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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有些突然，因为他曾在普选中明确宣布：“我反对保护性措施，殖民地需要以最便宜的价格进口商品，以最高的价格卖出商品。”但一个支持保护性制度的公众舆论组织已经形成，这主要得益于一个默默无闻，却在维多利亚地区的政治界拥有强大影响力的人。
这个人就是大卫·赛姆。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格坚毅的苏格兰人，从小喜欢吃燕麦，而且精通哲学，既是一名学生，也是一个深谙社会的政客，更是一个对文学和社会问题非常感兴趣的思想家。无论是养牛还是科学考察，或者踏足政界，他都会以坚强的意志努力钻研，用冷静的头脑进行思辨。1853年，他来到澳大利亚淘金，并从中赚到了一些钱，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1860年，他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是一条致富之路，即他一直重视的权力。
大卫·赛姆的兄弟埃比尼泽·赛姆也来到了澳大利亚，为创办于1854年10月的《时代》报刊写文章。这份刊物热情支持巴拉腊特矿工的诉求，但其经营者并不喜欢激进风格。埃比尼泽·赛姆及其同事们不想改变自己高雅独特的批判风格，因此，1854年12月，只想赚钱的经营者失望地将报纸转卖给了一家印刷厂。这家印刷厂并没有多少资金，却很有活力。大卫·赛姆通过采矿赚了一笔钱，他的兄弟建议买下濒临倒闭的《时代》报刊。他虽然不相信投机买卖，但相信自己的亲兄弟。埃比尼泽·赛姆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评论》当过助理编辑，是一个有远见的人。1856年，《时代》报刊以及印刷工厂和机器，以二千英镑的拍卖价格被墨尔本商人詹姆斯·麦克尤恩买下。詹姆斯·麦克尤恩是代表赛姆兄弟来竞价的。这家报刊赚到的利润并不能维持赛姆兄弟的生活，因此，大卫·赛姆一直将它承包给别人。1860年，埃比尼泽·赛姆去世后，大卫·赛姆开始亲自接管这家报刊。
在很多问题上，大卫·赛姆的个人看法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并不相同。每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澳大利亚人都是自由贸易主义者。1845年，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领导的反谷物法同盟在英国大获全胜，赢得了罗伯特·皮尔的支持。英国殖民者，尤其是支持自由原则的人，都认为自由贸易是英国体系的固定组成部分。大卫·赛姆在信中说道，当他开始在《时代》上声援本地工业时，“据我所知，整个国家没有一个人不是自由主义贸易者”。但他的结论是，只要维多利亚地区的商品能够投入自由市场，与来自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商品进行公平竞争，发展属于自己的制造业就会十分困难。他在头条新闻中写道：“从一开始就要设置障碍。”只有对进口商品强加关税，本地产业才能得到保护，新兴国家的居民才不会“像巴巴里的贝都因人或中亚地区的鞑靼人那样，对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生产一无所知”。
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
约翰·布赖特（1811——1889）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探究这种贸易理论是否正确，而是其历史原因及结果。大卫·赛姆一直支持保护性政策，并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力。在维多利亚地区的商业开始衰退时，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快，墨尔本出现了一支支持这一理论的强大队伍，并成了当时的政治热点。很多政治家意识到了大卫·赛姆的报刊在选民中的分量。格雷厄姆·贝里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伦敦宪章主义者兼演说家，也是保护性关税的拥护者。在1865年的普选中，下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保护性关税法案。詹姆斯·麦卡洛克突然转变立场，承诺政府会引入这项法案。
1865年，詹姆斯·麦卡洛克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向议会提交了征收关税的法案。殖民地政府已经卷入与上议院的斗争中。詹姆斯·麦卡洛克曾提议改革上议院，降低议员的财产资格，将议员的任期从十年缩短到五年，但上议院立即否决了他的提议。詹姆斯·麦卡洛克通过观察辩论的语调和政治气氛，推断他的关税提议也会遭到同样的噩运。于是，他决定向上议院发出挑战，没有将关税议案作为单独的议案递交上去，而是将其“捆绑”在了政府的年度预算案中。
上议院历来非常反感“捆绑”做法，而且将其他议案“捆绑”在年度预算案中也不是第一次了。威廉三世执政时期，英国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但被上议院认定为不符合宪法程序。然而，詹姆斯·麦卡洛克的目的并不仅仅是通过议会实行关税法案，还试图瓦解他未能如愿改革的上议院。通过“捆绑”方式，他将接受或拒绝该议案的责任丢给了议会，因为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宪法规定，上议院无权修正有关财政拨款的议案，只能接受或否决。
威廉三世（1650——1702）
