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克劳德·贝尔纳与实验病理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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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肯定的是，克劳德·贝尔纳在处理正常与病态的关系问题时，从没有提到过孔德，尽管他以明显相似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无法忽略孔德的观点。我们知道，克劳德·贝尔纳仔细地阅读了孔德的著作，并做了批注。这一点在疑似1865-1866年间的笔记中得到了证明。这批笔记由雅克·舍瓦利耶（Jacques Chevalier）在1938年出版[11]。对第二帝国的医师和生物学家来说，马让迪、孔德和克劳德·贝尔纳是同一宗教的三尊大神————或者三大恶魔。在考察贝尔纳的老师的实验性工作时，马让迪、利特雷分析了那些与孔德的生物学实验思想相一致的假说，以及它们与病理学现象观察的关系[78，162]。E.格莱（E. Gley）第一个指出，克劳德·贝尔纳在他的文章《生理学学科的进步》（《Progrés des sciences physiologiques»，《双界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1865年8月1日）中，将三种状态的原理归入了自己名下，而且，他还部分地负责了一些刊物和协会。在其中，夏尔·罗宾让实证主义的影响清晰可感[44，164-170]。1864年，与布朗-塞卡（Brown-Séquard）一道，罗宾出版了《人与动物的正常与病态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杂志》（Journal de l'anatomie et de la physiologie normales et pathologiques de l'homme et des animaux）。在第一期中，就有克劳德·贝尔纳和谢弗勒尔（Chevreul）等人的论文。克劳德·贝尔纳是罗宾创立于1848年的生物学协会的第二任主席。在向创办者宣读的一项研究中，他明确指出了这个协会的指导原则：“通过研究解剖学和生物分类学，我们希望能够弄清楚各种功能的原理；通过研究生理学，逐渐了解怎样去改变器官，以及功能偏离正常后，会在怎样的范围内变化。”[44，166]拉米从他自己的角度指出，19世纪的艺术家和作家们，有些人寻找着相关的灵感或者主题资源，来思考生理学和医学问题。他们并没有看到孔德和贝尔纳的思想之间的区别[68]。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补充，要概括出克劳德·贝尔纳在病理学现象的本质和意义这一具体问题上的思想，是一项非常困难而棘手的任务。这是一位值得注意的科学家，其发现和方法至今仍然有效，医师和生物学家们仍然不时地提到他，而关于他的作品，至今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评注性的版本！他在法兰西学院里的大部分讲稿，都是由学生编辑出版的。但贝尔纳自己所写的文字、他的书信，还没有成为任何尊敬的、有条理的考察的对象。人们零零散散地出版了他的一些批注和笔记，并且很快成为争论的中心。这些争论带有非常明显的偏见，以至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想要知道是不是恰恰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偏见，才使得他的这些残篇没有全部出版。贝尔纳的思想仍然是一个问题。唯一诚实的应对办法，就是当有一天人们真决定这样做时，系统地出版他的论文和保存在档案中的手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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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态现象和与之相应的生理现象的真正同一性（l'identité）————应该在机理（mécanisme）中，或者在症状中，还是在两者中来谈论它呢————和连续性，在贝尔纳的作品中，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不是其主题。这一论断可以在《实验生理学在医学中的应用》（《Leçons de physiologie expérimentale appliquée à la médecine»，1855）这一讲稿中，特别是在第二卷的第二和第二十二讲中，以及《动物热量讲稿》（1876）中找到。我们倾向于选择《糖尿病与动物糖原合成作用讲稿》（《Leçons sur le diabète et la glycogenèse animale»，1877）为基本文本。在贝尔纳的著作中，这一篇可以被看作是专门证明这一理论的。在其中，对临床与实验状况的论述，把可以从中推导出来的某种方法论和哲学领域的“寓意”，与其复杂的生理学意义，至少放在了同样的位置。

