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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端平入洛败盟辨
端平（理宗）元年（1234），夏，宋既助蒙古灭金。遂遣赵范帅师收复三京（宋以汴为东京，洛为西京，应天府即今商邱为南京，大名为北京。所谓三京，即前三京也）。至洛阳，蒙古拒之，宋师溃。自是宋与蒙古失和。《宋史·贾似道传》云，先是宋将“孟珙帅师会大元兵共灭金，约以陈蔡为界”，故“大元追兵……问（赵范）曰：‘何为而败盟也？’”（此事不见本纪或《孟珙传》，大奇）据此则三京之取，曲乃在宋。是时宋宰相为郑清之。钱大昕论此役曰：“横挑强敌，两京卒不可复，而元兵分道来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阳亦弃之。宋之失计误国，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二儒，谀之曰‘小元祐’，而绝不言其开边蹙地之罪，可谓信史乎？”（《十驾斋养新录》八）赵翼亦以此责宋不能“坚守信誉”“至起衅召侮”（《二十二史劄记》二六）。予读史至此，有大疑焉，窃谓败盟之说乃蒙古人莫须有之辞。《宋史》修于元人（《贾似道传》大元大元云云，特显元人口气），回护本朝，不免以虚为实，而钱、赵以恶理学故，于郑清之预存成见，遂易受《宋史》之欺也。何以言之？理宗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与宋互遣使臣议夹攻金，其间不能全无协定。何以《宋史》于此不道只字，一若两方于灭金后战利品之分配，全不介意也者？衡以尔时宋人“收复失地”之国是，此为不可想象之事。据《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蒙古约宋攻金之日实曾许以河南归宋，何以《宋史》不之载？显然其事为后来蒙古人所不欲重提也。顾何以蒙古人不欲重提之？此其一。端平入洛之师距绍定夹攻之约，才一年半，其间宋未尝受挫于蒙古，亦未尝受其任何恫吓，抑且未尝与有违言。何以昔求收复河南，今忽退让至陈蔡为界？此其二。孟珙乃出征之将，非奉使之臣，以何权力，以何理由，而能擅改旧约？此其三。孟珙为南宋希有智勇兼备之名将，一生为国血战，终于为国而死，是人绝无甘心或被迫卖国之可能。此其四。
明乎陈蔡为界之约之乌有，则知端平入洛之师，在宋实有条约之依据，而蒙古之迎击，却为违约之举。顾《宋史》反以遗约之罪加于宋。史笔操于易代异族之手，颠倒黑白，何所不至？是在读史者之善察焉耳。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12期，1936年11月20日，署名“素痴”）
附二 《宋史·兵志》补阙
一
北宋之兵，据《宋史·兵志》，为类有四：
1. 禁军 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
2. 厢军 诸州之镇兵，以分给使役；
3. 乡兵 选于户籍或应募，团结训练，以为所在防守；
4. 蕃兵 具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蕃兵即边境之乡兵，似宜并入乡兵类。惟蕃兵以接近外敌，训练较为认真，又不时有临阵经验，其战斗力远非此外之乡兵可比，故当别立一目。
《宋志》而外，记北宋兵之分类者有宋祁（《景文集》四五）之《〈庆历兵录〉序》（《庆历兵录》乃枢密副使丁度所撰，今佚）。宋祁所记，比《宋志》添出役兵一类，而下其界说曰：“群有司隶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挽，若管库，若工技，业壹事专，故处而无更。”《宋志》撰者盖根本不认此类为兵，故略去。又祁《序》无乡兵、蕃兵，而有民兵。其下民兵之界说曰：“民兵，农之健者而材者籍之，视乡县大小而为之数，有部曲，无营壁。”所谓民兵盖略等于乡兵，惟乡兵包佣募者，而民兵不包耳。祁《序》之分类有一点视《宋志》为优，以其厘别佣募之兵（禁兵、厢兵、役兵）与征派之兵（民兵）也。
合观《宋志》与祁《序》之分类，可以见南宋兵制之渊源。
厢兵及边境以外之民兵（或乡兵）在北宋已成为战斗力上可忽略之原素，故虽至南宋犹存，当时论兵者不数焉。
在南宋中叶，叶适尝列举当战斗之兵，除都城之禁兵外，有四类：
1. 边兵；
2. 宿卫兵；
3. 大将屯兵；
4. 州郡守兵。
