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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惟州郡之兵不可用，即禁卒亦同虚设。端平初，魏了翁奏言：“异时江淮有警，或出禁旅以为声援。今也殿步二司久为庸奴所坏，平居则冒虚籍，有急则驱市人。江北、江西之行，所至辄败。况自近岁驭失其道，赏罚无章，中外之军，往往相谓战不如溃，功不如过。风声相挺，小则浮言谇语以扇其类，大则拥众称兵以凌其上，而欲恃此以为守，臣知其不可也。”（《本集》十九）奏上不数月，遂有临安首都军民交哄之怪剧（《宋季三朝政要》一）。禁卒之失律，遂成为朝野交谪之事实矣。
官兵如此，民团则何如？开庆元年（1259，元兵入临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言：“近时朝廷以保伍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为里胥者沿门而行，执笔以抄其户口，曰官命而各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于官，又从而垩通涂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书曰保伍如右。所谓保伍，如此而已！臣居庐陵，往往有寇警，则乡里又起所谓义丁者。一日隅总击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习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酾酒以待，随其所衣，信其所持，从而类编为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间，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则义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团结，州县奉旨而行移，计其规为布置，当有加密于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属邑合状帐申郡府，郡府合状帐申朝廷。计其数目当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当其分，则乡村无以通于镇市，镇市无以通于城郭。虏突如其来，彼一方者，力不敌，势不支，老弱未及拣，教阅未及施，虽有金鼓旗帜之物，而未之坐作进退之节也；虽有城池山泽之险，而未知备御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恃其粮，自备其饮食，则有所不能，抑于官则无以给也，有以给则又不能久也。臣故曰无益也。”（《本集》三）
宋季军队不惟战斗力弱，即其数量亦不敷边防。端平初，魏了翁已言“两淮民兵见谓骁捷，然轻进易退，不足以当坚忍之铁骑。淮西精甲数万，自去岁东附、龙门两败，所失盖万五千，而他州陷没者犹不计。江上诸军稍堪行陈者，制司并其器械舟船摘所以去，今得还与否，皆未可知。而军分不明，尤为可虑，如骑司、戎司之军，皆非旧来屯戍之地。将不知兵，兵不习险，缓急不可倚仗。荆襄所恃保捷一军，十余年来颇已凋落，虽有新招镇北二万人，其如南北军殆如冰炭。荆鄂旧军二万余人，粗若可用，然仅存者六七千人。虽有外五军，亦不满数千。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核实，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千七百里之边面，众寡强弱，此盖（不？）难见”（《本集》十九）也。其后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亦言：“自东海城筑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国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本集》三）盖宋季之民生与财政状况，已使大规模之扩张军备，为不可能，说详次节。
下 宋季之民生与国计
宋季民生国计上有三大事：曰土地之集中于贵势之家，曰楮币（即纸币）之滥发而低折，曰“和籴”“和买”之病民。
（1）初仁宗时曾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按：盖公卿占田不得过三十顷，武官占田不限，惟其田之免役者限十五顷；故牙前将吏下特著‘应复役者’四字，而公卿下不著。）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后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而官户田例免差科。政和中，乃诏品官限田，一品百顷，以差降杀，至九品为十亩，限外之数，并同编户差科”（《宋史·食货志》上一）。南渡后，官户田之优待废。绍兴二年（1132）户部侍郎柳约请复政和之制不果（《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十一）。然其后官户田不仅回复政和间之优待，且全免役，故理宗时孙梦观进讲，谓：“朝廷固尝随官品以定顷亩之限，出于所限者仍同编户，今固未尝过而问之。”（孙梦观《雪窗文集》二）
绍兴二年柳约之请复限田制也，右司谏方孟卿议之曰：“今郡县之间，官户田居其半，而占田过数者极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则专取于民，必致重困。臣谓艰难之际，士大夫义当体国，岂可厚享占田之利？”（《中兴两朝圣政》十一）方孟卿之言无意中泄露南宋初年土地分配之概况。其所言及之状况，自以南宋之境域为限。“占田过数（一百顷以下之数）者极少”，非因尔时之地主有取于中庸之道也，其故似别有在。在过去一阶段之中国社会，大地主阶级自以官户为主体。故愈近政治之中心则官户愈多，而兼并亦愈烈。北宋时代，江淮以南兼并之烈，自当逊于大河两岸。当南宋初年，此之情况，不能即大有改变，盖新朝之统治者在播迁之余，尚少求田问舍之暇也。然即如此，官户田已居郡县之半矣。
