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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看点
英国的殖民政策————乔治·格雷————本杰明·迪斯雷利————弗雷德里克·罗杰斯————“玫红色的亲缘线”————殖民会议————关税优惠政策————旧殖民秩序与新殖民秩序————苏丹特遣队————澳大利亚与南非战争————澳新军团————澳大利亚人的民族精神————诗歌与绘画
1855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共同制定的宪法包括最开明的自治权。自治权是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属国，从宗主国那里获得的。近几年，英国政治家对殖民地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乔治·格雷曾经坚持认为，英国完全有权将本国的罪犯送往各殖民地，无需理会殖民地的态度。他不理解好望角、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抵制情绪。然而，乔治·格雷并没有贯彻执行罪犯流放制度，转而支持澳大利亚殖民地在其领地内实行自治，英国只为澳大利亚提供保护。但并非所有的英国政治家都支持自由放任政策。本杰明·迪斯雷利在公开演讲中说，殖民地的自治应该作为稳固英国政策的一部分，“还应该附上关税政策，确保英国可以从委托给殖民地政府且未被其他国家占领的领土上获得权益，或用军事规范准确定义殖民地在安全防御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及承担的责任。有必要的话，英国也可以向殖民地寻求支援。”但他也曾说“可怜的殖民地就像包袱一样挂在英国的脖子上。”他不理解这个问题或这种做法会对英国人民产生怎样的影响，认为英国对澳大利亚的统治必定会惨遭失败。殖民地必须拥有探索自己命运的自由。虽然免不了犯错，但殖民地会全力承担后果，用自己的方式纠正这些错误。
身居要职的英国政治家们认为，赋予殖民地自治权会使其脱离宗主国的控制。但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也并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1867年至1871年，担任殖民地常任副大臣的弗雷德里克·罗杰斯在自传中写道：“我一直坚信，英属殖民地的最终命运将是独立。秉承这样的信念，殖民办公室的作用是确保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殖民地存在期间，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等到分离的时候，也能尽量和睦相处。因此，我很难相信会有人反其道而行。”英国方面普遍赞同弗雷德里克·罗杰斯的观点。但后来，他的观点被张冠李戴了。一些人认为这个观点是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提出的，但事实上，他一直谴责并反对这种观点。然而，在关键时期，负责制订英国殖民政策的官员都支持这种观点，说明他们与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存在分歧。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的批地危机闹得沸沸扬扬。乔治·希金博特姆对殖民办公室及其官员表现出鄙夷，用讽刺性措辞对官方态度进行了谴责。他说：“据说雅典共和国的黄金时期是由一名交际花的贵妇犬统治的。贵妇犬完全吸引了交际花的关注，交际花又吸引了情人的关注，而她的情人是善战的民主国家的管理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我觉得澳大利亚与殖民办公室之间的关系用这段话形容也算贴切。我认为生活在殖民地上的近百万人口大多是英国人。过去的十五年里，他们以为自己掌握着自治政府，但实际上，自治政府一直被一个叫弗雷德里克·罗杰斯的人控制。他是殖民办公室的主要官员。当然，每一个进入该部门的官员都会受到他制定的传统、政策以及思想的影响。”
弗雷德里克·罗杰斯（1811——1889）
然而，虽然澳大利亚的政府官员与殖民办公室官员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但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之间从未出现过任何对立，他们之间有一条真诚的情感纽带。亨利·帕克斯曾生动地描述道：“那条玫瑰色的亲缘线将我们连在了一起。”这不仅是一句修辞性的表述，还是澳大利亚人的信仰。澳大利亚人都是英国人的后裔，几乎没有受任何外国文化的影响。在澳大利亚的历史和民族情感中，这一事实没有被给予充分认可。前文曾指出制定联邦宪法的参与者都来自英国本土。此外，还有一个意义非凡的相关事实是，从责任制政府成立起，殖民地政府或联邦政府的每一届领导人都有一个英国名字，殖民地所有法官和官员的名字也都源自英国。
责任制政府成立三十年后，英国政府突然意识到一些殖民地已经开始实行自治。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实行自治的殖民地并没有成为独立共和国，而且如果英国与殖民地的代表们商议一下，可能还会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英国政治家的演讲中逐渐出现一种新思想。乔治·戈申爵士认为“政治家的才能在殖民办公室很难得到发挥”，是时候认真考虑英国与各殖民地的关系了。1887年第一次殖民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乔治·戈申爵士（1831——1907）
然而，如果没有1887年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金禧年登基纪念庆典，以及各殖民地代表应邀参加庆典活动，那么后来的殖民会议能否召开还是一个未知数。正是在这一场合下，英国政治家们意识到各殖民地已经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团体，为殖民会议的召开埋下了伏笔。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代表之一阿尔弗雷德·迪肯在会议第一天说：“英国一般不会邀请殖民地参加这类会议，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对这类邀请非常欢迎。”虽然只是一次单纯的协商式的会晤，但也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更重要的是，英国大臣们认识到了一个事实，即对待来自遥远殖民地、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人，一定不能像从前那样敷衍。