此时所谓边兵与北宋之蕃兵，从名称观之，似为一类，实则大异。从前之蕃兵乃“因其地，练其民，不待内地之兵食而固徼塞”者。此时之边兵，则全是政府所供养之募兵。所谓宿卫兵（与禁兵不同），从前（大约在南宋初）乃“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与募士（即禁兵）杂，国廪其半，而不全养也”，至此时则成为全由政府给养之募兵。大将屯兵乃长驻要隘之募兵。州郡守兵者“昔之（驻防）禁兵消尽，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以上皆据叶适所记（《水心别集》十一，《兵总论》一）。
观叶适所记，可见宋代兵制之一大变迁，即在北宋为募兵与征兵并行制，其后渐变为纯粹募兵制，至南宋中叶，此变迁已完成，募兵全由官府给养。因部份征兵制之消灭，而国家军费之担负大增。此重要消息，《宋志》全不泄露。
二
南宋军队究有几何？自然此数目非固定者。
据《宋史·兵志》六，南渡以来兵籍之数：
在绍兴十二年（1142）为二十一万四千，
在绍兴廿三年（1153）为二十五万四千，
在绍兴三十年（1160）为三十一万八千，
在乾道三年（1167）为二十二万三千。
此下《宋志》不详。今勾稽宋人文集，稍补其阙。
约当孝宗、宁宗间，倪思（据《南宋文范·作者考》，倪思乾道二年（1166）进士，后以忤史弥远罢官）对策言：“今以天下之兵籍略计之，行都之宿卫，沿流（长江）之驻扎，州郡之分屯，无虑七八十万。”（《南宋文录》九）约略同时，杨冠卿（据《四库》本集提要所考，冠卿当孝宗淳熙五年（1178）四十岁）撰《省兵食说》，则谓：“今日之兵仰给大农者亡虑百万。”而其后叶适亦谓：“（今）竭国力而不足以养百万之兵。”（《兵总论》一）故在南宋中叶，中国之兵，但就中央政府给养者计，已及百万。然其后尚有增加。据《宋史·兵志》七，度宗咸淳九年（1273），贾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节次招军，凡二十三万三千有奇，除填额，创招者九万五千。”此乃理、度两朝内之事耳。其前宁宗末年韩侂胄开边，兵额之增当不少，虽其确数不详，然观王迈论此事，谓“蜂屯蚁聚，扶携来归……辇安边（按：指安边所）之财以给之，惟恐不赡；航东南之粟以饷之，惟恐失期”（《臞轩集》一），亦可概见。
北宋兵额最多之时，为仁宗庆历朝，总一百二十五万余。由上所考观之，南宋在亡国前夕之兵额至少当与此数相埒。当南宋初叶，李纲尝言：“户部岁入无（北宋）承平时三分之一。”（《南宋文范》一四，李纲《论财用劄子》）后纵开源，以幅员所限，税收当亦无法过北宋之半。以不及北宋一半之税收，养北宋最高之兵额，南宋国家安得不破产？
理宗端平二年（1235）乙未（元兵入临安前四十年），馆阁考职策问有云：“今国家罄一岁所入，曾不支旬月，而又日不辍造十数万楮币，乃仅得济。”南宋亡国前夕之财政状况，此语尽之矣。
顾理财者虽苦军费之重、兵数之多，实际负军事责任者又苦兵数之少。端平初，魏了翁已言：
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核实（谓裁虚额），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中阙一字）千七百里之边面，众寡强弱，此盖（不？）难见。（本集十九）
其后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亦言：
自东海城筑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已，国安得而不弱矣！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本集三）
一方面不胜军费之负担，一方面感觉兵不敷用，所以然者，南宋军队大部分腐化也。此事略具于予所撰《南宋亡国史补》（《燕京学报》第二十期），今不赘。
三
除兵不敷用之感觉外，尚有一事使裁兵在当时为不可能者：宋以军队为失业游民之尾闾。自其祖宗以来，即视此为潜消反侧之妙法。此政策之需要，在南宋犹不减。南宋初，吴儆（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淳熙十年〈1183〉卒，据本集附传）尝奏言：
臣窃见朝廷平时以募兵为急，而应募者少。今岁正是募兵之时，而未闻广募，臣不知其故何也。臣闻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盖饥困之民，不能为盗，而或至于相率而蚁聚者，必有以倡之。闾里之间，桀黠强悍之人，不事生业，而其智与力足以为暴者，皆盗之倡也。因其饥困之际，重其衣食之资，募以为兵，则其势宜乐从。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而两得之。孰有便于此者？（《吴文肃公集》一）
