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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的阶级压迫
刘邦建立汉政权时，能够审量形势，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他不走六国分裂的回头道路，而坚持统一，以法制来约束人民。他入关之初，就提出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者抵罪。”汉初不是像以前战国时代，随便可以杀奴隶，人身有了比较平等的待遇和保障。对于人民的搜刮，在田地租税上，是用重农政策和轻税制度的所谓“轻田租，十五而税一”。到景帝时，“三十而税一”。至于没有田地的贫雇农，“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就是收下籽粒来，农民与地主对半分成。这样劳动人民自己有了一定量的收入，要比在奴隶主奴役下，生命不能自保，除了枷锁而外一无所有，死了还要殉葬，要好得多了。因之在汉初，由于农民得以耕种自己的土地，从事劳动有一定兴趣，因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手工业产品的制造也精益求精，向前推进。《汉书·食货志》记载：
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失行谊而黜愧辱焉。
《汉书·食货志》是据《史记·平准书》转抄下来的。这种说法，未免有许多夸张之辞，而且一般史书把这种政绩都归功于“文景之治”，不过也反映了汉初经济确是比较繁荣的。汉初生产发展的原因，已如前述，主要的原因是劳动人民有了自耕的田地，经过辛勤的劳动，生产出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贪婪的地主阶级也和奴隶主的本质都一样，随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从而更为加倍克扣和压榨。他们对于劳动人民除了物质上的剥削和勒索而外，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利和秩序，制定了一套精神上的枷锁。
称谓的不同
在封建社会内阶级的构成，统治者有帝王将相、地主豪绅、士大夫们，而被统治者有农民、手工业工人（实际是被髡钳的工徒）、军士、奴婢等。当时的被统治者称呼统治者为大人、先生、夫人、公子等，还要加以官衔和爵位。而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农民，男的则叫作男子，女子则叫作妇人。对于手工业工人叫作工徒，对于军士则叫作田卒和戍卒，比戍卒身份较高的叫作良家子。当时砍柴斫薪的叫作厮（后来对于使用的小孩子叫作小厮），做饭司烹调的叫作养（就是后来的炊事员）。凡是参加劳动的成员，统治者都给以鄙贱的称呼。在封建社会内，尤其是封建社会初期，把奴隶置诸广柳车中，还能大量地买卖，因之对于奴婢，男的叫作大男，女的叫作大婢。[1]至于依附于地主阶级的“客”，自己称作贱子。如《汉书·楼护传》说：“时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待遇的不平等了。
赋役剥削
在汉代出生的小孩叫作黄口小儿。只要生子到三岁，就要出口赋（人头税）了。汉武帝时，因为“征伐四夷，重赋于民”[2]，所以，每年逢八月，就要清查户口（算人），弄得人民困苦不堪。后来改为“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就是“民年七岁至十五岁，年出二十三钱”，叫作口赋。“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年出百二十钱”，叫作算赋。各王国、侯国的算赋，要以其中百分之六十五献于天子，叫作献赋。
汉代赋役制度，大概可分为三种，除口赋而外，就是田赋和徭役。田赋即三十税一的制度。徭役就是人民出劳役，通称为“更”。充劳役的人叫作更卒。每年任劳役一月叫作正卒。至于充当“山地材官，北边骑士，水居楼船”的，叫作屯戍之卒。戍卫官廷的叫作卫士，把守于边防的叫作戍卒。人民当了一年的戍卒，任务完毕以后叫作过更，花钱雇人为戍卒的叫作践更。[3]
人民贫富的区别是什么？怎样算贫，怎样才算富呢？关于人民所有财产的基数，在汉代成文法上有这样的规定，通常的农民一家五口，耕田五亩，岁收粟一百五十石（每石合近代三斗三升三合），除了十分之一的租税而外，五口之家仅足温饱。人民的财产是以“衣履釜甑（蒸食物的器具）”来计算的。釜甑多了恐怕统治者抽调劳役，就把它卖掉，“以避科税，而豪富之家，乘贱买之，故得其利”。[4]一甑之价，值钱多少？尚未见于记载，不得而知。可是据《汉书·成帝纪》记载：“不满千钱，为极贫之产”，“鸿嘉四年诏民资不满三万无出租赋”。这就规定了贫富的限度。
对于地主官僚占有的田地和使用的奴婢，也有限制。在汉哀帝时，孔光条奏：“限名田、奴婢，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皆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虽然有这种政令，其实是等于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实行过。汉代宫廷中诸官奴婢十余万人，岁费五六百臣万。[5]在民间，巴蜀的卓氏至富，家僮八百人。汉哀、平间，皇亲王氏封为五侯，家僮千人，宾客满门。[6]哀帝给幸臣董贤赐田千余顷，破坏了分封土地的制度。均田之制，早已不存在了。
贫富两极分化
