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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打算乘小船淌过浅水海域的士兵当场丧命。一艘装满死尸的船在海面上飘浮。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澳新军团奋力反击,天空中不断有巡洋舰发射的炮弹飞过,炮弹落在了土耳其人的据点上,掩护了正在登陆的军队。澳新军团的海上飞机在枪林弹雨中一边侦查情况,一边向军官汇报情况。

    澳新军团的战士们一边怒吼,一边攀登悬崖。土耳其人的火力十分猛烈,澳新军团几百人瞬间失去了生命。剩下的士兵们奋勇直上,到达悬崖顶部后立即寻找掩体。战斗从1915年4月25号清晨开始,整整持续了两天一夜。机关枪发出子弹的声音和大炮的轰鸣声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虽然损失惨重,但澳新军团还是完成了登陆任务。在陡峭崎岖的半岛上,在敌人猛烈的火力围攻下,澳新军团和英军终于占领了一处据点。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战士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磨砺不亚于之前的任何一场战役。

    为了占领加利波利半岛,英国战争委员会孤注一掷,打算开展一次成功的进攻,但还是失败了。这场战役颇具争议。将士们讨论着战争的缘由、获得海上协助的可能性,以及战略、命令、战术等与之相关的所有问题,甚至还参考了军事史。加利波利半岛狭长的海湾曾经历了无数场战役。这本书的目的并非细数战争史,而是举例说明澳大利亚的战士们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及其英勇行为。澳新军团登陆后,土耳其人未能成功驱逐敌军。战事像西线战场一样,陷入了僵局。1915年8月,伊恩·汉密尔顿将军在莎丽贝尔发动了进攻,试图占领莎丽贝尔,将土耳其人驱逐出去。经过五天激战后,共有一万二千名将士战死。与此同时,为了在苏弗拉湾登陆,澳新军团发动了新一轮攻击,但还是失败了。1915年8月21日至27日,澳新军团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将土耳其人赶出了前沿阵地,并占领了顶峰。随后,他们掘壕固守,但敌人仍然控制着半岛东面的斜坡。

    英法联军在加利波利卸下战争物资

    1915年8月中旬,英国战争委员认为,为了占领达达尼尔海峡而发动的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目前,仅凭主战场上剩下的兵力很难取得胜利。被派去接任伊恩·汉密尔顿将军的查尔斯·蒙罗将军认为,澳新军团目前在加利波利半岛占领的阵地“具有太多军事缺陷”,建议军队全面撤退。赫伯特·基齐纳也同意查尔斯·蒙罗将军的观点。1915年12月8日,澳新军团决定撤退。1915年12月20日,八万名将士和五千匹马,以及所有枪炮物资全部撤出了加利波利半岛。然而,三万五千名勇士永远长眠在了这片曾被战火笼罩的土地下,其中有八千五百人来自澳大利亚。

    与此同时,一支新的澳大利亚团成立。将士们配好装备,开始接受训练。从1916年3月到战争结束,团参加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所有大型军事行动。1916年7月1日至1916年7月31日,在索姆开展的一系列战役中,澳大利亚团表现优异。1916年7月24日,团占领了波济耶尔,并在德军猛烈的反击中坚守住了阵地,立下了汗马功劳。1917年5月,威廉·伯德伍德将军率领的澳新军团在保卫比勒库尔的战役中表现出色。德军动用了所有武器装备也未能胜利。因此,澳新军团赢得了道格拉斯·黑格总司令的高度赞扬。

    1917年6月的梅西讷岭战役、1918年3月的伊普尔第三次战役、1918年4月的保卫亚眠战役,以及在法兰西的维莱布勒托讷村庄击退德军的战役,都是澳大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上表现出色的战役。

    1918年,在一位澳籍将军的命令下,澳大利亚军队进行了第一次分配改组。约翰·莫纳什中将原本是一位工程师,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精通人文、法律和工程学,擅长处理棘手的工程难题。在日常工作中,不论问题大小,他都能迎刃而解。面对军事难题,他总能用专业的思维方式快速找到解决方案。年轻时,他曾在维多利亚民团服役,很有当兵天赋。他也是最早报名参加澳大利亚远征军的战士之一,经历了惨烈的加利波利战役。1918年下半年,正值约翰·莫纳什中将戎马生涯的最高峰。他的部下个个经验丰富,都是渴望在战场上杀敌立功的勇士。他指挥的军队和军官们都十分敬佩他。在军队号召力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约翰·莫纳什。在第三次索姆河战役中,他率领的军队的实力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索姆河战场上的澳大利亚团

