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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袭击的几个连续阶段——戈林亲自指挥空战——他企图征服伦敦——希特勒的吹嘘——连续轰炸五十七夜（9月7日至11月3日）——派尔将军的高射炮火网——我个人的几点见闻——唐宁衔和“新楼”——张伯伦先生动大手术后的坚忍精神——他答应离开伦敦——他安详地死去——在唐宁街十号的一次晚餐——幸亏我忽然想到——投在财政部庭院中的一颗炸弹——帕尔麦尔大街起火——卡尔顿俱乐部被炸毁——人民的勇敢——拉姆斯格特饭店和战争损失保险方案——地下铁道作防空掩体用——我们预料伦敦将成为一片瓦砾——对政府机关的规定——“预备警报”和“空袭警报”——“报凶的鬼嚎”——改进安德森氏家庭防空掩体——内阁提前用餐时间——议会表现的情绪——我劝议员们谨慎小心——他们的好运气。
德国对不列颠的空袭，反映了敌人是意见分歧，目标矛盾，而且从来没有彻底完成过计划。在这几个月里，敌人曾经有三四次放弃了一种使我们感到极大压力的攻击方式，改而采取另外的新方式。不过，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彼此重叠的，很难用准确的日期加以划分。每一个阶段都和下一个阶段相衔接。初期的空袭是力图把我们的空军卷入在英吉利海峡和我国南部海岸上空的战斗；接着是袭击我南部各郡，主要是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敌人的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空军的组织；
然后是接近并到达伦敦；跟着就以伦敦为最主要的空袭目标；
最后，当我们在伦敦上空战胜时，他们又重新分散袭击各郡城市和我们经默尔西河及克莱德湾通往大西洋的唯一生命线。
我们曾经看到，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9月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袭击我南部海岸机场时，是如何使我们疲于奔命。可是到9月7日，戈林公开掌握了空战的指挥权，由白天空袭改为夜间空袭，由袭击肯特和苏塞克斯的战斗机机场转为轰炸伦敦建筑物最集中的那一大片地区。小规模的白天空袭是司空见惯，从未断过，而一场大规模的白天空袭仍可能到来；但总的来说，德国进攻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对伦敦的轰炸持续了五十七夜。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
在将近8月底的时候，敌人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我们也立刻回敬，对柏林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由于我们必须飞越较远的距离，所以同从邻近的法国和比利时机场袭击伦敦相比，规模就不能不小得多。战时内阁极力主张还击，主张拼一下，向敌人挑战。我深信他们是正确的，并且深信，只有让希特勒认识到英国人的愤怒和意志力，才能使他感到十分震惊或打乱他的计划。他在内心是佩服我们的。当然，他利用了我们对柏林的报复大作文章，并且公开宣布德国的既定政策——要把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他在9月4日宣称，“如果他们袭击我们的城市，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确曾拼命这么做了。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个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这些新的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本领和勇敢，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的严密的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同样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或缺的美德，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受自由熏陶的社会力量是多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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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二百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在此以前的三个星期对我各郡城市进行的初期轰炸，使我们大量分散了我们的高射炮部队，所以当伦敦成为主要的袭击目标之初，它设在伦敦的高射炮只有九十二门。当时认为最好是让第十一大队指挥的夜间战斗机在空中自由活动。在夜间战斗机中，有六个中队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战斗机。夜间战斗那时还处在幼稚阶段，使敌人遭受的损失很小。我们的高射炮兵却因此一连三夜没有开炮。当时，他们本身的技术也低得可怜。尽管如此，鉴于我们夜间战斗机存在的弱点和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决定准许高射炮手随意使用他们最好的技术，放手射击他们看不见的目标。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四十八小时内增加了一倍多。我们自己的飞机躲开了，高射炮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
伦敦居民呆在他们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已有三夜了。突然，在9月10日，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而且伴随着强烈的探照灯光。这轰隆隆的炮火给予敌人的损害并不大，但它却使居民们大为满意。每个人都欢欣鼓舞，认识到我们对敌人进行还击了。从此以后，高射炮队就经常开炮；当然，由于经常练习和熟练以及当前的迫切需要，射击技术便不断有所提高。德国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有时，高射炮队暂停射击，让作战方法也大为改进的夜间战斗机飞临伦敦上空。夜间空袭之外，还伴之以几乎是连续不断的白昼空袭，有时来的是小队敌机，有时甚至仅仅只有一架，在整个二十四小时内，经常是每隔一会儿就有一次警报。七百万伦敦居民对于这种奇特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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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闪电战”，我当然知道成千上万的人有许多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要讲，所以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只谈几件我个人的见闻。
