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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制度解体，封建制度逐渐建立，到秦代统一中国之后，改变了诸侯割据的局面，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真正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为了边境防御，有时发生战争，但是有斗争，也就有团结与和平。当时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所谓西戎，早已与诸夏人民友好往来。
汉朝建立，与北边的匈奴虽然进行过战争，但不久就结亲，和睦共处。又像在东南的南粤和闽粤，西南的夜郎、滇、嶲，都和汉朝团结在一个领域之内。
据最近考古学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多出于一源。如《汉书·匈奴传》上说，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上说，四川的巴国“为黄帝高阳之支庶”。若东北鲜卑、乌桓诸民族，多为有虞氏之后。虽然传说不一定可靠，可是彼此之间，互有影响，当是无疑的。至于西南各兄弟民族，也有从马来亚来的，同处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内。各民族的形成，自然有他们的特点，文字语言也有差异，但也有其共同之处。总的说来，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各兄弟民族人民“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了经济和文化。以往的人，往往把各族人民习惯于国内的风俗服饰，说成是“华化”，是不够妥当的，应该认为是兄弟般的各族人民，彼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祖国的人民，最能够吸取众长，因之胡人中有汉族的风俗，汉族中也有胡人的风俗。在我国历史上不是有过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龟兹国喜欢汉代的服饰习俗的故事吗？汉高祖刘邦更喜爱楚国巴渝的歌舞。在汉代，早有著名的外科医药药方的流传，因为匈奴人尤长外科。尤其是在语言文字方面，汉族语言中已有不少兄弟民族的词汇，如北京常用的“胡同”二字，就是从元代蒙古语言中流传而来的。所以说，祖国文化的发展，不能全归功于汉族，而是由各民族融和会通、共同努力的结果。
汉族名称的由来
汉族这个名词，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从汉朝建立以后，才形成起来的。在秦汉以前，只有“华夏”的称呼，而很少看见“汉人”这种叫法。在秦代统一中国之后，威声远及西域，当时各地称中国人为“秦人”。汉灭秦以后，邻邦人民还称中国人为秦人。[1]《汉书·匈奴传》上说，汉代的降将卫律，为单于谋划，教匈奴人“穿井，筑城，治楼，以藏（五）谷，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说：“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顾炎武说：“彼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犹后世言汉人耳。”还有清光绪间在新疆温宿州拜城县发现的《汉刘平国治□谷关颂》石刻上载：“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来，共作□□□□□□谷关，八月一日始断山石作孔……”王国维先生作跋说：“匈奴、西域皆谓汉人为秦人。孟伯山等六人称秦人，知刘平国非秦人矣。”[2]
到了什么时候才通称中国人为“汉人”呢？
原来汉高祖刘邦入关破秦后，因为有楚怀王的“先入关者王之”的诺言在前，项羽就假借楚怀王的名义，封刘邦为汉中王，说：“汉中亦三秦之地也。”刘邦心中非常不满意。《汉书·萧何传》上有一段对话。萧何谏刘邦说：“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说：“何为乃死也？”萧何说：“……语曰‘天汉’，其称甚善。”孟康注：“语，古语也。言地之有汉，若天之有河汉，名号休美。”臣瓒说：“流俗语云‘天汉’，其言常以汉配天，此美名也。”所以，当刘邦逐步胜利以后，就以汉作为朝代的名称。可是当时的情况，除了秦朝而外，楚是东南方面的大国。由于楚地势雄伟，人民奋勇，还有三闾大夫屈原所作的爱国的、绮丽、悲愤的诗《离骚》，文化的灿烂是可观的。因之，当时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到了秦亡，楚汉相争，楚的势力仍占上风，尤其是楚国的文化，楚国的服饰和歌舞，真是人所爱好，南北共传的。与楚霸王项羽对抗的刘邦，习染了楚俗，喜欢楚国的歌舞，说明了他们旗鼓相当，大有平分秋色之势。自从刘邦不专用力谋而以智取，战胜了项羽，取而代之，建立了汉朝。在汉代的建筑中有“汉并天下”的瓦当，还有“唯汉三年大并天下”的铭刻，作为宣传。因而秦人改称为汉人，遂有汉族名称的兴起。汉族不过是各兄弟民族之一，若由此引申而为大汉族主义，那就是荒谬之论了。
“汉并天下”瓦当
新城市出现