随后，一场紧张的拉锯战就此展开。上议院将该议案“搁置”在一旁，结果导致了政府无法得到经费执行公务、支持公共事业建设、支付账单等问题。同时，政府继续向进口商品征税，商人们只能依法交税。维多利亚政府按照英国的相关程序征收关税，经英国议会批准后，上议院提出并通过了新关税政策。部分商人起诉殖民地政府，最高法院判商人们胜诉。虽然法律规定，殖民地政府无权征收或支配关税，但关税政策依然没有取消。詹姆斯·麦卡洛克想到了一个办法，从澳大利亚伦敦银行贷款四万英镑，然后让银行起诉政府，追讨贷款。但政府没有应诉，因此，银行胜诉，詹姆斯·麦卡洛克批准上交四万英镑贷款。这样一来，政府顺利地在法律的庇护下度过了眼前的难关。在法庭反复下达了几次还款命令后，公共债权人的目的得以达成。然而，上议院和下议院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1865年11月，上议院和下议院的争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维多利亚政府同意向议会单独递交一份关税议案，解除了原先“捆绑”在政府年度预算案中的关税议案。但现在，关税议案中包含一项回溯条款，目的是使商人起诉政府的判决无效。议会否决了议案，并反对议案中的其他几项条款。因此，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处境再次陷入僵局。
由于宪政无法解决分歧，殖民地政府决定解散议会，然后进行大选。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在官员们的建议下，宣布解散下议院。上议院虽然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由于宪法规定，不会被解散。而且上议员的任期为十年，不受下议院的影响。
这次大选像风暴一样席卷了整个澳大利亚，引起了激烈的社会辩论。各方支持者争论不休、互相辱骂。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保护性关税和议会的否决行为。虽然议会一直不得人心，但在宪法的限制下，议会有理由拒绝通过一份带有其他附加条件的“捆绑”性税收议案。议会面临的公众舆论来自紧密团结的土地持有者，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坚决抗争。借助公众的热烈呼声，詹姆斯·麦卡洛克政府重掌大权。1866年，新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是保护性关税议案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议会一直不愿妥协，再次否决了关税议案。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将这项议案作为保护性措施来考虑，因为詹姆斯·麦卡洛克的司法部长乔治·希金博特姆坚持要在议案中加上几项其他条款，将问题复杂化了。议会坚持额外的条款不应该附加在征收关税的议案中，因此否决了议案。这时，附加其他条款只会阻碍议案的通过进程。
詹姆斯·麦卡洛克宣布辞职，但下议院通过一项决议称，如果政府不继续递交议案到议会，下议院不会再支持这样的政府。人类运用聪明才智设计出了社会管理体制，但如果想让其顺利运行，就必须获得被管理者的真诚配合。除非有人退让，否则以英国宪法为典范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宪法将分崩离析。但1865年至1866年，由于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上议院和下议院各执己见，局面一度陷入僵局。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议院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由于一些煽动性言论的刺激，一场政治革命正在酝酿。因此，必须有一方屈服。
詹姆斯·麦卡洛克复职后，再次引入了关税议案，并第四次提交给了议会。有人提出了理性的建议，试图在两个议院中挑选议员举行会谈。后来，十四个议员代表的会谈结果是，议会最终通过了关税议案，条件是撤销追溯条款和下议院权力宣告序文中几条过于肯定的表达，因为这些都是会引起强烈反对的观点。
经历了政治风暴后，大卫·赛姆倡议的保护性政策终于被确定下来。在这场风暴中，《时代》报刊受益颇多，大卫·赛姆也在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政界声名鹊起。与其他政治家相比，他的思想更活跃，个性也更鲜明。从报社办公室提出倡议起，他就坚信选民们会跟随他的引导。他的成功源自努力奋斗，以及运用政治力量的高明手段。然而，虽然关税议案的问题解决了，但离风平浪静的日子还很远。议会中依然弥漫着怨恨和敌对情绪，仇恨的火焰即将迸发。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的处境十分尴尬。通过银行贷款支付政府的日常支出本来是正常程序，却被这场风暴打乱了。从银行贷款再让银行起诉政府的做法，仅仅是由于议会没有通过政府的年度预算案，以及两个议院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在进退两难之际，由于害怕得罪任何一方，才出此下策。在党派斗争最激烈时，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听从各部长的建议，采取了行动。为了赢得胜利，他站在了部长们的一边，在官方信件中抨击请愿者，指责詹姆斯·麦卡洛克的行为“极度缺乏信誉”，“只是为了一己私利”，不配担任政府职务。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在危机中的行为招致了英国国务大臣的责备，英国立即召回了他。
