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切说到底，是对我们在前一节讨论过的与大地失去联系的一种惩罚。
但是在今天城市人口大量聚集的情况下，怎样保持与大地的联系，确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这里我们又发现自己处于重大的社会问题的边缘上，但这类问题我不准备在这里展开讨论。
三、奋斗的意义
工作应算在幸福的因素内，还是算在不幸福的因素内，或许仍是疑问。的确有许多工作是极其使人厌倦的，过度的工作又总是一件痛苦的事。然而依我看来，只要工作量不过分，那么即便最枯燥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比闲着无事要好受些。工作有各种等级，从单为解闷的到最深刻的欢乐，视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者的能力而定。绝大多数人非得做的绝大多数工作，本身乏味无聊，但即使是这类工作也有一定的益处。
首先，一个人无须决定做什么，工作便可以让他消磨一天的好多时间。有许多人，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其闲暇时，他们竟然想不出什么快活的事值得一做。不管他们决定做什么，他们总感到一定有别的更快活的事情，这使他们苦恼不堪。能明慧地充实空闲时间是文明的最后产物，而目前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一程度。
其次，进行选择的本身也是很费劲的。除了有特别主见的人之外，一般人总喜欢由别人告诉他一天中的每个小时该做些什么，只要这些命令不是太让人感到不快而受不了。像是免于苦役而付出的代价，大多有空闲的富人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烦闷。有时他们可以在非洲猎射猛兽，或环游世界，以减轻这一感觉，但这类惊人之举是有限的，特别是在青春年华流逝之后。于是比较聪明的富翁便埋头工作，就像他是穷人一样，而有钱的女人，大多忙于难以计数的琐碎小事，她们对其惊天动地的重要性信以为真。
工作之所以为人们所需，首先是作为解除烦闷的手段，因为一个人在乏味，但是必要的工作中所感到的烦闷，与他无所事事不知如何打发昼夜时所感到的烦闷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与工作的这一种益处相关的另一种益处是，它使假期变得分外香甜。只要一个人没有因过度的工作而大伤元气，那么在其自由的时间内，他准会比一个整天闲游的人有着高得多的兴致。
大多数有报酬的工作和部分无报酬的工作所具有的第二个益处是，它给予人们获取成功和展露雄心的机会。在大多数工作中，成功是靠收入来衡量的，而且只要我们这个社会继续存在下去，那么这是无法避免的。唯遇到最优秀的工作，这种衡量方法才会失去用处。人们想增加自己收入的愿望，其实就是想获得成功的愿望，想以较多的收入来获得额外安适的愿望。
不管工作多么索然寡味，只要它是建立名声的手段，那么它就变得可以忍受了。目标的持续是长久幸福的最根本的成分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主要是在工作中得以实现的。在这方面，那些终生忙于家务的女人，比男人或在外工作的女人要不幸得多。家庭妇女没有工资收入，缺乏改善自身的手段，其丈夫认为她命该如此，他并不看重她的家庭工作，而是赏识她的别的优点。
当然，如果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把房间和花园搞得漂漂亮亮的，让左邻右舍羡慕不已，这样的女人不属此例。但这种女人相当少，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工作所给予的欣慰，远不如其他工作给予男人和职业女子的欢乐。
多数工作能给予人们消磨时间和施展抱负的快乐，这一快乐一般能使工作乏味的人比没有工作的人要幸福得多。然而，如果是一件有趣的工作，那么它便能给予人一种更为高级的快乐，而不仅仅是解闷。
多少有些趣味的工作可做一个从上到下的排列。我将从趣味平平的工作开始讲起，到那些值得一位伟人倾注其全部心血的工作为止。
有两大因素使工作变得有趣：一是技巧的运用；二是建设性。
凡是具有某项特殊技能的人，总乐于显露身手，直到它失去新鲜感，或不再有任何进展。这种行为的动机始于孩子的幼年，一个能竖蜻蜓的男孩，是不愿意好端端地站着的。许多工作所给予的乐趣，与技巧游戏所产生的乐趣相同。律师或政治家的工作，如同打桥牌一样，一定包含了愈加美妙的乐趣。当然，这不但包括技巧的运用，而且还有与高明对手的斗智。
不过，即便没有这种竞争的成分，单是这些绝技的施展也足以令人大快。一个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的人感到莫大的快乐，以至于甘冒生命之险。
一个干练的外科医生能从精湛的手术中得到满足。相同的乐趣能得自于许多较不显眼的工作，不过强度略低一些。我甚至听到水管工也喜欢他们的工作，虽然我不曾有幸结识一名水管工人。