    克劳德·贝尔纳把医学看作是疾病的科学，把生理学看作是生命的科学。在这两门科学中，指导和控制着实践的，是理论。理性化的治疗，只有依靠科学的病理学才能够存在，而科学的病理学必须以生理科学为基础。作为一种疾病的糖尿病所提出的问题，其解决方法正好证明了前面那个论点。“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完全熟悉某种生理现象，我们就能够解释在病态现象中它容易受到的各种干扰：生理学和病理学是互相交叉的，并且在实质上是同一种东西。”[9，56]糖尿病仅仅是，而且完全是，在某种正常功能被扰乱后形成的疾病。“每一种疾病都有一种对应的正常功能。其表现，仅仅是受到干扰、被放大、被减弱，或者被消除。如果我们不能够解释今天的疾病的全部表征，那是因为生理学还没有足够地发达，而且还有很多正常的功能对我们来说仍是未知的。”[9，56]克劳德·贝尔纳以此反对了同时代的大多数生理学家。他们认为，疾病是一种生理性以外的存在，被强加在了机体上。对糖尿病的研究不再能接受这一观点。“事实上，糖尿病具有如下特定症状：多尿、多饮、多食、自体消耗、糖尿。严格来说，没有一种症状是新现象，没有一种症状对正常状态来说是未知的，也没有一种症状是自然自发的产物。相反，它们全部都事先存在，除了它们的强度在正常状态和疾病状态中的变化外。”[9，65-66]要证明这一点，考虑到多尿、多饮、多食、自体消耗，就很容易了，而考虑到糖尿，就更容易了。但是，克劳德·贝尔纳声称，糖尿是正常现象中的一种“隐藏的而且未被注意的”现象，而且，只有放大才能够使其变得明显[9，67]。事实上，贝尔纳并没有有效地证明他所提出的问题。在第十六讲中，他比较了生理学家提出的正常尿液中也一直含有糖分的观点及其相反的观点，又说明了实验的难度以及控制方法，随后，他补充说，在喂食了去掉糖和淀粉的氮化物的动物的正常尿液中，他从未发现一点点糖的痕迹，而且，它完全不同于喂食了过量的糖和淀粉的动物的尿液。让人同样自然地想到的是，他说，在波动过程中，血糖过多会决定尿液中糖的流动。“总之，我不相信这一观点不能作为绝对的真理：在正常的尿液中存在着糖分。但是，我很乐意承认，在很多很多的案例中，是存在着糖分的痕迹的；有一种暂时性的糖尿，像在很多地方一样，在生理状态与病理状态之间建立了一个隐秘而难以把握的通道。此外我同意临床医生们，承认糖尿现象一旦变成长期的现象，才会有真正的、确实的病态特征。”[9，390]

    让人惊奇的是，在这里必须指出，为了援引一个有说服力的事实来支持他的解释，在一个让他感觉到自己明显受到挑战的案例里，贝尔纳发现，自己不得不在没有试验证明的情况承认这一事实————通过理论推理————而其方式，就是假定它的存在，超越了当时所有的测量方法所能感知的极限。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今天，H.弗莱德立克（H. Frédéricq）承认，并不存在常规的糖尿，而在某些有大量液体吸入和多尿的案例中，在肾曲管以上，葡萄糖不能够被再次吸收，因而，被冲走了[40，353]。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诺尔夫（Nolf）那样的作者会说存在着一种正常的微量的尿糖[90，251]。如果没有正常的糖尿，那么，糖尿病病人的糖尿，从数量上放大的，又是一种什么生理现象呢？