然而，无论上议院及其支持者对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多么不满，他依然是人民心中的英雄。下议院的坚定拥护者称，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受到了殖民办公室的迫害，因为他没有阻止人民提出诉求。还说擅自占地者与他的下台脱不了干系，因为他不肯听命于他们。为了纪念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人们举着火把列队游行。下议院的一张投票上写着：“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坚持人民政府的做法，使整个维多利亚殖民地避免了进入无政府状态的命运。”由于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不能在殖民办公室担任职务，下议院提议捐出两万英镑给达令夫人。
整个殖民地再次掀起波澜。两万英镑由政府开支中的追加预算提供，因此，上议院立即否决了捐款提议，认为这笔钱应该用于公共设施建设。虽然新任总督约翰·曼纳斯——萨顿向上议院说明了相关情况，称查尔斯·亨利·达令在殖民地担任公职，理应获得嘉奖。如果不嘉奖他，就相当于否定了他对殖民地做出的贡献。但上议院依旧不同意拨出两万英镑。关于给查尔斯·亨利·达令总督拨款一事，詹姆斯·麦卡洛克继续使用了他在推进关税法案时采取的方法。詹姆斯·麦卡洛克宣布辞职，他忠实的部下不肯将一些物资转交给约翰·曼纳斯——萨顿派去的接管部门。随后，他又同意复职，条件是解散议会，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出裁决。詹姆斯·麦卡洛克及其支持者再次占了上风。但英国政府认为维多利亚殖民地饱受纠纷的困扰，答应每年给查尔斯·亨利·达令一千英镑的退休金，而且终身有效。因此，达令夫人不能接受下议院执意捐赠的两万英镑。
1877年，议员酬劳问题再次引发了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两个议院之间的矛盾。英国政府已经同意议员酬劳制，上议院也在1870和1874年通过了包含该条款的议案，但都是临时措施，过时失效。格雷厄姆·贝里政府决定使议员酬劳制成为一项永久有效的条款。下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但上议院否决了。格雷厄姆·贝里决定和上议院抗争，在政府年度预算案中设定了议员酬劳的金额。这是关于“捆绑”的另一个例子，这种做法自然会被否决。上议院经常藐视下议院的议案，格雷厄姆·贝里打算采取强制手段。
由于上议院否决了包含议员酬劳制的政府年度预算案，下议院失去了日常经费。因此，格雷厄姆·贝里决定减少开支，采取应急措施。首先，在1878年1月8日，即维多利亚殖民地历史上的“黑色星期三”，格雷厄姆·贝里宣布罢免一部分公职人员。这些人主要是各部门主管和高薪官员。突然解除公职使他们失去了支付租金、偿还按揭贷款和商店账单，以及其他债务的能力，他们的财产也迅速萎缩。格雷厄姆·贝里还暗示会有更多人被开除。他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开支，但真正的政治目的是给上议院施压，让上议院为自己的藐视行为承担后果。其次，格雷厄姆·贝里命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政府年度预算案的拨款会用于“合法的开支”，不需要经过上议院的同意。再次，他说服乔治·鲍文总督在“国库支付命令书”上签字，赋予这项决议法律意义，批准下议院的财政支出不需要得到上议院的许可。
格雷厄姆·贝里的决议并不是严格的宪法法案，但效果显著。1878年3月，仲裁法庭宣布，上议院只能对议员酬劳制的议案提出建议。因此，在没有附加“捆绑”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年度预算案顺利通过。上议院同意实行议员酬劳制，直到这届议会任期结束。同时，上议院也认识到这一制度将永久有效。1880年，另一项顺利通过的法案规定，议员酬劳制成为维多利亚殖民地管理体系中的常规条款。然而，上议院规定该条款并不适用于其成员。
其他殖民地的上议院和下议院也存在矛盾，但无论从宪政的重要性，还是激烈程度方面，这些矛盾都比不上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政治纠纷。上述事件使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们谨慎拟定了相关条款，以免与联邦立法议院产生冲突。更重要的是，1881年，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上议院意识到自己制订的章程脱离了群众，因此，进行了改革，减少了议员数量，并降低了选举人的财产资格，缩小了选举范围。1881年后，上议院的寡头政治作风逐渐消失。上议院日益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不再仅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注解：
[1] 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发生于1853年10月20日，是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战争，因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兰西第二帝国、撒丁王国等国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引发。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俄国的失败告终。————译者注
[2]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极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以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著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