一切技术性的工作都是令人愉快的，只要需求的技术变化不剧烈，或者能加以不断地完善。倘若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当一个人的技巧完美无缺时，它便不再有趣了。一个3英里的长跑运动员，一旦过了破其纪录的年龄，就再也不会感到这赛跑有什么乐趣了。幸好在相当多的工作内，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技术，于是一个人便能不断地、不同程度地对此加以完善，直至中年。在某些技术性的工作中，如像政治之类的，工作者的最佳年龄似乎在60～70岁，因为在这类职业中，至关重要的是具备广博的阅历。因此，成功的政治家们在70岁时常比同龄人更幸福些。他们在这方面的唯一竞争者是那些大企业家们。
然而最佳的工作还具有另一种成分，作为幸福的一处源头，它比起技巧的运用来远为重要，这便是建设性的成分。虽说不上大多数，但在某些工作中，当事情完成的时候，会留下某种类似纪念碑的东西。
我们能以下述标准来区分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差别。作为建设之前的破坏自然是必要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整个建设性工作的一部分。但并不少见的是，一个人往往从事意在破坏性的活动，根本没想到随之而来的建设。他常常对自己隐瞒了这一真相，而认为他之所以破旧是为了立新，然而如果这是一种借口，那么人们也不难拆穿它，你只消问问他接下来将建造什么。在这一话题上，他必定是含糊其词、有气无力的，而对于先前的破坏，他却说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
我不否认，在破坏性工作中，不同在建设性工作中，存在着快乐。这是一种更为疯狂的快乐，或许在刹那间更为强烈，然而它却不能给予人们深的满足，因为在那种结局中，几乎没有什么是令人快慰的。你杀死你的敌人，他死了之后，你就无事可干了，因胜利而感到的快意便很快地消退。相反，建设性工作完成时，人们会久久地凝望着它，欣喜不已，而且这工作并不完美无缺，以致无事可干。
最令人满意的计划能使人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成功，而不会走到死胡同的尽头。就此而言，不是破坏，而是建设才是幸福的更茂盛的源泉。更确切地说，人们在建设中得到的满足，远大于爱好破坏的人在破坏中得到的满足，因为一旦你内心充满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在建设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快乐。
同时，几乎没有别的事情能像做一件重要的建设性工作那样，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
一项伟大的建设性事业所给予的乐趣是人生所能奉献的最大的快慰之一，即使不幸得很，这种卓绝超群的欢乐仅为不同凡俗的人所享受。因出色地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而获得的幸福，是不可能被剥夺的，除非这项工作最终被证明是低劣的。这类快乐具有不同的形式。一个人依靠灌溉规划而使荒地长出一片春绿，他的快乐便是最明确的一种。创建一个组织或许是项重要无比的工作。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工作也不例外，有少数政治家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当代，列宁便是超群绝伦的榜样。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艺术家和科学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8首中对诗作如此评价：“只要人们还活着，眼睛还能看，这诗便不会死去。”这种想法无疑使他在不幸中感到宽慰。在其14行诗里，他强调，对朋友的思念使他和生活重归于好。但我不得不怀疑，比起那位朋友本身，这些他写给朋友的14行诗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更富有成效。大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做的工作本身就令人愉快，当他们从事这一工作时便准能获得敬重，它给予他们最基本的权力，即控制人们思想和感情的权力。他们也有最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好。人们会以为，这种种幸运的因素结合起来一定足以使任何人都幸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以米开朗琪罗为例，他是极为不幸的人，而且声称如果不是非得还清那些穷亲戚们的债务，他可绝不会愿意费什么精神去创作艺术品。虽说并不总是如此，但创造伟大艺术品的力量往往与气质上的忧伤相连，若非为了其工作的欢乐，这种极大的忧伤足以驱使艺术家走上自杀的道路。因而我们不能断言最了不起的工作就一定会使人幸福，我们只可以说它能减少一个人的不快。科学家可不像艺术家，其气质上的忧伤远远少得多，因而总的说来，从事伟大的科学工作的人是幸福的，其幸福主要来自工作本身。
