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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麟先生于三十年冬撰此文，后以鼻出血而中辍。仅成《北宋四子生活》一节，思想部分尚付缺如。再者，先生于《中国史纲》宋史部分，拟作五章：（一）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二）北宋的外患与变法；（三）宋代的文学与思想；（四）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五）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一、二两章已载本刊四、五两期。本文当为第三章之初稿耳。编者识
予近撰《宋代思想的主潮和代表的思想家》一文，分三大段：（一）北宋四子；（二）王荆公及其“新学”；（三）朱陆与南宋道学。将于本刊陆续布之，此其第一段也。作者识
（一）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
像千邱万壑间忽有崛起的高峰，像蓬蒿萧艾间忽有惊眼的异卉，在思想史里每每经长久的沉闷、因袭和琐碎后，继以一生气蓬勃、光彩焕发的短短时期，在其间陶铸出种种新学说，支配此后几百年以至过千年的思想界。宋代自仁宗庆历（1041）以后的四五十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是周濂溪（敦颐）、张横渠（载）、王荆公（安石）、程明道（颢）和程伊川（颐）的时代。（诸人以年辈为次，周、张、王皆长二程十岁以上。）此以前，宋人的思想大体上继续唐末五代的沉闷、因袭和琐碎；此以后，至宋朝之终，以王荆公为偶像的“新学”，和以周张二程为典型的“道学”，相继支配着思想界。故庆历以后的四五十年，一方面是宋代思想的源头，一方面也是宋代思想史的骨干。我们述这个时期的思想应当以周张和二程兄弟————可称北宋四子————为一集团，而以王荆公为一支别出的异军。
北宋四子不独在思想上有许多同调之处，在生活上亦有密切的连系。二程兄弟少时曾从学于濂溪，而横渠乃是二程的表叔，与二程为学友。我们叙述四子和以后的道学家的思想，不能离开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什么是圣人？怎样做到圣人？我们要从他们的生活中体会他们的理想人格的气象。
濂溪（1018——1073）的事迹见于记录的，像他的著作一般简短得可憾。他是湖南道州（营道县）人，年少丧父，以母舅的荫泽出身，历官州县，官至广东转运判官，兼提点广东路刑狱。当他二十来岁，任分宁县主簿时，有一久悬不决的疑狱，他经一次审讯，便立即分辨。任南安司理参军时，因平反一冤狱，和上官力争，上官不听，他放下手版，缴还官状，脱身便走。他道：“这样的官还做得的吗？杀人媚人，我办不到。”上官卒被他感悟。任南昌知县时，曾得大病，一昼夜不省人事，友人为他预备后事，检视他的所有，只一破烂的箱子，里面钱不满一百。同时大诗人黄山谷形容他的性格道：“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他爱自然，他对生命的世界好像有一种冥契。他窗前的草从不准剪除，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与自家意思一般。”他教学生，每令“寻孔颜乐处”，体认他们“所乐何事”。有一位老者初时跟伊川问学，总不领悟，便扶杖去访濂溪。濂溪说：“我老了，说得不可不详细。”便留他对床夜话。过了三天，他忽觉恍有所得，自言如顿见天的广大。他再去洛阳看伊川，伊川惊讶他迥异寻常，问道：“你莫不是从濂溪那里来吗？”
横渠（1020——1077）也像濂溪一般，少年丧父，孑然自立。他学无所不窥，特别好讲究军事。年十八，当西夏用兵时，上书谒范仲淹。仲淹一见，认为大器，却戒责他道：“儒者自有名教的乐地，何用谈兵。”并劝他读《中庸》，他读了觉得不满足，转而向佛典里探讨，用功多年，深通其说，却又觉得不满足，终于回到儒家的经典。年三十八，登进士第，始出仕。尝知云岩县，以教导人民、改善风俗为务，每月分别召宴县中长老，亲自劝酒，让人民知道养老敬长的道理，同时向他们访问民间疾苦，并告诉他们怎样训诫子弟。通常县官的布告，人民大多数不闻不知，只成一纸具文。横渠常把各处的乡长召来，把告示的意思对他们谆谆解说，命他们回去街坊里传达。每逢在公庭上，或道路上遇到人民，便考察他们是否听到他所要传达的布告，若没有听到便责罚受命传达的人。因此他每有所告诫，全县人民无不知悉。尝任渭州军事判官，于本州的民食和军政都有很精明的规划。神宗初年，因大臣的推荐，入仕朝廷，官至崇文院校书兼同知太常礼院。神宗很赏识他，想加重用，但他不附新法，终于告退，归隐于陕西郿县的故乡，教学终老。
