反的东西。”一次货真价实的实验，可以摧垮上百卷抽象的玄思。

    不过，大众自由和民主的概念恰恰是立足于这样一些无根的抽象，既无经验性的实验为依据，又未得到神意的启示。假如人不能认识到权威的合法归属（即教会以及“神选”的君主），他们将会落入人类暴政（即万恶之首）的扼制之下。那些以自由的名义起而反叛的人，最终也成为了暴君————这话是博纳尔德说的（他引自波舒哀，半个世纪之后又被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复），迈斯特仅仅是做了补充：信仰卢梭那些学说的话，结果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一种局面，人们的导师会告诉他们，【加粗】“你认为你不需要这一条法律，不过我们肯定你是需要的。假如你胆敢拒绝的话，为了惩罚你不想要你该要的东西，我们会杀了你”【加粗】，然后，他们只能照办。的确，在以往曾经宣讲过的公式里面，再也找不出比它更为清楚明白的公式了————它已经被正确地称为“极权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迈斯特语带嘲讽地说，假如有很多科学家都被推上断头台的话，那他们就只能责怪自己了。以某某之名，他们被杀死，这种观念正是被杀者自己的发明；而且，就像所有反抗权威的叛乱一样，这样一种观念注定要摧毁它的发明者。

    迈斯特极度憎恶自由的思想交易，蔑视所有的知识分子，这不仅仅是保守主义，也不是什么正统论以及对养育他的教会和国家的忠诚，应该说是某种既非常古老、又相当新颖的东西————它既是在重复宗教裁判所的狂热声音，听起来又或许是军事化的、反理性的现代法西斯主义的最初表达。

    8

    迈斯特有些思想最敏锐的篇章是写给俄罗斯的，在他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阶段，曾经有十五年光阴，他在那里度过。迈斯特给亚历山大一世做过一段时间的秘密顾问，提供了一些评论和建议，显然他的用意超出了俄罗斯，适用于整个当时的欧洲。因为一些政治性的格言警句，迈斯特声名鹊起，看来（尤其是在这位皇帝的自由阶段结束之后）这些话很对亚历山大及其顾问们的胃口。“人通常都是太邪恶了，以至于无法获得自由”，“无论在哪里，都是少数领导多数，因为没有哪个多少有些实力的贵族政府当局不足以担当这个目的”，像这样一些格言，在圣彼得堡的贵族沙龙里面，当然是大受欢迎的。在那个时代的一些俄罗斯人写的回忆录里面，曾经颇为赞许地提到他。

    迈斯特有关俄罗斯的评论是极其尖锐的。他说，最可怕的威胁来自对于自由主义的鼓励，以及亚历山大的开明顾问们对于科学如此致命的推崇。在致东正教会的安全主管、亚历山大·戈利钦亲王的信中，迈斯特指出了三种威胁俄罗斯政权稳定的主要来源：首先，因自然科学的教育而触发的怀疑性探讨的精神；其次是新教教义，它宣称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且平等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它鼓吹反抗权威是一种自然权利；最后，是立即解放奴隶的要求。迈斯特断言，除非有教会和奴隶制作援手，否则没有哪个君主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几百万的人口。在有基督教之前，社会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基督教出现之后，以（掌握在牧师手里的）宗教权威为基础，然后奴隶制才有可能被废除。不过，在俄罗斯，由于它的拜占庭的开端、鞑靼的统治以及与罗马的分裂，教会缺乏权威性；因而，奴隶制之所以在俄罗斯存在是因为需要如此，是因为皇帝离了它就无法实行统治。加尔文主义会对俄罗斯的政权造成损害；尽管自然科学还没有（在俄罗斯，这已经是危险的可燃物）点燃煽动性的自满的火焰，但这种自满已经在世界上的部分地区蔓延，不加以阻止的话，将吞噬整个世界。教师的目的就是灌输如下知识：上帝为了社会而创造了人，离开了政府，人无法生存，反过来，政府也要求服从、忠诚以及责任感。在一系列具体建议中，迈斯特表达了他的忠告：在释放奴隶的问题上，要尽可能地纠正过度，并且延缓推行；在封普通人为贵族的问题上，要谨慎行事————这也是历史学家卡拉姆津（Karamzin）在他影响深远的《论旧俄罗斯和新俄罗斯》中要表达的精神，他对斯佩兰斯基及其改革热情都抱有怀疑；要鼓励富有的有土地的贵族，以及有功之士，但不鼓励商业；对科学要加以限制；要提倡具有希腊、罗马特征的原则；保护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尽可能地使用耶稣会教师；避免给外国人发护照，他们无所不为；如果不得不用外籍教师的话，至少要保证他们是罗马天主教的信徒。那些反西方的保守主义者悉数采纳了迈斯特的这些建议。圣彼得堡校区的监护人，乌瓦洛夫伯爵（Count Uvarov），显然是个聪明的门生，于1811年在他治下的学校里下令取消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美学、商务研究等科目；随后，在他任教育部长时，宣布了恶名昭彰的三位一体论：东正教、独裁政府、民族性，它们表达的是同样的原理，不仅适用于大学，而且适用于整个教育系统。这一程式实际上在俄罗斯被严格执行了半个世纪————从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中期一直到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著名的神圣会议的大代表（High Procurator of the Holy Synod）还带着浓浓的怀恋之情谈起它。