在南宋初年占田逾百顷者尚少，至南宋末年则百顷之田主已无足齿数矣。理宗时，孙梦观进讲，言“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雪窗文集》二）。而理宗端平元年（1234），刘克庄在奏牍中描写富贵家之财产尤为具体。彼等“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按：路为宋代最大之行政区域，有大于现今一省者）之阡陌。岁入（租）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刘克庄集》五一）。其后淳祐（理宗）六年（1246），谢方叔亦奏言：“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方叔更推原兼并促成之因曰：“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宋史·食货志》上一）
刘克庄、谢方叔皆言巨室有每岁收租至一百万斛者。当时岁租一百万斛之田，为亩几何？于此吾人得作一颇有趣之考据。理宗景定四年（1263）侍御史陈尧道等言：“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宋史·食货志》上一）以比例推之，则岁入百万斛之田为一百四十三万亩而弱，即一万四千三百顷而弱，为政和限田最高度之一百四十三倍。
官户田在南宋已占郡县之半，至南宋末，更当远逾于此。其精密之比率虽不可知，然两浙及江南东、西三路（约等于今浙江、江苏、江西三省），在宋季土地集中之情形，吾人尚可得更亲切之印象。据景定四年陈尧道等之估计，此三路逾限之田有三千万亩（《宋史·食货志》上一）。其占田逾限之地主在限内所有之田共得若干，史无明文，试从低假定为限外之半，则集中于彼等手之田地已有四千五百万亩，彼等尚非三路中一切大地主也。讫今江西、浙江二省已垦之田各不过四千一二百万亩耳。
（2）楮币虽源于唐之飞钱，然飞钱之性质仅如近世之汇票，直接为交易媒介之楮币似创于宋。真宋时始行于蜀之民间，不久政府即收其发行之权而专之，更推行于他地。南宋初楮币之用始广，至南宋末，中国已成一楮币世界矣。宁宗开禧以后，楮币发行之数量，今可考者列表如下（表中所列盖仅中央发行之数，其四川、两淮、湖广发行之数似尚不在内）：
观上表可知，从绍定六年至淳祐六年（1233——1246）之十三年间，楮币突增加一倍以上。其后增加之数虽不可考，然以其时财政艰窘之情形推之，增加之率只有更速。
楮币既滥发，而政府不能尽量兑现，即兑现亦不十足，且赋税之缴纳又不能全用楮币（大抵楮钱各半），其低折乃势所必然。理、度两朝楮币低折之实数，史无明文，然从其前后之情形推之，略亦可见。宁宗开禧间“朝廷始诏江、浙诸道，（每贯）必以七百七十行用，（折扣）终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顿损其半”（《鼠璞》上《楮券源流条》）。及宋亡十余年后，楮币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熝不烂之说。观音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貌美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熝不烂者，如碎絮筋查也”（《静斋至正直记》一）。理、度时之情形当去此不远。（孙梦观淳祐六年〈1246〉奏言：“今新楮之价，较之下方亦且削于曩之半矣。”见《本集》一。）
楮币事实上低降，而法令却不许其低降。商贾为避法及预防楮币低折之损失，只有高抬物价。此亦为宋季朝野交苦之一事。相传真德秀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奚其来，若元祐之司马光也。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真儒之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
若欲百物贱，
直待真直院。
及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第一义，而复以《大学衍义》进。愚民无知，乃以其言为不切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
吃了西湖水，
打了一锅面。
市井小儿嚣然诵之。继参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癸辛杂识》）。
宋季政府未尝无挽救楮轻之法，然其法转滋民怨。宁宗嘉定四年（1211），真德秀奏言“今新令之行，以旧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傥郡县推行唯谨，则实惠岂不周流？然虑其间未能亡弊，或颁降有限，仅充官吏之橐，而弗及齐民；或胥吏要求，只给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户；或创局亡几，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见遗；或争夺纷孥，难于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远近之人，赍持旧券，彷徨四顾，无所用之，弃掷燔烧，不复爱惜，岂不逆料它时之必至此乎”（《本集》二）。越二年，德秀又奏言：“今日关国脉盛衰，系民生休戚，其惟楮币一事乎！