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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严肃又活泼——美国的激愤——伦敦的排水——疫疠的威胁——震碎的窗户——延时炸弹——与此有关的备忘录——未爆炸弹清除队——克服了处理中的危险——带降落伞的重型地雷弹——报复问题——德国后来受到的轰炸与我们受到的轰炸相比较——中央政府需要安全——迁往“围场”的演习——赫伯特·莫里森继约翰·安德森任内政大臣——敌人开始用烧夷弹袭击——全国消防总队——民间防空队是皇家的第四支军队——伦敦经受灾难的力量——为保卫统率作战机构的长期安排——我被安置在匹克迪里大街地下防空室以策安全——回到“新楼”——德国又一次改变计划——内地城市——考文垂——伯明翰——对港口的空袭——1940年12月29日的伦敦大火——英王在白金汉宫——英王陛下洞悉政务——对未来的一个想法。
这正是英国人，特别是享有光荣地位的伦敦人，表现得最英勇的时刻。他们又严肃又活泼，工作顽强，勤勤恳恳，骨子里坚信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人民，他们能适应这种充满了恐怖、充满了震荡不安和各种冲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生活。一个傍晚我动身去东海岸视察，在前往金斯克罗斯的途中警报响了，街上的行人逐渐稀少，只有几长列十分疲倦、面色苍白的人们在等待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一重秋雾夹着濛濛细雨笼罩着这番景象。空气阴冷。黑夜和敌人都将来临。随着一阵内心的悲痛，我深深感觉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正在忍受的折磨和苦难。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多久呢？人们还要再遭多大的难呢？他们的活力有没有个限度呢？一旦他们弄得精疲力竭，这对我们旺盛的作战力将发生什么影响呢？①
①一天晚上，正当我来到“新楼”的时候，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片嗓音和噼啪声。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七八个正在巡逻或值勤的国民自卫军聚集在门口。我们互相打招呼，他们当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说道：“我们坚持不懈，这才是有意义的生活呢！”
对伦敦以及后来对其他城市和港口持续不断的轰炸，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引起了一股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中前所未见的最强烈的同情的热潮。激愤的火焰在美国人的心中燃烧，尤其罗斯福总统，更是感到愤慨。这种情绪在美国不断增长。我感觉到，有千百万个美国的男人和妇女，满怀热情，渴望和我们同甘共苦，巴不得马上和我们一起去打击敌人。凡是能够来英国的美国人，都尽可能带着礼物和他们的敬意、尊重、深切的友爱与同舟共济的精神前来英国，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是，这刚刚是9月份，这种奇异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后还要继续过许多月。
在轰炸的压力下，防空洞和防御设施都不断地增加。我深切担忧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是排水问题。我觉得，六七百万人住在一大片建筑物密集的地区，如果下水道与给水设备被炸毁，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是设法使下水道系统保持畅通呢，还是让疫疠蔓延？如果污水流进了给水系统，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事实上，下水道干道的排水口在10月初便被破坏，我们不得不让所有的污水流入泰晤士河，起初，河内的污水臭气四散，接着又发出我们倾入河中的化学物品的气味。但是我们控制了这一切。第二，我耽心数百万人长期在夜间拥挤在街道防空洞——而且是只能防御爆炸弹片的防空洞里会引起流感、白喉、伤风和其他种种传染病，但是，看来大自然已经为抵御这种危险有所安排。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显然，他所呼出的致病细菌要互相残杀，彼此抵销。它们散发出来，互相吞噬，于是人们得以安然无恙。虽说这个看法不合乎科学，但道理上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在这个灾难重重的冬季，伦敦居民的健康水平确乎比平时好。此外，每当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都精神振奋的时候，他们忍受痛苦的力量便似乎是没有穷尽的。
我担忧的第三件事是怕玻璃供应不上。有时候，仅仅一颗炸弹的爆炸，就可以把整条整条街道的每个玻璃窗都震得粉碎。我在一连串的备忘录中曾焦急地询问这件事，并建议立刻停止玻璃的出口，但是，事实与统计的数字使我放下了心，玻璃缺乏的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 ※ ※
