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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争与生存
二、劳烦的工作
三、奋斗的意义
四、悠闲的生活
一、竞争与生存
如果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或是一个英国商人：“妨碍你的生活快乐最大的是什么？”他会这么回答：“为生存而奋争。”他这话是由衷之言，他相信确是这样。
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从另一层意义上来看，这是完全不正确的。为生存而奋争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如果我们遭遇不幸，我们就得去为生存而奋争。
例如，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小说家康拉德小说中的主人公福尔克就是如此。在一艘被人遗弃的船上，水手中只有两个人有武器，他就是其中之一，这时除了其他水手以外，已别无他物可充饥了。当这俩人吃完了原先一起分享的最后一点食物后，一场真正的生存奋争开始了。福尔克赢了，但此后他成了素食者。这并不是商人说的“为生存而奋争”的含义。商人运用这一意义不确切的词语，只是为了夸大那些实际上是无甚价值的事件的重要性。
试问，在他这一生活阶层的人当中，又有几个是死于饥饿的；再试问一下，在他的朋友破产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知道一个破了产的商人在物质享受方面，比起一个从来还没富裕到可能破产的人来，条件要好得多。因此，人们平常说的为生存而奋争，实际上是追求成功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感到恐惧的并不是第二天早晨能不能吃到早饭，而是他们将不能胜过自己的邻居。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人们似乎很少意识到，他们并未处于一个无法摆脱的机械装置的支配下，而是在一架踏车上，他们之所以依然处于原来的位置，只是因为他们没注意到是踏车未能把他们送到更高一些的地方上去。
当然，我是指那些获得成功的大商人，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只要他们愿意，完全可以赖以生活下去。但是，在他们眼中这样做似乎是可耻的，犹如面对敌人临阵脱逃。假如问起他们的劳动是为了何种公共事业时，他们会茫然不知如何回答。
试想一下这种人的生活吧。我们假定：他有舒适的住房、美丽的妻子，还有可爱的儿女。清早，在妻儿们还在酣睡时，他已早早起身赶到办公室去了。在那里，他的职责是展示一个大经理的风度才干：他下颚紧绷，说话干脆果断，目的是要给每个人都留下一副精明强干、谨慎持重的印象。他口授信函，和各色要人通话联系，研究市场行情，然后和那一位正在或打算与他交易的人共进午餐。同样的事情整个下午又继续进行。然后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换好衣装去赴宴。
餐桌上，他和另一些疲劳不堪的男子们还得在女宾面前装作快活高兴的样子，而这些女宾还无从感受过如此的疲倦呢。难以预计要过几个小时，这个可怜的人才能逃脱这种场面。直到终了，他才进入梦乡，在这几个小时里他绷紧的神经才得以松弛一下。
这种人在劳动生活里，心理犹如百米赛跑。但是他参加的是这样一种赛跑，其唯一的目的地就是坟墓。那种对百米赛跑来说很合适的全神贯注，在这里最终就发展到了极端。
他对自己的儿女有什么了解呢？平时他每天都在办公室里，星期天则是在高尔夫球场度过。他对自己的妻子了解吗？他早上离开她时，她还在梦乡。整个晚上，他和妻子出席社交活动，这种场合里是不可能进行亲密交谈的。他在男人中或许没有一个真正可靠的朋友，尽管他另有一些所谓朋友，但他对他们的亲热是装出来的。在春天和收获季节，他只有在它们对市场带来影响时才有所感觉。他或许游历过几个国家，可是眼神里却显得满是倦怠。书籍对他来说毫无用处，音乐更是故弄玄虚。
一年又一年，他变得越来越孤独，他的精神越加专注到生意和事业上，除此之外的生活变得更加枯燥无味。
我在欧洲看见过一个这种类型的美国人，年龄已过中年，在和他的妻子、女儿们一起旅行。显然，是她们劝这个可怜的家伙该度个假了，该让女儿们有个机会来看看旧世界欧洲。母亲和女儿们兴奋地围着他，向他指点每一件使她们感到新奇有趣的事物景象。这位一家之长呢，则是极端疲倦、极端厌烦，此时此刻他还在担心办公室里的业务进展如何，或是棒球场上的比赛情况。他的一家人最后都对他失去了希望，认为男人们全是菲利斯人。她们从未想过：他是她们贪心的牺牲品。而且真的，在一个欧洲旁观者眼中，他实在同殉夫自焚的寡妇一般。或许十有八九，这个寡妇是个自愿的牺牲者，为了贞洁、名誉和教规戒令，准备去自焚献身的。