    英军在索姆河战场上使用的坦克

    澳大利亚陆军工程兵的任务是突破德军防御的中部力量,为亨利·罗林森将军发起的进攻打开突破口。澳大利亚军队的右翼是加拿大军队,左翼是英国军队。1916年8月8日凌晨4时,战斗打响了。1916年8月8日6时前,澳大利亚军队成功完成了任务,并在加拿大部队的配合下继续前进,将德军击退到了防线外六英里的地方。德军司令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在战后回忆录中写道:“1916年8月8日后,我放弃了最后一丝希望。”这是对那场战役的高度赞扬。

    亨利·罗林森将军(1864——1925)

    1916年8月8日起,德军开始“溃逃”。澳大利亚军队带着胜利的喜悦继续向东奋力追击。此后,澳大利亚军队逐渐从敌军手中夺回了失地。1916年9月18日,联军来到了防御坚固的兴登堡前线。兴登堡地形复杂,遍地都是三英尺多深的壕沟、机关枪、重型炮、铁丝网等,德军的装备十分精良。1916年9月18日,澳大利亚陆军工程兵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英国、加拿大及美国的军队一起,向德军防御的最后壁垒发起了攻击。战况非常激烈。1916年8月8日至1916年10月5日,澳大利亚陆军工程兵部队损失了约八千七百人,受伤二万四千人。后来,兴登堡防线终于被攻破,德军开始撤退。澳大利亚军队已经持续作战六个月,他们取得了最后胜利。当时,战争已经基本结束。虽然德军是在1916年11月11日接到的停战协议,但其领导人早知道德军已经失败,战争结果不言而喻。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1865——1937)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战区,亨利·肖韦尔中将带领的澳大利亚轻骑兵和骆驼队加入了抗击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行动中。1916年6月,澳大利亚轻骑兵在罗马尼和埃尔阿里什大败敌军,拉开了巴勒斯坦地区的战争序幕。军事地图显示,1916年至1918年,在苏伊士运河与大马士革之间,澳大利亚军队曾在三十六个地方进行过战斗。仅加沙就有三处战争地点。从古至今,与重大事件密切相关的地方,如贝尔谢巴、雅法、耶路撒冷、杰利科、约旦峡谷、加利利和提比略等地,都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来自南方大陆、身穿棕色制服的古铜色皮肤的士兵,消灭了巴勒斯坦的土耳其人。在1916年9月18日的最后一场战役中,埃德蒙·艾伦比将军负责指挥整个行动。有了澳大利亚骑兵和骆驼队迅速高效的作战优势,土耳其人在大马士革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终于结束。1916年10月30日的战役打破了土耳其人不败的魔咒。天气非常炎热,澳大利亚军队在不熟悉的环境中作战,因此,为整个军队提供补给已经是组织管理的胜利。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所有战役中,1916年10月30日的军事任务完成得最出色。在巴勒斯坦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比亨利·肖韦尔中将率领的骆驼队和骑团更壮观的行军景象。拿破仑曾在巴勒斯坦地区落败而归。澳大利亚军队的这次胜利意义非凡。

    澳大利亚轻骑兵攻入奥斯曼帝国军阵地

    埃德蒙·艾伦比将军(1861——1936)

    通过加利波利半岛、弗兰德斯地区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战役,澳大利亚军队的英勇无畏、坚忍不拔已经成为一段佳话。澳大利亚人对此感到自豪,并对久经沙场的战士们钦佩不已。费迪南德·福煦将军在战后总结中评价澳大利亚军队时说:“他们自始至终都因勇敢坚毅显得与众不同。他们用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和抗战热情证明自己是一支优秀的奇袭军队。”

    费迪南德·福煦将军(1851——1929)

    1915年,安德鲁·费希尔辞职,随后接受了伦敦高级专员的任命。1915年10月至1923年2月,威廉·莫里斯·休斯担任澳大利亚总理,在动荡时期处理了很多棘手事件。身居要职的政治家必定会经历人生的起起伏伏,威廉·莫里斯·休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政策措施为自己招来了不少反对者。一位心怀怨言的对手认为,战争激发了威廉·莫里斯·休斯典型的凯尔特人的火爆脾气。事实上,威廉·莫里斯·休斯充分意识到了这场大战对澳大利亚的意义,因此,他竭尽全力鼓舞民心,维持军队的有效运行。

