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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断裂，岛上的黑人被隔绝，没有受到外来人种的影响。后来，外来人种改变了澳大利亚内陆黑人的特征。塔斯马尼亚人待人友好，遇见过他们的英国人和法兰西人都认为他们不喜欢挑衅，富有幽默感。如果他们得到殖民者的尊敬，一定不会为对方制造麻烦。但殖民者和被流放的罪犯绝不允许这些土著人过上太平日子。随着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张，杀戮和暴行成为家常便饭。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白人是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托马斯·戴维在1813年的声明中写道：“可怜的、未开化的黑人的仇恨，完全是被野蛮残酷的掠夺手段激发出来的，殖民者甚至夺走了他们的孩子。我们扪心自问，到底谁是野蛮人？是从黑人父母那里夺走孩子的白人，还是勇敢夺回孩子的黑人？”威廉·索雷尔担任总督时期，类似的暴行依然存在。加上丛林土匪们的蹂躏和掠夺，塔斯马尼亚人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被文明抛弃的堕落的流放者，用各种残忍方式折磨范迪门斯地土著们不幸的孩子。
爱德华·凯利被俘
塔斯马尼亚人的生产与生活
压迫最终导致了反抗。塔斯马尼亚人决定与压迫他们的白人对抗。1824年，乔治·亚瑟担任副总督时，塔斯马尼亚人采取了行动。然而，复仇只能让更多无辜者失去生命。黑人厌恶白人，白人为得到更多资源杀戮黑人。此外，白人拥有先进的武器。棍棒和长矛根本无法抵抗火枪。很多黑人在洗澡时或晚上围坐在营火旁时被射杀。《塔斯马尼亚史》的作者约翰·韦斯特从幸存下来的证人那里，收集了一些资料，撰写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他用一句生动的话再现了当时的战争：“受伤的人的脑袋受到重击，婴儿被丢进火里，刺刀一次次插入瑟瑟发抖的身体中。土著人在火焰旁相拥入眠，却在黎明前成为祭奠自己的灵火。”
乔治·亚瑟总督非常清楚土著人遭遇的不幸，也曾试图保护他们。他组织成立了土著居民保护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出，由于受到了残忍的伤害，土著人才采取了野蛮的报复措施。然而，作为一个负责的行政长官，乔治·亚瑟决不允许无政府状态占据上风。黑人不再区分敌人和朋友，任何闯入他们势力范围的白人都会死在他们的长矛下。乔治·亚瑟竭力缓解紧张局面，下令悬赏活捉土著人，一个成人五英镑，一个儿童两英镑。因此，一个抓捕队很快成立，他们像搜捕猎物一样抓捕土著人。菲利普港的殖民先锋约翰·巴特曼因采取了温和手段招降黑人而名噪一时。
然而，小规模行动的队伍并不足以平息动乱。乔治·亚瑟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驱逐行动，将小岛中部和南部的黑人赶到塔斯曼半岛上。所有士兵、警察和持械的殖民者们一起，对湖区到东海岸的圣帕特里克之间的区域进行了地毯式搜捕。近五千人参与了这次行动，乔治·亚瑟总督亲自担任最高指挥。所有武装力量由军队的军官统一指挥，一名士兵负责搜寻一处区域。这场搜捕动用了殖民地储备的大量弹药、枪支和手铐。
1830年10月7日，搜捕队开始向南推进，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帮忙将土著人驱逐到关押他们的辖区。但行动结束时，他们只抓到了一个男人和一名儿童。除了这两个人，其他土著都偷偷躲过了他们的防线。乔治·亚瑟的黑色行动耗资高达三万英镑，但最终像用捕蝶网捕捉阳光一样，徒劳一场。
塔斯马尼亚人在开会
塔斯马尼亚人受到殖民者的压迫，奋起反抗
行动失败后，一个叫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的建筑师和土著人打过交道，有一些经验，也懂得土著人的语言。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是卫理公会派的教徒，为人善良，非常同情土著人的命运。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他的提议使他看起来像一个疯子或傻子。事实上，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曾提议不带武器去接近土著人，像朋友一样和他们对话，告诉他们不管某些殖民者和罪犯如何对待他们，政府的真正目的是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他的提议中有一条是停止抓捕土著黑人，禁止殖民者在他们面前携带武器。这个默默无闻的建筑师确实做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他曾跋涉几百英里，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不惜任何代价。他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是告诉世人，被抓捕的黑人也拥有人的灵魂，可以与他的灵魂产生共鸣。他接纳了一些自己熟悉的黑人，与他们成了朋友，并在这些人的带领下来到了土著人藏身的地方。他经常身陷危险，但沉着和自信总能帮他化险为夷。曾有一帮土著人用长矛瞄准了他，但他平静地走到他们面前，和他们握手言和。他还将一个野蛮部落的残余力量带到了霍巴特的政府大楼前。为了向土著表示欢迎，乔治·亚瑟总督命令乐队奏乐，但土著人吓得大声尖叫，围在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周围寻求保护。