商人的宗教和荣誉感要求他去挣更多的钱。因此，像印度的寡妇一样，他是愉快地去接受这种痛苦的折磨的。如果这个美国商人要想使自己变得幸福些的话，首先他得改变自己的宗教。只要他不仅在追求成功，而且是完全相信一个男人的职责就是追求成功，认为一个不这样去做的人就是一个可怜虫；只要他的生活依然这样紧张集中、令人焦躁不安，那么他就不会得到幸福。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投资吧。几乎每个美国人都会选择利润百分之八的风险投资，而不要百分之四的安全投资。结果是，货币的损失常常出现，人则一直为之担忧烦恼。
就我来说，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的是安逸快活的闲暇时光。但是典型的当代人希望得到的则是更多的金钱，以此来炫耀卖弄，并且胜过原来同自己地位一般的人。
美国的社会等级是不确定的，不断处于上下波动之中。因此，各种势利意识较之社会等级固定不变的地方更显得波动不已，尽管金钱本身还不足以使人声名显赫，但是没有金钱也是很难达到显赫声名的。此外，一个人挣钱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力水平的尺度。一个发了大财的人一定是个聪明的人，反之，没发财的人就肯定不聪明。没有人希望被人看作傻瓜。于是，当市场处于不景气局面时，一个人便会像年轻人在考场上一样惶惶不安。
阿诺德·本涅特作品中的克莱汉格，无论他变得怎么富裕，始终担心害怕死在工厂里。我不怀疑，那些在童年时代受过贫穷、痛苦折磨的人常常为这种恐惧所困扰，担心自己的儿女遭受同样的命运，而且会产生这种想法，觉得难以积聚百万钱财来抵挡这一灾难。这种恐惧心理在创业者一代中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对那些从不知晓贫困为何物的人则可能没有什么影响。不管怎样，它们不过是问题中一个较小的、偶然的方面而已。
问题的根本在于，人们过分地把竞争的成果看作是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不否认，成功的意识更容易使人去热爱生活。比方说，一个画家在整个青年时代都是默默无闻的，那么如果他的才能得到公认之后，他多半会变得快乐幸福起来。我也不否认，在某一点上，金钱是极为有助于增进幸福的，而过了那一点，事情就不一样了。
总之，我认为，成功只能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惜以牺牲其他一切来得到它，那么这个代价就太昂贵了。
问题的根源是商界流行的那种生活哲学。说实在的，在欧洲，其他一些行业仍享有崇高声誉。在有些国家，贵族阶层依然存在。在欧洲各国的那些需要学问的职业，除了少数几个小国外，各国的军队、海军都受到尊敬。
的确，现在不管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成功中总有竞争的因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为人们所尊重的不仅仅是成功，还有优异的表现，不管其形式如何，但成功是依赖于此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可能去从事挣钱的事业，也可能不这么干。如果他去挣钱，也不会因此受到更多的尊敬。
看到一位著名的将军或是舰队司令生活清贫，没有人会觉得惊奇。的确，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贫穷还是一种荣誉呢。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在欧洲，完全为了金钱的竞争斗争仅限于某些行业圈子内，而且它们多半不是影响最大的，或最受尊敬的。
在美国，情况正相反。军队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根据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是太小了，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至于说到那些需要学问的职业，外界无人能知晓一个医生究竟懂得多少医学知识，或是一位律师是否确实精通法律，于是判断他们成就大小的简便方法就是根据他们的生活标准来看其收入多少了。说到教授，他们不过是商人雇佣的仆人，同那些古老的国家比较，他们受到的尊敬要少多了。
这一切的结果是：在美国，专家跟在商人后面亦步亦趋，而不是像在欧洲那样自成一家。因此，在整个美国富有阶级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用来削弱为了金钱成功的争斗。