当今知识分子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在于，没有能自由的各显神通的机会，而只得受雇于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被迫制作那些荒诞无聊的毒物。如果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他们是否信仰他们为之奔忙的报纸政策，我相信，你会发现只有少数人是这样的，其余的人都为生计所迫，而将其技能出卖给他们认为有害无益的种种工作。
这类工作绝不会给予人以真正的快乐，而且当一个人出于无奈而勉强做这种工作的时候，他会让自己变得玩世不恭，以至于他不能从其他任何事情中获得满足。但我又不能贬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因为忍饥挨饿实在不好受，不过我还是以为，只要有可能从事一项能满足一个人建设性冲动的工作而无冻馁之虞，那么他最好还是从其自身幸福的角度去作选择，抛弃那种报酬高，但本身又不值得他去做的工作。没有了自尊，便绝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而将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耻的人，简直没有了自尊。
在现实生活中，建设性工作的快乐是少数人所特有的享受，然而这少数人可能为数并不少。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便能感到这一点，其他一切认为自己工作有益且需要相当技巧的人均有同感。培养令人满意的孩子，是一件能予人以极大欢乐的工作。凡是取得这一成就的女人能感到，由于她辛勤操劳的结果，世界才包含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要不是她的劳动，这世界就不会有那种东西的。
人类在将其各自的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倾向上差别甚大。对有些人来说，这一看法是很自然的，并且能相当快乐地这么做是幸福的关键。在另一些人眼里，生活便是一串并不相关的事件，缺乏统一性，其运动也没有方向。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易获得幸福，因为前者会渐渐地造成他们能从中得到满足和自尊的环境，而后者会让命运之风吹到东、刮到西，行驶不到任何一个港口。
视人生为一个整体的习惯，不仅是智慧的，而且也是真正道德的重要部分，是教育应极力倡导的内容之一。始终如一的目标不足以使生活幸福，但它几乎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始终如一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工作之中。
四、悠闲的生活
像大多数同辈人一样，我曾受到这个谚语的教诲：“撒旦要捉弄懒汉。”我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儿童，相信所受的一切教诲，并由此而萌生了自觉性。这种自觉性虽然支配着我的行动，但我的看法与过去的完全两样。我认为如果工作过于繁重，工作即美德这种信念就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现代工业国家，所需要宣传的东西同以往一向宣传的东西很不同。大家都听说过一个到那不勒斯旅行的人的故事，当他看见大街上十二个乞丐躺在那里晒太阳时，他想施舍一个意大利里拉给其中最懒惰的人。有十一个乞丐一下子跃起乞讨，于是，他把里拉给了第十二个乞丐。这个旅行者所做的当然是对的。在那些享受不到地中海日光的国家中，闲散并非易事。
每当某个人早已满足生活所需，但他仍准备从事某种平常的职业时，人们就会对他说，这样等于从别人口中夺食，因此是不义之举。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只需游手好闲就能饱食终日了。这样说是忘记了下列事实：一个人所赚得的通常就是他所消费的，而由于消费需要，又为他人提供了职业。只要一个人不断消费他所赚得的，那他为别人提供糊口之食的数量就像他从别人口中夺得糊口之食的数量一样多。从这个观点来看，真正的罪人是节约者。正如法国人常说，一个农民如果把他节约下来的钱放在一只长袜中，很明显这钱不会为别人提供职业。如果他把节约下来的钱用来投资，事情虽无多大了不起，结果却完全不同。
把节约下来的钱贷给政府，这是最通常的一种做法。贷款给政府的人就与莎士比亚剧中雇佣凶手的坏人同属一类。此人节省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他贷给国家一笔款，用来增长国家的武力而已。如果他用掉赚来的钱，即使是用来酗酒或赌博，那也显然要好得多。
