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蝶蛹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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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结成政治联盟。在这种地图上，我们发现德川幕府封授的大名的领地范围在不断扩大，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像楔子一样插进以前受封的封建领地之间。渐渐地，全国各地交通要道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都从外样大名手里被夺走，转交给大将军本人，或是他的宠臣。他们还召集大名们到江户来开会，讨论领地的权利问题。这种做法不久就导致了一个新制度的开启，那就是每位大名每隔一年必须离开自己的封地，亲自前往江户对大将军宣誓效忠。而他的家人则被要求长期住在京城，作为人质。这样一来，在大名们不受大将军直接控制的时段里，他们的很多时间消耗在往返于从封地到京城的路上，因此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去策划或实施反对政府的阴谋。新颁布的继承法规定，每个封建领地的承继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所有的婚姻也是如此。通过邀请大名们协助整修皇宫和其他公共设施，持续耗去封邑的收入。嫉妒和对抗的行为受到鼓励，以致大名之间形成互不信任和相互刺探的可悲局面。

    对这种状态进行反抗的外样大名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虚弱。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惩处，不是被削减了受封的领地，就是被调动了职务，或是财产和领地均被没收。最后这项处罚一般伴随着死刑。他们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国家政府虽然在形式上仍是封建制，但实际上已变成君主专制————有大家长式的仁慈，但绝对是专制的。他们不久就发现，他们最微小的行动也无时无刻不受到监视，以致他们开始信不过自己的家臣和随从。严厉的监视对象不只限于外样大名。由于担心行政权力与世袭影响相结合，德川幕府千篇一律地从他们自己封授的权势较小的大名中挑选内阁大臣。德川家族中有权势的成员和外样大名一样受到严厉监视。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在还政于天皇的斗争中，大名们对德川幕府的同情度不高。

    大名之下是武士，或称为佩剑的绅士，有四十万之多。他们不是直接为大将军效劳，就是供职于各位大名的麾下。他们是世袭的。由于禁止与下层人士通婚，他们的血统很纯正，只有构成最下层武士的步兵除外。武士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佩戴两把剑，以及家族的徽章。武士内部又分许多阶层，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权。高层武士的庄园往往比小封邑领主的庄园还要大，收入也比他们丰厚。然而，根据武士的惯例，所有的武士都享有战友情谊带来的平等。正如英国和法国的国王好称自己是国家的第一绅士，幕府将军也认为自己是帝国的第一武士。

    不过，随着德川幕府的到来，大名和武士的存在就像京都的朝中贵族一样，变得不合时宜。武士是从12世纪帝国官僚制度崩溃到17世纪德川君主制兴起这段封建时期的产物，他们以异乎寻常的执着紧紧抱住以往岁月的理念不放。他们钟情的艺术是反映15世纪潮流的狩野派[12]，他们欣赏的音乐和戏剧是16世纪的日本歌舞能剧。他们日常的装束、喜爱的建筑和使用的语言保留着德川幕府之前那个时代的风格。他们的宗教信仰遵循禅学的宗旨，禅学是封建时期重要的灵感之源。事实上，武士的全部行为法典都是镰仓和足利时代的骑士留给他们的祖传法宝。在镰仓和足利时代，日本就是个大兵营。

    德川家康接受了日本的现实，并利用了这个民族的习性与癖好。他通过军人阶层对传统习俗的热爱和以服从为天职的精神，使其默不作声。对于每件事的规定都以先例和惯例为准绳。武士和大名的儿子要严格追随其父的足迹，不能幻想出现改变。通过向武士灌输儒家思想，德川幕府既安抚了他们的好战天性，又鼓励了他们对传统的敬仰。关于他们称之为德川太平盛世的统治如何给人们带来幸福的话语不断传入武士们的耳膜，以致他们希望并相信这一太平盛世会经久不衰。

    在德川幕府时期，大名和武士的生活并不缺乏娱乐活动。除了击剑、巴西柔术比赛、放鹰捕猎和射箭竞技以外，他们还有能舞、茶道和没完没了的宴会。在那些宴会上，他们会如数家珍地细述其祖先的功勋。此外，他们还会花很多时间在樱花树下，作一些拙劣的中文诗。他们通常很富有，总是挥金如土，因为他们对金钱的蔑视根深蒂固。他们会为了一个罕见的宋代花瓶或是一把正宗铸造的剑一掷千金。令人叹为观止的后藤家族的金属工艺以及高丽氏的莳绘工艺，就是在他们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大名和武士阶层的消失，日本的艺术鉴赏水平才急剧下降。