美国的儿童从很小的时候起，便知道这是唯一要紧的事，如果哪一种教育里没有金钱的价值，他们才不愿去为此下功夫呢。教育曾经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欣赏和享受能力的训练，这对完全无教养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18世纪，作为“绅士”的标志之一，是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鉴赏情趣。今天我们可能不同意他们的爱好，但至少这是确实存在的。
今天的富人则往往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从不读书。如果他们要建立一个艺术画廊，那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声望，对于绘画作品的选择，他们得依靠专家们去做，他们从中得到的快乐并不是对这些作品的欣赏，而是因防止别的富人拥有这些绘画而产生的那样一种快乐。说到音乐，如果自己正巧是个犹太人的话，他们或许真有点鉴赏力，否则，就像在其他艺术方面一样，他们也没有任何教养。
这一切的结果是，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打发闲暇时光。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挣钱也越来越容易，到后来，一天里五分钟所挣的钱就多得叫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花了。于是这些可怜的人因为自己的成功而无所事事。只要成功本身被当作生活目的，其结果就必然如此。
除非一个人受过教育，懂得获取成功以后如何应对它，否则，成功的获得必然会使他成为厌烦的牺牲品。
心理的竞争习惯很容易侵入本来不属于竞争的领域。我们以阅读为例。读书有两种动机：其一，是因为你欣赏它；其二，你可以因此炫耀一番。在美国，小姐们每个月读几本书成了一种风气：有的把书都看了，有的只读第一章，有的只看评论，但是他们都把这些书搁在桌子上。可是却什么名著都不看。
从来没有哪一个读书俱乐部推荐过《哈姆雷特》或者《李尔王》；从来没有哪一个月似乎有必要让人们知道但丁。因此，人们读的那些书完全是现代人写的平庸之作，从来不是名家名著。这也是竞争的影响之一，虽然并不全是坏事，因为我们提到的那些小姐，如果让她们自己去选择的话，她们读的书比那些“文学大师”向她们推荐的还要低劣糟糕，更不必说阅读什么名著了。
现代生活中对竞争的过分重视，同文明准则的普遍衰退是相关联的，这种文明的衰退在奥古斯都时代以后的罗马一定出现过。人们已显得没有能力欣赏更为志趣高尚的娱乐了。例如，谈话的艺术在18世纪的法国沙龙里已发展得臻于完善了，在40年前依然为人们所继承。这是一种极为高雅的艺术，为了某种几乎是瞬息即逝的事物，将人的最高官能发挥至极点。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谁关心这等闲事？在中国，10年前这门艺术还很繁荣兴盛，不过我看到，仅在50年或100年前，高雅的文学知识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还很普及，可是今天只有少数几个教授才通晓此道。所有高雅的娱乐都被抛弃了。
在一个春天，有几个美国学生带我到他们校园边上的树林里散步，那里开满了各种绚丽多彩的野花，可是我的向导竟没有一个能说出哪怕是其中一种花的名称。具备这样的知识有什么用呀？它又不给人增加任何收入。
问题不仅是在个人方面，而且任何一个个人在其孤立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防止其出现。问题在于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生活哲学，根据这一哲学，生活是一种争夺、一种竞争，尊敬则给予竞争中的胜利者。这种观点导致了以牺牲各种感觉和才智为代价，对意志的培养的过分强调。这样，可能是本末倒置了。清教徒道德家们总是强调现代人的意志，尽管本来想强调的不过是信仰。或许清教主义时代产生了这样一种人，他们身上的意志力过度发展，而感觉和才智则横遭压抑，因而这种人把竞争哲学看作是最适合自然的哲学。
不管怎样，这些现代恐龙，就像史前恐龙一样，宁愿要权力而不要智慧。他们巨大而惊人的成功使得自己到处被人模仿，他们成了世界各地白人的典型，在今后几百年里这种情况可能日益为盛。不过，那些没有跟随此潮流的人尽可放心，因为远古的恐龙最终并没有赢得胜利，它们互相残杀，而智慧的旁观者则继承了它们的王国。
我们的“现代恐龙”正在毁灭自己。一般说来，他们每次婚姻生育子女不到两个。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清教徒祖先那里继承的过于狂热的哲学显示了与世界的不相适应。那些对生活的看法使他们如此感受不到幸福的人，没有了生儿育女的欲望————人在生物上注定要灭亡的，过不了多久他们将被更为欢乐愉快的一辈所替代。