轰炸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在伦敦西区，每个人都照常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分子在他们5月间一遭到严重的空袭就怕得要死、喊叫连天的情况相比，伦敦人的这些反映可以说是健康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中，我和几个朋友正在吃晚饭。斯多诺威大厦朝着格林公园的几扇大窗全部开着，公园里闪烁着高射炮的火焰，还时而被一颗爆炸的炸弹的火光照得通明。我觉得我们在冒不必要的危险。吃完晚饭后，我们走到那俯瞰大堤的帝国化学公司大楼去。从那些用石头构筑的高高的阳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几处地方在燃烧，正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落下了几颗重型炸弹，有一颗距离很近，我的朋友们急忙把我拉到一根坚固的石柱后面。这一次，证明了我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享受上应当受到许多限制的看法是对的。
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唐宁街的房屋已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了，这些摇摇晃晃修得很马虎的房屋，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承建的，上面迄今还留有他的名字。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为唐宁街十号和十一号的居住者构筑了防空壕，并把地面下的那些房间的天花板用另外一层木头天花板和结实的木柱支住。人们认为这样就能在房子被炸毁或震塌时支撑残垣。当然，无论是这些房间或防空壕，都是经不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的。在9月的后两个星期里，已经作好准备，把我的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公园的比较新式和坚固的政府办公大楼。我们把大楼称为“新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这时的炸弹当然比以后各阶段投的炸弹小，但是在新居还未准备就绪之前的一个时期里，唐宁街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前线的一个营指挥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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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个月里，我们的夜间内阁会议是在“新楼”地下室里的作战指挥室举行的。从唐宁街到那里，必须步行穿过外交部的四方形院子，然后向上攀登，从正在为加固作战指挥室和地下办公室而灌注混凝土的施工队中间走过去。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对动过大手术后身体羸弱的张伯伦先生是多么困难，但是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他，他比前几次参加内阁会议更加衣冠楚楚，举止从容，态度坚定。
1940年9月末的一个傍晚，我从唐宁街十号的前门向外张望，看见工人们正在把沙袋堆在对面外交部地下室的窗前。
我问他们在作什么。他们告诉我说，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动过手术以后，必须得到特殊的定期治疗，而在唐宁街十一号的防空壕里进行治疗很不方便，那里在经常不断的空袭时至少聚集着二十个人，因此，他们就在这里给他准备一个私人用的小小的地方。他每天矜持地、敏捷地、衣冠楚楚地遵守一切约会，但是，实际情况摆在面前。他怎能经受得了。我行使了我的职权。我穿过十号与十一号之间的过道找到了张伯伦夫人。我说：“他病成这样，根本就不应该留在这里。你必须把他送走，等他恢复健康再说。我每天都把所有的电报给他送去。”她就去找她的丈夫。不到一小时，她告诉我说：
“他愿意听从你的意见。我们今晚就走。”我从此就再没有见到过他。不到两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我确信他是希望死在他的岗位上的。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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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晚间（10月14日）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也有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时，我们正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厅用晚餐。同我一起用餐的是阿奇·辛克莱、奥利弗·利特尔顿和穆尔·布拉巴宗。钢质百叶窗已经关上了。在我们周围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几次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儿，一颗炸弹就落在近卫骑兵阅兵场上，距离我们大约一百码，声音很大。突然间，我猛地想起来了。唐宁街十号的厨房高大宽敞，从一个大约二十五尺高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餐厅司务和客厅女服务员若无其事地在继续上菜，但是，我一下就注意到了这扇大窗，在大窗后面，厨师兰德梅耳太太和一位女厨正在不动声色地工作着。我猛然站起来走进厨房，告诉餐厅司务把饭菜放在餐厅的热饭器上，吩咐厨师和其他仆人照往常一样躲到防空洞去。当我重新就座仅仅约三分钟的光景，一声巨响，近在咫尺，接着是猛烈的震动，说明房子已被炸中。我的侦探进来说，损坏很严重。厨房、餐具室以及靠财政部那边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