早在西汉初年，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新兴的官僚地主、皇亲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将军灌夫家累数千万，宗族宾客众多，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广阔，权利横于颍川。[7]失意的贵族杨恽，因为拥有厚资，大治田园宅第，“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8]这都说明了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大地主庄园的经营。还有郑当时在长安京城的郊区置有庄园和别墅，每逢休沐之暇，就请客到他的别墅里饮酒宴会，当时称为“郑庄（当时的别号）好客”。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已经看到这种贫富悬殊情况，为了维护汉朝政府的统治，不得不慷慨地说道：“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无）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9]董氏所说的“奸邪不可胜”就是反映了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农民不得不起义反抗。
从汉初到哀、平，不过二百多年之间，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之下，贫富不均，农民逐渐失去土地，不是起来造反，就是沦为任人鞭挞的刑徒，和充当奴隶，过着悲惨的日子。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就下令说：“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又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10]王莽只看见豪民霸占田地的不均，就要开倒车，行复古的制度，回到奴隶制时代，实行王田的道路上去，所以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到了东汉，土地兼并和养奴蓄婢的风气，一点也没有改变。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千；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11]聚敛之多和奢靡之风，更超过了前汉。
汉光武帝为平抑民愤所采取的措施
汉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挽救其危机局势，便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打击豪强、丈量田地、释放奴婢等三项措施和政策，来平抑民愤。尤其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不像王莽那样要恢复井田制度，徒尚空言，而是有具体的措施，在剔除统治者压榨侵吞的积弊上，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因而，东汉在恢复生产和繁荣经济方面也有所进展，但是执行得终究是不彻底，也是不可能彻底施行的。
我们先从东汉以前各地方富户豪强势力谈起。汉朝统治者为了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吞并，注意打击豪强，主要是战国末期遗留下来的奴隶主残余势力和豪强地主。据《汉书·贾捐之传》说：“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于是《高帝纪》记载：“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就是指东方诸侯奴隶领主的残余势力而言的。《后汉书·郑弘传》注说：“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其突出的大姓如《汉书·严延年传》说的“涿人……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又“颍水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这可见到西汉宣帝年间，奴隶主的残余势力，犹且猖狂如此。至于《汉书·王尊传》所说：“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萭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汉书·田延年传》说：“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这可能指庶族（没有官爵身份的）地主兼营商业的市侩而言的。在汉代的奴隶主的残余势力虽然受到打击，可是兼营商业的仍然在社会上是一种潜伏的势力，一直到三国时依然存在。如三国时的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12]，就是一个例子。此外新兴的有身份的官僚地主阶级迅速地发展起来。到了东汉光武以后，从龙附凤的外戚权臣，猖狂得更甚。