但是，人们会这样告诉我，如果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投资工商企业，情况就完全不同。如果这种企业办成了，生产出日常的用品，这种做法就无懈可击了。然而，今天没有谁能否认大多数企业是失败的。那就是说，大量人力本来可以用来生产供人们享用的东西，却消耗于制造机器上了，等到机器造出来之后又放在一边，于人无用。因此，把节省下来的钱投资于最终将会破产的公司的人既坑了自己又害了他人。如果他把钱花在宴请他的朋友上，他的朋友将得到快乐。这样凡领受他的钱的人，无论是屠夫、面包师傅或贩卖私酒的人都会高兴，但如果他把钱用来在某地修筑电车轨道，而这个地方并不需要，这样就把大量劳动力消耗在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快乐的地方，然而这种人因投资失败而穷困潦倒时，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不应该遭到不幸的牺牲者，而对那种慷慨疏财、博施广济的人，人们则会把他看作是一个迂腐而又轻薄的人。
上述只是个引子。我想认真说明的是，把工作视为美德的信念在现代世界造成了大量灾难，通向幸福和繁荣在于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什么是工作？工作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改变地面上的或接近地面的一个物体同另一个物体的位置；第二种是告诉别人如何做。前一种是人们不喜欢做而且报酬也低的工作；后一种是人们喜欢做而且报酬也高的工作。第二种是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不仅有发号施令的人，而且有指挥发号施令人的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两个党派同时提出两种对立的意见，这就是所谓政治，这类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不是某种专门的知识，而是能文善辩之才，也就是宣传鼓动的能力。
自文明之初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一般说来，一个人辛勤劳动所能生产的东西，除维持自身和家庭的衣食所需外，所剩无几，即使他的妻子像他一样辛勤劳动，他的孩子稍大一点儿就开始劳动以补充他们的劳作，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剩余。在维持极简单的生活所需之外的微小剩余，并不为生产者所有，而被那些不从事生产的武士和僧侣侵吞。遇到饥荒没有剩余之时，武士和僧侣却仍然像平时一样索取，其结果只能是逼得很多劳动者饿死。这种社会制度在俄国一直持续到1917年为止，而在东方各国直到今天仍在实行。在英国，虽然工业革命早已兴起，但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仍然存在，直到100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得势时为止。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就结束了，但在南方却要到南北战争才宣告结束。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延续已久，而且直到最近才结束，因此很自然地会在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人类孜孜不倦工作的愿望大都来源于这种社会制度，然而适用于工业化社会以前的并不一定适用于现代世界。现代技术的进步可以使闲暇在一定限度内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专有，而为整个社会所享受。努力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然而现代世界不需要奴隶制度。
很明显，在原始社会中，农民享有自由，他们不愿意把生产上所剩的一点结余分给依赖这种奉献为生的武士和僧侣，因此他们会少生产点或者多消费点。起初，他们被强制而不得不从事劳动，并奉献出结余，但渐渐地，他们发现能够诱使他们信奉一种道德。这种道德使他们相信辛勤劳动乃是他们的义务，即使把生产得来的一部分拿出来供养那些闲暇之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依靠这种方法，减少了强迫性，管理费用也缩减了。今天，如果有人提出国王不应比一个工人收入多，99％的英国工人都会感到吃惊。从历史上来说，“义务”这个概念是掌握权力的人用来掩盖这一事实，使人相信他们的利益同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过有时这也是真的，例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他们的一部分闲暇，对文明的事业做出了永久的贡献，但在公正的经济制度情况下，这是办不到的。对于文明的发展来说，闲暇是重要的。在过去，少数人的闲暇只有靠多数人的劳动来提供。而多数人的劳动之所以价值很大并不是因为劳动本身是有益的，而是因为闲暇是有益的。现代技术进步，已有可能公平地把闲暇分配给大家，而无损于文明的发展。