同时范浚亦言：
今日召募可以安未难（此字疑衍）动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传习妖教，旧矣，而比年尤盛，绵村带落，比屋有之。为渠首者，家于穷山僻谷，夜则啸集徒众，以神怪相诳诱，迟明散去，烟消鸟没。究之则鬼迹，捕之则易以生事。根固蔓连，势已潜炽。其人类多奸豪，拳勇横猾。不及此时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于未萌，臣恐吴遽未必跳梁于今，而张角、孙恩决复响动于后也。且奸豪横猾之人，居心好动，殆非莳桑秉耒、低首安作为良民者。譬之修蛇巨蝎，取以备药物，或能已疾蠲病，苟弃不用，日以滋息，则缘墉肖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愿因召募而收用之，亦已时病之细术也。（《范香溪文集》十四）
其后卫博（光宗、宁宗间人，与朱子同时）更从失业之来源上推论继续募兵之不容已，其言曰：
比年以来，富家大室擅兼并之利，诛倍称之息，械系设于私室，椎剥尽于肤髓。贫民下户，仇之到骨，诪张怨詈，所不堪听。顷在田间，实所亲见。当知幸乱之众，何止曩昔起于贫穷而狃于轻剽者？虽然，若此之民，所在而有，未必皆能特起。至于徽、严、衢、婺、建、剑、虔、吉数州，其地阻险，其民好斗，能死而不能屈，动以千百为群，盗贩茶盐，肆行山谷，挟刃持梃，视弃躯命与杀人如戏剧之易、饮食之常。异时有司之所不敢呵问。其贪暴残鸷之心，特未有以发之耳。使其时有可乘，事有所激，奋臂一呼，正在此辈，尤不可以不察。当是之时，朝廷能忘内顾，专志外侮乎？然则于今之计，莫若检举往年忠义巡社乡兵弓手之制，别行讨论，厚立赏格，多为爵级，多给告命，州委之守，县委之令，劝诱豪民，纠合乡里应募之士，奸民惰卒、亡命废锢之人尽得出于其间。其愿保乡里者为一将，其愿卫边者则为一将。明谕之以不刺面，不涅手，事已则复归田里。为之纠合者及几人，授某官；满岁无过，增某秩；有克获者，受某赏。其在募之士，爵几级，赏几等，皆当倍于弓兵赏格之旧。训之以坐作，齐之以等级，纠之以主率，居可以备他盗、保桑梓，行可以补卒乘、助边防，无向来椎剽啸聚之虞，而良民有得安田里之幸，一物而三善从之。（《定庵类稿》四）
夫国家方恨未能扩张军额以容失业无产之民。若语以裁兵，岂非以方枘入圆凿？
既不能裁兵，又无法养兵，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束手而待毙也。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
附三 南宋亡国史补
《宋史》向以芜秽著称，其记易代事尤多遗憾。盖新朝之讳饰既所不免，而宋季史材，本不完备。据元初苏天爵言：“《理宗日历》尚二三百册，《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度宗、卫王、哀帝，皆无《实录》。”（《滋溪文稿》卷二《三史质疑》）《宋史》仓卒成书，疏于搜补。（钱竹汀尝言，《宋史》纪传，南渡后不如东都之有法，宁宗以后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备。微特事述不详，即褒贬亦失其实。）易代之际，又无如万季野其人者，以毕生心血，付于故国文献。今简料丛残于七百年后，钩沉拾佚，抑何能多？虽然，绍定、端平之年，吾惧将及身而遭之矣。详考旧迹，以为殷鉴，抑何能已？作《南宋亡国史补》。
上 宋季之军备
宋太祖惩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镇以还京师，别遣文臣以为牧守。然捍边之臣，则久其考任，假以事权，固不与内郡同也。未几而初意渐失，并、汾、闽、越甫平，江淮诸郡已令毁城隍、销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过四十年耳，盗发两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盗作于近辅，如入无人之境。王禹偁自黄冈上疏，极陈江淮空虚之害，至谓“名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富弼论江、浙、荆、淮、湖、广诸道，亦谓处处无兵，城垒不修；或数十夫持耰白梃，便可尽杀守令，开府库，谁复御者？至宝元、康定以后，有事西边，则内地武备之削滋甚。五年间，盗杀巡尉至六十员，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伦起沂，并淮，渡江，历数千里无一人御之。张海等辈剽吏御人于京、淮、湖、陕间，州郡莫敢谁何。