明道（1032——1085）和伊川（1033——1107）虽是大家所认为志同道合的两兄弟，但他们在思想上却有若干重大的差别，而他们的异致在事业上性格上，比在思想上更为显著。在事业上，明道是少年科第（与横渠同榜登进士第）的循吏；而伊川则一次落第，便不再应试，晚岁始以布衣征起（哲宗元祐元年〈1086〉，时年五十四），为崇政殿说书。明道的仕历是三十年受尽讴歌赞叹的、不可胜述的睿断和仁政。这里只举几个例：他知晋城县时，有一个富人，丧父不久，忽有老人到门自认为是他的父亲，两人闹到县府。那老人说，他行医远出后，其妻生子，贫不育养，抱给张家。他现在归来，始知道此事。明道问他有什么凭据，他拿出一部陈旧的方书，后面空白上记着：某年月日，某人抱儿与“张三翁”。明道便问那姓张的：你今年几岁？答道：卅六。又问：你父亲死时几岁？答道：七十六。明道便对老人说：他方才所说的年岁，有邻舍可问的。他出世的时候，他父亲才四十岁，怎么便叫张三翁？那方书上写的是假无疑。老人给吓了一跳，无话可答，只得认罪。他在晋城任内，用保甲法部勒乡村，令同保的人民力役相助，患难相救。凡孤寡残废的人，责成他们的亲戚乡邻不使失所。旅行经过县境的人，遇着疾病，都有给养。每乡设立小学，时常亲去视察。教师有不良的，便给撤换，儿童句读有错，也给改正。令乡民结为会社，并给各会社立定奖善诫恶的规条。在任三年，县内从没有强盗或斗死的事件。临到他任满时，忽然半夜有人叩门，说出了命案。他说：本县那里会有这种事？若有，必定是某村某人干的。查问果然。他任镇宁军判官时，有一位声势煊赫的宦官，方督理治河。本军的兵卒八百人，被派去工作，天气严寒，他们受不了虐待，半夜逃归。同僚和长官都惧怕那宦官，主张不放入城。明道说：他们逃死而归，不纳必乱。亲自去给兵士开城门，却与他们约定，休息三日再去工作，兵士欢呼听命。以上是明道无数精彩的政绩中的片断。
伊川仕历最精彩的一幕，却是短短年余的、很不愉快的口舌生涯。当他从布衣一跃到“帝王师”时，他要求在皇帝面前坐着讲书，满朝哗然，他只得照例站着讲。那孩童皇帝偶然高兴，在槛外折一柳枝玩玩，他便板着面孔说：“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惹得皇帝、太后和满朝大臣都皱眉。司马光死了，适值明堂大礼，行完礼后，同僚齐去吊唁。伊川认为不对，坚执力争，引《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理由。苏东坡道：《论语》却并未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呀！伊川却传语丧家，不得受他们吊。有名会开玩笑的苏东坡便给他取个绰号，叫作“鏖糟陂里的叔孙通”。再后那孩童皇帝生了病，不能坐朝，伊川忙去见宰相说：皇帝不能坐朝，太后就不该单独坐朝。这一来太后忍无可忍，谏官乘机参了一本，他便以管勾西京国子监名义，被送回老家去。从上面二程事业的比较，已不难推想他们性格的一斑。
关于明道的精神生活，他的一个学生有一段很好的描写。他说：“先生……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款曲自尽。闻人一善，咨嗟奖劳惟恐不笃；人有不及，开导诱掖惟恐不至。故虽桀傲不恭，见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风格高迈，不事标饰，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听其言教，则放心邪气，不复萌于胸中。”另一个学生有一次离别了明道之后，人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在春风和气中坐了三个月而来。”明道在熙宁以前，和王荆公本相友好，后来虽因新法和荆公分道，但只平心静气，相与讨论，劝荆公不要太过拂逆人心，从没有意气之争。荆公亦感其诚意，对人说：“他虽不闻道，亦忠信人也。”后来他追论新旧之争，亦很公允，他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又说：“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放过又且何妨？”论广厚宽和，伊川远不似乃兄，这从记载所存几件对照的琐事可以看出。二程少时尝随父远行，宿一僧寺。明道入门右转，仆从都跟随着他；伊川入门左转，无一人跟随。伊川也自觉道：“这是我不及家兄处。”又一次，二程同入一佛寺，明道见僧一揖，伊川却不。门人怀疑，明道说：“论年齿他也比我多几岁，一揖何妨？”明道讲书，偶带谐谑，引得大家哄堂，伊川则永远严肃得可怕。门人讨论，遇有不合，明道只说：“更有商量。”伊川直说：“不对。”明道也曾对乃弟说过：“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那是吾弟之功。至于接引后学，随人才的高下而成就之，则我不让吾弟。”横渠批评二程道：“昔尝谓伯淳（明道）优于正叔（伊川），今见之果然。其（明道）救世之志甚诚切，亦于今日天下之事尽记得熟。”
（原载《思想与时代》第27期，1943年10月）
附一 宋儒太极说之转变
今言宋儒太极说，断自周濂溪始。至彼之太极说中何者为因袭之成分，何者为新创之成分，姑置不问。