把竞争看作是生活中的主要事情，这种观点是太冷酷、太顽固了，使人的肌肉绷得太紧，意志过于专注集中。如果将它用作人生基础的话，连一二代人都难以持续。过了这样一段时间后，它一定会引起神经疲劳、各种形式的逃避、对快乐的追求同对工作的追求一样紧张艰难（因为松弛宽懈已经不可能了），最后，因为不育症导致整个家族消亡。
不仅劳动受到竞争哲学的危害，悠闲生活也同样深受其害。那样一种闲情安逸、使人神经放松的悠闲生活，被看作是令人厌烦无趣的。接踵而至的必是连续的加速运转，其自然的结局是吸毒和崩溃。
治疗的方法在于，应该承认，在平衡的理想生活中，健全的、温和的快乐享受是必要的。
二、劳烦的工作
疲劳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较起来，有的疲劳对人的幸福的障碍要更大一些。纯粹体力上的疲劳，只要不过度，倒往往会成为幸福的原因之一。这种疲劳使人睡眠酣畅、胃口大开，倍增人们假日里玩乐游戏的劲头。不过，如果疲劳过度，就会对人带来很大危害。除去那些高度发达的地区以外，贫穷地区的农妇多因过度辛苦劳动，到30岁就已衰老了。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儿童的生长发育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甚至常常因劳动过度而夭折。这类情况在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中国和日本仍时有所见，也程度较低地见于美国南部各州。
体力劳动过了某一极限便是对人的残酷折磨，而且常常发展到使生活本身变得不堪忍受的程度。然而，在当代世界最先进的那些地区，由于工业生产劳动条件的改善，体力上的疲劳已经大大减轻。在今日的发达地区，问题最严重的是神经疲劳。奇怪的是，这类疲劳最常见于富裕人家，比较起实业家和脑力工作者来，雇佣劳动者身上要少见得多。
要避免现代生活中的神经疲劳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对城市劳动者来说，在整个工作时间，甚至在上下班时间里，不断受到噪音声干扰，尽管他们学会了对大部分噪声不去有意识地注意，但是噪声依然在折磨人，而且由于潜意识中竭力去避开这些噪声的紧张过敏，反而使人更为疲乏。
我们未意识到的产生疲劳的原因是，陌生者连续不断地出现。同别的动物一样，人的自然本能也习惯于对同类的每一位陌生者进行探究打量，以决定究竟用友好的还是敌视的态度与他相处。这种本能在高峰时间里乘坐地铁的人身上受到了抑制，其结果是，他们对所有陌生者，对这些非出本愿而被迫与他接触的陌生者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愤怒。
另外，急着去赶早班火车的紧张情绪会引起消化不良。因而等赶到办公室，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这位职员的神经已经紧张疲乏，对整个人类产生一种讨厌的情绪。他的雇主呢，也带着同样的情绪上班，对雇员身上的这种情绪无意消除打发。雇员出于担心被解雇的恐惧，不得已而显出恭敬的态度，但是这种不自然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加剧神经的紧张。要是允许雇员们一个星期有一次机会去捏捏老板的鼻子，或是用其他方式表示对老板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紧张的神经就会得到放松。
但是从雇主的角度来说，他也有自己的困扰，这样做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雇员担心的是被解雇，雇主担心的则是破产。的确，有的雇主已经足够富裕强盛，不必再为此担忧了，但是在他们取得这样的地位之前，他们一般都得经过多年顽强激烈的奋斗。在这期间，他们得时时保持警惕关注世界各地的行情变化，不断地设法挫败对手的计谋。这一切结果是，当真正的成功到来之时，一个人的神经已经崩溃了。他已经习惯于焦虑忧愁，甚至在这种焦虑过去之后，他仍未能摆脱这一习惯。
是的，富人们也有子孙后代，但是他们多半也会给自己制造出焦虑来，而且这类焦虑同他们如果不是出身富家时可能遭受的焦虑几乎一样。他们聚众赌博，因而招致与父辈同样的不快，他们牺牲睡眠，通宵达旦寻欢作乐，弄垮了自己的身体。待他们平静下来，也已同其父辈一般，无力去享受幸福了。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选择或需要，大多数现代人过的是伤神伤筋的生活，长期以来要不是靠酒精的刺激，他们早已因为过于疲惫而丧失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了。