    如果俄罗斯把自由给予了它的子民，那么自由也就消失不见了。他的原话如下：

    假如有人能把俄罗斯人的愿望锁进一座城堡，它可以把城堡炸毁。没有什么人会像俄罗斯人那样有那么热烈的渴望……看看哪怕是身份低等的俄罗斯商人吧，你会发现他对自己的利益有多么精明和警惕；观察他如何从事最危险的事业，尤其是在战场上，你会看到他是多么大胆。假如真的让三千六百万这类人获得了自由，而且，我们真的这么做了————谁也不能把这种想法坚持到底————马上就会发生惊天大火，而俄罗斯也将随之毁灭。

    而且，

    这些奴隶，如果他们得到了自由的话，将会发现他们自己置身于相当可疑的指导者以及无名又无力的牧师们中间。因此，毫无准备地被暴露于天下，他们肯定会突然地从迷信转向无神论，从消极的服从转向放肆的行动。让他们获得自由，就好比让那些完全不习惯的人喝烈性酒。仅仅是如此这般的自由景象就会让那些未曾参与其中的人也为之气沮……而除此之外，你还应该加上少数贵族的漠不关心、无能为力或野心勃勃，来自国外的犯罪活动，从未曾消停过的可恶的集团的操纵，等等，还有大学里面的少数普加乔夫，那么，这个国家（很有可能，毫不夸张地说）将会像过长而又中间折弯的木梁一样从中间断为两节。

    此外，

    一个令人多么费解的推论，借此，一个伟大的民族业已发展到了这一地步，想象它可以违反一条宇宙间的法则。俄罗斯人一天之内就想得到所有的东西。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一个人只能慢慢去接近科学的目标，不能一下子就飞到那里！俄罗斯人构想了两个同样不幸的想法。一是把文学与科学放在第一位，一是把全部科学的教导都合并为一体。

    又用同样的语调说，

    如果人们被现代学说所渗透，如果俗世的权力除了自己已经无所依靠，那么，在俄罗斯将会发生什么呢？就在世界巨变的前夜，伏尔泰说过，“书本上已经完成了一切。”让我们再重复一遍，当我们还处在俄罗斯的幸福怀抱之中，依然康健自立的时候，“书本上已经完成了一切”；我们当心书本吧！在科学可以安全地应用于社会那样一个时代到来之前，阻滞科学的统治，加强教会的权威，并视其为君主强有力的盟友，这才是在这个国家最为伟大的政治举措。

    而且，

    俄罗斯人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做什么事都爱开玩笑（我并没有说什么都拿来开玩笑），假如他们跟这条大毒蛇也是游戏态度的话，没有人会比他们被咬得更惨。

    唯有保存教会和贵族的特权，让商人和下等阶层各安其位，才可能会有希望。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能支持“科学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中间传播；任何此类可能被无知的或颠覆性的狂热分子利用的事业，都必须加以阻止————似乎还没有人这么做”。此外，还应该，

    对西方来的移民实行严格的监视，尤其是德国人和新教徒，那些人来到这里教给年轻人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非常肯定，对这个国家来说，以及对那些拥有财产、家庭、道德和名誉的人来说，来到俄罗斯的这些外国人，一百个之中至少有九十九个，是完全不受欢迎的外来人。

    实际上，迈斯特可能是第一个公开提倡如下政策的西方作家：对于自由的艺术和科学，要刻意加以限制；对某些文化价值，也要采取实质性的压制————自文艺复兴以后，直至现在，这些核心的文化价值已经改变了西方人的思想和行动。正是在20世纪，注定要看到这一用心险恶的学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得到最残酷无情的运用。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也是最晦暗的精神现象，而且，还远未结束。

    9

    作为一个时代敏锐的现实主义观察者，能与迈斯特相比的，只有托克维尔。我们已经看到，迈斯特对俄罗斯形势的分析是多么有预见性。与此相似的是，迈斯特宣称，当他身后的正统主义者回望法国大革命，视其为一个已经过去但其影响不可能被磨灭的阶段，一个过后一切流转又将会恢复如初的人类精神失常的瞬间，那时候，人们可能会像企图用瓶子装起日内瓦湖的湖水一样，想要恢复革命之前的秩序。对法国伤害最严重的，莫过于得到外国势力援助的贵族的反革命行动，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奇妙王国的分裂。使法兰西得到存续的，正是光荣的革命军队。接着他的精神导师之一萨伏依主教蒂奥尔扎（Thiollza）的话头，迈斯特也预言了波旁王朝的复辟，而且他还补充到：既然所有权威都是以信仰为基石的，而他们已经很显然失去了一切真正的信仰————无论是对他们自身，还是对他们的命运————因此，这一王朝不会持久。进而，无论如何，总会引进某些改革。查理二世跟查理一世不一样，这真是英格兰的大幸。与之相反，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皇帝倒是真正使他心驰神往；至于他所忠心耿耿地服务的萨伏依家族，期望他有钦佩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说得很清楚————有时候过分清楚了————他的效忠并不是献给个人，而是献给了贵族制度本身。把有关欧洲形势变化的一些平淡无奇的事实告知褊狭的、惊怯的撒丁宫廷，他从中得到许多讽刺性的快乐。他的通讯都采用传统外交的风格，写得彬彬有礼，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在收信人面前完全掩盖起他所感受的忠诚与轻蔑的混合情绪。