9月中旬，敌人对我们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量的延时炸弹，给我们造成了一个讨厌的问题。大段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和主要街道不得不多次交通中断，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不能使用。必须把这些炸弹挖出，将它们爆破或使之失效。这是一种最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在开头，必须从一系列极危险的实践中学习挖炸弹的方式和办法。我在第一卷中曾经叙及拆卸磁性水雷的戏剧性的经过，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现在虽然是随处可见，非常普遍，但仍然是很崇高的。我对于延时信管一直深感兴趣，它第一次引起我注意是在1918年，当时德军曾大规模利用这种信管阻止我们利用那些可以攻入德国的铁路。我曾力主在挪威和基尔运河使用这种炸弹。由于它造成长时间的不安定感，所以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战争工具。现在我们亲身尝到它的滋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处理延时炸弹的专门机构，由金将军领导，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军官，我在契克斯亲自接见过他。他不久以后又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泰勒将军，我通过一连串的备忘录竭力推动这项工作。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3日
正如我在昨晚打给你的电话中所提到的，如何处理伦敦市区，特别是铁路上的未爆炸的炸弹，看来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列车编组场的拥挤越来越严重，主要就是由这种炸弹造成的。最好同时由北部和西部调派清除队，并尽快扩充金将军的机构。必须拟订相当周密的计划来处理，这很可能不久就会变成更加严重的麻烦事情。
首相致军需大臣 1940年9月21日
迅速处埋未爆炸的炸弹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对飞机及其他重要战时物资的生产造成严重的后果。应对炸弹清除队提供各种现代化设备，以利工作。陆军大臣送来的文件已详述目前进行的试验和正在设计的设备。应尽先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并供应以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需要。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4日
我听说，美国制造了一种特殊型式的钻子，能在不到一小时内钻出一个用人力需要两三天才能粘出那样大小和深浅的洞。
我认为，你应当考虑订购一批这种工具，供炸弹清除队使用。最关紧要的是，应当毫不延误地挖到炸弹，把它处理掉。
这些钻子可能价钱昂贵，但是它所挽救的生命和财产的价值胜过它本身价值许多倍。此外，我认为，向这些勇敢的人们提供最好的技术工具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8日
有人告诉我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用钻孔法①处理定时炸弹是很有效的。鉴于这些炸弹给我们造成愈来愈多的严重困难，我希望能大量采用这种方法。请就钻孔法已应用到什么程度向我提出一份报告。
①钻孔法是在炸弹外壳上钻一个孔，以便处理炸弹内部的炸药。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了专业队。
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生死难卜的专业小组组织起来了。有些在我们渡过这一难关之后还活着。另一些人则在经过二十三十甚至四十次危险后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我的视察旅行中，不论到哪里，我都见到有未爆炸弹清除队。他们的脸色似乎与一般人的脸色总有些不同，然而也显得很勇敢和忠诚。他们的脸孔显得瘦削，显得憔悴，略带青色，但两眼炯炯有神，双唇闭得特别紧，一举一动十分泰然。在描写我们艰苦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每每过多地使用“严肃”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应当用在描述未爆炸弹清除队。①我心里记得的那个小队可以作为许多其它小队的代表。
它是由三个人组成的——萨福克伯爵、他的私人女秘书以及他那位年纪相当大的汽车司机。他们自称为“三位一体”。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一直未出事故的记录，在所有知道他们的人当中都传遍了。一直挖到第三十四颗未爆炸弹的时候，他们还是文质彬彬、面带笑容，但是在挖第三十五颗时遭到了牺牲。萨福克伯爵和他的“三位一体”全都上了天，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正像对勇于求真理先生②那样，“在那一边，为他们响起了所有的号角。”
①在这样阴暗的景象里记述一个笑话似乎不大合适，但是，在战争中，一个士兵的粗犷的笑声往往反映了压在内心的感情。一个炸弹清除队正在挖一颗炸弹，他们当中技术最好的那个人跳下坑去进行拆卸信管这一细致的工作。突然，他大喊大叫，要人们把他拉上来。他的同伴们马上跑过去把他拉了出来。他们抓住他的肩膀，拖着他一起跑了五六十码远，认为这么远就炸不到了。他们扑倒在地，可是没有什么动静。这位出色的技术员非常狼狈。他的脸色苍白，呼吸也喘不过来。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说道：“我的天哪，那儿有一只大耗子！”
②原文为Mr．Valiant for truth见约翰·布尼安（1628——1688年）著《天路历程》。——译者
未爆炸弹清除队的忠诚替我们很快地排除了危险，但是也牺牲了许多最高尚的人。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这样写道：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0月9日
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在9月初似乎要给我们造成莫大困难的延时炸弹的事了。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方面的情形有所好转。请送交我一份报告，说明最近德国向我们投了多少颗这样的炸弹，有多少颗已成功地处理，有多少颗仍然有爆炸之虞。