对这些愚笨的富人我们不想赘述，我们还是来考虑那些为了谋生而付出艰苦劳动的普通人，考虑他们身上的更为常见的疲劳问题吧。在很大程度上，这类疲劳是由忧虑产生的，但忧虑是可以通过一种更为健康的生活哲学和一定的心理修养而加以避免的。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能力。他们在面对那些自己一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的问题时，依然未能阻止去想这些问题。男人们深夜上了床，在他们本该去好好恢复体力以便对付明天的问题时，却依然在为工作上的事情担忧，他们脑子里翻来覆去，冥思苦想，而实际上此刻他们对这些问题又无能为力。他们这般思虑，并不是去找一个明天可行的方案，而是带有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而这正是失眠症伴有的思维紊乱的特点。黎明来临，但是半夜里的那种精神疯狂依然紧紧缠绕着他们，模糊了他们的判断力，使得他们脾气更为急躁，使得每一个困难障碍都令人恼怒。
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麻烦和困难，除那些必须即刻处理的以外，是可以把它们暂且搁置起来的。在对大脑的思维经过系统训练以后，既能增进人的幸福，又能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因为我们只在适当的时候才去考虑某一问题，而不是不适当地、无间歇地思考。在要做出一个困难的、使人费神的决策时，应该等到有关的数据信息收集齐备，即给予最充分的考虑并做出决定，在决定做出以后，除非得到新的事实证据，勿要随便加以修正。没有什么比犹豫不决更使人精疲力竭、更无成效的了。
通过对引起忧虑事物的无价值的、无意义的认识，大多数的忧虑是能够加以削弱、克服的。我一生中曾经作过多次公众演说。最初，每一位听众都使我觉得恐惧，神经紧张使我讲得极不成功，我对这一折磨觉得如此害怕，甚至常常在演讲之前希望自己的腿跌断了才好，在演讲结束后，则因神经的紧张而感到精疲力竭。后来渐渐地，我教会了自己这么去想，不管我说得成功与否，都没有什么关系，无论怎样，宇宙依然在运转。后来我发现，我对自己的演讲成功与否担心越少，我说得反倒越不怎么坏，神经的紧张渐渐削弱以至于没有了。许多种神经疲劳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
我们的作为并非如我们自己想的那么重要，我们的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并没有多大关系。巨大的悲伤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生幸福永不归来的困难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退却消失，以致到后来使人难以记起这些困难以前显得多么巨大。但是，在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到个人并不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大部分。
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和希望超越于自我的人，也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找到宁静安逸之地，而这对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
人们对神经卫生的研究是开展得太少了。确实，工业心理学对疲劳作过详细的调查，统计数据证明，在连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专门从事某一活动后，人最终会感到非常疲倦————这一结果其实不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也大体可以猜出来。心理学家对疲劳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机体的疲劳方面，尽管对学校儿童的疲劳也作过部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这一重要问题。
对人来说，在现代生活中，情绪上的疲劳一直是主要的形式之一。纯粹脑力的疲劳，同纯粹机体的疲劳一样，只需通过睡眠即能得到补偿。一个人进行了大量的、不需要情绪卷入的脑力劳动以后，比如，烦琐复杂的计算等————只要在每天工作后通过睡眠即可把疲劳消除。过度劳动带来的危害远非在这一点上，而是某种形式的忧虑和焦躁。