    这种政治现实主义及其表述中透露出的沉稳的敏锐之见，使得迈斯特终其一生，在卡利亚里（Cagliari）和都灵一直被疑心是一个危险的过激分子，一种保皇主义的雅各宾派。迈斯特肯定是这个微不足道、神经紧张、华而不实、谨小慎微的小朝廷逮到的最大的一条鱼。他这个人是公认的天才，广受尊重，显然是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萨伏依人。不用他是不可能的，不过，最好让他离远一点，让他到圣彼得堡，在那里，难以捉摸的沙皇亚历山大很显然喜欢他那些令人不安的议论。

    迈斯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他的传记作者为我们所做的描绘，主要依据的就是他在这一段时期里面结交的朋友和熟人的印象。他们所传达的形象，是一个一心一意、感情真挚的父亲，一个忠实、阳光、感性的朋友；而实际上，他的私人通信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给俄罗斯贵妇的信非常有趣，充满关爱之情，轻松俏皮，有不少闲言碎语。迈斯特的信念，非常成功地赢得了沙皇的欢心，这些贵妇也成为了他的信徒。

    迈斯特的俄罗斯著名友人留下的全部证词————证实了他可爱的性格，他的冷嘲热讽，以及在身遭流放、物质贫乏的情况下的高调姿态————又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而他的道德的、政治的世界正好与此相反：那里充斥的是罪恶、残酷和苦难，只能依靠一些选定的权力代表实施暴力镇压才能维持其存续，他们掌握着绝对的、压倒性的权势，而且持续不断地反对任何自由研究以及用世俗的办法去追求生活、自由或幸福的倾向。与浪漫主义者相比，迈斯特的世界更为现实、更为残忍。必须要等到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才能在尼采、德拉蒙特或贝洛克那里，在《法兰西行动》的法国原教旨主义者（intégralistes）那里，或者，以一种更为恶劣的形式出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政府的发言人那里，再次看到同样确定无疑的表示。不过，迈斯特自己却感到，他就是一种正在消亡的文明最后的捍卫者。已经被敌人团团包围，只能是以残酷无情的手段来自保。即使是讨论诸如语言的本性、化学的发展之类明显是理论性的题材，他的态度也表现得非常狂暴、好斗。当一个人致力于拼死捍卫他自己的世纪及其价值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可能放弃，墙上任何一道裂口都可能有致命影响，每一个要点都必须誓死捍卫。

    10

    在迈斯特过世五年之后，圣西门学派的领袖宣称，未来的任务就是在迈斯特和伏尔泰的思想之间作一种调和。乍听起来，这有点儿荒谬。伏尔泰坚持个人自由，而迈斯特坚持的是锁链；伏尔泰呼唤更多的光明，而迈斯特渴望再多一些黑暗。伏尔泰对罗马教会恨之入骨，以至于否认它有丝毫美德。而迈斯特甚至连它的丑恶也喜欢，并把伏尔泰视为恶魔的化身。在《圣彼得堡之夜》里，迈斯特关于伏尔泰的著名片断反映的就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对其敌手的憎恶之情达到顶点，描述他的面部怪相，丑陋至极，斜眼曝齿，如同一种骇人的呲牙咧嘴的怪物（rictus）。不过，圣西门派的这种见解，就跟他们在这一含糊混乱而又具有强烈的预见性的思想运动中提出的其他许多说法一样，里面也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时间将会证明）令人恐惧的真理。现代的极权主义体系，就其行动来看（更不用说它们的修辞风格），正是伏尔泰和迈斯特思想观点的综合；尤其是，继承了二者共有的一些品质。例如，尽管他们是对立的极端，但却都属于法国古典思想里面的坚忍不拔的传统。二者的思想观念也许是针锋相对的，不过，其精神品质却往往是极其相似（尽管后世的批评家也作此评论，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并没有探讨这是什么样的品质，它们又产生了何种影响）。无论是伏尔泰，还是他的对手，他们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柔弱、暧昧，都不会放纵自己的理智和情感，而且，他们也不会宽容对方。他们坚持纯粹的光明，不要摇曳的火苗，他们执拗地反对一切混浊、朦胧、冲动和仅凭印象的东西，亦即反对卢梭、夏多布里昂、雨果、米什莱、柏格森、佩吉（Charles Péguy）的雄辩之术。他们都是冷酷无情的作家，轻蔑、嘲讽，真正是铁石心肠，有时候，真正是愤世嫉俗。他们有一副冷冰冰的、光滑的、整洁的外表；与他们同时的，司汤达的散文是罗曼蒂克的，而福楼拜的作品则像是一片没有完全抽干的沼泽。马克思、托尔斯泰、索雷尔、列宁才是他们的真正继承者。对于严峻的社会景象而引发的突然动荡、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只是冷静待之，以冷酷无情的政治、社会分析作为治理动荡的稳妥手段————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已经在相当显著的程度上被现代的政治策略吸收了。

