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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么？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样风气底下的纪念品。”（《四十自述》）
这部极得意的书却是严氏极失意的时候写的。忠厚地说，他是一个热心的人；刻薄地说，他是一个热中的人。不管怎样，甲午前后的时局一方面煽动他的“热”，一方面没有给他一个发泄的处所。和他“风谊兼师友”的吴汝纶劝慰他道：“执事博涉，兼能文笔，学问淹有东西四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工，充国四夷之学……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窃以为国家长此因循不用贤则已耳。如翻然求贤而登进之，舍执事其将谁属？……一时之交疏用寡，不足以芥蒂于怀，而屈贾诸公不得志之文，虞卿魏公子伤心之事，举不得援以自证。”像这类的话，对他只是画饼。到了戊戌年，就是《天演论》初刊行的一年，康梁等所造成的维新局面像要给他一个扬眉的机会了。他被人荐给光绪帝了，他被光绪帝召见了，光绪帝命他把近作《拟上今皇帝万言书》抄呈了。但这篇大文未及抄好而政变忽起，而西太后垂帘听政，而六君子就义，连累得他才办了一年的《国闻周报》也不幸短命死矣。此后两年间，他在天津匿迹销声，收拾闲心来译他的《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的性质和原因探究》）和《若干己权界论》（即穆勒的《自由论》），并且续他八年久断的“弦”。（他的元配王夫人在光绪十八年死后，他只纳一妾。）
（三）
从庚子变乱到辛亥革命约莫十一年间，他的生活的流转和以前二十年间生活的固定恰成一对照。庚子五月，他仓皇避难，抛却藏书，偕着新妻，跑到上海。上海的名流开政治大会，讨论东南互保的事，举他为副会长，容闳为正会长。闰八月，他参加一个中西人合组的慈善团体，来京津救济，十月底返上海（陆树德《救济日记》）。次年他被招赴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事。次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吴汝纶被聘做总教习，他被聘做大学堂的编译局总办。这时他的《原富》（此书上半在庚子离津前译成）已陆续出版，梁启超在是年的《新民丛报》第一期里大为此书吹嘘，并且昌言“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后来大学堂礼聘吴、严，他又在《丛报》里说，“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司皆称得人……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两君（吴、严）深自贬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但严氏对此新职并不怎样看重，做了两年无所建白，他也觉得无味，索性辞了。他出都时，一班闽籍的名士在陶然亭给他饯行。林纾为作《江亭饯别图并记》。他也有一留别诗，内中一段说道：“乾坤整顿会有时，报国孤忠天鉴之。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轮欲转嗟吾衰。自惭厚糈豢非才，手版抽将归去来。颇拟廛岑结精舍，倘容桐濑登钓台。长向江河狎鸥鸟，梦魂夜夜觚棱绕。”这时他已五十二岁了。次年，开平矿务局在英国打官司，他被请到伦敦做帮手，旋顺道游法兰西、瑞士、罗马，至日内瓦乘德国邮船归。据说他到伦敦时，孙中山特去访问。谈论之间，“他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年谱》）次年，严复既归国，安徽巡抚恩铭聘他为安庆师范学堂监督。这时他不独名满国中，而且内外达官渐加青眼了。次年，他应直隶总督杨士骧的聘请赴天津，旋又应荣禄的聘请，任学部附设的审定名词馆总纂。次年，宣统改元，海军部立，他被授协都统的头衔。不一会，朝廷又赐他文科进士出身。同时，度支部和宪政编查馆都要礼聘他。次年，资政院成立，他又以硕学通儒被征为议员。这时他颇有扶摇直上的希望了。但转眼间，革命军起，共和成立。他新得的荣宠遂随旧潮的煊赫一同消逝。剩下名词馆总纂的职位，他还留恋什么呢？
在从庚子到辛亥的一时期中，严复在智识界的表现除继续他的翻译工作，成《原富》、《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即斯宾塞尔的《社会学研究》）、《社会通诠》（即甄克思的《政治史》）、《法意》（孟德斯鸠）、穆勒《名学》（穆勒的《逻辑系统》上半部）等外，在言论上，他一方面反对张之洞一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一方面反对革命。关于后者，他的根本理由在和孙中山的谈话里已举及。他又认为，当时自强自救的急务在实行军国主义，而民族革命足为当时军国主义发展的障碍。关于张之洞派的思想，他在壬寅年有一篇很痛快的驳议，大意说：“言主中学而以西学辅所不足者，骤而聆之，若中正之说矣。措之于事，为不然也。往者中国有武备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辅所不足矣；有城市而无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辅所不足矣。顾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辅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公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相同，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他积极的主张，以为“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为得，不暇问其若中若西若新若旧也”。他以“中”“旧”与“西”“新”对举，是表明他不赞成“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这时他的思想可以说是已由“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变为“忧民而不叛君，师今而不叛古”了。他以为“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别择其故作善矣者，保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王所垂创，累叶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暧昧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这简直是预先替现今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者说话了。但毕竟谁能任这别择之功呢？别择的结果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些严复和他后来的同调者都不能作什么答复。但严复的智慧和忠实，使他不致如后世浅学妄人之所为，拿一个空题目来大吹大擂，以逢迎思想界的恶势力。