现代技术的进步使得每个人为维持生活所需付出的劳动力有可能大大缩减，这在战争期间是显而易见的事。那时所有参加军队的男人，所有从事军需品生产、从事侦探活动、从事战争宣传工作或在政府中担任有关战争公务的人，全都不再从事生产事务。尽管如此，协约国方面一般工人的总物质福利水平却高于战前和战后。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为财政方面的状况所掩盖：债务似乎使人以为未来可以供养现在。然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画饼不能充饥。战争确实说明了，依靠科学的生产组织，仅用现代全世界一小部分工作能力，就能保证全人类过上美好舒适的生活。战争期间为了使得人能够从事战斗和制造军需品，创造了科学组织。战后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组织，那么将每日工作时间缩减为4小时，一切都还会是很好的。然而情况正相反，战后，从前那种混乱状况恢复了，那些由人支配自己工作的人又得劳累终日，另外一些人则因失业而忍饥挨饿。这是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的工资收入不是以他生产多少来衡量，而是以其表现勤奋的德行来衡量。
这就是在今天完全不同于当初的情况下实施的奴隶制的道德。无怪乎其结果一直悲惨至极。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人数从事铁钉生产，每天工作8小时，他们生产出来的铁钉足以满足世界上的需要。当有人发明新技术，使得同样的人能生产两倍的铁钉。但全世界并不需要这么多铁钉。即使钉价再降，销路也不会再增，在某个理性的世界中，所有经营铁钉的人都会把8小时工作改为4小时，这样其他一切就会照常进行下去了。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引起混乱，因此仍坚持8小时工作，于是铁钉生产过剩，有的工厂主破产，半数从事铁钉生产的工人失业。究其原因，空出的剩余劳动时间同上面讲到的情况正相同，但由于有一半的人完全空闲在那里，因此另一半人就仍需过度工作。这样看来，原是普遍幸福源泉的不可避免的闲暇必定造成到处悲惨景象。试想还有什么事比这更愚蠢呢？
穷人也应该有闲暇，这种观念一直是富人所害怕的。在19世纪初的英国，男人一般每天劳动15小时，儿童经常每天劳动12小时，有时也要干15小时。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一天工作这么多小时太长了，那么人们会对他说，工作能防止成年人酗酒，防止儿童做坏事。当我还是儿童时，在工人取得选举权后不久，他们按照法律规定也有了一般公民享有的假期，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上流社会极大的愤慨。我记得曾听到过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期做什么？他们只应该工作。”今天的人虽然不像过去的人那么直言不讳，但这种看法仍很顽固，这也正是现在许多经济纠纷的根源。
让我们现在抛开迷信，以坦率的态度考虑一下工作的伦理道德。每个人在生活的过程中必须消费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产品，假定劳动是大家全都讨厌的事，那么某个人消费了多于他生产的东西就是不公道的事。当然一个人也可以从事商品生产以外的职业，例如，从事医生的职业，但他也应做出某种贡献以抵偿他吃住方面的消费。在此限度内，必须承认工作的义务性，但也仅仅以此为限。
如果实行某种组织，那么普通工人每天工作4小时就足以养家糊口，失业现象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会使那些富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会懂得如何使用这么多的闲暇时间。在美国，有些人虽然早已富有，但仍然习惯工作很长时间。很自然地，这种人认为闲暇是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他们对给有工资收入的工人以闲暇的想法是极为愤怒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的儿子闲暇下来也会遭到谴责。更为奇怪的是，他们希望儿子努力工作，致使他没有时间受教育，但对其妻、女无所事事却满不在乎。对闲暇自得羡慕不已的势利眼光，在贵族社会的男女两性中都有，而在财阀政治的社会中只限于妇女，但是这并不说明它就更合乎常理。
必须承认，明智地利用空余时间是文明与教育的结果。一个习惯于整天长时间工作的人，一旦空闲下来一定会感到厌烦，但一个人一生中若没有充分的闲暇，就接触不到许多美好的事物。今天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多数人应该享有的这种权利。只有一种代人受苦的愚昧的禁欲主义逼使我们仍然坚持过量的工作，而不顾现在已不再需要这样了。