金州盗作，连召州兵，仅有二十四人。然是时，郡国犹有不会之财、留州之缗，可以为招兵缮城之费，可以应一方缓急之需也。熙宁以降，括州郡财利以富中枢，州郡之军备日坏。一旦盗起东南，连跨州郡，震摇汴都，久而后殄。更当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难，则望风弃城。盖自建炎四年（1130）以前，惟知敛兵避敌，未尝有敢与之抗者。逮渡江航海，金人相迫不已，然后兵刃稍接，不数年而议和之使遣矣。绍兴之末，虏闯淮薄江，既迫而后应之，士气稍伸。然犹不敢尽用其胜。宁宗之世，承平日久，吴曦盈尺之纸，足以惊奔列雉；李元励乌合之众，足以震扰三道；张福千人之众，足以披靡群辟。金人闯梁、洋、三泉，窥蕲黄五关，如升虚邑，此皆强干弱枝之弊也。南宋初年，李纲尝欲分长安、襄阳、建康为三都；胡舜陟尝欲析三京、关陕为四巨镇；张守尝欲以大河州郡，仿唐藩镇，付之帅守；范宗尹尝欲分画诸镇，更不除代；李弥逊尝欲假帅守事权，以销奸宄，策皆不行（《魏了翁集》十五）。宁宗嘉定七年（1214），起居舍人真德秀请“于近臣中择其更事任、熟军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备者二人，一于襄、汉，一于两淮之中，建立幕府，财许移用，官许辟置”以重边守。时狃于承平，不报（《真德秀集》三）。十五年，知潼川府魏了翁被召入对，请于江南、两淮、荆襄、四川四镇，慎择守将，“听其所为，勿从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责成则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财赋得以专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旧比以掣其肘也。军籍得以核其虚实，戎司不得掩虚额以自丰也。屯田当复，民兵当核，忠义当招，皆可以随宜经理也。规模既立，则如国初守边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无所改易可也”（《魏了翁集》十五，参《宋史》本传）。宁宗颇嘉了翁言，然值史弥远当国怙权，无所更革。故其后三十七年，当理宗开庆元年（1259，元兵入临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又有“仿方镇以建守”之议，略曰：“祖宗矫唐末五代方镇之弊，立为郡县繁密之法，使兵财尽关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专。昔之擅制数州，挟其力以争衡上国者，至此各拱手趋约束，卷甲而藏之。传世弥久，而天下无变。然国势由此浸弱，而盗贼遂得恣睢于其间。宣、靖以来，天下非无忠臣义士强兵猛将，然各举一州一县之力以抗寇锋，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贼。中兴之臣，识循环救弊之法，盖有建为方镇之议者矣。失此不图，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变，臣不知所以为善后计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阃，节制江东西诸州，官民兵财尽从调遣，庙谟渊深，盖已得方镇大意矣。然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抚副使。（按：宣阃即宣抚使，‘掌宣布威灵，抚绥边境，统护将帅，督视军旅之事’。制司即制置使，‘掌经画边鄙之事’。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南宋以文臣为安抚使，武臣一员为之副，以上均据《宋史·职官志》。）事权俱重，体统未明。有如一项兵财，宣阃方欲挪移，诸司又行差拨。指挥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将谁适从？今日之事，惟有略仿方镇遗规，分地立守，为可以纾祸。且如江西一路，九江、兴国、隆兴与鄂为邻，朝廷既倾国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论。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奥，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简。八州之中，庐陵、宜春最当冲要，虏之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则出清湘，避长沙则出衡阳。