事情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就以我国的方域而论，从北方苍茫的沙漠到炎热的岭南，从西部的喜马拉雅山到东海，领域是辽廓的。祖国人民在这块地方上土生土长，辛勤劳动，不断地垦殖渔牧，发展生产。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大部分奴隶和农民从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统治下解脱出来，获得了能自耕的土地，开辟了大量荒芜的田园。各地方的工商业也逐渐繁荣，出现了新的都市。当时除了成周而外，在齐国有临淄，赵国有邯郸，秦国有咸阳，楚国有寿春等。据说那时临淄已经有四十万人，商业兴盛，建筑物鳞次栉比，来往的人“肩相摩而踵相接，举袂成幕，挥汗成雨”。邯郸更是各类人士云集，妇女善于精歌妙舞。各地方趋时的人，都要赶学邯郸人走路的步伐姿势，才觉得漂亮。至于燕、赵之歌和湘、楚、巴、渝之舞，真欲取郑、卫之音而代之了。这些城市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带，而未开辟的荒野地方还是很多的。
自秦统一六国，情况便不同了，开驰道（驿道），筑堤防，交通比以前便利多了。到汉定鼎之后，便出现了不少新的城市，《史记·货殖列传》里所举的长安、中山、广陵、番禺、宛、颍川等都会的繁盛的景象更是可想而知。《汉书·地理志》把全国分为十三郡，所建置的郡国以及出产盐铁的地区，罗列得极为详明。
当时出现的繁荣城市，到底有哪几处呢？我们可以举汉桓宽《盐铁论》里的叙述，作为概括说明。《盐铁论·通有篇》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菑［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再加上《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广陵和番禺，汉代比较大的城市，可以说是罗列略备。到王莽时，为了平抑物价，管制物资，疏通有无，以利于国家岁收，遂以长安、洛阳、邯郸、临菑、宛城作为五都之市，设立五均六筦的官职，作为管理货物中心的枢纽。那时，前汉政府建立在长安，长安是全国的首都。后汉的京城才建立在洛阳，长安与洛阳即所谓二京。关中、陕南一带经过修治，开渠通运，特别在关中修治了白渠，引泾、渭之水，灌溉田地，谷物丰富，因之关中之地，号称为“陆海”[3]。 由于关中是全国首都所在，人口众多，所出产的粮食要供给长安市民需用，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之，当时每年要从关东转运四百万石粮食来供应京师，还要把四川广汉的物资和丝织品之类，运到长安，补充衣料的不足。所谓关东，指的是齐、楚，就是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皖北等地方。关东富足，则关中自然富足；若是关东饥荒，关东饥民逃荒到关中，那么关中必然承受不起这种负担，就处于变乱状态了。关东这一块大平原上所出产的谷物，对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呀！（据记载，像关东的山西晋阳、太谷一带所出产的小米，肥美无比，淇水的竹林，是不可胜伐的。）从西汉到东汉，出产布匹和丝绸（汉代叫作缯帛）的地方是山东的任城（济宁）、河南的河内、四川的广汉，除了四川的广汉，另两处也都在关东。王充《论衡·程材篇》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织造出来的这些布匹、丝绸，不仅运到长安，供给汉代帝王将相们享受，而且匈奴和西域的王公贵族也酷爱国内的布帛、丝织品作为服饰，因之这些丝织品的原料和做出来的衣服流传到玉门关以外的边塞之下；又由西域新兴的城市高昌，辗转运输到月支、大秦等欧、亚边境一些地方，使这条交通大道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北各国争着要获得我国出产的缯帛，所以《后汉书·大秦传》上说：“安息欲以汉缯与之交市，故遮阂汉使，不得自达。”使国际间的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盛况。
汉长安城门遗址
我国幅员辽廓，气候寒暖不同，山区河流和平原地带不一样，所以物产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同心合力，突破了自然灾害的困难，使生产有了发展。例如，在汉代甚至到东汉的时候，渤海湾上渔阳一带还不能种稻；五原是游牧地区，本宜于种麻，但是当地人民还不大会纺织，冬天无衣服可穿，就卧在绒毛细草堆中，借以御寒，不敢出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种田植谷还在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尤其是江南盛产蚕桑之乡，在汉代只能生产“越布”，还不能够纺织丝绸，甚至到三国鼎立的时候，曹丕嘲笑东吴的国主孙权说：江东所做的葛布，怎能够比上我们北方所产的罗纨绮縠呢？就在那时，曹丕的母亲卞氏送给杨彪的夫人袁氏常山郡房子县（今河北临城）产的宫锦百斤、文绢百匹，说明了北方盛产绢帛的情况。关于当时生产发展的情况，前后《汉书》的列传中都有记载，由于文章过长，姑不多引，唯有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概括得较为扼要，我不妨把原文抄录在下面：