我们到厨房去观看现场。厨房全部破坏无遗。炸弹离此五十码，落在财政部内，爆炸的结果把这间宽大整洁的厨房连同所有擦得闪闪发光的炊具盘碟等炸成一堆乌黑的尘埃和瓦砾。大玻璃窗被炸成了碎玻璃和碎木片，散落在屋子里，如果屋里有人的话，一定会被炸得粉碎。幸亏我当时忽然想到——本来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想到得恰恰是时候。院子对面的财政部的防空壕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炸得粉碎，在那里担任国民自卫军夜间值勤工作的四个公务员被炸死。不过，他们全都被埋在一大堆瓦砾下面，我们不知道死者究竟是谁。
空袭仍在进行而且似乎是更加猛烈，我们便戴上钢盔走到“新楼”的屋顶去察看情况。然而在走上屋顶之前，我禁不住要从防空洞里把兰德梅耳太太和其他的人带去看看他们的厨房。他们见到一片废墟的景象感到很难过，但主要的原因是见到厨房已经乱七八糟，很不整齐！
阿奇和我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
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我们走下楼来，回到“新楼”二楼我的新住所，我们见到保守党总督导员戴维·马杰森上尉，他经常是住在卡尔顿俱乐部的。他告诉我们，俱乐部已被炸得粉碎，事实上我们根据起火的情况来看，早就想到它已被炸了。他和大约二百五十名会员与职员一起呆在俱乐部里面。俱乐部挨了一颗重型炸弹。朝着帕尔麦尔大街的门面和庞大的顶部坍塌在马路上，掩埋了他那部停放在前门附近的汽车。吸烟室里坐满了会员，整个天花板正落在他们的头上。我在第二天去看了俱乐部的废墟，觉得，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被炸死，似乎是不可思议。然而，就像一个奇迹似的，他们全都由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虽然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当这些事传到内阁时，我们的工党同僚们诙谐地说道：“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阿尼埃斯从特洛埃的废墟中背出派特尔·安齐赛斯①那样，把他那位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父亲从俱乐部的废墟中背出来，马杰森没有住宿的地方，我们为他在“新楼”的地下室准备了毯子和床。总之，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但从建筑物遭到的严重破坏来看，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五百，受伤的也只有一两千。
①阿尼埃斯是弗吉尔所著《阿尼埃斯漂泊记》叙事诗中的英雄，据称，他是安齐赛斯之子。在特洛埃陷落后他把年老的父亲背负出来，而在混乱与匆忙中丢失了他自己的妻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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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午餐后，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到唐宁街十号来找我洽商公事。我们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生一次巨大的爆炸声。我带着他去看出了什么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可能是一颗地雷。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想摸摸我的衣服。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我实在忍受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在哭呢！”
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你看这儿，”他们一面说一面把我领到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四十码宽，二十呎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被炸歪了的防空掩体的入口迎接我们，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当炸弹爆炸时，他们正在那里。他们说不出当时经历的情景。可是他们依然活着，并且显得十分得意。邻居们把他们当作稀奇宝贝。当我们重上汽车时，这一群面色憔悴的人们表现了一种激愤的心情。他们喊道，“我们要还击！”“叫他们也尝尝这种滋味。”我立即答应要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我也确实履行了我的这个诺言。我们对德国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经常性的轰炸，随着我们空军力量的增长，炸弹越来越大，爆炸力越来越强，我们让德国人加十倍、二十倍地偿还他们欠我们的债。敌人的确得到了充分的报应，他们被打倒并被彻底征服。可怜的人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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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我到拉姆斯格特去。我们遇到了空袭。我被领到当地的大隧道里去，有不少人经常住在隧道里。一刻钟以后，我们走出隧道时，看到瓦砾堆还在冒浓烟。一家小饭店被击中。没有人受伤，但是房子被炸成了一堆瓦砾，到处是炸碎的锅碗瓢勺和家具。饭店主人、他的妻子以及厨师和女服务员都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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