我们之所以感到好转，是由于敌人不投掷这种炸弹呢，还是由于我们处置这种炸弹的方法有所改进？
伊斯梅将军的答复再次使人感到放心。
※ ※ ※
大约与此同时，敌人开始用降落伞投掷了许多海军的水雷，其重量与爆炸力比以前飞机运载的炸弹大。曾发生了许多次可怕的爆炸。除了报复以外，就无其他的方法可以防御这种水雷。德国已撕去空中战争仅限于袭击军事目标的伪装，这也引起报复的问题。我赞成报复，可是我受到许多良心上的责备。
首相致空军副参谋长 1940年9月6日
我并不是建议采取任何不合我们主要政策的行动，但是，我认为，目前如果在一个月里有两三个晚上对一些较小的德国城市进行几次轻微的、突然的、广泛的空袭，就可在德国人的心里产生有利的影响。你必须记住，从来没有人将真相告诉过这些德国人，凡是我们的空军没有去过的地方，敌人就可能告诉那里的人说，德国的空防是坚不可破的。必须早考虑到许多因素，其中有些因素不完全是技术性的。因此，我希望你考虑我的意图，向我提出建议，以便时机成熟时付之实行。
在反对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我的朋友海军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送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参阅） 1940年9月19日
1．我们之所以反对对德国进行报复并不是仅仅由于道德上的原因。集中对有限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袭击，对我们更为有利。此外，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中，敌人的导航以及其他方面之技术低劣，还不能说明他们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2．但是，用降落伞空投大型水雷，表明敌人已完全抛弃只袭击军事目标的欺人之谈了。在五千尺的高空，敌人根本就看不清轰炸的目标。因此，这证明敌人是企图用“恐怖手段”对付平民。我们应当考虑，敌人的士气是否能像我们的士气这样经得起这种轰炸。这是一个简单的战争思想。
3．我倾向于这样的意见：他们对我们投一颗带降落伞的重型水雷，我们就对德国城市回敬一颗带降落伞的重型水雷；
把我们准备袭击的德国城市列一张清单，这个想法很好。我不相信他们顶得住，并且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紧张一个时期。
4．公布这件事的时间和方式，要从政治上考虑决定。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停当。请注意，此事一经公布，即应随之实行。让军官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大规模执行这一计划的最好方法。最好是把附有降落伞的水雷投掷在以前未曾遭受过轰炸的德国市镇，但如果怕拖延太久，而不得不使用我们现有的一千磅空投炸弹的话，也请说明。
5．我希望在星期六晚间获悉关于适当报复——即同等的报复——最低限度的计划，对德国用带降落伞的水雷轰炸我国还之以轰炸他们的普通城市。据报告，今天敌人向我投掷水雷三十六颗，明天很可能要投一百颗。好吧，一百颗就一百颗，就按每日一百颗的标准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制定采取行动的最妥善的计划。如果我们还需要等一等，就等一等，可是千万不可阻挠。
6．在以上情况未公布以前，我同意我们不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怨天尤人，大声吵嚷。请在星期六晚间向我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个月以后，我仍旧催促采取报复行动，但是不断有人根据道德上的和技术上的理由提出异议，进行阻挠。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 1940年10月16日
据报告，敌人昨晚在这里投掷了大量地雷弹，其中有许多迄今尚未爆炸，危险甚大。
请立刻把你们对德国采取有效报复的方案交来。
我获悉，我们是能够将同样的地雷弹或重型炸弹载运到德国去的，而且轰炸机中队也很想使用这种炸弹，但是空军部不准许。我认为，应当对我的看法和希望给以充分的考虑。
德国人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也应如何对待德国人的军事目标，自从我催促这样做以来，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是谁在从中作梗？
伦敦居民在1940——1941年冬季所遭受的灾难困苦是很难与战争的最后三年德国人遭受的灾难困苦相比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炸弹的威力大得多，空袭也猛烈得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准备和德国人的彻底性，因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炸不透的防空系统，并硬性规定强迫所有的人一律进去躲避。当我们最后进入德国时，我们发现许多城市虽遭彻底破坏，但地面上还耸立着坚固的建筑物，地下还有宽敞的隧道，居民在地面上的房屋、财产虽被炸毁，但他们却能够每天夜里在隧道里睡觉。有许多地方，只不过是炸了几堆瓦砾。可是在伦敦，空袭虽然没有那样猛烈，但安全设备也远不如德国。除了地下铁道以外，就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只有极少数的地下室或地窖能经得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在敌人轰炸之下，伦敦的全体居民实际是在他们的家里或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里生活和休息的，经过一天劳累的工作之后，以英国人淡然视之的态度听凭命运的安排。除了防御爆炸弹片的设备以外，在一千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其他的掩护，但是心理上的虚弱并不像身体上的流行病那样厉害。当然，如果把1943年所使用的炸弹使用于1940年的伦敦，我们早就陷入可以使一切人类组织遭到粉碎的境地了，但是，任何事情总是按它的顺序和关系演变的，任何人也无权断言伦敦是不可征服的，虽然它也确实未被征服。