1897年，第二次殖民会议召开。当时的殖民秘书长是一位认真严谨、很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认为这类会议应该定期举行，而不是借助金禧纪念庆典或登基庆典。第一次殖民会议与第二次会议之间相隔近十年。因此，1902年，约瑟夫·张伯伦组织召开了第三次殖民会议。当时的澳大利亚已经开始实行联邦制。澳大利亚联邦总理埃德蒙·巴顿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1907年，第四次殖民会议召开，阿尔弗雷德·迪肯总理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出席了会议。1914年，第五次殖民会议召开，安德鲁·费希尔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参会。此外，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英国召开了几次特别会议，譬如1909年关于英国国防的会议和1916年关于欧洲战争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以及后来的许多会议中，殖民地与英国协商了关于共同利益的问题。各方政治家在平等基础上，讨论应不应该以委托的形式共建一个更强大的帝国。这些会议完全驱散了曾经的疑虑和官场的懒散风气，也澄清了许多的谣言，如殖民地将不可避免地脱离英国的统治等说法。政治家们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促进了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紧密团结。
责任制政府成立以来，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沟通枢纽主要是殖民总督。联邦政府成立后，总督仍然拥有一定权力。澳大利亚各殖民地遵循的是加拿大的管理模式，即在国内选择地方上的总督。然而，1931年，J.H.斯卡林总理领导的联邦政府任命了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人担任总督一职。这个人就是艾萨克·艾萨克斯。在英国皇室任命总督的过程中，英国受到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引导。1936年，艾萨克·艾萨克斯总督退休后，亚历山大·霍尔——鲁思文继任总督。当时，澳大利亚还没有任命本地人担任总督的惯例。1939年，英国本来已经宣布任命肯特公爵为下一任总督，但由于战争爆发，肯特公爵没有到任。1942年8月，肯特公爵在执行公务时不幸遇难，乘坐的飞机在苏格兰境内的一座山上撞毁。然而，任命皇室成员担任澳大利亚总督的原则标志着澳大利亚联邦与英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943年底，任命皇室成员担任澳大利亚总督的做法得以继续，来自工党的联邦总理约翰·科廷宣布格洛斯特公爵，即肯特公爵和乔治六世的兄弟继任澳大利亚总督。责任制政府成立前后，澳大利亚的很多政治家都担任过总督一职，其中很多人都是能力出众、品德高尚的杰出人物。一些总督遇到过非常棘手的问题，从而冒犯了某一个政党，但他们一直遵循明确的管理原则，即除非必要，否则尽量不要发表评论，以免行差踏错。
J.H.斯卡林（1876——1953）（右）
艾萨克·艾萨克斯（1855——1948）（中）
肯特公爵（1902——1942）
格洛斯特公爵（1900——1974）
1908年制定的关税使澳大利亚与英国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澳大利亚进口的英国商品的关税比其他国家的关税优惠百分之五。关税政策曾经让阿尔弗雷德·迪肯懊悔不已，因为价值两千万英镑的英国商品可以少交一百万英镑的关税。后来，澳大利亚在税法修正案中继续沿用了这一优惠比率。
研究英国殖民历史的学生如果对新旧体系下的英国和海外殖民地的关系进行比较，一定会对其中的巨大差异感到惊讶。18世纪，英国与法兰西王国为争夺北美殖民地引发了战争。这场战争对英属殖民地非常重要。如果法兰西王国守住了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的航道，并用一连串堡垒连接加拿大和路易安那州，英国在大西洋西部沿岸的殖民地就会被阻断。这场战争代表的是殖民地的利益。但殖民地不仅不愿意为英国提供援助，还讨价还价，互相猜忌，试图从中赚取利润。因此，英国只能通过收买、欺骗等手段让殖民地提供人力和物力。在自由制度下，情况与此完全相反。
1885年，一些迹象表明澳大利亚试图在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即在英国事务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当时，新南威尔士的代理总理W.B.达利组建了一支远征军，并与英国军队一起参加了埃及战役。1899年，南非战争爆发。虽然当时的澳大利亚还没有实行联邦制，但六个殖民地都派出了分遣队，并在为期两年半的战争中赢得了勇敢进取、足智多谋的美名。南非战争结束前，另一支澳大利亚远征军参加了英国远赴中国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与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关。
1914年8月，欧洲爆发战争。随后，澳大利亚人立即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德意志的军事家和政治作家曾预言，如果发生世界大战，澳大利亚一定会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他们还预言约克郡也会宣布独立，或曼彻斯特会成立共和国。
义和团运动中澳大利亚军与英属印度殖民地军队攻打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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