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奥古斯特·孔德与“布鲁塞原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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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这样一种观念可以向两个稍微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取决于正常与病态之间已经建立的关系是同质性（homogénéité）的还是连续性（continuité）的。贝然（Bégin），作为一个顺从的信徒，对连续性关系特别坚持：“病理学不再是一个分支，一种结果，生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生理学包括了对所有生物的各个层次的研究。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从器官根据它们能够适应的全部规律性和一致性而开始运转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损伤恶化到让所有的功能都已不再可能，而且所有的运动都停止那一刻，当我们在这一期间对功能进行考查时，我们不断地从一门学科过渡到另一门学科。生理学和病理学相互照亮了对方。”[3，XVIII]然而，必须要说的是，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换的连续性，与这两种状态的混合并不冲突。中间状态的持续并不排斥多种极端状态。布鲁塞自己的措辞，有时候会暴露他在坚持正常与病态之间的同质性时的困难，比如：“疾病，在本能的、知性的、感觉的、肌肉的各种关系中，增加、减少、打断或破坏[9]大脑的神经分布。”[18，114]以及：“在活性组织中发展的刺激并不总会以引发炎症的方式来改变[10]它们。”[18，301]在孔德的案例中，我们还是很容易发现，过剩和缺乏两种观念的含混性，以及它们那种定性的、隐含着规范性的特征。其度量性的伪装，完全掩饰不住它们。过剩或者缺乏的出现，与一个被认为有效的和站得住脚的度量有关————因此也与标准有关。把非正常定义为太多或者太少，就是承认所谓正常状态的标准特征。这种正常的，或者说生理的状态，不再仅仅是像一个事实一样可察觉和可解释的状态，而是被附上了某种价值的宣言。当贝然把正常状态定义为“根据它们能够适应的全部规律性和一致性而开始运转”的那种状态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布鲁塞对本体论感到恐惧，一个完美的标准，在这种进行实证性的定义的努力中展开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简要概括一下对那个论点的主要反对意见：根据那个论点，病理学是一种引申的、扩展了的生理学。把生理学，以及最终，把理疗，从已经建立起来的生理学完全发展成一种科学，这种企图，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首先，必须把正常完全客观地定义为一种事实，其次，正常和病态之间的所有区别，必须可以用量化的术语来表达，因为只有数量才能够同时考虑到同质性和变化。对这两种可能性提出质疑，我们的意图并不是要降低生理学或病理学的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清楚的是，布鲁塞和孔德都没有能够完成这两项要求。而这两项要求，对与他们的大名相关的这场努力来说，是不可分离的。

    就布鲁塞来说，这一事实并不奇怪。方法论的思考并非其所长。对他来说，生理医学论文的价值，不在于作为一种推断性的预测为认真的研究正名，而在于作为一种治疗的处方，以放血疗法（saignée）的形式，强加于任何人、任何事上。在这把手术刀的武装下，他特别关注在过量的普通兴奋演变成的刺激中所发现的炎症。就他的学说来说，其内在的非连续性，根源于它们包含了哈维尔·比沙（Xavier Bichat）和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学说，却又没有对他们各自的意义投入足够的关注。关于这两个人，很值得多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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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兰医师布朗（1735-1788），一开始是卡伦（Cullen，1712-1780）的学生，后来成了他的竞争对手。布朗从他老师那里得知了格利森（Glisson，1596-1677）提出、经由哈勒（Haller）发展的应激性（l'irritabilité）的概念。作为第一部伟大的生理学著作（Elementa physiologiae《生理学原理》，1755-1766）的作者，哈勒，一个博学的、富有天资的伟大人物，懂得应激性是某些器官，特别是肌肉，以收缩的方式对刺激物做出反应的可能性。收缩并非与弹性相仿的机械现象；它是肌肉组织对各种外部刺激的特别反应。同样，感觉也是神经组织专有的特质[29，II；13 bis，II；197，51；110]。

    据布朗说，生命的延续，所依靠的只是一种特殊的性质：可刺激性（l'incitabilité）。它允许活着的生物受到影响，并做出反应。疾病，有时候表现为有力，有时候表现为无力，其实都不过是这一特质的量变，不管刺激的强弱。“我已经表明，健康和疾病是同一种状态，取决于同样的原因，即刺激，只是程度的变化不同；我还证明，造成这两者的，也是同一种力量，有时候以合适的力度发生作用，有时候，要么太强烈，要么太微弱；另外，医师唯一应该考虑的，是因刺激而产生的偏差，以便以合适的方法使其重新回到健康的程度上来。”[21，96，注释]