    简单地说，我们知道，克劳德·贝尔纳的天才在于他指出，在动物的机体中发现的糖分，是这一机体自己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其进食的植物；此外，正常的血液也包含着糖分，并且，尿液中的糖分，通常是血糖的含量超过某个临界点时肾脏排出来的。换句话说，血糖作为一种常规的现象，与进食无关，以至血糖的缺少本身才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且，糖尿是血糖的数量上升到一定临界点的后果。在糖尿病中，血糖本身并不是一种病态现象————它成为病态现象，仅仅是就数量而言；就其本身来说，血糖是一个“机体中正常而常见的现象”[9，181]。“只有一种血糖，它是正常地、长久地存在于糖尿病中，也存在于这种疾病状态之外。它只是有不同的程度：血糖含量低于3%-4%并不会导致糖尿；但高于这一标准就会引发糖尿……要察觉正常状态向疾病状态的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且，没有什么问题能比糖尿病更好地表现生理学和病理学的融合。”[9，132]

    克劳德·贝尔纳花在阐述他的这篇论文上的精力，似乎并不是多余的，如果把这篇论文放在一种历史的视角中来看的话。在1866年，巴黎医学院副教授雅库（Jaccoud），在一场临床课的讲演中处理到糖尿病问题时说，血糖是一种非常规的、病态的现象，而且，肝脏产生的糖分，根据佩维（Pavy）的著作所说，是一种病态的现象。“糖尿病状态，不能归因于一种并不存在的生理活动的强化……不可能把糖尿病看作是一种寻常的活动的强化：它是一种与正常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活动的表现。这种活动本身中存在着疾病的本质因素。”[57，826]在1883年，已经成为内科病理学教授的那个雅库，在其著作《内科病理学论》（Traité de pathologie interne）中，继续保持了对克劳德·贝尔纳理论的反对，然而比起1866年来，这种反对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糖原变成糖分，要么是一种病态的现象，要么是一种死亡现象。”[58，945]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理解肯定正常和病态现象之间的连续性所具有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们就应该记住，贝尔纳的批判性论证所针对的，就是那个承认在正常状态和病态中，生命功能的机制与产物具有质量上的不同的论点。这种论点的反对意见或许在《动物热量讲稿》中表达得更为清楚：“正如古代的医师们所相信的那样，健康和疾病并非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模式，而且，很多医生仍然相信这一点。不应该把它们当做是在争夺生命机体，把生命机体变成斗争舞台的截然不同的原则和实体。这些都是过时的医学观念。实际上，在这两种生存状态之间，只有程度的区别：正常现象的放大、不均衡或者不协调造成了疾病状态。没有任何病例显示疾病表现为一种新状态，一种对场面的彻底改变，一些新的、特别的产物。”[8，391]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克劳德·贝尔纳给出了一个例子。他相信它非常适合用来嘲笑他正在反驳的观点。两位意大利生理学家卢萨那（Lussana）和安布罗索里（Ambrossoli），重复了切断交感神经的实验并得到了同样的结果，随后，他们否认相关器官的血管扩张作用，造成了心脏的某些生理学特征。根据他们的说法，这种热量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与生理学的热量不同。后者是由食物的燃烧（combustion）引起的，而前者是由机体组织的燃烧产生的。就像食物，克劳德·贝尔纳回答说，它们将要成为某些组织的一部分，但却不可能总是在这些组织的层面上燃烧。想到自己轻易地反驳了意大利作者，克劳德·贝尔纳补充说：“事实上，物理化学的表现在本质上是不会改变的，不管它们是在机体内部还是外部发生，是在健康状态还是疾病状态发生。只有一种产生热量的因子；不管是在一个炉子还是一个机体中产生的，都是一样的。也不可能存在一种物理热量或者动物热量，或者，病态的热量与生理的热量。病态的动物的热量与生理状态的热量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不同。”[8，394]由此，他得出了结论：“两个对立的主体之间的斗争，生与死之间、健康与疾病之间，以及无生机的特征与充满生机的特征之间的对立，这样的观点已经过时了。现象的连续性、它们那不易察觉的渐变过程与和谐，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得到承认。”［同上］

