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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侵吞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平时也惯用伪善和欺压两手。我们再就地主豪强的侵吞兼并和其经营的方式，来做比较具体的分析，其穷凶极恶的面貌就可以略见一斑。
第一是巧用人力。在汉初出现了大批失业的社会廉价劳动力，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方设法利用这些廉价劳力发展生产。《汉书·货殖传》说：“齐俗贱奴虏，而刁间（人名）独爱贵之……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刁家遂以之而殷富。《汉书·赵敬肃王彭祖传》：“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又《汉书·张汤子安世传》：“（张汤子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前汉的王丹“哀、平时仕州郡……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堕懒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30]地主阶级伪善假慈悲，实在是欺骗人民，是好把钱搁在自己腰包里的虚伪卑劣手段。
第二是兼营家庭手工业。地主豪家因利用奴仆人力的轻贱，乃兼营家庭手工业。如霍光家利用家僮制造纺织机，以数十人之力，两个月的时间，织出了一匹精美的葡萄锦。又后汉时外戚郭况富极一时，当时郭家被称为“琼厨金穴”。王子年《拾遗记》说：“况家僮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土冶之声，震于巷内。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可见地主豪强家庭手工业之盛。
第三是放高利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在汉代，地主豪家征取子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第四是欺压贫雇农，勒索租额。在汉代，贫雇农耕富人的田地，见税什五，就是对半批租，其实勒索的情况不止此。《汉书·匡衡传》说：“衡专地盗土……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所谓善于说《诗经》的匡衡，乃是一个巧取豪夺、欺压农民的能手。
四川出土的汉代砖刻画贷粮图
第五是巧取豪夺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地主豪家不择手段得来的田地，还要用巧取豪夺式经营，如后汉樊宏无孔不入地经营田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汉书·樊宏传》说：
（宏父）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可见地主阶级费尽心思地经营，大量积累财富的一斑。
束缚人民的“契约”
地主阶级无论是用伪善的面貌出现，还是用狰狞的面貌勒索豪夺，或是把得来的田地在那里处心积虑经营；尽管花样多端，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封建社会内要攫取农民更多的田地，把地主阶级的权力巩固起来，把农民苦心劳力耕种的田地据为己有。他们不但夺取了田地，而且要从文字上把属于谁的名义确定下来，于是古来埋葬死人的卖山券演变而为卖地券，恐怕一纸空文不足为凭，还要请中人作保。作保的中人在汉朝叫作知券者，就是证人。其买卖僮奴人口，写定契约，也是如此。买卖人口的契约，前面已举了王褒的《僮约》，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故不另举。现在我们不妨把东汉徐胜的卖地券的形式抄写在下面：
建武中元元年丙辰四月甲午朔，廿八日，广阳太守官大奴徐胜，从武邑男子高纪成卖所名黑石滩郭罗佰田一町，贾钱二万五千，钱即日毕。田东北比皇甫忠，南比孙仲倍，西比张准，北比大道，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徐姓。田中若有尸死，男即为奴，女即为婢，皆当徐姓给使。时旁人姜同许义，皆知券约，沽酒各半。
这券中所说的大奴徐胜，可能是广阳太守的奴仆头子，倚势凌人侵夺了男子（农民）高纪成的田地。有此一契，这块贫民的田地就可以霸占，永为势家所有了。既然规定了主仆的名分，和土地隶属所有制的权利，那么地主老爷们就可以高坐堂上，呼奴唤婢，大摆人肉宴席，还要叫贫雇农民们来交租纳税。假若交粮较迟，或借贷还钱稍缓，地主们就派豪奴恶仆向贫雇农民坐摧索债。在河南费县打虎桥发现汉代的石刻画像，有地主索债图。其他汉石刻画像还有农民向地主交租图。[31]一口袋一口袋的粮食倒到地主的仓廪中去，一方面显出地主气势的蛮横和阔气，一方面刻画出贫农受地主压迫的惨痛情况。农民在地主的剥削鲸吞之下，逐渐失去了自耕的一小块土地，甚至卖儿卖女，充当地主的奴婢，失去了人身自由。一遇到荒年，斗米千钱，甚至“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贫苦农民只有起来造反，揭竿而起了。1935年同蒲铁路开工时发现一个朱书的陶罐，上面写道：