情绪疲劳会妨害人的休息。一个人越疲倦，就越觉得难以止息这种疲倦。这种濒临神经崩溃的症状之一，就是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极端重要，似乎要是去度一天假就会使事情不可收拾。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会给任何一个认为自己工作最重要的病人开个休假的处方。那种似乎是由工作引起的神经崩溃，事实上都是由某种情绪障碍引起的，病人只是企图通过工作来摆脱这种障碍。他之所以不愿意放弃工作，是因为一旦如此，他将无以驱散解脱萦绕在他心头的不幸，无论这种不幸是怎样的。
当然，问题也可能是对破产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工作直接与忧虑联系在一起，即使这样，忧虑很可能使他长时间地扑到工作上去，以至于他的判断能力愈加低弱，破产反而会来得更早一些。不管怎样，引起神经崩溃的是情绪障碍，而不是工作。
忧虑的心理绝不是简单的。我前面已经谈到过心理修养，即在适当的时刻思考一定问题的习惯。这一习惯的重要性：第一，在于使我们花较少的时间思考而又能完成一天的工作；第二，它提供了一个治疗失眠的方法；第三，它有助于决策效率和水平的提高。但是这类方法并不能触及潜意识或无意识方面，当某一障碍相当严重时，任何方法如不能深入意识层次之下，便不能产生什么作用。
在无意识对意识的作用方面，心理学家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意识对无意识作用的研究就很少了。然而后者在精神卫生方面有极大的重要性，如果要使理性的信念作用于无意识王国，就必须认识了解这一作用。这在解决忧虑问题上尤为重要。嘴上说某一不幸万一发生的话并不怎么可怕，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只要它仍停留在意识信念里，这种自我安慰在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时就不会起作用。
我个人认为，一种有意识思维，只要赋予其足够的活力和强度，是可以植入无意识思维中去的。无意识思维大多是由本来就情绪强烈的有意识思维组成的，现在则隐伏了起来。这种隐伏过程有可能是有目的地去加以实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无意识思维做许多事情。
例如，我发现，如果我要写作某一较为困难的题目，最好的办法是，在几个小时或几天里，集中全力予以认真深刻地思考。在这段时间过后，即发出指令，比方说，要求这一工作转到地下进行。过了几个月后，我有意识地回到这一题目上，便发现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在我发现这一技巧之前，我常常会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因为任务没有进展而忧虑不止，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忧虑而使问题解决得更快些，而这期间的几个月时间却浪费了。现在呢，我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其他工作了。在解决焦虑的问题上，也可以运用在许多方面与此相同的过程。
当某一不幸袭来时，我们可以严肃认真地思考一下，可能发生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在正视之后，我们就感到有确切的理由认为，它并不是极其可怕的灾难。这类理由总是存在的，因为说到底，我们个人碰到的任何事情并没有什么普遍的重要意义。当你认真地考虑了这种最坏的可能性后，怀着信心对自己说：“嗯，毕竟这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紧要。”这时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忧虑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这一过程可能要重复几次，但是到最后，如果你面对最坏的可能性都没有退缩躲避，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忧虑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振奋昂扬的情绪。
这是避免恐惧心理的更为普遍的技巧方面的一部分。忧虑是恐惧的一种形式，任何形式的恐惧都会产生疲劳。一个人学会了消除恐惧心理，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疲劳大大减弱了。当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某种危险发生时，恐惧便以其最有害的形式产生出来。