濂溪之言太极，具于所著《太极图说》及《通书·动静章》。二书皆经朱子注释，现行诸本悉附朱注。余往读朱注本《图说》，展卷辄苦茫昧。近日思之，《图说》之所以难解者，囿于朱注也，何不效崔东壁读经之法，撇开朱注，直玩本文？如是为之，辄悟濂溪此处所讲者，只是粗糙之物理学，如希腊苏格拉底前爱奥尼亚派哲学之所讲者而已。其中并无理气之区分，亦绝无形而上学之意味。谓余不信，请读《图说》本文：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通书·动静章》云：“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可与《图说》参看。）
吾人若将所受于朱子之成见，悉加屏除，则知此处所谓太极者，只是万物之最后的原素，二气五行之所从出，而亦其所由以构成者而已。就其最原始，最究竟，而不可更推溯言，故谓之太极。就其浑一而无形状，无畛域，无质碍言，故谓之无极。太极与阴阳、五行、四时万物，乃是连续之四阶段，而非对立之两种存在（Being），如朱子之所谓理与气也。
濂溪在《通书》中又言及所谓“神”者，其言曰：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
或以《通书》中神之动静释《图说》中太极之动静，而认为神即太极。是说也，予不谓然。窃意濂溪所谓太极相当于World Stuff（世界原料），而其所谓神则相当于World Spirit（世界精神）。后一义观于程明道对神之解释而益显。其言曰：
冬寒夏暑，阴阳也。所以运动变化者，神也。天地只是设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气外无神，神外无气。或者谓清者为神，则浊者非神乎？（以上并见《程氏遗书》十一）
“气外无神，神外无气”，何其与朱子“理外无气，气外无理”之言之相似也。然濂溪与程明道皆不谓神为理，或太极为理。
以太极为理者，在宋儒中殆始于李延平（见《延平答问》）而朱子述之。夫异于濂溪，以太极名理，无害也。惟以此义还释《图说》，则困难立生。盖理，就其本身之定义，不可以动静言。而若以理释《图说》中之太极，则势须言理有动静。濂溪不言太极为理，谓其动静可也。朱子言太极为理，谓其动静不可也。（或谓《通书》有一章以理性命标题，文云：“厥彰厥微，匪灵弗莹。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所谓一即太极，文中不言理，而标题言之，暗示太极为理也，不知朱子已言“周子此章其首四句言性，次八句言命”，甚是。则周子不见得暗示一之为理。以一为理者，朱子之解释耳。）此之困难，朱子门徒，亦尝指问。而朱子之答复虽或能塞其门徒之口，实不能餍吾人之心。所问所答，具载《朱子语类》，今请验之。
问：太极图曰无极。窃谓无者盖无气而有理。然理无形，故卓焉而常有。气有象，故阖开敛散而不一。图又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不知太极理也。有形则有动静，太极无形，恐不可以动静言。
（答）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且以目前论之，仁便是动，义便是静，又何关于气乎？
按朱子于此盖混“动静之理”与“理之动静”为一谈，而二者大相径庭也。有动静之理，而动静之理本身无所谓动静也。仁之理中有动之理而仁不动也，义仿此。谓有动静之理，故气有动静，可也；谓理有动静之态，故气有动静，不可也。门人所疑者理不能有动静之态，而朱子解以动静之理不能无，真所谓驴唇不对马嘴也。
朱子言太极之动静别有一义。《语类》载：
问：“太极者本然之妙，动静者所乘之机。”（按此语朱子常言之。）大极只是理，理不可以动静言。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寓于气，不能无动静。所乘之机，乘如乘载之乘。其动静者，乃乘载在气上，不觉动了静，静了又动。先生曰然。
又，
先生云：“动静者所乘之机。”蔡季通谓此语最精。盖太极是理，形而上者。阴阳是气，形而下者。然理无形，气有迹。气既有动静，则所载之理安得谓之无动静？
夫理之载于气，岂如人之载于舟车，能随之而俱动？谓某人慧，某人动而慧不动也；谓某人贤，某人动而贤不动也。质性有然，而况于理乎？且太极（总一切理）与气即全宇宙。谓太极与气动，是谓全宇宙动也，而全宇宙不能动者。盖凡动必有所自有所之。全宇宙既包全空间，复何所自，何所之，复何能动？
凡上所言，非与朱子辨是非也。但以见朱子之太极观念，持释《图说》中若极实不可通，因以明二者之殊异耳。盖朱子于理气，自有所见，而强附《图说》以行，转为《图说》所拘，而陷于谬误，则甚矣经学之不可为也。
或问朱子与濂溪，时世甚近，且师说相承，以朱子述濂溪，何以能违牾若是？曰：濂溪之《图说》，盖在其所“罕言”之列。史称濂溪作太极图，独手授二程，他人莫得而闻（《度正年谱》）。然二程遗文及语录中，绝不见太极之说，则濂溪曾以太极之绪论传于二程与否，尚未可必。朱子玩索于百余年后，既先有所见，而其理论的与传遗的兴趣又远过于其历史的兴趣，其不得濂溪真意，无足怪也。
（原载《新动向》第1卷第2期，1938年1月）