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1791——1866）与塔斯马尼亚人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土著人、殖民者和罪犯生活在同一片大陆上，就一定会有纷争。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不可能前往所有地方调解争端。他可以劝他所接触到的土著人做任何事，但在他去不了的地方，争斗仍然不可避免。因此，有人提议让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召集所有活着的土著黑人，将他们带到巴斯海峡的弗林德斯岛。1835年，该提议被批准实施，但需要迁离的人口总数只有二百零三人。欧洲人第一次占领范迪门斯岛时，当时的一个土著部落有几千人。即将迁离的土著人受到了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和其他殖民者的礼待。但所有想保留这个种族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这些土著人渐渐病倒，最后都病死了。然而，他们留下了一些混血儿。1860年，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人也去世了。
有关范迪门斯地罪犯流放制度的最后阶段将在第十七章中叙述。范迪门斯岛除了接收罪犯，也收容了很多能人异士。托马斯·温赖特就是其中之一，他既是伪造犯、投毒犯，也是一位艺术家、文人。他是查尔斯·兰姆的朋友，曾是皇家艺术学院的绘画师。此外，宪章运动中的几位领袖，如约翰·弗罗斯特、威廉·琼斯、泽弗奈亚·威廉姆斯等人，由于在1839年参与了威尔士的新港动乱被流放。如果在这之前被控叛国罪，他们受到的刑罚应该是死刑，但他们在范迪门斯地过着非常安逸的生活，并亲眼见证了宪章运动提出来的所有改革意见被澳大利亚政治体系采纳的过程。1848年的爱尔兰叛乱为殖民地带来了一群颇有影响力的政治犯，其中包括史密斯·奥布莱恩、托马斯·马尔和约翰·米切尔。他们都是受过教育、有才能的人。托马斯·马尔回忆起1848年的爱尔兰叛乱时写道：“付出巨大代价冒险一搏后，还是失败了。”政治犯受到了悉心照料，在假释问题上有很大的自由度。其中一位还在霍巴特办了一家报纸，叫《流放的爱尔兰人》。他们属于乔治·亚瑟在一份官方文件中提到的“语言贴近大众、行为比较绅士的罪犯群体”。托马斯·马尔在给朋友加万·达菲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像君子一样，心甘情愿地付出代价。”史密斯·奥布莱恩在流放地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给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束缚。约翰·米切尔将妻儿带到了殖民地，在岛上生活了五年后，他在六位同伴和一些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帮助下，成功逃到了美国。
泽弗奈亚·威廉姆斯（1795——1874）
还有一些罪犯是在早期的英国工会运动中，由于受到英国政府的敌视被逮捕流放。乔治·洛夫莱斯和四个多赛特郡工人因参与了农业劳动者友好协会，并煽动其成员宣誓不接受低于一星期十先令的工资被判流放七年。1836年，由于这一事件激起了民愤，政府被迫释放了他们。乔治·洛夫莱斯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改善同伴的生活条件。服刑结束后，他写了《辉格党原则的受害者》一书，书中讲述了他在流放地看到的逸闻趣事。
在这段疯狂、野蛮的岁月里，一位叫约尔延·约根森的特立独行的人来到范迪门斯地。他是一个高瘦、蓝眼的丹麦人，也是一个天才浪子，一生充满传奇和冒险。他曾在马修·弗林德斯的带领下参与了探险航行，在“纳尔逊夫人”号上担任大副，也是护送第一批殖民者登陆里斯顿湾的军官之一，亲眼见证了殖民地的建设过程。后来，他被流放到了里斯顿湾。回到欧洲后，拿破仑战争期间，他在一艘丹麦走私船上工作，但被英军俘虏。后来，他被派往冰岛运送补给品。他抓了冰岛的丹麦总督，并向当地人宣称自己是英国政府派来兼并冰岛的。因此，他成了冰岛的总督，还在冰岛建立了陪审团制度，改善了当地的教育体制，并向伦敦发送文书宣布自己占领了冰岛，将其归入了英国的版图。当然，英国并没有承认这种未经授权的占领。回到英国后，约尔延·约根森被派去欧洲大陆从事秘密外交工作。任务结束后，由于天性好赌，为了筹集赌资，他偷偷卖掉了租住的屋子中的家具，继而锒铛入狱，获刑七年。他在纽盖特监狱服刑四年，协助监狱里的药剂师配药。出狱后，他被当地驱逐出境。他承诺要离开这个国家，但却没有做到，后来作为逍遥法外的异乡人再次被捕，并被判终身流放。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约尔延·约根森确实多才多艺，他在旅行见闻、神学、政治经济学方面都有著述。
约翰·米切尔（1815——1875）
约尔延·约根森（1780——1841）
范迪门斯岛的海岸线附近迎接了很多航海家、探险者，其中有荷兰人、法兰西人和英国人。范迪门斯地见证了许多流放者的痛苦，倾听他们的忏悔。然而，随着制度的变迁，旧名字随之更换。流放罪犯制度结束前，这里的居民一直希望废除流放制度。于是，他们开始用塔斯马尼亚称呼范迪门斯岛。1853年，岛上建立自治机构时，“塔斯马尼亚岛”被写进了宪法。
注解：
[1] 托比·贝尔奇（Toby Belch），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中一个酷爱酗酒享乐的人物。————译者注
[2] 凯利帮是以爱德华·凯利为首的丛林土匪的名称。爱德华·凯利随父亲来到澳大利亚，从小生活艰苦，蔑视权威，并屡次被捕，后来拉帮结伙成立了凯利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