新兴的贵族官僚地主阶级也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皇帝是最大的地主阶级。汉高祖刘邦问他得到的财产，“孰与仲多”，显出了天下是他一家的天下，他的王子皇孙封国称王，不但拥有土地，还有开采盐铁的特殊权力，说明他就是最大的地主。第二是从龙的功臣，尤其是外戚。只要是功臣，自然可以攀龙附凤，当上皇亲国戚，占领大量的田宅。如汉武帝时的田蚡、窦婴，无不大治宅第，拥有膏腴田园，形成了大庄园主。汉哀帝时的外戚王商等，一日同封五侯，也是大起宅第，宾客满门，横暴一时，“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13]。功臣如安昌侯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14]一直到后汉功臣而兼外戚的马家，马援之后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洛阳）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15]自西汉到东汉以来，如前汉的田、窦，后汉的马、郭、殷、王，形成地主贵族世家。第三是宦官。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招权纳贿，无恶不作。如宦官侯览，“夺人田地至百一十八顷，大起第宅十有六区”，皆穷极壮丽。其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16]第四是中小官吏和书佐所形成的中小地主阶级。他们的官职虽卑，可是拥有出纳政令、运送国家财富的实权，所以如史籍记载，上计吏到一个地方，在亭传上累积堆放着运送的货物。[17]生极其养，死了还营葬高大的坟墓。例如，近来四川发现的王晖墓中雕画的石椁和山西左元异墓碣，石刻壁画皆穷极华丽，非殷实之户不能办到。其生前贪婪的情况，可想而知。第五是没有身份的庶族地主。他们与官僚地主互相勾结又互相斗争。如《汉书·陈汤传》说：“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可是庶族地主如三国时的张既“世单家（富），为人有容仪。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予，以是见识焉”。[18]以此来勾结官僚地主阶级。自东汉以来，察举孝廉方正和秀才，统治者所察举的全是有钱有势的地主阶级中的人物，也有庶族地主阶级因缘攀进的人物。这就成为庶族地主阶级进身之阶了。
依附于地主阶级的游手好闲的知识分子，据荀悦《汉纪》中所说，有“三游”，就是游侠和游客，以及游行（亦即游行四方的说客一类）。
所谓游侠，即《汉书·游侠传》所说：“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观其温良泛爱，赈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张衡《西京赋》说：“都邑游侠，张赵之伦……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蕃有徒，其从如云。”他们为了杀富济贫，随手立致千金，随手亦可散去，声势显赫一时。在汉代前期，著名游侠有朱家、郭解，成帝之时又有楼护、陈遵，都以依附豪势，行侠好义，闻名于时。[19]到了东汉还有戴良，尚侠气，食客尝三四百人，当时称为“关东大侠戴子高”。既至三国以后，这种风气就较为罕见。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游客，就是宾客。食客又可以谓之奴客，它的身份，由诸侯的上宾逐渐下降为与奴仆几乎相等的奴客。这是由于阶级分化，有的贫寒知识分子猎取功名，上升在地主阶级的行列，当然毕竟是在少数；而多数逐渐下降为奴客。这种逐渐向两极分化的情况，是有迹象可寻的。
这里要谈的什么是宾客？《汉书·周昌传》说：“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官名），其从兄周苛为客。”客为“帐下宾客，不掌官也”，就是不受官爵，待以客礼的叫作宾客。在汉代初年，首先是分封的同姓诸王，都要延揽宾客，为之出谋划策，以期取得最高的权力和地位。像淮南王刘安，就延揽了很多的宾客，给以优厚的待遇，甚至“鸡犬都可以升天”。梁孝王建筑梁园，广收宾客，延请了如枚乘等人，“为上国大宾，与英俊并依，得其所好”[20]。到东汉光武之时，楚元王刘英也好交结宾客，“以谋得逞”。这时的宾客，真成了天之骄子。其次是地主豪势之家，如前汉的公孙贺，“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又“新丰杜建，为京兆掾，护作平陵方上（陵工）。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甚至颍川大姓原褚，宗族横姿，宾客犯为盗贼”[21]。还有一些缙绅士大夫，虽然没有多少钱，也要请一两位门客，来撑面子。于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都想当上官僚地主的宾客。当时作宾客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自贬身价，甘处于为人当雇工，如佣作奴仆的地位。如《后汉书·桓荣传》说：“（桓荣）家贫无资，常客佣自给。”托名汉刘向撰的《列仙传》说：“宋璜，广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道士阮丘，丘怜之。璜曰：‘病愈当为君作客三年，不致自还。’”而当时的官吏为了撑面子，也要雇一二人为客。崔寔《政论》说：“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佣一月千钱。”三国时的焦先，“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从此由诸侯的宾客沦落而为奴客的地位了。沿及晋代，奴客称客户，有的与雇农、佃客地位同等。《三国志·吴书·潘璋传》：“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晋书·食货志》说：“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奴客也可称为佃客了。
