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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官吏又往往不合。但是到咸丰八年再起时，便完全改变了态度。他的老友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卷上十页）里说：“先是文正与胡文忠书，言恪靖（左宗棠）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再起援浙，甫到省，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书篆联以见意，交欢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国藩亦自言，“自八年夏间再起视师，痛改前此客气用事（谓激于一时之意气，非养之有素者）之弊”。（《求阙斋弟子记》二十）这重大的改变似乎与罗汝怀的劝告有关。他第二［次］守制时，罗给他一封十分谅直的信，责他“追寻怨怼，苦索瘢疣，不用雅驯之辞，惟抒愤懑之气，亦何弗游心广大之域。是殆德性学问中或有窒□之未辟，渣滓之未融已”。归结，劝他虚己下人，“使官无怨”为第一要务。这封信是不能不使国藩感动的。盖国藩的幕僚多是他的故友，故遇事敢言，非如后世的枭雄，刚愎自大，所日与处的无非只能说“是”的人，无望其变化气质，改易途径，袁世凯其例也。
以上叙曾国藩所受他的幕僚的帮助和影响，下文将记国藩直接对他的幕僚的影响，同时也就是间接对全国学术和政治的影响。国藩论学，以义理、经济、词章、考据并重而相成，于以调和汉宋之争，故奉国藩为师的学者（多半曾居其幕府的）绝无汉宋门户之见，而多半以调和汉宋自任。这是道光末至光绪初年间我国学术界的风气，经曾氏光大的。国藩论文虽崇姚鼐，然实和他有别。“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办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疏之饰。”（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这是湘乡派文章的特色，而与后来维新派（谭嗣同、梁启超等）文体的解放是有渊源关系的。其实湘乡派可以说是对于桐城派的第一度解放和改进，维新派可以说是对于桐城派的第二度解放和改进。传曾氏文派的著名作者如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都是他的幕府中人。
曾氏理学家的修养法很自然地会影响他的幕僚。他一生操行的宗旨可以“诚敬”二字包括。诚是不欺己欺人，敬是勤慎有恒。“居敬”“存诚”原是孔门修养论的总原则。敬是礼的原则，诚是仁的原则。礼是外的，仁是内的。仁是礼之本，礼是仁之用。宋儒的贡献，从行理的观点看来，是将这两原则深刻化、具体化、理论化。曾氏从宋儒得到这两原则的深切认识，而一生咬实牙龈地坚守力行之，并且得到儒家所希求的理想机会，在政治上发展他的人格。故此我们可以说曾国藩是儒家最典型的人物。他所认定的修养宗旨，他永远不惮烦地拿来向下属或后辈提诲，这是可以从他的书札里看出的。他的幕僚所受的影响我们可以举李鸿章为例。薛福成记：“傅相（李）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陆续而至，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但鸿章始终没有把他的诚字传授到家，而只传授得他的敬字。国藩的生活秩序甚严整。我们看手书的日记，每日某时起，某时理公牍，某时见客，某时围棋，某时看书，几如刻板。李鸿章亦然。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里记他“每日起居均有常度。早间六句钟起，稍进餐点，即检点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圣歌序》一纸。……（午饭后）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晚间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改”。
其他像薛福成的凝重，黎庶昌的勤黾，吴汝纶的忠实，都是受曾国藩的教导和生活上的习染的结果。在出处辞受之际，国藩的宋学的精神，影响于他的宾僚尤其深刻。
从政治方面说，清末采用西“艺”的风气，也是曾国藩开其端，而后来做的幕府旧僚继续发扬的。李鸿章所倡办的新政除开矿、建铁路及关于商业的外，皆秉曾国藩之志而行的。国藩在咸丰四年的时候，便设炮局，仿造西洋水雷，虽然没有什么效果，却是一种创试。到了同治初年，他便派了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创立江南制造局，自造机器和轮船。不久他便提议派学生到美国去留学，清廷许之，同治十一年才有第一批留学生派赴美国。不过在同治二年，总理衙门有委李泰国购买炮船助攻南京一事。李泰国和阿思本定合同，允许阿思本做总司令，总理衙门严厉驳斥，重订合同。结果阿思本不愿，所以炮船买了来又出卖了。这次购船的事曾国藩是反对的。推测他反对的原因似乎在：（1）根本反对洋人助战；（2）南京势在必下，不愿他人分曾国荃等的功勋；（3）畏惧外人索重酬（咸丰十年俄人已经给了一个教训了）。有人说（例如陈恭禄），曾国藩反对雇佣外国海军人员是见识短小，是不对的。总理衙门向外国买炮船没有成功这一年（同治二年，1863），便是曾国藩派容闳到外国去买机器那一年。
讲到晚清的外交，近人多知道称许李鸿章，而不知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根本策略是受自曾国藩的。《庚子西狩丛谈》里保存着晚清外交史的一段重要材料，值得我们全录于下：
公（李鸿章）又曰，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功名事业是老师（曾国藩）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与同他打屁子腔（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屁子腔！屁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占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屁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奉行，真有此理。”
这番话至今还值得我国办外交的人倾听。
以上述曾国藩对他的幕府人物的影响竟。最后让我们看看曾氏关于人才的见解和用人的态度。他在早年的《原才篇》□便□定风俗的厚薄，系于在上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可由处高明之地位的人，依己之所□，陶铸而成。咸丰即位之初，他应诏陈言，即谓当日所须讲求的唯在官吏得人。他又说过，“为政之道在得人，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求阙斋弟子记》卷二）关于广收者，薛福成记他在籍办团练时所用诸人“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尽所长”。（《庸庵文编》卷一）关于慎用者，国藩有云，“将帅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精神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书札》卷十八）李元度赴安徽时，他与约不用好大言的文人，又云“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问样子。办事无警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生气。……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吾欲以劳苦忍辱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始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弟子记》卷二七）关于“教”与“绳”者，国藩有云：“大抵人才约有二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略示假□。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务使循循乎规矩之中方好。”（仝上）
国藩待对下属的态度亦不外“诚”。将吏来谒见的没有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的事件，难言的苦衷，必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常通信告诫，像师长督课学生，父兄期望子弟一般。见人有好处，必极口称赞，大而李鸿章虹桥之战，小而钱警石、衎石兄弟的家书，皆引愧不如，而乐为称道。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他部下时，他奏称其才胜己十倍，胡遂受不次的擢用。这些还是表面的。李元度曾两次被国藩参劾，因此终身不得志。但国藩殁后，元度哭以诗云：
记入元戎幕，
吴西又皖东。
追随忧患日，
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
前期我负公。
雷霆与雨露，
一例是春风。
我们于此可以想象曾国藩对僚属的魔力。
李鼎芳与张荫麟合著，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36期，193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