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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撒尔马罕。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决定了中亚，或者至少是突厥斯坦的命运：它没有变成中国的，如早期事情的进展似乎所显示的那样；而是变成了穆斯林的。
如果不是碰巧与唐王朝军事力量的一次整体崩溃同时发生的话，大唐在恒罗斯河的灾难也许是有可能挽救的。就在同一年（751年），在云南的大理湖畔，南诏的倮倮王国将一支唐军彻底歼灭。同样在这个糟糕的年份中，在辽河以西，契丹的蒙古部落击败了中国将军安禄 山。
事实是，中国已经因它的军事征服而疲惫不堪。国民对这些遥远的冒险日益厌倦，他们看不到其中的收益；民众特别厌恶的是征兵。像李白一样的宫廷诗人，也无法隐藏这样的情绪：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问谁凌虐，天骄毒威武。
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在杜甫的诗中，这种厌战情绪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使他将时代背景转移到汉代，以掩饰自己的批评。以下是他写于公元752年的《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第二年，杜甫的批评变得更为直接：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
以下一首诗，描述的是新兵抵达上亚细亚：
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
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
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
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更进一步地，杜甫将老百姓的悲惨生活，与宫廷的奢华，特别是与宠臣之家的财富对比：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暴动的条件成熟了。它来自最不可能发生的地区，领导者是朝中一位将军安禄山，这是个在大唐服役的鞑靼冒险家。皇帝和美丽的杨贵妃都非常喜欢他，将此人当成了他们的至宠。但是在公元755年，安禄山获悉了针对当局的普遍不满，突然在辽宁————他的军事大本营举起了反抗大旗。几周之内，他就越过了河北，袭击洛阳，并向帝都长安进军。就在安逼近之时，皇帝连夜逃往四川，与之随行的有杨贵妃、她的两个姐姐以及一个堂兄。杨贵妃已经使此人当上了宰相。在旅途中，皇家的护卫士兵因缺乏给养而反叛。他们杀死了杨贵妃的宰相堂哥，将其首级挑在长矛尖上并呈给皇帝。随后，这些人继续以类似方式处死了贵妃的两个姐姐。皇帝被士兵们的喧嚣惊吓，他走出来，试图用友好的言辞抚慰他们。但叛乱者所要求的是杨贵妃本人的脑袋。玄宗被叛军包围，只能容许士兵带走这位不幸的女人，并将她绞死。这些人得到满足之后，随即恢复了秩 序。
在杨贵妃辉煌的岁月里，杜甫曾写诗赞美她。在一首感人的诗篇中，诗人哀悼了后者的悲剧结局：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一代人之后，诗人白居易在其《长恨歌》中，描写了她的戏剧性死亡：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与此同时，安禄山已经占领了首都长安（公元756年7月18日）。难过的玄宗继续其奔向四川的逃亡之旅。这事实上就是退位。在宁夏地区，其子李亨控制着忠诚的军队。就在那里，士兵们拥戴他为皇帝（公元756年8月12 日）。
这位新皇帝肃宗，是一位积极而且善良的王子。他全部的执政时期，都致力于从叛乱者手中光复华夏。在执行此任务的过程中，肃宗得到了一位伟大将军的协助。后者名为郭子仪，是军事忠诚及献身朝廷的典范，就恢复唐朝的贡献而言，他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为了得到支援，肃宗向突厥求助。自太宗时期以来，大唐在突厥人之中就享有很高声望。最强有力的突厥民族，是当时控制着外蒙古的维吾尔人。他们为肃宗派出了一些分队，正是在他们的协助下，朝廷军队才得以收复长安和洛阳（757年）。但暴乱却远没有被镇压，肃宗死时任务也没有完成。（公元762年5月）叛军甚至再度占领了洛阳。他们的最终被驱逐和平定，还需要维吾尔可汗的亲自干预，（公元762年11月）他率领自己的骑兵从蒙古南下。