无论是在战前或是在消极抵抗的时期，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修筑能够使中央政府得以继续工作的防御炸弹的坚固地方。曾经为了把政府所在地迁出伦敦制定过周密的计划。许多部门的机构早已迁往哈罗吉特、巴思、切尔特讷姆和其他地方去了。曾在广大地区内征用房屋，以备政府一旦撤出伦敦时供内阁大臣和重要官员使用，但是，政府和议会现在在敌人轰炸下也要留在伦敦的愿望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我也完全具有同感。我和其他人一样，往往把轰炸想象得那么猛烈，认为非全部撤离或疏散不可。然而随着事态的演变，我们所有的反应却恰恰相反。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伊斯梅将
军或雅各布上校及首相私人办公室 1940年9月14日
1．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从伦敦整批撤离黑色和黄色文职人员的问题。①这种事情是如此的有害，所以只有当伦敦中央区的确变得不能再居住时，才能考虑这么做。此外，文职人员的新办公处所不久便可被敌发现，遭到袭击，而伦敦的防空处所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①这是官方的分类：“黄色”文职人员是那些执行次要任务的人，因此，可以比“黑色”文职人员早日撤离。后者只要环境还许可他们继续工作，便继续留在伦敦。
2．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由白厅区转移到“围场”或其他地方，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确保政府中枢能够有条不紊地积极发挥作用。在几乎是继续不断的空袭下，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现在必须作出计划，把战时内阁、战时内阁秘书处、参谋长委员会和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部分批迁往“围场”，甚至现在就可以从某些次要的方面开始进行。战时内阁的大臣应去看看他们在“围场”的办公处所，并做好准备，一有通知，马上就可以去。如果他们晚上需要安静的话，就应鼓励他们在那里过夜。秘密是无法保守的，但必须禁止向公众谈论。
我们应当预料到，白厅——威斯敏斯特区随时都可成为猛烈空袭的目标。德国的办法是：以瓦解中央政府作为必不可缺的前奏，接着就对我国进行大规模袭击。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用这种办法。白厅——威斯敏斯特区的景色是那样容易辨认，而泰晤士河及其两岸的高大建筑物不论白天或晚上都可作为可靠的标志，所以德国人对这一地区是一定要轰炸的。我们必须事先防止中央政府的瓦解。
3．海军部现在还没有迁移的必要。他们的防空设备尚称良好。空军部应开始迁移。陆军部与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4．务请即刻磋商，为把不超过两三百人的主要官员和他们的直接助手迁移到新办公处所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并指出应该如何逐步完成。请在星期日晚间把报告交给我，以便我可在星期一向内阁提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星期一，内阁将根据以前的规定，不在内阁会议室就在中央作战指挥室开会。
※ ※ ※
为了在伦敦坚持下去，必须在地下和地面上修筑各式各样坚固的据点，以便使政府行政机构及其数千名官员能在里面继续进行工作。曾在汉普斯特德附近为战时内阁准备了一个据点，设有办公室、卧室以及收发电报的设备和附有防护装置的电话。我们称之为“围场”。我在9月29日下令进行一次实地演习，好让大家知道，如果轰炸过于剧烈时，应该怎样做。“我认为进入‘围场’是很重要的。因此，下星期四内阁应在那里开会。同时，也应该鼓励其他各政府部门试行一次骨干人员转移的演习。如果可能的话，应为战时内阁大臣和列席战时内阁会议的人准备午餐。”我们天不见亮就在“围场”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请各位大臣去检查他们睡觉和办公的房间，他们都感到十分满意。我们以一顿愉快的午餐来庆祝这件事，然后就回白厅去了。内阁大臣们使用“围场”只此一次。我们在“新楼”地下室的作战指挥室和办公室的顶上灌注了六尺厚的钢筋混凝土，并精心安置了通风、给水设备，特别是电话设备安置得尤其完善。由于这些地下办公室远在泰晤士河的水位以下，而且距泰晤士河只有二百码，所以采取了措施，不让里面的人为河水所困。
※ ※ ※
10月来临了，天气阴冷，风雨交加，但是伦敦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不生就死的特殊的新环境。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感到悠闲。由于白天接二连三的不断空袭，上下班时间人又十分拥挤，铁路线上时常发生故障，因此出入白厅区的交通遂成为一大问题。我要寻求解决的办法。
首相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 1940年10月12日
约在两周前，我曾发出指示，不应再谈论文职人员一星期工作四天的事，因为我担心，此事一公布，将对工厂有所影响，但是，现在我主张一星期工作五天，其中有四个晚上在办公室里睡（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办公室吃饭），有三个晚上和两个白天在家里吃饭和睡觉。当然，这只适用于那些在伦敦上班而住在郊区的人们。我在公共汽车站看到那么些排队等车的人，并且无疑迅速出入伦敦将越来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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