在俄国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同在某些国家中女权主义者取得的胜利相比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以前，男子承认女子的崇高地位，并因女子的才智较低，故宣扬地位比权力更值得追求，以此来安慰女子。女权主义者终于决定要兼有这两者，因为她们中的倡导者完全相信男人对她们所说的美德可贵，但不相信男人对她们所说的权力是无用的。在俄国，对于体力劳动者也是同样的情况。富人和奉承他们的人发表赞美可敬的劳苦工作的言论，颂扬简朴的生活，宣传一种教义，那就是所谓穷人比富人容易进入天堂。总之，他们竭力使体力劳动者相信改变物质在空间中的形式及其位置的工作是特别高尚的，所有这些就同男人竭力让女人相信，她们之所以特别高尚在于她们性的约束一样。在俄国，一直认真地赞扬体力劳动高尚，从而使体力劳动者备受尊重。复兴这种信仰的目的同过去不一样，从本质上说，他们所做的是宣传工人们应该投入特殊的任务。体力劳动成为摆在青年人面前的理想，而且是一切道德教育的基础。
就目前而言，这样做可能是有好处的。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大国有待开发，而这种开发是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艰苦的工作是必要的，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然而，当达到不必长时间工作就能使每个人都过上舒适生活之后，那又将如何呢？
在西方，对付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并不企图在西方实现经济上的公平合理，所以生产总量的大部分流入那些大都不劳动的少数人手里。由于对产品生产缺乏集中统一的管理，因此我们生产出大量社会所不需要的产品。由于一部分工人被迫做过度的工作，使得很多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就因没有工作而闲在一旁。当所有这些方法被证明不适用时，就只好诉诸战争：驱使一些人去制造烈性炸药，另一些人去引爆，就像刚发现爆竹的儿童一样。我们运用这些方法以保持这样的观念，那就是一般平民百姓注定要从事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俄国，由于经济上已较为公平合理和实现了产品生产的集中统一管理，因此对这个问题应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只要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基本的舒适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就归结为逐步地缩短工作时间。在各个阶段，允许人民运用表决权来决定，是增加闲暇的时间还是组织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既然把艰苦工作作为高尚的美德，那就很难看出怎样才能把多逸少劳的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因此，看来俄国当局更恰当的办法是：不断地寻求新的方法，靠这些新的方法，使当前的闲暇奉献于未来的生产。最近我读了一些俄国工程师提出的一条妙计，建议筑一道横跨喀拉海的长堤，以增高白令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的气温。计划之宏伟令人钦佩，但可惜的是在北冰洋的冰天雪地中，当劳动显现出它的美德时，无产阶级的幸福将推迟一代人。这类事情如果真的实行，那将是把艰苦工作的美德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不再需要艰苦工作的境地的一种手段。
也许有人会说，空闲时间少是工人们所乐意的，因为他们在一天24小时之中只工作4小时，就不知道其余时间干什么好了。如果这种说法在现代世界中是正确的，它就是对我们今日文明的谴责。其实在过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过去人们有时间休息，而现在由于讲究效率，对此就有了一定的抑制。现在的人认为做任何事都是另有企图的，绝不是为事情本身而做。例如，那些认真的人总是指责爱好看电影的人，他们认为看电影会教唆青年人去做坏事。但是所有与电影有关的工作又受到尊敬，因为这是一种工作，而且可以用来赚钱。这种认为赚钱是有出息的活动的观念，使得世间一切事情都是非颠倒。那些供给我们肉和面包的屠夫和厨师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是在赚钱。而你如果享用他们做出的食物，除非纯粹为了增强你工作的力气，否则你也是微不足道的。广义说来，人们都认为赚钱是善行，而花钱是恶德。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如同一个人以为钥匙是好的，而锁孔是坏的那样的想法同样荒谬。劳动产品的价值完全应该根据产品经过消费后所得到的好处去衡量。在我们的社会里，个人为私利而工作，而他工作的社会目的却在于消费他所生产的产品。个人和社会在生产目的上的区别，使人们在勤劳的动机上是为了营利，很难清醒地考虑问题。我们对生产考虑过多，而对消费考虑太少。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就是对享受和起码的幸福太不重视，而且对生产不是以它能给消费者带来的乐趣为标准而进行评价。