    对我们来说，上两篇文章似乎显得特别有启发性，因为它们表达的一系列观点，在《糖尿病讲稿》中是根本找不到的。正常与病态之间的连续性的思想，与生与死、有机与无机之间的连续性的思想之间，也存在着连续性。克劳德·贝尔纳毫无争议地在如下方面做出了贡献，即推翻时至当时一直被承认的有机物与无机物、植物与动物之间的对立的观点，而且，确定了决定论公设的普遍适用性，以及所有物理化学现象的物质特征，不管其构成和表现如何。他并不是第一个断言实验室的产物与“生物”的化学产物之间具有同一性的人————这一观点，是沃勒（Wœhler）于1828年成功地合成尿素后所设想的————他只是“加强了由杜马（Dumas）和李比希（Liebig）的工作给有机化学带来的生理学冲击”[13]。然而，他是第一个宣称植物的功能与相应的动物的功能在生理学上具有同一性的人。直到他的时代，人们还是坚持认为，植物的呼吸与动物的呼吸正好相反，植物把碳固定下来，而动物却将其燃烧，植物所进行的是减少，而动物进行的是燃烧，植物合成的东西，被动物在利用过程中破坏了，而它们无法生产出任何类似的东西。

    克劳德·贝尔纳否定了这些观点，而且肝的生糖功能的发现，是“让现象的连续性在任何地方都得到承认”这一愿望最美妙的结果之一。

    人们现在不会去追问，克劳德·贝尔纳对对立的两极或者反差，是否形成了正确的观念，是否有充分的根据把健康-疾病这对观念与生-死这对观念平行看待，并最终得出结论说，因为第二对词语被化约的同一性，所以有权去寻找第一对词语之间的同一。人们会追问的是，克劳德·贝尔纳断言生和死具有同一性是什么意思。出于世俗或者宗教辩论的目的，人们通常会问克劳德·贝尔纳是唯物主义者还是活力论者。[14]似乎仔细阅读《生命现象讲稿》（Leçons sur les phénomènes de la vie，1878）提供了一个充满细微差别的答案。从物理化学的角度来看，克劳德·贝尔纳并没有接受有机领域与无机领域之间的差别的观念：“实验室中的化学与生命化学都遵从同样的规律：它们不是两种不同的化学。”[10，I，224]这就是说，科学分析与实验技术能够识别和重新创造与无机物同样的生命合成物。然而，这仅仅是说生命形式内外的物质具有同质性，因为，在拒绝了机械唯物主义后，克劳德·贝尔纳肯定了生命形式及其功能性活动的新颖性：“尽管生命的表现处于物理化学环境的直接影响下，这些环境并不能够把这些现象组织到那个它们在生物身上对之有特殊影响的秩序和系列中，使之谐调一致。”[10，II，218]而且，更为准确地说：“和拉瓦锡（Lavoisier）一样，我们相信，生物是普遍的自然规律的分支领域，而且，它们的表现是物理的或者化学的表现。但是，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不一样，我们不是通过非生命世界的各种现象来看待生命活动的，相反，我们公开主张，生命活动的表现是独特的，其机理是特殊的，其动因是特异的，尽管结果是一样的。没有一种化学现象，在体内的完成和在体外的完成是一样的。”［同上］最后一句话可以用来作为雅克·杜克劳（Jacques Duclaux）的著作《生命功能的物理化学分析》（Analyse physico-chimique des fonctions vitales）的题词。在这本书里，杜克劳明显与任何形式的唯灵论相去甚远。根据他的说法，没有任何细胞内部的化学反应，能用在试管实验中得出的方程式来表达：“一旦一个机体可以用我们的符号来表示，生命物质就会认为它是敌人，并把它消灭或者使其失效……人们创造了一种从自然化学中发展而来的化学，并且没有将两者混淆。”[36]