今宜春见谓有兵，惟庐陵犹此无备。舍坚攻瑕，弃实击虚，虏既以此为得策，则夫避宜春而趋庐陵，其计将必出于此。州县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权势素微。虏至一城则一城创残，至一邑则一邑荡溃，事势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别立规模，何由戡定祸乱？臣愚以为莫若立一镇于吉，而以建昌、南安、赣隶之；立一镇于袁，而以临江、抚、瑞隶之，择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从事。其四州官吏，许以自辟。见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帅府所为，去者令注别路差遣。其四州财赋，许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诸色窠名，尽予帅府，交事以前见未解数目，亦许截留。其四州军兵，见属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见行团结者必分散而不齐，许于伍符团结之外别出措置，收民丁以为兵。彼一州之紧急者，得三州稍宽缓之力以为之助；三州之宽缓者，得一州当其紧急而无后忧。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气势当自不同。仿此而行之，江东、广东无不可者。”（《文天祥集》三）书上，不报。
内重外轻，而守御之权不集，此宋季军政之一大弊，迄于亡而不变者也。
其次，则军纪之败坏。宁宗嘉定七年（1214），起居舍人真德秀论之曰：“今连营列戍，虚籍不填，老弱溷殽，教阅弛废，衣廪朘削，憔悴无聊。荆、淮所恃义勇民丁，而团结什伍，反成绎骚，无以作其超距翘关之勇。东南所长者，舟师战棹，而绘画图册，徒事美观，而未尝习以凌波破浪之技。……掊敛成风，而士卒之怨弗恤，忌克成习，而偏裨之长莫伸。”（《真德秀集》三）十三年，德秀既出知江西隆兴府，又言：“自视事以来，讲求军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备厮役。事艺未尝练习，教阅只为具文，则兵不足以为兵矣。有副总管，有路钤，有路分，又有州钤，有将副，下至都监、监押，皆以主兵为职，而未尝知兵。问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阁门，或国信所，或堂部吏。其间岂无可用之材？要于将略鲜曾闲习，或习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贵以自娱，甚者阘葺废放，无所不有，则将不足以为将矣。兵不足以为兵，将不足以为将，则帅之为帅，是亦具员而已矣。”（《真德秀集》九）理宗即位之元年，德秀解湘南安抚使任还朝（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其奏陈各地将帅之剥削士卒，言尤痛切，曰：“诸道总戎之帅，训肄不勤，而掊克是务。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赀稍厚者，必使之治货财，非优之也，盖幸其负课而掩有也。其廪给稍丰者，必以之供役使，非亲之也，盖利其捐金而求免也。军中相语，以酒垆、药局为藉赀产之娣媒，谓当其事者必不能白免也。回易、房廊为陷子孙之坑阱，谓其身虽死，而监督至于无穷也。主帅剥偏裨，偏裨剥队伍。有日给千钱而不足衾絮者，有月禀数斛而不饱糟糠者。以此饰苞苴，以此买歌舞，于是乎兵贫至骨矣。”（《本集》四）先是，宁宗末年，魏了翁对策亦言：“国家休兵四十余年矣，旧臣宿帅日替月零，骄将夫久靡廪稍。未尝有横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禄，宠异逾等，不复有功名之望。剥下媚上，背公首私，升差夺于货贿，拣汰挠于请嘱。庸者有输假贷子钱者，有输每旬宣限帮给银会，或以铁钱兑给而规其倍称之息，戍兵之愤惋不恤也。市刍草以给战骑，往往抑配均备，而千没其四分之三，将队之怨嗟不问也。甚者收房廊、掌回易、置簰筏、建第宅。古人之所与同甘苦者，今役使科抑几同奴隶。方时晏安而专事朘削，士有离心而无斗志，万一有犬吠之警，则忧不在敌而在我矣。”（《魏了翁集》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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