附二 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
我读了上面贺君的文章（编按：指贺麟所作《与张荫麟先生辩太极说之转变》一文），不禁发生了一个问题：朱子的第一太极说（即“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和他的第二种太极说（即“须以心为主而论”的太极）是否打成两橛，而不能贯通的？当他主张第二种太极说时，是否放弃了第一种太极说？贺君没有把这两说的关系说明，很容易使读者误会朱子曾经改变了他的太极说，或至少曾有两种不能贯通的太极说。我想这样或者不是贺君的本意。据我看来，这两说只是一说。何以言之？
朱子一方面认宇宙为一整个的有机体，支配这有机体的生成和一切活动总原理便是“太极”。所以说“盖天地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余事，此之谓‘易’。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是则所谓‘太极’者也”。（《文集》卷二《答杨子直》）这太极是“浑然全体”，“不可以文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文集》卷七《答陈器之》）从这方面看来，他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很有点相像。但黑格尔以为这“绝对观念的实现”是“绝对的我”，这大“我”的本体，只是心，只是精神。而朱子的太极只是抽象的法则，永远寓于“气”之中。“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语类》卷一）气是什么？就是构成“金木水火土”的原料，是形而下的，是有体质可捉摸的。朱子有时说理具于心中，这并不与理寓于气之说冲突，因为朱子所谓“心”，并不是西洋哲学史上与“物”相对抗的“心”，只是气之清轻而为理所寓者而已。这与希腊Democritus以心为精细的原子之说很相像。心的作用只是理气结合的作用（其说详后），心是气的一部分，心内是气，心外是气，说理具于心，只是说理具于气而已。这是朱子与黑格尔不同的第一点。黑格尔以为宇宙的全部历史是“绝对观念”的展现。这“绝对观念”具于宇宙历史全部，而不具于其一部分。朱子却不然，他一方面认太极为整个宇宙的原理，一方面又认太极为宇宙任何部分的原理。他一方面以为太极具整个的宇宙之中，一方面又以为太极具于宇宙之任何部分之中。所以说“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页一）这里说天地是包括全宇宙（宋明儒书中天地二字大都为此用），万物是指宇宙各部分言。宇宙各部分的太极，或“理”，是相同的。故此说“大抵天地间只一理，随其到处分出许多名字来”（《语类》卷一页四五），又说“人物之生天赋，以此理未尝不同”（同上页二八）。除部分以外无全体，除宇宙各部分的理以外，无宇宙的总原理。既然宇宙各部分的原理，即太极，是同一的，则宇宙各部分的太极便是全宇宙的太极。于是发生一个问题了；既然理是唯一的，而一切物都同赋有此理，何以万物却纷纭互异，并且有相差得很远的呢？朱子解答道，万物之相异，（一）由于万物所受的“气”，性质上有“清浊纯驳”之不同，而理受气的性质的影响。好比同一“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则尽见之，若在篰屋之下有所遮蔽，“有见有不见”。又好比同是清水，“倾放在白碗中是一般色，乃放在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二）由于所受的气，度量上有大小之不同，因而所赋的“理”有程度上之差异。“如一江水（理）你将勺去取，只得一勺，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同一的理因为在不同的“气”分中而表现不同，故此从万物之既然上看来，好像有无数理的。故此说：
“物物具一太极。”（《语类》卷一页二七）
“惟其理有许多，故物有许多。”（同上，卷三页二三）
“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问“理同而气异”。曰：“此一句是说方付与万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气有清浊纯驳，故气异。下句是就万物已得之后说，以其虽有清浊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气，故气相近。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故理绝不同。”（同上，卷一页二六）
要之，同者是理之原本，不同者是理之表现。朱子书中言理，或指理之原本，或指理之表现，读者宜分别观之。
既然“总天地万物之理”具于一物，而心只是一物，那么“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说，与“须以心为主而论”的太极说自然可以贯通了。我们且仔细考察朱子所谓“心”是什么？