汉画像中的收租图（描摹）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早］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死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眉须以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束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32]
在这个张叔敬陶罐上所写的辞句，主要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表现出农民的大公无私。劳动大众受统治者压迫，困苦而死，“欲令后世无有死者”。另一个是贫苦农民生前受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死后还要受到鬼神的剥削，所以拿黄豆瓜子叫死人持着缴地下的赋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束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说得何等悲惨沉痛呀！
统治者从思想上巩固封建秩序
汉代有这种传说，就是劳动人民生来要受苦，死了还要受苦，这是由神灵在那里监管着；人死了魂归泰山，而且是天命所注定的。官僚地主是高贵的，农民是贫贱的。因之，在人的伦序上不是拿法律来制裁，而是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抽象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从意识形态上来约束人民的思想，使劳动人民不至于暴动起来，进行造反。这就是从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外，汉朝统治者用三条钢绳和五个铁箍来钳制人民的思想，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用这种办法的人，始作俑者，就是汉武帝时主张罢黜百家、崇尚六经的董仲舒。
在封建社会初期，秦始皇为了改革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阻碍生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以吏为师”，来建立封建社会制度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后来弄得繁文缛节，桎梏重重，民不堪命。汉初在久经大乱之后，注意到人民的生活，发展生产，需要休养生息，只是与民约法三章。经过文、景两代，因为皇太后都喜欢道家的学说，都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根本没有提到法家。到汉武帝时，封建社会已经形成，并壮大起来，继承高祖刘邦的伟业，保卫祖国的边疆，整饬国家的内政，发展盐铁生产和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他为了平抑各家不同的思想，用儒家礼教这一套方法来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由于孔子总结了自上古尧舜禹汤奴隶社会的经验，保存下来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门人所辑的《论语》，辑录了祖国古代人民遗留下来的优良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至今还在应用，如何评价，这里姑不具论。但是过于尊尚儒术已失去孔子本意的董仲舒建议用的“罢黜百家、崇尚六经”定于一尊的办法，以期更容易于统治。在汉武帝时，虽然建立了太学，建元六年（前135年）建立了五经博士，可是把儒家的孔子奉为教主（见章炳麟《訄书》），并未真正实行，比如汉宣帝就不是专信儒教的。自元帝以后，政权渐衰，为了愚蒙人民，儒教才被推广起来，所以汉代石刻上才有孔子见老子的画像和孔门之学，师弟相传的优生授经图等。东汉的石刻画像中，此类故事更日渐众多，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所以说，董氏是针对当时统治者剥削压迫的情况，所谓“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张，及要求统治者“省刑罚，薄税敛”以宽民力的一套措施。他认识到，对于人民不能专用刑法来压制，还是要用礼教来感化；认为这可以为劳动人民接受，可能博得人民的同情。当然，其目的是暂时地安定人民，而实际是专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说教的。他进一步论述，法律的制裁是有一定限度的，唯有礼教才能把社会上的秩序安定下来。因之就宣传天尊地卑、贫富贵贱自来就有差等，制定了“三纲五常”，钳制人民的思想，束缚人民手脚的大道理。董仲舒说：“有政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说，历代的制度虽然有时改变，而约束人民的“三纲五常”始终是不能改变的，是受命于天的。为什么把最高统治者帝王叫天子呢？就是受命于天。从此，董仲舒进一步提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于天也”。他更引申而为人的行动全是受命于天，从而形成了他的天人相应的荒谬的学说，即天的变动和降灾都影响到人民，而君主以及人民的行动都可以上应于天。