    假如毫不妥协地揭露那些多愁善感的、混乱的思想过程这一能力（主要应归之于伏尔泰），与迈斯特的历史决定论、政治实用主义，以及他对于人类能力和善性的同样的低估，还有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渴望着受难、牺牲和听之任之这样一种信念，结合在一起；假如再补充上迈斯特另一种深思熟虑的信念，亦即离开了少数专门的统治者对于软弱、昏庸的大多数人的不断弹压，政府就不可能存在，而且要加强政府，就必须反对任何致力于人道主义试验的企图；那么，我们就开始接近现代极权主义中的一种强烈的虚无论了。伏尔泰可以扫除一切自由主义的错觉，而迈斯特可以提供秘方，让寒冷凄凉、了无遮拦的世界得到治理。尽管迈斯特鼓吹独裁专制和阴谋诡计都是需要的，而伏尔泰的确不曾为之辩护。迈斯特说————与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孟德斯鸠相呼应————“人民主权这一原理是相当危险的，即便真有此物，也有必要将其隐藏起来。”与之相呼应的还有出自利瓦洛尔（Rivarol）的著名言论：平等的确好极了，但是为什么要告诉人们呢？毕竟圣西门派或许不会有这种自相矛盾；迈斯特对他们的创始人的崇敬之情是建立在一种真正的吸引力之上的，尽管在得到圣西门鼓励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看来，迈斯特是一个很古怪的人物。在奥威尔设想的著名的噩梦（以及给予他灵感的现实体系）里面，其内容与迈斯特和圣西门的看法有直接的关系。影响奥威尔的还有那种深刻的政治讽刺思想，奠立它的是伏尔泰，在此问题上，这位无人能比的作家所产生的影响力甚至比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样真正伟大的原创思想家更为深远。

    11

    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为了真正理解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的核心学说，首先应该把握其思想核心的特殊宇宙观，而不是关注其论证的逻辑。论证，无论有多么令人信服，无论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思想印象，通常只不过是外围的工作，是抵御那些现实的和潜在的批评者和敌手已经提出的和有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武器。论证，既不能表明思想家提问并得出结论的心理过程，甚至也不能表明，想要理解和接受思想家所提出的观念就必须要把握的，思想家为传达和证明其意欲阐明的那些核心概念而采用的那些重要方法。

    坦白说，作为一个概括的说法，它走得有点儿太远；像康德、密尔、卢梭这些思想家，是想用理性的论证来说服我们，至少康德没有利用别的什么方法，但其目的也许都实现了。他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这样的论证被反论证的人揭示是靠不住的，或者其结论与日常的经验相反，他们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不过，这一概括的确是适用于另一种更为形而上的类型的某些思想家，像柏拉图、贝克莱、黑格尔、马克思————如果不提那些更为刻意追求浪漫的、诗性的或宗教性的作家，他们的影响在好的和坏的两方面都远远超出了学术的樊篱。或许他们会用到论证（的确他们经常用到），但是，他们的好与坏，或是应得的评价，依据的都不是这些论证（无论是否有效）。因为他们的关键目的，是要详细阐明一种笼罩一切的世界观，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和经验；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说服那些他们对之发言的对象，而是要改变其信仰，转变其视域；因此，他们看待事实，用的是“一种新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角度”，按照一种新的模式，在此模式之下，过去被看作各种因素偶然聚合的东西现在呈现为一个系统的、相互关联的整体。逻辑的推理或许有助于削弱某些现存的学说，或者是反驳个别的信念，不过，它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武器，不能作为根本性的征服手段：亦即它不是那种新的模式，可以将其情感的、智识的或精神的符咒施之于人，使其皈依。

    谈到迈斯特，过去常见这样一种说法：他用理性的武器打败了理性，用逻辑的武器证明了逻辑的不足。这主要是19世纪的迈斯特崇拜者提出的说法。不过，其实不然。迈斯特是一个教条武断的思想家，没有人能动摇他的根本原则和前提，他相当可观的独创性和思想能力都用在了如何使事实就范于他预想的概念，而不是相反，发展他的概念以适应新发现的或新显现的事实。他就像是一个要证明一种信念的律师，结论先行：无论听到什么、遇到什么，他知道自己必须设法达到这一结论，因为他确信这就是真理。问题只是如何去说服心存疑虑的读者，如何排除难以使用的或是明显相反的证据。詹姆斯·斯蒂芬说得对，他的基本论证模式就是避开问题。他从无可置疑的一些原则开始，然后无论证据如何，注定要把他的理论贯彻下去。实际上，假如有足够多的特设性假设（ad hoc）可以解释清楚明显的例外情况，任何理论都可以成功地得以证实；同理，任何学说都能够得以“挽救”，即便每一个额外添加的特设性假设都会遇到一些逻辑上的障碍，它可以应用的场合会越来越少，它的价值也会越来越小。