……自楮币之更，州县奉行失当，于是估籍徙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按：科敷谓责每户缴纳若干于政府）抑配，远近骚然，而厚敛始及民矣。告讦公行，根连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称提之说，逞朘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夫是数者，岂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坏既极，不得已而变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换，多方以优恤，惟恐其病民也。法行之初，虽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几又为之令曰：‘当估籍者毋得专行，必闻于朝，以俟报可。’忠厚谨审之意，寓于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观今之州县间，务为新奇，创立科调，乃多出于朝廷约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财并遭没入者矣，有亏陌田钱，而百万之赀悉从没入者矣。谓之奉法可乎？至于科富室之钱，朝廷之令所无也；拘盐商之舟，朝廷之令所无也；以产税多寡为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无也……臣闽人也，所谓家产满千钱藏券五十者，闽中之新令也。夫产满千钱，大约田几百亩，养生送死之费，县官征税之输，皆取具焉。非常之须，又不在是，安有余赀可市券而藏楮乎？况闽之为俗，土瘠人贫，号为甚富者视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岂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见楮价骤增，遂指以为新令之效，臣窃谓不然。乃者朝廷盖自有良画矣，曰福建上供，纯许用券。以一岁计之，为数几二百万。官之用券既多，则民之视券亦重。盖将不强之贵而自贵，不迫之藏而自藏矣。况民之输官者，钱楮各半，是朝廷缀见缗予州郡者亡虑百万，称提之助，沛然有余。尚何待它为科配乎？厥今四方之民病此极矣。”（《本集》二）“科敷”之弊，魏了翁在端平间曾拟补救之策，欲将“人户物力第为三等，而分为三限，以督其入。上者入初限，次者入中限，下者入末限。……盖欲藉上户气势，则以振作楮币，或可望其指日增价，一也。虑将来只是下户纳足，上户断然不纳，今先及上户则余人无词，二也。今未见亩步苗头之数，只得衮同科敷，是致中下户亦与上户无别。今若令上等先纳，次及中等，俟纳及太半之后，万一楮币顿复，则下户或可略与蠲减，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说皆以示恤小之意，而条目之颁，乃未及此。或者不过曰，上户先期输纳，则中下户必市贵楮。不知中下户皆有官（？）之家，非皆朝不谋夕，独不能豫为之待乎？”（《本集》二十）然朝贵不以其策为然，终未采用。
（3）理宗初年，言理财者已承认农商之赋税，已重至无可复加矣。（端平元年刘克庄奏言：“前世或税于农，或榷于商，今税榷俱重不可复加。”见《本集》五一）然宋季人民之负担除赋税外，尚有所谓“和买”“和籴”者。二制皆源于北宋，其初由官先给民钱，而民输绢帛谓之“和买”，输粟谓之“和籴”。然和买在宋季竟成为不给直之强取，或令民输钱以代绢。和籴则在北宋已有“官虽量予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凶岁不蠲，最为弊法”之怨声；至宋季则“计产抛数非其（民所）乐，低估高量，几于豪夺”矣。（《刘克庄集》五一）
“和买”“和籴”非一时一地偶尔之事，岁岁有之，且除权势之家外，户户有之。（《宋史·食货志》上一，淳祐七年（1247）谢方叔言：“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以此例之，和买当亦不及巨室。）
宋季人民和买之负担，今可考得一例：“淳熙五年知江宁县事章碉偶因推排，平白将一厢（城南厢）三都分立和买两色，增科绵绢于民。房地僦赁则起所谓家业钱，店肆买卖则起所谓营运钱。有如房地钱日收一十文，足纽家业钱一贯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及一贯文，即催和买绢五寸五分绵五分五厘，共折钱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厘。其店肆卖买，比之房地，尤无定准，皆是泛行约度。（足）纽营运钱每及一贯文，即催和买绢八寸绵八分，共折钱一百二十四文。”（《真德秀集》六）此为一较重之例，其轻亦不远也。
至和籴负担实数，文献无征。然宋季言财政而以纾民困为意者，其视和籴之废除，尤急于和买，则和籴负担之重，更甚于和买，可断言也。
救楮轻而免和籴为宋季财政上公认之一大问题。欲解决此问题，非政府新开一大财源不可。然于何开之？
端平元年（1234，元兵破临安之前四十二年）刘克庄为此建二策：一、择岁入百数十万斛之巨室，令所居郡县，各按版籍，十籴其七，若旁郡、邻县之侨产，则全籴焉。籴十年止，十年之外，国用少纾，则给其直。二、追大吏乾没之赃。据克庄言：“比年颛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克庄谓：“田当没入，止籴其粟，粟之外货宝如山自若也。货当没入，止追其赃，其不追者犹不胜用也。此于贵家大吏无甚损，而国与民皆可小苏，不亦简而易行乎？”（《本集》五一）然当时莫能行也。