他把劳动人民由劳动中察觉出来的天气的变化，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不违农时”的自然界现象，朴素的唯物论，却歪曲为天主宰事物，天的意志高于一切，编造了劳动人民生来就该受压迫、服从于统治者的一套主观唯心论的荒谬理论，来愚蒙人民。其实，明眼人一看就很清楚他所说的话的实质和他所玩弄的玄虚。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者王充就认识到天是宇宙间自然界的现象，天哪能像人一样有口和耳目。所以《论衡》自然篇说：“以天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今（以）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那么，怎能“天人相应”呢！至于说天道不变，可是天也有四时运转、风雨晦明的现象，哪能说是不变；若说到人类社会上，则“千里不同风，万里不同俗”，时事正在往前演进，安能法先王而不法后王，是古而非今？正如前汉杜周所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33]与王充同时，有桓谭和王符。桓谭主张社会是不断演变的，他说：“前圣后圣，未必相袭。”[34]王符著有《潜夫论》，主张法治，“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故君臣法令善，则民安乐……”而施行法令，在于使用得人，所以说：“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
董仲舒对于历朝的制度，也承认是未尝不变的。不过，他说制度虽然可以改变，但统治者“三纲五常”的道理是不变的，就和天道是永恒不变的一样。他曾引证“五经”中的《春秋》来立论。宋代王安石就说《春秋》是“断烂朝报”。而经学中的今文学家董仲舒（经学中的古文是用古代篆字来写的；今文是用汉代隶字译为今文的，当时就叫作今文学家）把《春秋》所记载的从隐、桓到定、哀十二公，分为三个时期。他所谓“张三世”就是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其目的是“新周、故宋、王鲁”。他说时代虽变，可是统治不变，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不变。“贵有常家，尊在一人”[35]。因之，他说的“王鲁”就是借着鲁来吹捧汉朝天子。他把孔子称为“素王”。所以称为“素王”，是孔子有一个预见，即制礼作乐，“为汉制作”。把孔子一抬就变为教主了。
董仲舒之后，有些人说孔子为预言家，认为他有许多“微言大义”和“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没有写在六经里面，而是“口授”别记在谶纬里面。谶就是一种“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纬原来是指天象，后来才附会人事。说六经是经，纬书是扶翼六经而行的。当时的一些谶纬家说什么孔子的“微言大义”中有汉当代秦而兴，乃至刘秀中兴。如有的谣言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36]， 卯金即是刘字。又如“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也记载在谶纬书里。这些谶纬的荒诞无稽之谈，难道还不是捧汉代皇帝作为进身之阶的人搞的吗？汉朝统治者企图说明自己注定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使人民不致异动，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政权。他们愚弄老百姓，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来笼络人心，欺骗人民。《汉书·元帝纪》中有一段说得很精彩：
孝元皇帝……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就是说在汉宣帝时，尊崇儒家，起用儒生，不过是一个建议，到汉元帝时，才真正实行，而汉朝政府就从此中衰了。其实汉代的推行儒家政策，大都为欺骗群众，实际像元帝这样优柔寡断，即使不用儒家，也注定是要失败的。就是东汉光武帝的中兴，表面上虽然推崇儒家，而实际上是用暴力来平定中原；对他稍有反对的，必须把它镇压下去，最后乃战败了据守四川的公孙述，终于四海如一，心中乃安。本来他是用的霸道来“平定天下”，而反说是“吾以柔道行之”[37]， 纯粹是欺人之谈。
董仲舒所主张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8]，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权。他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培养地主阶级的子孙们，好传宗接代，作为统治者的羽翼。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说：“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代的举贤良茂材的选举制度，并不是真正选拔人才，而是从地主阶级中挑选出贵族子弟，加上“孝廉方正”，或博士、议郎清贵的荣名，来巩固地主阶级的地位，形成了地主世袭，贵者常贵、贱者常贱的门阀制度。这种贵族子弟，席丰履厚，哪有什么真才实学，不过是拿学习五经，作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再爬上士大夫贵族的地位。