    至于迈斯特的一些根本性的信念，即先天的观念，那是上帝为我们种下的；以及精神上的真理，理性的或经验的公式仅仅是它的一层面纱，有时候还是扭曲的面纱；还有古代的智慧，那是大洪水之前的人们所拥有的，我们现在只知道一点皮毛；以及关于善恶、对错的直觉的确定性；以及他的教会最为生硬的、所有未加证明也不能证明的教条，他一概没有给出任何严肃的论证。很显然，他不会考虑任何经验性的实验，也不会考虑任何在常识和科学看来是证据、原则上可以颠覆这些价值的东西。迈斯特有一个命题：假如有两种信念，彼此是矛盾的，或者每一个都明显与不可解答的反对意见相矛盾，不过它们都是信仰或权威所决定的，那么，它们都必须相信，而且在原则上可以调和，即便我们因为自身智识的不足而不能看到它们如何调和————这一命题并非被论证，仅仅是断定而已。与之相似的还有这一概念：假如理性跟常识发生了冲突，一定要像对待投毒者那样对待理性，诅咒它、驱除它，理性思想不配得到任何尊重，应该求诸权威，而非求诸经验————这纯粹是教条，像是破城槌一样的、好斗的教条。

    因此，迈斯特坚信，比如，一切的苦难，无论是降临到罪人的身上，还是无辜者的身上，必定是为了赎清某人在某时所犯下的罪。何以如此呢？痛苦总有一个目的，既然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处罚，那么，在世间的某处，必定有一些罪过，适足以引发相应数量的苦难；否则的话，罪恶何以存在就无法解释、无法证实了，而且世界也就失去了道德的管制。不过，有一点还是难以置信：世界由一个道德目的来统治，是不证自明的。

    迈斯特大胆地断定，没有什么宪法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个人的或人民的权利最好是不成文的，或者，当其写在书面上，也必定不过是一直存在而且可以被形而上的直觉感知的未成文权利的转写而已，因为无论是谁，依靠一个文本活着的话，将会为此变得优柔寡断。那么，成文的宪法又如何呢？到迈斯特的晚年岁月（甚至在他写这篇有关宪法的文章的时候），美国的宪法已经在严格而又成功地运行之中；不过，这只不过是因为美国的宪法是以英国的未成文宪法为基础的。但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法国，不适用于《拿破仑法典》，或是新的西班牙宪法：迈斯特知道，它们肯定会失败。他不需要论证。他知道，就像柏克所知道的那样，什么会持久，什么只能昙花一现，什么注定将永存，什么是人工制作的脆弱之物。“制度……之坚固与持久，端赖于它们是神意的设计。”人不能创造。他可以种下一棵树，但不是造了一棵树；他可以做些修改，但那不是创造。1795年的法国宪法只不过是一种“学术演练”；“一种宪法，声称为一切民族而制定的，也就是没有为任何民族制定。”宪法一定是在一个特殊的世间，在一个特殊的地方，从一个民族特殊的个性和环境之中生长出来的。人们为了抽象的原则而战斗————就像“为了用纸牌搭建一些大房子而彼此杀戮的孩子”。“共和制度”————人们精心构思的摇摆脆弱的结构————“是无根之木，它们只是放在地上而已，而在此之前的[君主制和教会]是长在地上的。”

    如果谁相信是上帝指派了学院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我们对于上帝的责任是什么，那这个人肯定是发了疯。教给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是高级教士、贵族、政府高官……该干的事。别的人没有权利讨论这种问题……以剥夺别人的天然信条的方式来谈论或撰著这种问题的那些人，理应像夜行窃贼一样被绞死。

    那么，那些高级教士、贵族、政府高官的权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来自于君主：在世俗国家中，就是国王；但归根结底是来自于一切精神权威的源泉————教皇。自由是国王们赠予的礼物：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己给予自己自由，权利以及一切自由都必定是在某个时候得到了君主的授予。基本的权利不是被授予的：它们之存在只因为它们是存在的，诞生在杳渺的过往之中，源起于不可思议的神的旨意。君主们的权利没有期限，它们是永恒的。主权不可分割，一旦分割的话就没有了权威的中心，世间万物将陷于四分五裂。俗世的君主和立法者只能以上帝的名义行事，其所作所为只能是重新调整或重新组合既存的权利、责任、自由和特权，而这些权利早在上帝创世之日就已经存在了。

    上述这些看起来就像是死气沉沉的中世纪教条，而迈斯特之所以相信它们，恰恰是因为它们是这样的一些教条。如果遇到明显的例外情况，他有简便的解决办法。例如，他提到，可能会有人指出，英国宪法似乎就是稳妥地建立在权力的分割基础之上的（对于现实政府的经验研究不在他感兴趣的范围之内，此处，他只不过是简单地重复了孟德斯鸠的著名的错误判断），那么，对此应该如何解释呢？答案就是：英国宪法是一个奇迹，是神圣的东西。因为，人的心智不可能从如此混乱不堪的种种因素中形成一种秩序。如果随意投掷一些字母到窗外也能够变成一首诗，那么论证这是一种非人为的力量的运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英国法律和习俗之中存在的那些荒谬之处和矛盾冲突，正是神意的力量在指挥人们颤抖的双手的明证。因此，假如英国的宪法只有人为的起源，那它早就已经崩溃了，这一点不可能有什么疑问。这显然是一种循环论证。