    被自己的主公辞退或是由于他们为其效劳的领主被废黜而失业的武士被称为浪人。有时候，一位在文学上有才华或怀有学术抱负的次子成为浪人，靠教书维生。浪人保留了武士阶层的所有权利和特权，而独立状态又赋予他们个性和思想上的自由，这是他们更加正统的兄弟从未享有的。正是浪人学者将明治维新的第一个讯息昭告于天下。

    社会地位上的第四等级是平民，他们依序分为农民、艺人和商人。正如欧洲君主制兴起时百姓们辅助国王反对贵族一样，在日本，德川幕府发现平民是他们对付封建诸侯的最佳盟友，因而给了他们许多前所未有的特权。大众的生活和财产因此有了保障，在掠夺成性的豪族统治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甚至还可以进行自治。工商业不受干扰地蓬勃发展起来；农业尤其受到鼓励，因为政府的税赋就是通过大米来征收的。正是由于平民阶级，我们才有了闻名于世的日本艺术和工艺。我们要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戏剧和大众文学，以及鸟居[13]和北斋的浮世绘[14]。

    然而，对于平民，德川幕府实行了隔离政策，通过传统的藩篱把他们圈在社会大厦的一个隔离层里。他们可以从事自己的行业，追寻自己的乐趣，但被禁止进入属于更高阶层的领域。他们不得佩戴家族徽章，甚至不能拥有姓氏。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剧场和那一类的演员，但是不能聆听武士阶层的能乐，不能观赏京都达官贵人所钟爱的古典舞蹈。

    为了防止他们起义，所有的平民都不得拥有武器。数量庞大的秘密警察被用来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稍稍流露一丝不满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无言的恐惧萦绕着他们，似乎所有的墙外都有人在偷听。他们只能劳作和服从，不能提出质疑。无论多么富有，多么才华横溢，平民终生都只能是平民。被无情的习俗和框框所环绕，他们的精力只能通过生活中的轻佻和宗教的忧伤来发泄。对于比较严肃的平民来说，宗教就是祈求无量佛[15]以无边无际的慈悲来广度众生。我们是否要惊叹，这种想法在印度教虔诚的信徒中也很突出？我们是否要指责，他们中间比较软弱和轻浮的人在将愚蠢理想化的过程中寻求忘我？

    在平民之下，完全被排斥在社会体系之外的是贱民。他们是罪犯的后代。在早期，他们不得与其他家族通婚，因此独自形成了一个等级。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非常富有，因为他们垄断了鞣制皮革业和皮革产品。根据佛教教义，这些行业被认为不洁。执行死刑的刽子手就是从这些人里任命的。在明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明治维新之前，与贱民阶层的任何接触都被认为有辱门风。

    民族意识之流，被习俗筑起的水坝和堤防所分流，只能变得越来越狭窄，以致最后淤塞了。17世纪末，天然冲动之流枯竭了。后来出现的东方思想偏重微观的倾向在日本受重视的程度即使在中国也前所未有。我们的生活变得像矮小的盆景，那正是德川幕府时代的典型产物。只在可以自由发挥的文学艺术领域，才能发现些许活力。那个时代全民自我关注的趋势赋予日本艺术一种特殊的魅力。崇尚传统是风格和典雅的基础，它给所有的表现方式带来不可思议的精美。然而，正是这种古典主义趋势妨碍了艺术家进行浪漫主义尝试，因为在注重形式的大潮下，真正的个性受到压抑。各阶层在社会生活与理想方面的分野再次阻止了有创造力的心灵反映民族整体的爱好与志向。尽管在细枝末节上表现了一定的机智，偶尔还会有奔放的想象力的神来之笔，却不可能产生像尾形光琳[16]这种水平的画家，或是像近松门左卫门[17]这样有实力的诗人。一些艺术家就像美丽的水池，可以映现出当代思想的倒影，却没有一个能展现浩瀚大海般的理想。

    不过，日本自己在蝶蛹中蛰伏一定感到很愉快，否则不会沉睡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依然有长者怀念那种悠闲的时日，那时没有人会粗俗到为自己着想。生活虽然有点注重形式，但很优雅。如果一个人能聪明地抓住机会，总能展现优雅的荒谬。“中国的马基雅维利”韩非子于两千二百年前在披露专制的秘诀时说：“愉悦他们，勿使其疲惫，令其蒙昧无知。”一代宗师德川家康极其忠实地遵守了这些诫命。我们在蛰伏中很开心，我们不喜欢变革，我们不寻求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