当时就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班固就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来研究经术是为着利禄荣名，来夸耀自己。当时的尚书博士夏侯胜就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后汉的博士桓荣，官做到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39]凡是地主阶级得到青紫的就是贵族，得不到青紫者，就是庶族。而这种青紫往往是由夤缘攀附、不择手段而得来的。于是形成了社会上的人民两极分化。《后汉书·黄琬传》说：“时权富子，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材。’……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所谓清贵之地，遂为利禄之场。当时察举孝廉方正，必须有人保荐，保荐的人自然是亲戚故旧才能够同声相应，同类相求。当时两家联姻，也必须门当户对，贫户决不能与富家联姻，即是庶族地主，也难与贵族地主攀附。像东汉的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重”。王符也因家世寒薄，穿缝掖之衣，为人所轻。又如王粲，本来是世家子弟，因为没有外家，浮沉下僚，幸亏有皇甫规、蔡邕等为之提拔援引，他所写的文章才名闻于时。还有三国时的文学家吴质，也是出身于寒门，当时并非有名，因为为曹丕所欣赏，才成为建安时曹氏幕客中的风流人物。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地位和在物质上与精神上压制人民的门阀之风，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了。
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
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内，从来就存在意见的分歧。由分歧而到对立的统一，形势也随之向前发展。自从董仲舒提倡天人相应的学说，就有王充反对天人相应，提出天无口目的学说：有尊孔，就有反对孔子的“问孔”文章。汉光武以谶纬来愚弄人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使桓谭来整理有关谶纬的书籍；桓谭以“臣不读谶”[40]拒绝了皇帝的答问。桓谭说：“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也。”[41]在皇帝的严威之下，而能正直不阿，说出这样的话，他的正义精神可见是惊人的。仲长统看见当时“选士而论族姓门阀，交游（专）趋于富贵之门”，诵读五经弄得乌烟瘴气，甚至有“行赂改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不禁慷慨激昂地作诗以见志。仲长统的诗说：“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42]可以看出他对于奔竞仕途、斯文扫地的愤慨。“高门无下品”，攀亲也必依附高门，发展到了魏晋，遂制定了“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成为“官人”的框框，用以培养贵族门阀，来欺压人民，使人民难以翻身。
董仲舒“推明孔氏”制定了“三纲五常”，作为桎梏人民精神的枷锁。统治者对于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只有条文而没有细目。对于女性“男尊女卑”还不满意，还要她们“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于是班固的胞妹班昭连忙编写了《女诫》七条：第一卑弱，第二夫妇，第三敬慎，第四妇行，第五专心，第六曲从，第七叔妹。其主要的意旨是“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必须“忍辱含垢，常若畏惧，卑弱下人”，又必须曲从姑舅之言，“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是谓曲从”。因之就说：“生男如狼，犹恐其尫；生女如鼠，犹恐其虎。”[43]把支撑半边天的女性，教成遵守夫权的驯服的工具。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旧中国）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44]汉代统治者满以为制定了“三纲五常”以及尊崇夫权的《女诫》就可以约束人民不致异动了。然而，有压迫就有反抗，尤其是在前汉之末农民起义的时候，山东海曲（今山东日照）就有女英雄吕母起兵反抗。须知支撑半边天的女子们不是好惹的。
山东吕母崮遗址