为此，东汉初年采取了一些打击豪强地主的措施：
（1）仗量田地。汉初在关中开辟土地，兴治沟渠，发展生产，来拱卫京师长安。由于膏腴满野，故称“陆海”。及至光武建都洛阳，政治中心乃由长安移到洛阳。南阳为光武故乡，因此特别注意于洛阳以东的地区开垦田地，提高生产。兴修鸿陂渠，灌溉田亩数千顷。汝阳一带尤为殷富，“鱼稻之饶，流衍他郡”[22]。光武帝时特别注意度田（丈量田地），而且行之甚力，度田不实者，多因之致罪。光武帝度田的目的是专为着充实帝室，中饱统治者的私囊；而限制官吏的名田，尚在其次；至于富人的土地侵吞，害及贫民，就不在帝王的心目中了。就是这种清丈田地，也是有偏倚，仗量不均，清查不实的。《后汉书·刘隆传》说：
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光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显宗（明帝）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
所以仗量田地清查田亩，在光武帝时就根本实行不通。到了明帝、章帝以后，宦官外戚专权，土地的兼并、奢侈风气，更超出于前汉，人民的痛苦更形增加了。
（2）释放奴婢。在汉代存留着奴隶制的残余，地主每家蓄养奴婢和虐待奴婢是社会上一个严重问题。王莽时规定了“民田奴婢，不得买卖”。就是有奴婢之家，自“上公以下，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23]，以此来限制大地主官僚蓄养奴婢的数量。光武帝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利和地位，使奴隶不至于和农民在一起起来反抗，因之对于释放奴婢和改善奴婢的待遇，确有明文规定。如建武七年五月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十一年八月诏：“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者为庶民。”又十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十三年冬十二月诏：“益州自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24]在光武时不止一次地颁布释放奴婢的命令，并规定奴婢不得买卖，改善对奴婢的待遇，被解放的奴婢称为庶民。
在法律上规定不得乱杀奴婢，使其人身得到保障，实际执行了没有，执行得如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当时可能表面上执行过，而骨子里仍是阳奉阴违。如《后汉书·郑兴列传》说，兴以“私买奴婢，坐左转莲勺令”。当时，奴婢不但买卖，还可以互相赠送。《后汉书·李恂传》说：“贾胡数（李）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而买卖奴婢还是普遍的，如《三国志·魏书·杨俊传》说：“宗族知故为人所掠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那么因为无钱被掠作奴仆而不能赎的，不知要多少家了。所以在光武颁布明令不久，外戚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折象家僮八百人，资财二亿。大官僚梁冀“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25]。这可见到东汉末年，贵族家庭蓄养的奴婢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奴婢受着鞭挞凌辱、目不忍睹的不平等待遇，生活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前汉王褒曾著过一篇《僮约》。“僮约”就是一个买卖奴婢的契约，也叫作券文。券文上说：“神爵二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褒的别字）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蕙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奴名），决资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截竿凿斗，锄园斫陌……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王褒所写的“僮约”虽然是戏言，然可以反映出汉代地主豪强虐待奴婢的惨况。那时贫民一做了奴婢，正如王褒所说“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凿额”[26]了 。
当然也有地主豪门的豪奴恶仆仗势欺人这类事经常发生。如前汉霍光的家奴与御史魏相的家奴争道，“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霍氏的家奴头子监奴冯子都和王子方等人，狐假虎威，不可一世，“视丞相亡（蔑）如也”[27]。汉辛延年的《羽林郎》诗句说：“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其猖狂傲慢的情况可想而知。这种倚势凌人的豪奴恶仆，他们早已失去其阶级的本性，欺压良民，作恶多端，已经不齿于人类。这种败类是少数，而受着苦难和不平等待遇的贫苦奴隶总在多数，而且是大多数。