    在排除了固体病理学理论和液体病理学理论的坚持者后，布朗宣称，疾病不是源于固体或流体的原始缺陷，而只与刺激的强度变化有关。治疗疾病意味着把刺激的数量调到更大或更小的程度。夏尔·达伦姆贝格（Charles Daremberg）这样概括这些观点：“布朗把我在这些演讲中多次提醒你们注意的那个观点重新纳入了考虑范围，并使之与自己的体系相适应。这个观点就是，病理学是生理学的一个领域，或者，正如布鲁塞所说的，是病理生理学的一个领域。事实上，布朗宣称（§65），一个已经完全证明的事实是，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并没有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促生或者破坏它们的那种力量，具有相同的行为；比如，他力图通过比较肌肉收缩和痉挛或破伤风，来证明这一点。”（§57及以后；又参见136）[29，1132]不过，毫无疑问，在布朗的理论中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正如达伦姆贝格反复指出的那样，这一点正是布鲁塞的思想的出发点，然而，更有趣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它有一种最终成为病理学现象的模糊趋势。布朗宣称要对受刺激的器官的变化状况进行量化的评估：“假设某一部分受到的作用（比如肺膜炎中肺部的炎症，痛风中脚的炎症，在水肿中往某个普通的或者特殊的孔穴中渗水）为6，而其他每一个部分受到的较小的作用为3，并且这些受到较小作用的部分有1000个；那么，结果就是，这一感染部分与身体的其他感染部分的比率是6:3000。对整个身体产生影响的各种刺激源，以及把它们在整个机体中产生的效果加以破坏的治疗手段，都确证了在所有的一般性疾病中这种计算的精确性。”[21，29]治疗学因此建立在计算的基础上：“假如亢进素质累积到了60个点的刺激度，我们要想办法把多余的刺激减低20个点，要达到这一效果，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要让刺激减弱到足够的程度。”[21，50，注释]当然，人们有权利、也有能力嘲笑这种把病态现象数学化的奇怪行为，然而，这也必须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可以，即我们必须同意这种学说充分地满足了其假定前提的要求，而且，其概念内在的连贯性必须是非常完整的。而这种连贯性在布鲁塞的学说中并没有实现。

    更有甚者，布朗的一个学生，塞缪尔·林奇（Samuel Lynch），带着这种体系的精神，建立了刺激程度的度量表，即达伦姆贝格所说的“健康与疾病的真实测量表”。其形式，就是附在《医学原理》（Eléments de médecine）的各种版本或译本后的比例表。在这个表中，有两条方向相反的平行轴，刻度均是从0到80，因而，最大的可刺激度（80）与刺激度“0”相对应，反过来也是如此。从最完美的健康状态（刺激度=40，可刺激度=40）开始，往两个方向前进，刻度上不同程度的变化分别与疾病、疾病的原因、影响和治疗方法相对应。比如，在刺激轴线上，60-70范围内是亢进素质类疾病：肺膜炎、脑膜炎、严重的天花、严重的麻疹、严重的丹毒和风湿。对这些疾病，有如下治疗指导：“为了实现治疗效果，必须降低刺激程度。要实现这一点，应该避免过度强烈的刺激，仅仅容许最微弱的，或者负面的刺激。治疗方法就是放血、通便、节食、静心、降温，等等。”

    必须要说的是，重新发掘这一已经作废的疾病分类学说，并不是为了娱乐或者满足学者无谓的好奇心。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切近了对我们关心的这个论点的深刻意义的精确表达。从逻辑上说，对各种现象————其本质上的差别被认为是一种错觉————进行区别，是以量化的方式进行的。在这里，以测量的方式来进行区分，不过是一种夸张的做法。然而，通常，夸张的版本往往比忠实的版本更能够反映某种形式的本质。确实，布朗和林奇的成功，仅仅是建立了一个关于病态现象的观念等级结构，一种标注健康和疾病这两极之间的状态的量化方法。标注并非测量，一个等级并非一个基本单位。然而，就算是错误的，也是有建设性的；确实，它表明了某种努力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并且毫无疑问地，表明了这种努力在它所针对的对象当中所遇到的限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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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承认，布鲁塞能够从布朗那里得知，依靠量变来确认正常和病态现象的同一性，逻辑上意味着把一种测量体系强加在研究上，而他从比沙那里学到的东西，则反过来平衡了这一影响。在他的《生命与死亡研究》（Recherches sur la vie et la mort，1800）中，比沙将生理学的对象和方法与物理学的对象和方法做了比较。据他的观点，不稳定性和不规则性是生命现象的基本特点，而那种把它们强行纳入某种呆板的测量体系中的东西，将它们的本性扭曲了[12，art.7，§I]。正是从比沙那里，孔德，甚至还有克劳德·贝尔纳，也对用数学方法来处理生理现象的任何做法，都产生了不信任，特别是任何涉及求平均值和统计的研究。