在这场战争期间，维吾尔可汗结识了一位摩尼教牧师。此教是公元三世纪于波斯创建的一种混合宗教，部分源于本土的袄教，部分来自天主教。作为其与牧师相识的结果，这位维吾尔君主皈依了摩尼教，并将它定为本民族的国教。这种异端信条，曾一度几乎令圣奥古斯丁也信奉，如今却被一种奇怪的命运用来征服蒙古。我们必须承认，摩尼教对维吾尔人行为和习惯的人性化，起到了帮助作用，而且，还在他们当中传播了一种艺术。此艺术与信条本身一样，主要借鉴于波斯。在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壁画和微型画（可追溯到公元800到840年之间），事实上是留存的波斯绘画最早之样本。
唐王朝无法拒绝维吾尔国王的任何要求，只因后者曾拯救并恢复了大唐皇位，有几次，他们还娶了中原的公主。维吾尔人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保护中国的摩尼教，而且，在他们的要求之下，长安朝廷批准了在几个城市建立摩尼教教堂。只要维吾尔人的支配地位继续存在，这种保护就会持续。公元840年，当后者的统治为吉尔吉斯突厥人的攻击所中断时，中国的摩尼教团体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宗教活动就被禁止了。
另一方面，在唐朝，景教享受着几乎从未中断的保护。我们已经提及，最早的景教教堂于公元638年建于长安。在同一年，太宗皇帝颁布了一道赞同景教的诏书，并称其是朝廷宽容精神的一个值得称道的榜样：“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关于景教在中国的情况，有一块著名的碑文于公元781年在长安用叙利亚文和中文雕刻完成。它以一段景教（光明灿烂的宗教）教义摘要开篇，继而是一份清单，列举了自太宗时代以来朝廷赐予景教团体的恩惠，特别是玄宗，他曾携带一幅亲笔书写的颂扬条幅，来到长安的教堂。在公元845年之前，景教没有遭受过麻烦，而在这一年却被牵涉进了一起直接针对佛教的迫害活动之中。
但是在中国，摩尼教和景教从来没有广泛传播，几乎完全局限于波斯和突厥居民之中。主要的理念之争，依旧在儒教、道教以及佛教之间进行。公元745年，在玄宗皇帝统治的后期（其一生主要受道教影响），道教书籍首次被汇集成一个单本合集，形成了未来道教教规的基础。公元837年，九部儒教经典的全文被刻于石碑上，如此一来，学者们就可以得到任意数量的著作拓片了。至于佛教经文，我们已经看到，诸如玄奘和义净一类的朝圣者从印度带回的整套梵文经典，这些作品很快就被译成中文。大量汉文三藏经的收藏，佐证了这项工作的实施规模何等之大。
儒家文士们以古代的儒教智慧，强烈地反对佛教和道教神秘主义的推进浪潮。公元819年，宪宗皇帝（其本人对这两种信仰都偏爱）用盛大的仪式来迎接一枚佛陀遗物。因为这个原因，他遭到了韩愈（唐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的谴责，后者呈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上奏，至今依然被经常引用：“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韩愈诚实而且勇敢，但似乎有些心胸狭窄，他将佛教与道教归于同一类型，并将两者都谴责为反社会及无政府主义：“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儒家文士总是一直攻击佛教的闲散和出家，以及道教的消极、炼丹及巫术。不过，在特定场合，儒教和道教却能够采取共同立场，来反对“外来宗教”佛教。公元845年，武宗皇帝（他本人是个道教追随者）颁布了一道反对佛教的诏书，在其中他重复了韩愈的所有论证。大量和尚被迫还俗，大批寺庙被关闭。但下一个皇帝懿宗（859——873年在位），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统治期间，僧侣们恢复了他们的一切影响力。
而且，佛教明确地在中国扎下了根，原因在于，它在这里变得更加汉化。