景定（理宗）四年（1263，元兵破淮安之前十三年）贾似道为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使陈尧道（殿中侍御史）等合奏：“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诏从其言。既而朝士诋诽者汹然，理宗亦稍犹豫，谓“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似道以去就争之，乃降旨“买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为则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难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于是似道举其浙西田万亩，献为公田。亲贵大吏，颇有继之者，异议渐息。（初行公田事，《宋史·食货志》上一记在景定四年（1263），《宋季三朝政要》三记在三年，《齐东野语》十七记在二年壬寅。按二年为辛酉，《野语》显误，兹从《宋史》。）初议收买者仅逾限之田，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以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派买三分之一，其后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四十楮（一楮面值一贯），不及石者价随以减。（《宋史·贾似道传》言：“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似道四千缗买之。”）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节、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其施行之际，或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租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责换于田主。于是一时大小田主之怨声载道。会景定四年（1263），彗星见，求直言。于是公卿、大夫、士庶指斥公田之论，喧腾朝野。似道力辨人言，请辞相位。御笔答云：“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任职，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异议又沮。然以阻力之大，公田之推行，终宋之世只及于浙西，而和籴之免亦只限于浙西耳。（参《宋史·食货志》上一，《咸淳遗事》上，《齐东野语》十七《景定行公田》条，《钱唐遗事》五《推排公田》条。）
景定五年（1264），似道又行一富国之策，即清丈田土，以杜匿税，当时谓之推排，亦即所谓经界，南宋自朱熹以来理学家所称道不已者也。景定推排之法，始行于平江、绍兴及湖南路，遂命诸路漕帅皆施行焉。至度宗咸淳六年（1270）以郡县推排，虚加寡弱户田租，害民为甚，令各路监司询访，急除其弊。八年（1272）台臣言江西推排结局已久，旧设都官团长等虚名尚在，占吝常役，诏罢之。（《宋史》纪、志皆不载推排事，仅于《贾似道传》著一语，此据《续文献通考·田赋考》一，本书据序“参以诸说部杂篇议论，博取文集”，惟此未详所出。）景定推排实施之经过，史载甚略。今可得知者，此事所召地主之怨毒不亚于公田，或且过之，以其推行之地较广也。当时有传诵之讽刺诗曰：
三分天下二分亡，
犹把江山寸寸量。
纵使一丘添一亩，
也应不似旧封疆。
又有题《沁园春》于道间者，曰：
道过江南，泥墙粉壁，右具在前，
述某州某县某乡某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
气象萧条，生灵憔悴，经界从未必然。
惟何甚？为官为己，不把人怜。
思量，几许山川！况土地分张又百年！
正西蜀巉岩，云迷鸟道，两淮清野，日警狼烟。
宰相弄权，奸人罔上，谁念干戈未息肩？
掌大地，何须经界，“万取千焉”？
（右据《钱唐遗事》五《推排田亩》条，亦见《古杭杂记》。近人言土地制度有引此条为指公田之事者，大误。）
公田、推排之实施，使南宋政府与资产阶级发生利益冲突，而相乖离。南宋政府瓦解之速，此未始非其一要因。在民众未有组织之前，资产阶级之拥护，与一政府之存在，关系甚大，此乃无可如何之历史事实也。最后南宋政府不能不向资产阶级认错求援，然无益矣！少帝德祐元年（1275）春，贾似道既去国，北军已抵升、润，察院季可奏乞罢公田之籍，以收农心，谓：“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入骨髓；若尽还原主，免索原钱，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绝公田之苦。”然而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创，非理宗之本意，稔祸召怨，最为民苦，截日住罢，其田尽给付其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其后勘会谓招兵非便，且其田当还业主，于种户初无相干。秋成在迩，饷军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还田指挥，俟秋成后集议施行。有旨将平江、嘉兴、安吉公田照指挥蠲放，却从朝廷照净催米数回籴，其钱一半给佃主，一半给种户，以溥实惠，业主竟无与矣。盖业主佃主之分，当时用事者亦不能晓也。然边事日急，是时仍收公租。还田之事，竟不及行。
要之，宋在季年欲自固不能不扩军，欲扩军不能不用财。然是时国中财富集于巨室，齐民盖藏既鲜，而税担已重。加敛于齐民，则齐民无以堪命；强征于巨室，而巨室离心。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亡也。
（原载《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