民国改元时，严复已交六十之年了。但他的身体比他的年纪更老，而他的思想也和他的身体一起衰老。他要提倡“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贤相付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堕”了。他“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治之者徒属虚言”了。他作《民约平议》（民国三年甲寅），攻打自己“辟韩论”的嘴巴，“并且为筹安会导乎先路”了。经过欧战以后他于辜鸿铭之“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也深以为然了。他死于民国十年，正当新文化运动极热烈的时候。他晚年不大看新书报，在这个运动中他只看见学生干政和胡、陈辈提倡白话文。此时他的精力已不容许他去做反对的文章，他只能在给弟子的书札中发发牢骚而已。对于当时奔走呐喊的学生，他只有冷笑：“咄咄学子！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则可决也。”（与熊纯如书札）当日的学生领袖现在不少腾达的了，严复的预言不能说没有应验。关于白话文，他说，“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遗弃周鼎（文言），宝此康匏，正无为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这种懒人的理论使他没有成为“新青年”们攻击的目标。自从洪宪帝制失败以后，他已经被智识界忘却了。
（四）
严复和袁世凯发生关系远在民国前。当庚子以后，袁氏声势最煊赫的时期中，袁氏曾几次邀聘他，他没肯就。但后来当袁氏罢政，谤者四起时，他却极力替袁辩护。袁氏自然感激他，及做了大总统，马上聘他任京师大学堂监督。但不知因为什么原故，他做了一年，就站不住。袁于是聘他做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并指定选他做约法会议议员。袁氏总算他的晚年知己。但他对于袁氏还有时不甚恭维。民国四年，当筹安会未起时，他说：“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有才督抚耳。欲望与列强相抗衡，则太乏科哲智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望其移转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耳。”（与熊书札，下同）在民国元年，严复已认为：“天下似须定于专制……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但不得已而思其次，只有袁氏。“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当高兴的时候，他也会说，“今大总统雄姿盖世，国人殆无其俦”。那么，袁氏应当称帝，似乎是很逻辑的结论。故此他认为“杨、孙之议，苟后世历史，悉绝感情，固未必厚非”。但有时他又不敢承认这结论。关于袁氏之应否称帝，他在理智的良心上似乎是犹豫的。至于冒天下的大不韪，附凤攀龙，猎取禄位，则绝对非他的道德良心所容许。但当他被邀请加入筹安会的时候，拒绝的决心他是没有的；当他被列作筹安会的发起人以后，抗议的勇气他是没有的。因此“葬大夫”的名字就不免加在他身上了。但他的被动却有个限度。据他的弟子侯毅（《洪宪旧闻》）所记，“会中人招其议事，辄称疾谢之。直至筹安会解散，未尝一莅石驸马街，望筹安之门。……未几，梁任公有痛斥项城称帝之文，流布海内。项城谓非侯官（严）无能为驳议，乃署四万金支劵遣使持谕侯官，文成以是为寿。侯官却其币，语使者曰，吾苟能为，固分所应尔，殊不敢叨厚赐。容吾熟思之，然后报命。使者既去，侯官得要胁之书无虑二十函，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而诡称天下属望。侯官筹虑数日，乃诣前使者举所得诸函示之曰，梁氏之议吾诚有以驳之，惟吾思主座命为文，所祈在祛天下之惑，而有禆于事耳。闽中谚云，有当任妇言之时，有姑当自言之时。时势至今，正当任妇言之。吾虽不过列名顾问，要为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纵极粲花之能事，人方视之为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祛天下之惑，或转于事有损。吾以是踌躇不轻落笔，非不肯为也。为之则有禆于事，吾宁不为哉？至于外间以生死相恫吓，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使者以白项城，项城知其意不可夺。驳任公之文乃改令孙毓筠为之”。
袁世凯死，严复有很悲壮的挽诗三首，录如下：“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多难，弥天戢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别贤奸。（其一）霸气中原歇，吾生百六丁。党人争约法，舆论惜精灵。雨洒蛟龙匣，风微燕雀厅。苍然嵩室暮，极眼送云。（其二）夙承推奖分，及我未衰时。积毁惊销骨，遗荣屡拂衣。持颠终有负，垂老欲畴依？化鹤归来日，人民认是非。（其三）”
袁世凯死后五年，严复也悄悄地死在福州的郎官巷里。死前他书有遗嘱（家藏未刊），节录如下：
民国十年，岁次辛酉，十月三日，愈懋老人，喻家人诸儿女知悉。吾自戊午年以来，肺疾日甚，虽复带病延年，而揆之人理，恐不能久。是以及今尚有精力，勉为身后传家遗嘱如左。非曰，无此，汝曹或致于争。但有此一纸亲笔书，他日有所率循而已。汝曹务知此意。吾毕生不贵苟得，故晚年积储，固亦无几。然尚不无可分，今为汝曹分俵……
嗟嗟，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其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顺以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随而来。固本吾身阅历，赠言汝等，其谛听之。
一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一须知人亦乐生，以身体康健，为第一要义。
一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
一须谨思，而加以条理。
一须学问，增益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一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审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即不富贵，亦当不贫贱。贫贱诚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余则前哲嘉言懿行，载在典策，可自择之，吾不能缕尔。
愈懋老人力疾书。
王栻和张荫麟合著，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41期，1935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