    到这里，针对“与未成文的相比，成文的东西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手段”这一命题，可能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犹太人毕竟就是依靠对于《旧约》文本的信仰而得以成功地存续的。迈斯特对此质疑也有所准备：《圣经》之所以能使犹太人得以保存，恰恰因为它是神圣的；否则，他们当然早就土崩瓦解了。不过，在另外的地方，迈斯特忘记了《旧约》的独特地位，谈到如下的事实：在亚洲和非洲，保证社会稳定的不仅仅是野蛮的力量，还有《古兰经》、儒家经典或其他显然不具有神圣起源的经典文本所包含的政治权威，而它们所体现的主张，很明显和《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所揭示的真理是不一致的。所以，迈斯特不仅是回避问题，循环论证，他还不肯费神保持自己的前后一致性。那么，假如理性是应该不计代价去消除的毒物，则这种不一致性完全是有利的。

    迈斯特的力量所在，并不是理性的论证，甚至也不是别出心裁的诡辩术。他的语言有时候会呈现出理性的外貌，但他是彻头彻尾的非理性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的某些论题之展开无疑仅仅是由于其强健有力、才华横溢、独具匠心和妙趣横生的文风，这一看法也不是定论。“他们[迈斯特和纽曼]的撰述，就好像是一个风雅之人在娓娓而谈”，詹姆斯·斯蒂芬如是说。雄辩之才常常很炫目。在19世纪的法国政评作家里面，迈斯特是可读性最强的一位，不过，他的力度并不在此。他的天才体现在他对于社会和政治行为中那些更为晦暗、少人关注而又是决定性的因素的深入、准确的洞见力。

    迈斯特是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他逆时代潮流而上，铁了心要戳穿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者奉若神明的陈腐之见及其顶礼膜拜的那些公式。他们强调理性的力量；而迈斯特指出————也许是非常愉快地指出————非理性本能的持久性和深广度、信仰的威力、隐蔽的传统的力量以及他们对于进步论者（包括唯心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大胆的政治经济筹划者、技术统治的热情信奉者）的人类材料的故意忽视。当举世都在高谈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的时候，迈斯特又是用他那非常夸张、刻意作对的热情————不过其中也有几分真实————强调指出：人渴望着牺牲自己、经受苦难、服从权威（实际上是服从高高在上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何方），也渴望着支配和掌握权威，为了权力本身而追逐权力————从历史上来看，这些因素至少是和对于和平、繁荣、自由、公正、幸福、平等的渴望同样强烈的。

    迈斯特的现实主义采取的是狂暴、激烈、让人迷惑、野蛮残酷的形式，不过，它终归也是一种现实主义。那种对于什么可以放开、什么不可以放过的敏锐感觉，他从来不曾离弃；正是这种敏锐的感觉，让他早在1796年就说过，一旦革命运动开始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君主国的法兰西就只有靠雅各宾派才可能得救，而那些企图复辟旧秩序的努力只是目光短浅的愚蠢之举，即便复辟成功，波旁皇族也不可能持久。在神学方面（以及一般的理论层面），他是盲目的教条主义者；在实践中，他是目光犀利的实用主义者，而且他自己对此也了然于胸。正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他坚信，宗教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其真实性就在于它满足了我们的渴望。“假如我们的相互联系是暂时性的……最重要的是，假如它们给人安慰，让我们感觉更好一点，那还能再要求什么呢？假如它们不是真的，它们也是好的；或者不如说，既然它们是好的，何以这‘好’不能使其成为真的呢？”

    在20世纪上半叶生活过的人，尤其是在有此经历之后，不可能对迈斯特的政治心理状态有什么疑虑。因为，其中所有的悖论以及不时滑向彻底反革命的荒谬之处，已经被证明，它们有时候能够比理性信奉者的信念更好地起到引导人们行动的作用；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那些理性信奉者的过于简单、肤浅和（一度是相当）有灾难性的药方提供一针立竿见影的、绝对有用的解毒剂。假如仅仅是揭露、强调其破坏性的倾向，人们可能就会对迈斯特的政治心理产生疑虑，因为这些被德国浪漫主义者称之为事物的隐晦、黑暗的一面的东西，正是人道的、乐观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12

    一个如此鲁莽大胆而又能说会道的人物，在整个19世纪引起了批评者们非常激烈的反应，也许并不足为奇。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也是遭到激烈反对的。在各个时期，他都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厌恶、恭维以及盲目的憎恨。可以肯定的是，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被评论者们如此不恰当地评论。F.-A. 德·莱斯屈尔说，他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这只“聪明的鹰像绵羊一样温厚，像非洲瘦猴一样单纯”（aigle de l’intelligence fut débonnaire comme l’agneau，candide comme la colombe）。甚至那些曾经颂扬过他的主教们也不会这么说的。因为他谈到了战争的神圣性，在德桑（J.Dessaint）看来，他似乎是一个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颠覆了已有的看法，他被比作异端的新教神学家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因为他承认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成为意大利复兴运动、威尔逊总统以及民族自决论的先驱；而且，因为是最早使用“国际联盟”（Société des Nations）这一术语的人之一，他被视为国联的提倡者，尽管他用这个词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民族主义者的典型谬误而加以嘲弄。