    比沙对生物学中所有测量式的方案均怀有抵触，这又很矛盾地与他的如下观点同时并存着，即疾病必须，在构成器官的组织的范围内，用它们的特质中可以明确量化的变化来解释。“精确地分析活体的特征；并且表明，在最后一项分析中的所有生理现象，都与它们的自然状态中那些被我们考虑的属性有关，而且，所有的病态现象都源于它们的增加、减少或者改变；每一种治疗现象的原则，就是回到它们曾经偏离的自然形态；让每一种现象发生作用时所处的状况，变得精确……这是本书的基本观点。”[13，I，XIV]这就是我们批评布鲁塞和孔德的观念所具有的含混性的根源所在。放大和缩小是表示数量的概念，但改变是表示性质的概念。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够责备生理学家和医师们，与柏拉图以来的很多哲学家一样掉进了同样的陷阱里。但是，认识到这个陷阱的存在，而且不要在某个人掉入其中的时候还心安理得地忽略它，这是很有益的。布鲁塞的讲稿，其萌芽存在于比沙的这段论述中：“所有的治疗手段只有一个目的，让被扭曲的生命属性回到其本来的状态。任何治疗手段，如果在炎症中没能减少器官已经增高的敏感性，在水肿、渗漏（infiltration）中没能提升被完全降低的那些属性，在痉挛中没能降低肌肉的收缩性，在瘫痪中没能提升肌肉的收缩性，那都算是没有达到目的；这是禁忌。”[13，I，12]唯一的区别在于，布鲁塞把所有的病原学降格成了现象的增加和过剩，并最终把所有的治疗简化成了放血。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说，过剩在每一种事物那里都属于一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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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让人惊讶的是，对孔德的理论的论述，已经变成了一个回溯性阐述的机会。为什么在整体上不采用历史顺序？因为历史叙述常常颠倒了兴趣和考察的真正顺序。正是在目前，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如果反思引来的是回溯，那么，回溯肯定与它有关。因此，历史源头真的不如反思的源头重要。当然，作为组织学的创始人，比沙并没有从孔德那里借鉴什么。同样也不能确定的是，细胞理论在法国所遭受的抵抗，大体上与夏尔·罗宾对实证主义的忠诚有关。我们知道，作为比沙的追随者，孔德并没有承认分析可以超出组织（tissus）之外[64]。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肯定，即便是在医学文化中，由比沙、布朗和布鲁塞开创的普通病理学理论，其影响程度，也仅在于孔德发现它们有某些长处。19世纪下半叶的医师们大多不知道布鲁塞和布朗，但几乎没有不知道孔德或利特雷（Littré）的；就像今天大多数生理学家不能够不知道贝尔纳一样，但对于通过马让迪（Magendie）而与贝尔纳联系起来的比沙，却比较冷漠。

    通过回到更为久远的孔德的思想的源头，再经由布鲁塞、布朗和比沙的病理学，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些思想的意义与局限。我们知道，孔德对数学化的生物学的坚决敌视，正是源自比沙，而其中介，则是他的生理学老师德布兰威尔（de Blainville）。他在《实证哲学教程》第40讲中极为详细地解释了这一点。比沙的活力论（Vialisme）对孔德在生命现象上所持的实证主义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不管有多隐晦，却与确认生理学机制与病理学机制之间的同一性的深层逻辑要求相抵了。这些要求却被布鲁塞忽略了。而布鲁塞正是孔德与比沙之间，在某种病理学学说上的另一位中介。

    我们必须记住，在创造同样的病理学概念时，孔德的目标和意图与布鲁塞的是不同的，或者说，与布鲁塞之前的大人物们不同。一方面，孔德宣称要把科学方法系统化，另一方面，他声称要以科学的方式建立一种政治学说。通过普遍地宣称疾病不会改变生命现象，孔德对如下观点的陈述进行了辩护：拯救政治危机的方法，在于带领社会返回到其本质的、永久性的结构中，并且，进步的程度，只限于通过社会统计来定义的正常秩序的变化范围内。在实证主义学说中，布鲁塞的原则仍然作为整个体系下的一个观点而被保留，而正是医师、心理学家和依靠灵感和实证主义传统的文人，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观念传播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