    尽管如此，似乎很明显的是，对克劳德·贝尔纳来说，承认现象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忽略它们的新颖性。在此情况下，同样的，人们能不说出这些关于原材料和生命物质之间的关系的话来吗：生理学只有一种，但与在生理学现象中看到病理学现象的典型不同，人们必须把它的表现看作是独特的，把它的机理看作是特殊的，尽管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没有一种现象，在病态的机体中和在健康的机体中是一样的。人们为什么毫无保留地肯定疾病和健康的同一性，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是为了处理生和死的关系时，当他们力图把生和死的关系模式用在疾病和健康之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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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布鲁塞和孔德不同，克劳德·贝尔纳采用了可以证明的论据、实验方案，以及对生理学概念进行量化的方法，来支持他在病理学上的一般性原则。糖原的生成、血糖、糖尿、食物的燃烧、血管舒张，都不再是表示质变的概念，而是对从测量中获得的结果的总结。从此以后，当有人宣称疾病是正常功能过度或不足的表现时，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真正意思。或者至少，我们还有办法知道，因为尽管克劳德·贝尔纳在逻辑的精确度上有无可争辩的进步，但其思想中难免还有含混性。

    首先，与在比沙、布鲁塞和孔德那里一样，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克劳德·贝尔纳那里，在他给出的关于病态现象的概念中，定量和定性的概念是混在一起的。有时候，病态现象是“正常的机理在量变中受到的干扰，正常现象的放大或减弱”[9，360]。有时候，病态现象是由“正常现象的放大、比例失调或者不协调”造成的[8，391]。在这里，谁会看不到“放大”这个词，在第一个概念里有明确的定量的意义，而在第二个概念里，有点定性的意思。克劳德·贝尔纳会相信他用干扰、比例失调或者不协调这些替代性术语，就取消了“病态”这个术语定性的意义吗？

    这种含混性当然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它表露出，在假定要给出的解决方案中，仍然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疾病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某种客观现实的，可以用科学的量化方法来认识的概念吗？生物在其正常生活与病态生活之间所确立起来的不同价值，是否是虚幻的表象，科学家有权去否认？如果否定这种性质上的对立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很明显，它是合理的；如果它是不可能的，其合法性问题就是多余的了。

    有人已经指出，克劳德·贝尔纳使用了两种可以互换的表达，量变（variations quantitatives）和程度差别（différences de degré）。实际上也就是两个概念，同质性与连续性。前者的使用是含蓄的，而后者的使用是清晰明白的。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并没有相同的逻辑要求。如果我肯定两个事物的同质性，我至少必须定义两个事物中的一个的本质，或者它们的某些共同的本质。但如果我肯定连续性，我只需要在这两极之间按照我的安排插入所有的中介，不需要通过越来越小的分割，将一个化约为另一个。事实确实如此，以至有些作者以健康和疾病之间的连续性为托词，拒绝给其中的任何一个下定义。[15]他们说，并不存在完全正常的状态和完美的健康。这可能是说，世界上所存在的，都是病人。莫里哀（Molière）和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以娱乐的方式，表明了什么样的医学制度（iatrocratie）可以让这种论断合法化。但是这也可能意味着世界上根本没有病人，然而这是很荒谬的。人们或许想知道，医师们之所以严肃地声称不存在完美的健康因而无法定义疾病，是否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这样一来会完全重新挑起关于完美的存在和本体论论据的问题。

    很长时间来，人们试图知道，他们是否能够从完美的本质出发来证明完美的生命的存在，因为，既然有了所有的完美的特征，它就能够成为存在的。完美的健康的存在问题，也与此类似。正如完美的健康难道不是一个标准性（normatif）的概念，一种理想类型吗？严格地说，标准（norme）并不存在，它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贬低存在，以对存在进行修正。说完美的健康并不存在，就是说健康的概念并不是关于实际存在的概念，而是一种标准，其功能和价值，就是被放入与存在的关系中，从而引起对存在的修正。这并不只是说健康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然而，克劳德·贝尔纳绝不是这样浅薄的相对主义者，因为事实上，首先，在他的思想中，连续性的论断常常意味着同质性，其次，他认为，把实验性的内容赋予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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