    那些与迈斯特有过从之人的回忆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人物画像：一个有强大吸引力的人，在才华横溢与暴跳如雷这两轴之间来回转换，在他的听众眼里（尤其是在圣彼得堡，那里的贵族圈子非常欢迎他），他总是显得令人着迷，善于提出悖论式的问题，而且往往不过多听取答案，一个出色的、风格独特的文体家。拉马丁（Lamartine）称他为狄德罗的后继者，著名批评家圣伯夫也同样表示了钦佩。有关迈斯特的最佳的描述，实际上正是出自圣伯夫的笔下。他说，迈斯特是一个一丝不苟、镇定而又热情、孤独的思想家，为了真理而兴奋不已，才华横溢，在圣彼得堡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少有人是他发言的对象或与之讨论的朋友，因而往往只是为了自己而写作，并且以其“极端的正确”做了过度的推论，总是咄咄逼人，攻击对手最强的地方，渴望煽风点火，想要置论敌于死地。因此，他经常让人感到不快：圣伯夫举出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迈斯特针对斯塔尔夫人的还击，后者在谈到英格兰教会的功绩时曾对他有所责备。他说，“是的……它就像是猿猴中的一只大猩猩。”————这也是他对于其他新教教派的典型的描述。圣伯夫称迈斯特是一位伟大而又强势的智者，而且他终其一生都被其魅力所折服。就外表而言，迈斯特看起来高贵、英俊，有一位西西里来访者曾经说过，他这个人“头脑冷若冰霜，言语热情如火”。

    像黑格尔一样，迈斯特很清楚他生活在人类文明一个漫长阶段的衰弱期。他在1819年写道，“我将与欧洲共同衰亡，生死与共。”布洛依（Léon Bloy）认为，迈斯特的著作是向他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的文明欧洲致的悼词。总之，它们并不是垂死的文化的最后声音，不是（像他自己所认为的）罗马人的最后声音，他的重要性就在当下。他的著作以及他的人格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视其为一种目标，而在于以其为开端。它们之重要，是因为他是第一位理论家，开创了一个伟大而又强势的传统。发展到夏尔·莫拉斯那里，这一传统达到了顶峰。莫拉斯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先驱，也是德雷福斯事件中天主教反对派以及（起初被视为天主教徒，后来被看作新教徒的）维希政府支持者的带头人。莫拉斯或许已经做好了跟希特勒政府合作的打算，其理由和迈斯特被拿破仑吸引（尽管想见面却未能如愿）相似，而且迈斯特对他的死敌罗伯斯庇尔的敬意，要远远超过罗伯斯庇尔这些人所消灭的温和派，或者在卡利亚里，围绕在他君主身边的一帮思想十分正统的平庸之众。

    在迈斯特的价值天平上，权力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权力就是统治世界的神圣原则，是一切生命和行动的源泉，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至关紧要的因素；无论是谁认识到了应该如何掌握它（最重要的是决策），获得了服众的权利，都是作为神意或是历史选定的工具，在某一特殊的时刻，去实现历史的神秘的目的。罗伯斯庇尔及其随从的专制统治的本质，就是将权力集中到唯一的来源，由此而引起了贡斯当、基佐等温和派的激烈反对，但对迈斯特来说，与权力的分散相比，权力集中才是人为统治的最恰当的选择。不过，当然，将权力归之于古代的、确定的、社会创造的而非出自个人之手的建制（institutions），才是它真正的、安全的归属，而不是归之于民主选举出来的或是自命的某些个人，这正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洞见和智慧。一切的篡夺最终都将会失败，因为它无视神圣的宇宙法则；权力只会驻留于这些法则的代理者之手。抵抗宇宙法则，是以个人智识的涓涓细流抗衡宇宙洪流，始终不过是幼稚和愚蠢之举，不止如此，这是有罪的蠢行，与人类的未来相违背。这种未来，只是对于历史和人类本性————就你所能闻知的它们的无穷变数而言————的一种客观估价而已。尽管迈斯特在理论上是先验论的，他还提倡这样一种学说：事件应该加以经验性的研究，并且要考虑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每一种局势都有其相应的背景————假如我们理解神圣意志是如何运作的话，就会知道这一点。

    这种历史决定论，在赫尔德和黑格尔以及德国的浪漫主义者那里，曾经以较为晦暗的语言提倡过，圣西门也曾有过较为抽象的表述，其中的关注点是置于人类之上的各式各样的权力，以及社会及其精神、文化构成因素的形成过程。时至今日，它还是我们的历史观里面的一些组成部分，我们已经忘记了，曾几何时，这些概念并非陈词滥调，而是难解的悖论。在抨击抽象观念和演绎方法的无能为力方面，迈斯特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虔诚的天主教辩护者对于抽象观念和演绎方法的执迷，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反对者————尽管迈斯特或许并没有这么表述过。没有人比他更多地怀疑过如下的企图：想要从人的本性、权利的本性、善的本性、物理世界的本性等等这样一些普遍的概念开始推导，借此来解释事物如何发生，确定我们要做什么；这是一种演绎的程序，我们据此可以得到的结论只不过是我们在前提中已经预设的，并且，我们没有注意到或是不肯承认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实。