    1916年,威廉·莫里斯·休斯访问英国后来到了法兰西战场。他认为法兰西战场需要投入更多兵力,并称澳大利亚每一个符合入伍条件的男子都应该上战场。联邦政府和议会就这一问题产生了分歧。只要提到征兵入伍的问题,就会有一位内阁成员宣布辞职。威廉·莫里斯·休斯同意在规定期限内,如果志愿入伍的数量能够达到编制人数,就不再在全国范围内征兵。但后来,志愿兵数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威廉·莫里斯·休斯无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征兵法案的足够票数,因此,决定进行全民公投。他说:“在国家危难之际,你是否同意政府对公民实行强制征兵措施,要求他们在国外服役时就像在国内一样?”1916年10月28日,全民公投开始。征兵法案在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维多利亚地区获得了多数票。最后,支持票数总计为一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五十七票,否定票数为一百一十六万零三十三票。

    由于征兵事件,威廉·莫里斯·休斯作为工党领袖饱受非议。提出征兵法案前,已经开始有人反对他。征兵法案的提出使反对他的呼声越来越高。1916年11月16日,议会召开了会议。威廉·莫里斯·休斯提交了一份动议,称工党对他不够信任。随后,他离开了会场。动议得到二十七张支持票后顺利通过。威廉·莫里斯·休斯政府立即被改组,其中四位部长反对他的战争政策。工党在澳大利亚政界的激烈争论下,被迫改组。

    后来,威廉·莫里斯·休斯依靠由曾经的反对派组成的党派,加上曾追随过他的前工党成员,获得了议会中多数人的支持。重组政府部门是形势所迫。1917年2月,澳大利亚国民战时政府正式成立,威廉·莫里斯·休斯担任总理。新政府由威廉·莫里斯·休斯的四位老同事和反对派的五个成员组成,包括约瑟夫·库克和约翰·弗利斯特。约翰·弗利斯特于1918年被封为伯爵,但仍然是众议院的议员。1917年5月,新政府在大选中获得了两个议院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澳大利亚国民战时政府认为,当前需要招募的新兵数量要比志愿兵役制招收的新兵数量多。此外,1917年,英国、新西兰和美国参战时,早已采用征兵制度。很多议员相信,澳大利亚人也认为,澳大利亚已经做好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准备。澳大利亚军队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此,澳大利亚应该继续为国际战场提供兵力。在向全民宣读声明时,国民战时政府解释道,政府希望每月征收七千兵力,并建议官方通过投票选举方式召集二十岁至四十四岁的单身男性,但前提是志愿兵没有达到预期的数量。为了达到目的,在1917年12月20日的第二次全民公投大会上,征兵问题正式出现在了选民面前。政府问道:“你是否支持联邦政府增援海外的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反对征兵法案的有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反对票共计有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张,赞成票有一百零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九张。现役军人可以在规定的两个投票点进行投票,他们的票数计入所属地区的总票数。大多数军人倾向征兵法案。第一次公投结束后,征兵法案获得了七万两千三百九十九张赞成票,五万八千八百九十四张反对票。第二次公投中,征兵法案获得十万三千七百八十九张赞成票,九万三千九百一十张反对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总共向海外派了三十二万九千八百八十三人。其中,五万九千三百四十二人战死沙场,十六万六千八百一十八人负伤或“中毒”。1914年至1919年底,澳大利亚的参战费用高达两亿六千五百八十万零四百三十三英镑。1939年,加上发放给残疾军人及其家眷的抚恤金,战争支出超过九亿两千五百万英镑。

    澳大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因此,战后签订和平条约时,各国也征询了澳大利亚政治家们的意见。威廉·莫里斯·休斯带领澳大利亚代表团参加了会谈。此次会谈将决定德意志帝国及其盟国需要遵循的条款。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签订。澳大利亚总理、国防部长、乔治·皮尔斯参议员和其他英属殖民地代表,以及在战时形成联盟的大国代表,都签字同意《凡尔赛条约》。澳大利亚接受了国际联盟的委托,同意管理德属殖民地新几内亚和瑙鲁岛。澳大利亚需向国际联盟负责,合理管理那些领地,促进当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凡尔赛条约》签订

    1922年12月的大选结束后,威廉·莫里斯·休斯政府仍然在任。但1923年2月新议会成立后,一贯支持威廉·莫里斯·休斯的政党希望有所变化。因此,威廉·莫里斯·休斯退休。随后,斯坦利·布鲁斯继任总理。他曾作为一名士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服役期间负伤。在议会中获得席位后,很快被提拔为大臣,并在1921年作为财政大臣加入威廉·莫里斯·休斯领导的政府部门。斯坦利·布鲁斯的仕途一直很顺利,而且晋升得很快,在澳大利亚政界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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