究竟恐惧的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几乎人人都有潜在的恐惧：第一个人害怕得癌症；第二个人担心经济上破产；第三个人担忧不光彩的隐私被人发现；第四个人受着怀疑心理的折磨；第五个人则在夜晚因为想到年幼时听到的地狱之火的故事可能是真的毛骨悚然。或许以上这些人用的都是一种错误的对付恐惧的技巧，无论何时恐惧进入了他们的头脑，他们都试图去想别的东西，他们用娱乐、工作或其他手段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种不敢正视现实的做法，反而加剧了各种形式的恐惧。转移自己思考对象的做法是由于鬼怪幽灵的恐怖所致，人由此转移了自己注视的目光。
对付任何一种恐惧的正确方法是：理智地、沉静地对其进行思考，思想须全神贯注，直到对它完全熟悉了解为止。最后，由于对它的熟悉而削弱了它的恐怖可怕，这整个对象就变得令人厌烦，我们的思想由此而转移开去，但不是像以前那样，由意志的作用引起，而纯粹是由于对该事物缺乏兴趣所致。
当你发现自己在对某一事物进行沉思默想时，最好的办法是用比自己平时更认真的态度进行更多的、更严肃的思考，直至最后它失去了令人可怕的吸引力。
现代道德中最为缺乏的东西之一，是对付恐惧的方法与态度。是的，人在体魄上的勇敢，尤其是在战场上的勇敢，是社会所期望于男子的，但是社会却并不期望他们具有其他方面的勇气，而对女子来说，人们则不希望她们具备任何勇气。一个勇敢的女子要是希望有男人喜欢她，还不得不把这种勇气掩盖起来。一个男子除了在身体上受到攻击时应表现出勇敢外，在其他方面如果也有这种表现，便会遭人冷眼。例如，对公众舆论的冷漠态度，便被认为是一种挑衅，公众便会尽其所能对敢于蔑视其权威的人予以惩罚。这一切同应该采取的态度恰恰相反。
男子或女子身上体现的任一形式的勇气，同士兵所具有的勇气一样，应同样被予以颂扬。年轻男子身上普遍具有的体魄方面的勇气，就证明了公众舆论可以激发人的勇气并可加以培养。
勇气越大，忧虑就越少，疲劳也就更为减弱。人们身上出现的大多数的神经疲劳，无论是意识层次还是无意识层次的，大多是由恐惧引起的。疲劳极为常见的原因之一，是对兴奋的爱好追求。
一个人如果把闲暇时间用于睡眠，他便身体健康，但是他的工作却烦闷单调，他觉得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需要寻找快活娱乐。问题在于，最容易获得的、表面看来最吸引人的娱乐活动，多半是容易使人神经疲劳的。追求兴奋的欲望，过了某一极点后，就成了或是扭曲的气质或是某种本能不满的标志。
在从前的幸福婚姻中，大多数男人并没有兴奋的需要，但是在现代世界，婚姻常常得延迟一段时间，到最后经济条件具备时，兴奋变成了一种习惯，它只能在短时间里得到某种抑制。如果舆论允许男子在21岁便结婚，而又不需承担婚姻所要求的沉重经济负担，那么许多人就绝不会去要求同他们的工作一样疲劳的娱乐活动了。然而，提倡这么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或许从林赛法官的命运便可看出来。尽管他长期从事这一光荣的职业，却因为他希望青年人不再遭受由于他们兄长的固执褊狭而招致的不幸，他因此而受到了诽谤斥责。
就单个个人而言，他不可能改变社会法律和制度，因此是很难对付那些专制的道德家们制造和长久维持的局面的。但是，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使人兴奋的娱乐并非通向幸福之路，尽管只要使人更满足的快乐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人会发现，除非通过兴奋的刺激，否则生活是难以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稳健慎重的人唯一能够做到的是约束自己，不允许自己去寻找那种有损健康、影响工作的过分而又使人疲劳的快乐。
对付年轻人烦恼的根本疗法是改变公众的道德观念。同时，年轻人也应该认识到，他最后总要走上婚姻这条道路，如果他的生活方式使得幸福婚姻成为不可能的话，那是不明智的，而神经的紧张和娱乐能力的缺乏，很容易造成这类生活方式。
神经疲劳的最严重的特征之一是，它在人和外部世界之间设立了一道屏障。它使人得到的印象模糊不清、无声无息。一个人不再去注意周围的人，除非被某些小骗术和怪癖习气所激怒。对他来说，菜肴乏味，日月无光，往往只对少数几件事物表示强烈关注，而对其他一切都漠然置之。这种状况使得人不可能得到休息，疲劳则不断增加，到后来需经医疗才能解除。这一切说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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