我提出把每天工作时间缩减为4小时，并不是主张所有余暇时间都必须花在纯粹的无聊活动之中。我的意思是每天工作4小时完全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生活所需和起码的舒适生活，其余时间可以由自己用于合适的事情上。对于教育应比现在更发达，而且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教给人如何善于利用空暇时间的社会制度来说，4小时工作制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跳舞，除了穷乡僻壤之外已经绝迹，但促使此种娱乐方式得到发展的愿望必仍存在于人类的天性之中。城市里人们的娱乐方式大部分已变成消极的，如看电影、看足球比赛、听广播等，这是由于人们的活动力量已全被一天的繁重工作所耗尽。如果人们的闲暇多了，他们仍会重新享受积极参加娱乐活动所带来的愉快。
在过去，有闲阶级的人很少，大量的人属于劳动阶级。有闲阶级享有的种种权利，于社会正义上说是没有根据的。于是必然出现压迫、冷漠和制造出的种种谬论，以维护有闲阶级的特权。这些事实大大有损于有闲阶级的优点，然而尽管有这种缺点，它却为我们所说的文明贡献了力量。例如艺术的培养、科学的发现、写书、阐述哲学和提出文雅的社会礼仪等。没有有闲阶级，人类绝不能脱离野蛮的阶段。
但是，不承担义务的世袭有闲阶级特别浪费时光。在这个阶级的成员中几乎没有一人受过刻苦的训练，而就其一个阶级整体来说也没有什么出色的才智。这个阶级本来可以产生出像达尔文那样的人，但结果产生出来的是同达尔文相反的成千上万的乡绅，他们除了猎狐和惩罚偷偷捕鱼的人之外，不去想任何更有用的事。现在的大学用较为系统的方式提供了从前有闲阶级偶然地、并作为副产品所提供的东西，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但还存在一些缺点。大学生活与外界世界过于不同，这使那些生活在学院环境中的人并不了解普通的男人、女人的偏见和问题。而且，他们发表意见的方式往往不恰当，所以本应能影响民众的，结果却失去了力量。另外一个缺点是，由于大学里设置的课程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使得有志于探索新奇方面问题的人可能受到妨碍。因此，大学虽有它的用处，但对院墙之外文明的利益却不能给予有力的维护。而在院墙之外的人们过于忙忙碌碌，也无暇顾及非实用的事情。
在每天工作不超过4小时的世界中，每一个具有科学好奇心的人都能如愿以偿，每一个画家都能从容地去涂料着色，对自己的画刻意求新，而不必担心挨饿受冻。眼下青年作家要靠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去创作不朽之作，他们往往不得已要用刺激性的低劣作品去吸引人的注意，以求糊口，等到经济上好转时，又往往丧失了才气和能力。在每天工作不超过4小时的世界中，就不会再有这种现象。在专业工作中，对经济或管理方面有兴趣的人，到那时将能发展其观点而无学究气，这种学究气使得大学里的经济学家常常脱离实际。医生也将有时间研究医药的进步，教师也不用卖力地沿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去讲授他们在年轻时学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已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了。
总之，在这样的世界中，见到的将是幸福和愉快的人生，而不再是筋疲力尽和忧郁消沉的状况，适当的工作将足以使闲暇时间愉快度过，不会使人疲惫。由于人们闲暇时不劳累，他们将不只需要那些消极平淡的娱乐，至少1％的人将用其业务以外的时间来从事某些有关社会的重要的事情。由于人们的生活不依靠这些事情，他们的创造力将不受妨碍，而且将不再固守老一辈学者的陈规，闲暇的优点不仅表现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中。普通的男女由于生活过得愉快，必将变得更仁慈和更少有害人之心，更少对别人怀疑猜忌，好战的心理将消失，这部分是由于上述的原因，部分还由于战争将会给全体人民带来过度和繁重的工作。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但善良的本性乃是快乐和安逸，然而，我们舍此而不取，使得一部分人劳累过度，另一部分人忍饥挨饿。我们至今还像在没有机器的时代一样，我们一直做了傻瓜，但绝没有永远做傻瓜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