九真庐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燉［敦］煌不晓作耧犁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魏）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又燉［敦］煌俗，妇女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赀。茨充（汉）为桂阳令，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贮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燃）火燎炙。充教民益种桑柘，养蚕织履，复令种苎麻，数年之间，大赖其利，衣履温暖。今江南知桑蚕织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绩织，民冬月无衣，积细草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为作纺绩织纴之具，以教民得以免饥寒。安在不教乎？
还有《后汉书·张堪传》说：
由蜀郡太守迁渔阳太守，乃于狐奴（今北京市顺义县、密云县）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双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这两段记载所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当然改变自然、发展生产的主要动力，是劳动人民，而不是桂阳令和渔阳太守。劳动人民是创造人类财富的英雄，领导者自然是在关键上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当时，如没有当地人民迫切的需要和劳动人民群众齐心协力的创造精神，那么纵有桂阳令和渔阳太守的领导，要达到比以前更高的水平，也是不可想象的。
交通发展，边塞经济繁荣
有汉一代，不仅自然面貌有了改变，发展了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建立了新兴的都市，而且在广阔的天地里，这些山南海北的城市间，穿山越岭，铺平了道路，修治了沟渠；在城市与城市间，设立了十里一亭，五里一堠，每隔三十里建立驿站，把这些城市联系在一起。在边塞上还设置了屯田、城障和烽燧，巩固了边防，使国家的军队和行商旅客，来往于从长安到西域的大道上，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这种交通道路畅通的情况，在汉代初年尚不能如此，而是汉初继承秦朝统一国内后修治道路的基础，经过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不断地辛勤劳动，逐渐建设起来的。就以西汉初首都长安和东汉首都洛阳而论，当时到关东、关西以及到四川成都和到江南吴郡的水陆交通，还是有阻梗的。
例如从汉中到四川，褒斜道长二百五十八里，中间全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到后汉永平六年乃修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建立了五个大桥，设置了邮亭驿站，行人车马得以畅通无阻。这样大的工程，凡用劳动力“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余人，用瓦三十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粟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从永平六年动工兴修，到九年大功告成。从此，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稳）”。[4]又如从武都到洛阳，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马驴负载，僦五致一。虞诩乃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数十里，皆烧石剪木，开漕运道，川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费用，增产盐米，户口至四万余 。[5]从长安到潼关，修凿了运河，并整治了黄河的砥柱，关东的粮食布帛可以运到长安，供给首都。[6]
开通褒斜道碑
又如江南的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在战国时代，吴王要争霸上国，才开邗沟（在今江苏扬州附近）通江淮，可是“战舰仍不能达，只能由海入淮。若从常州经镇江向北至江岸，则只有陆路，没有水路”，因为从丹阳到镇江中间，有山路隔绝，即所谓“崭绝陵袭，施力艰辛”。到三国孙权时，才开通从吴县舟行过无锡、武进、丹阳到镇江的水道。《典略》记载：“先主（刘备）镇成都，拔魏延于汉中，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从成都到昆明，道路险阻，东汉到三国时，使用牦牛的西南各族人民，修治了道路，建立了亭驿，由成都到越嶲的道路亦遂畅通。
汉代从关中到九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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