汉朝政府对人民的压迫，激起农民不断起义，就震撼动摇汉朝的政局了。在前汉末年爆发了赤眉、铜马等农民军的起义，光武帝刘秀借着农民军起义的力量，统一了中原，经过休养生息，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民户达四百二十七万户，人口在一千六百三十四至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到桓帝之初（永寿二年），民户增加到一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十，人口增加到五千零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由和帝、顺帝而后，特别是桓灵之世，宦官当权，外戚专政，再加上灵帝的贪污腐化，卖官鬻爵，大捕党人，横征暴敛，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终于激起了青、冀、兖、豫等八州人民以黄巾为标记的农民军大起义。人民群起响应，“襁负归之”。人民群众腾欢之时，就是统治阶级难受之日。于是，统治政权中的军阀官僚们也不得不暂时放下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征讨“黄巾”为名，而成群结队地起来镇压农民军，随后又为着自己争夺地盘，借着所招抚的农民军的力量，互相混战，再加上由战争而带来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岂止是斗米千钱，乃至“黄金一镒，买来一斛”，又加上天灾流行，死亡过多，无人收拾而带来瘟疫，人口骤然下降。正如王粲《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45]其惨痛的情况可以概见。因此，八州之民，不及桓帝时一州的数量。当魏文帝曹丕当了皇帝之时，据统计，魏与蜀的民户只有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即是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仍然挣扎起来，在宛、洛的废墟上恢复了生产。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看到三国时期魏、蜀、吴之所以能够鼎立，尤其是曹操能够巩固北方的边疆，平定中原，就是由于他不像其他军阀那样屠杀农民军，而是团结青州的农民军的势力来巩固其政权，注意到民生，恢复了生产，人民逐渐安定下来。宛洛之间，农桑遍野，形成了中原得以安稳、经济和文化得以繁荣的局势。至于像袁绍、袁术之流，因为只顾抢夺地盘，纵然是“四世三公”，也不过成了招致灭亡的条件，所以就迅速地垮台了。在这兵荒马乱之中，天灾瘟疫流行之际，由于劳动人民的智慧，而出现了治疗瘟疫的医学家张仲景，著有《伤寒论》；出现了对于科学技术有创造发明的科学家马钧等人。人民群众以及无数无名英雄，与统治者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生产和科学技术都逐渐地发展起来。这是值得称道的。
* * *
[1]. 参考《居延汉简考释》，新发现《汉男子张景碑》，《汉书·贾谊传》韦昭注及［东汉］刘熙著《释名》。
[2]. 《汉书·武帝纪》。
[3]. 《汉书·食货志》，并参考《居延汉简考释》。
[4]. 《汉书·食货志》及《后汉书·殇帝纪》。
[5]. 《资治通鉴补·汉纪》。
[6]. 《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元后传》。
[7].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8]. 《汉书·杨恽传》。
[9]. 《汉书·董仲舒传》。
[10]. 《汉书·王莽传》。
[11].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12]. 《三国志·蜀书·糜竺传》。
[13]. 《汉书·蔡茂传》。
[14]. 《汉书·张禹传》。
[15]. 《后汉书·马援列传》。
[16]. 《后汉书·侯览传》。
[17]. 《资治通鉴补·汉纪》。
[18].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
[19]. 《汉书·游侠传》。
[20]. 《汉书·梁孝王传》。
[21]. 《资治通鉴补·汉纪》。
[22]. 《后汉书·邓晨传》。
[23]. 《汉书·王莽传》。
[24].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25]. 《后汉书·梁统列传》。
[26]. 《全上古汉魏六朝文》辑王褒《僮约》、崔寔《政论》。
[27]. 《汉书·霍光传》。
[2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编：《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
[29]. 《后汉书·王符传》。
[30]. 《后汉书·王丹传》。
[31]. 见四川汉画像砖拓片。
[32]. 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汉张叔敬陶罐朱书题字。
[33]. 《汉书·杜周传》。
[34]. ［东汉］桓谭：《新论·正经》。
[35]. 《后汉书·仲长统传》。
[36].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37].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38]. 《汉书·董仲舒传》。
[39]. 《后汉书·桓荣传》。
[40]. 《后汉书·桓谭传》。
[41]. 《新论·启寤》。
[42]. 《丹铅总录·诗话类》。
[43]. 《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辑班昭文》。
[4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集》（第一卷）。
[45]. 沈德潜：《古诗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