“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发，情者心之所动，志者心之所之。”（《语类》卷一页四二）
“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同上页三）
以上言心之用。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人得之以有生。气之清者为气，浊者为质。知觉运动，阳为之也，形体，阴为之也。气曰魂，体曰魄。高诱《淮南子》注曰‘魂者阳之神，魄者阴之神’。所谓神者，以其主乎形气也。”（同上页十四）
“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凡人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同上页三十一）
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同上页四十）
以上言心之体。
合观上引各则，可知朱子所谓“心”，不过一种理与气（这气似当是较清的气，是“阳”）之结合，其作用为思虑营为，主宰乎身。只是理不成其为心，只是气也不成其为心。理不能离气而独存，气也不能离理而独立。人人的心所具的理，或太极，都相同。理之在人心者谓之性。这性就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言，当其未与外物感接，未发动时，寂然无形象可见。但其中含具万理，与外物感接时便表现出来。“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端虽有四……然仁实贯乎四者之中……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文集》卷七《答杨器之》）故人性的要素可以用一仁字包括。性虽尽人而同，但禀气的清浊，则因人而异。气禀可以影响于性。气愈清，则性愈明晰，而其实现之阻力愈少，故趋于善。气愈浊，则性愈晦，而其实现之阻力愈大，故趋于恶。我这里用两个“趋”字，读者要特别注意。如因人的善恶是由气禀断定的，还用得着什么修养？朱子因为要保存修养的重要，故此不能不避免唯物的命定论，而主张：
（一）虽因气禀之清浊而性有明暗，而暗者可使其明。“人之性论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语类》卷一页二六）
（二）心本来有被外物引诱而趋于恶的可能。“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别无闲处可安顿。”（《文集》卷二《答游诚之》）
涵养用敬的目的，只是屏绝外物的引诱，拨开气质的遮蔽，使性得充分的实现，使“天理流行”。使心与外界感接时，“发而皆中节”。这具仁义礼智四端的性，不独是人心的太极，并且是一切物的太极，是“总天地万物之理”。个人能复性，能使性得充分的实现（full realization），便使个人的目的与宇宙的目的合一，便“上下与天地同流”。这便是朱子安身的地方，这便是朱子的宗教。
（原载《国闻周报》第7卷第50期，1930年12月22日，署名“素痴”）
附三 陆象山的生平
一
从来胆大胸膈宽，
虎豹亿万虬龙千，
从头收拾一口吞。
有时此辈未妥帖，
哮吼大嚼无毫全。
朝饮渤海水，
暮宿昆仑巅；
连山以为琴，
长河为之弦，
万古不传音，
吾当为君宣。
除非心灵极端麻木的人，读了这首诗，没有不生振奋之感的。这里恢奇壮丽的意象和奔放而转幽永的韵节，活状出一种雄迈哲智的人格的气象。这种人格，也许就是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最伟大的人格。
这首诗是南宋一个十七岁少年作的。他后来成了六七百年间我国思想界两大主潮之一的领导者。这是他少年时立志的宣言，也是他精神的自传。
这少年姓陆，名九渊，字子静。他生长于江南西路（即今江西省）金溪县里一个颇为富裕的大家庭。他兄弟六人中，除二兄经营药铺供给家用外，其余都是读书应试、讲学著书，知名于世的。兄弟自相师友，一门雍睦，为乡里羡慕。五兄九龄在诸兄中成就尤大，与九渊齐名，称“江西二陆”。九龄学识的超越世俗，从一件事可以窥见；他平时在家，有暇便领子弟到场圃习射，说这是男子应有之事。乡里中因此不敢鄙视武技，九渊在他的行状里载：
某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轶将及郡境。先是，建炎寇之至，先生族子谔尝起义应募，是后寇攘相次犯州境，谔皆被檄保聚捍御，往往能却敌，州里赖焉。至是谔已死，旧部伍愿先生主之，以请于郡。时先生适在信之铅山，闻警报，亟归抵家……与兄弟门人论所以宜从之义甚悉。会郡符已下，先生将许之。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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