当今的佛教，是在唐代早期，从印度北部经由塔里木盆地传过来的。它是古代印度信仰的一种充分发展的形式，事实上几乎是一种新宗教。我们已经看到，在印度，从大约公元初年开始，一种意想不到的形而上学和神话被添加进了最初佛教所宣扬的相对简单之教义中。这场转变，是被称为Mahayana，或大乘佛教的教派之杰作。他们中的一派宣称一种绝对唯心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唯心主义一元论，它有些类似于费希特（Fichte）的体系，消除了自我及外部世界，最终仅承认“唯识”或者“理念世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就是朝圣者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体系。公元6世纪末期，生活在浙江天台山的一位中国佛教徒，用有些类似的观念，创建了另一套体系的框架。天台宗发现，在普遍无常（根据佛教的说法，它构成了世界）当中，有一种普遍本质，信徒只要掌握了它，就能实现教化。这种信条导致了某种神秘的一元论，在其中，不难发现道教的渗透。因为，这种普遍本质与“道”有显著的类似。另一个佛教学派，称为禅宗（梵文中称为dhyana，中文中称作“禅”，日文中则称为Zen），试图通过直觉，在心灵深处发现完美的本质。这种内省式的专注，以及神秘的净化，毫无疑问可以上溯到印度瑜伽的苦行，他们既有婆罗门教徒，也有佛教徒。这里，人们能够再度意识到道教理念的逐渐渗透。禅宗的沉思，与道教的忘我境界几无区别。但是，如果说古老的本土道教，就这样影响着佛教演变的话，那反之亦然。如今，道教也在模仿佛教，致力于将自己组织成教会，而其圣人们，也按照佛教寺院的模式聚集在群体之中。
对中国大众来说，佛教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的神话，多种多样的礼拜祈祷，以及首先是对各类菩萨的祭仪。这些超自然的存在物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代表历史上的佛陀。这种创造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宗教，必须提供上天保护者，使信徒能够对它倾诉。现在，佛教并不包括任何绝对理念；因此人们如何向历史上的佛陀祈祷呢？他的人格已经达到了涅槃或完全消失（全部佛教教义都依赖这一断言）。因此，从大约公元初年开始，印度的大乘佛教徒们，就赋予了他们的弥赛亚（即中国的弥勒佛）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后者即将道成肉身，并像佛陀释迦牟尼一样，再次拯救世界。在新千年的前六个世纪中，大众的虔诚转到了这位弥赛亚。他在中国北魏的肖像学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从云冈和龙门的佛像上可以判断。随后，当救世主缓慢出现时，对弥勒佛的崇拜就逐渐消退了。大众的热爱转向了另一位菩萨Avalokitesvara（其名字在梵文中意为“俯视众生之人”），这是一种佛教的“上帝”。在他来到中国之后，通过一种奇怪的变形，这位菩萨似乎呈现了女性的外观。Avalokitesvara变成了“女神”观音，有些类似“圣母玛丽亚”，充满了温和与怜悯，她拯救灵魂，将世人从各种各样的地狱中解救出来。并令他们在自己脚下神秘的莲花内获得重生，进入美好的天堂。观音与另一位神明————神秘的佛陀阿弥陀佛，共同承担这一任务。后者被视为观音的精神之父，他的像被观音戴在头发上。对阿弥陀佛的热爱，催生了一种心灵的宗教，一种纯粹个人化的真正虔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促成了一种基于对菩萨仁慈的无限信任之无为主义；仅仅是看到阿弥陀佛一个同情的眼神，或者从心底向他发出一句祈祷，受难的灵魂就能得到解救。
这种个人宗教，充满了亲切与信心，也许正是它比一切佛教哲学的深思冥想，能在中国民间赢得更多皈依者之原因。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无法拿出可与之媲美的东西。观音女神为中国民众所接受，在民间祠堂中，后者将她与儒家先贤和道教神明并排摆在一起。观音同样为道教徒自身所采纳，如今，中国的民间宗教由各种不同的宗教祭仪构成，而观音依然在这种宗教融合占据了首要地位。
在敦煌发现的旗帜，可以追溯到唐朝和五代时期。它们显示了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各种佛教礼拜。弥勒佛的救世信仰，与观音的天堂福地齐头并进，而在人们的眼中，印度的“俯视众生之人”，已经转变成为了中国的观音。这就是敦煌的石窟如此引人瞩目的原因。这里不仅是从依然渗透着印度影响的塔里木盆地，过渡到纯粹中国艺术的结合点，还保留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证据：中国被佛教征服之后，佛教却被中国人反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