（3）允许刑徒自赎。在汉代建筑宫殿陵苑，修治沟渠道路，开采盐铁等项大工程，以及纺织、陶冶、铸铜、髹漆等官营手工业生产的精美物品，皆是由大量的刑徒惨淡经营和制造出来的。刑徒是创造社会财富、发扬祖国文化的主要劳动力之一。可是刑徒的身份和待遇，尚不能与奴婢相比，他们受到的肉体责罚和桎梏，生活的痛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在山东诸城县发现了刑徒被髠钳的一张石刻汉画，可以略见一斑。汉代修建工程所使用的刑徒动以十万计算。《汉书·陈汤传》说，修昌陵时，“卒徒工庸以臣万数，至然（燃）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价，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这样数字庞大、夜以继日的劳作的刑徒的来源如何呢？一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有些大臣官吏得罪了当权执政者，因之被罪而罚作为刑徒。这在刑徒中实占少数。二是贫苦大众，主要是农民。他们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稍有不遂，就被横加以罪名，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充当了刑徒，这在各类工种中占绝对的多数。定刑徒的罪名也有等级和年限的区别。据《汉书音义》说：“一岁刑为罚作，二岁刑已上为耐。”耐是“轻刑之名”，犯耐罪而私自逃跑的就叫作亡命。又《汉旧仪》说：“髠钳为五岁刑，完城旦舂为四岁刑，鬼薪（也写作新）白粲为三岁刑，司寇为二岁刑，罚作（名复作）为一岁刑。”凡是犯罪的刑徒，官吏则收容在都城中名叫“若卢”的监狱里，至于一般农民刑徒则在普通的监狱里。表现好而刑期未满者，不戴刑具，要比刑徒身份略高，叫作弛刑。这些弛刑徒可拨到边疆上充当卒徒。在服刑期内调配到工地上充劳役的，有技能者叫作五任；没有技能者只充当小工，还须戴上刑具工作，叫作无任。[28]尽管刑罚这样严重，待遇又区别得这样酷苛；可是只要有势力有钱财，就可以赎罪。如大官僚李燮“以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满岁，（安平王）果坐不道被诛，乃拜燮为议郎……擢河南尹”。又如文学家蔡邕以得罪权势，髠钳为徒，不久就以钱财来赎罪，得免于徒刑。《后汉书·明帝纪》载：建武中元二年建武十二月甲寅诏“……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髠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至于女徒，《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1年），“天下女徒已论归家，（出）顾山钱月三百。”只要有钱，就可以赎罪；若是无钱的贫苦劳动人民，就只有长期作刑徒了。
武梁祠画像中的刑徒罪人
刑徒墓砖刻文
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所在地，在洛阳四周围营造的工程是众多的，无疑是使用了大量的刑徒。最近在洛阳附近偃师县佃庄附近发现了汉代刑徒野葬墓地。这些刑徒的尸首，似乎用薄薄的棺材浮葬在野地里，身边还有手铐和脚镣，身上只放两三枚五铢钱，最多的也不过九个五铢钱和一个盛水的瓦罐子，身后的惨状如此，则其生前的痛苦生活可知。身旁还有一块墓砖，上面刻着刑徒的籍贯、姓名、罪行、死期和所作的任务，如有一块砖刻着“五任汝南南顿鬼新黄柏元初六年闰二月死”。又一块墓砖刻着“无任南阳武阴完城旦捐祖永初元年七月九日物故死在此下”。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悲惨的情况，而五任和无任的区别，也可以弄明白了。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编写的《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这篇报告说，这些刑徒多来自幽、兖、豫、荆、青、徐、冀、并八州之地。考察这些刑徒的骨骼，多半是中年受残酷的虐待，未能到刑满之期而中途死亡，墓葬的年代多半是从汉永元四年（92年）到延光四年（125年）时期。工徒的待遇，既然这样，农民的生活的凄惨状况，更可想而知，因之为时不到四十年就激起了黄巾农民军大起义，八州之人，因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响应，“襁负归之”。农民起来反抗统治者如火如荼的情况，就形成轩然大波了。
统治者刚柔并济的两面政策
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压榨、剥削劳动人民时，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拿着“仁者爱人”的经典，惯耍两面派手法。统治者在横征暴敛和高压之时，有时摆出慈善姿态，要豁免租况，减轻徭役，优待刑徒；有时露出狰狞凶险的面孔。在荒旱年间，甚至开仓赈济，其实并不都是实心爱民。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所设置的常平仓的情况。《后汉书·刘般传》中刘般说：“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而“贵戚椒房之家，数用恩势，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29]汉朝政府的朘削暴敛，卖官鬻爵，压榨百姓，已经是罪恶昭彰，人所周知。
地主阶级为了饱填其欲壑，达到其巧取豪夺、兼并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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