    称迈斯特为反动分子是正确的，尽管他攻击那些不加批判就接受的概念，甚至比很多自命的进步分子更为猛烈和有效。他运用的方法，也比具有科学思维的孔德或斯宾塞，或是（在这一点上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更为接近于现代的经验主义。此外，像语言习惯、讲话模式、惯有的成见和民族特质等等，此类塑造人们的个性及信仰的“自然”建制，迈斯特也是最早认识到它们在社会意义和哲学意义上的极端重要性的思想家之一。维柯曾经提到，语言、图像以及神话，为我们观察人类及其制度提供了别处不可能有的一种洞见。赫尔德和德国语言学家们的相关研究，视其为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渴望和最典型的特性的流露；政治浪漫主义的先驱们，尤其是哈曼、赫尔德、费希特，则将其看作体现人性真正需求的自我表达的自由、自发的形式，与中央集权的法国政府的严苛专制恰成对照，后者是对其国民的自然素质的倾轧。迈斯特所强调的，并不是这些热情讴歌社会生命及其生长的人所赞美的“民族精神”（Volksseele）的美好的、（部分是）想象的品性，而是相反，他强调半意识的记忆、传统和忠诚等幽暗的东西，还有在意识层次之下、更为幽暗的力量，尤其是那些被视其超自然的、要求集体顺从的制度的力量，强调它们的稳定、持久、坚不可摧和权威性。他对如下事实尤其重视：一种绝对的统治，发展到了甚至对其根源提出怀疑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时候就是它最为成功的时候。他对于科学的恐惧和厌恶，是因为它发出了太多的光明，那种唯一可以抵抗“怀疑一切的探寻”的神秘感，会因此而被消解。即便目光锐利如斯，他却几乎不曾预想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科学的技术性手段会和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办法结合在一起，而届时，自由主义要面对的就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两个：一方面是理性的科学体系的专制，另一方面是反理性的神秘主义的冥顽不化。伏尔泰和迈斯特的追随者们分别加以颂扬的这两种力量，将会携起手来，这一联合正是圣西门曾经以其热情洋溢而又错误百出的乐观主义态度预言过的。

    尽管迈斯特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太多的光明并没有什么好处，但他像帕雷托一样信任精英分子。不过，迈斯特没有帕雷托那么愤世嫉俗，不像他那样对于道德价值（即智慧）高低的选择漠不关心————精英正是要利用这一点，而且要宣扬他们在这方面跟普通大众的区别。像索雷尔一样，迈斯特也相信需要有一种社会神话，相信（民族之间以及社会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不同意获胜一方的阶级的领袖一定能够看穿那些神话，而普通大众只有相信（而且应该相信）那些神话才能够被领导着走向成功。像尼采一样，他憎恶平等，认为普遍自由的概念是一种荒谬、危险的妄想，不过，他不会反抗历史的进程，也不希望打破迄今为止人性展开其痛苦之旅的那种约束框架。他没有被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的口号所蒙蔽，清楚地看到了政治权力的本质，而且像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或是俾斯麦、列宁在他们各自的时代一样，不加掩饰地说出了这一本质。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的天主教领袖，包括教士和俗人，都给予他相当的礼遇和敬意，视其为强硬、虔诚的教条主义者，虽然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会感到有些不安，似乎迈斯特为了保卫天主教而诚心诚意打造的武器是十分危险的————炸弹有可能会在握着它的人手里突然爆炸。

    在迈斯特看来，软弱、罪恶、无助的人类，饱受自相矛盾的欲望的折磨，驱策他们东奔西走的力量过于暴烈，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其破坏力也过大，理性主义者的公式不足以为其提供证明，而社会正是由这样一些人所构成的一种解不开的网络。所有的成就都充满了痛苦，很可能失败，也有可能会成功，但必须是在一个智慧高明、意志坚强的统治集团的领导之下；这些人就是历史力量的智囊团（对他来说，几乎这就是上帝造物的言说），倾其一生，致力于完成他们的使命，亦即组织、约束和保存神意所规定的秩序。依靠他们这种牺牲，人们得以享有神圣的秩序，而他们的准则是一种没有带来任何回报的、无法解释的自我牺牲。迈斯特所提倡的社会结构，如果说其来源是基督教传统的话，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守护人以及《法律篇》中的夜间议事会（Nocturnal Council）至少发挥了同样的影响力；它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故事里面那位大检察官的说教也有亲缘关系。对那些真正看重人类自由的人来说，迈斯特的看法或许是令人生厌的，它的基础是对大多数人仍然（或是希望）赖以为生的阳光的教条化排斥；不过，在迈斯特建构他的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大胆地揭示出（并且有所夸大）一些至关紧要的真理，常常是首创性的。这些真理，既不受他的同代人的欢迎，他的后继者们也坚决予以否认，只是到了今天才得到了认可————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见识更高明，自我认识更加深刻，或是比前人更实事求是，只不过是迈斯特视为治愈社会组织解体的唯一疗方的那种秩序，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尽管是以其最为丑陋的形式出现的。迈斯特以历史分析的名义所构想的极权社会，终于以这种方式变成了现实；因而，以人类不可估量的苦难为代价，我们这位非凡的、可怖的预言家的深刻和睿智得到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