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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战争情况的改变，双方的位置也将发生转变。但是，政府军还处于进攻地位，其人数和武器装备都优于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在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变以前，后者必须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具有优良传统的作战原则。
全歼和速决是这种战争的特点。歼灭敌军不但成了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因为俘虏来的敌军通常要编入共产党军队。歼敌的目标应是消灭其有生力量，而不是夺取地方。力求速决的目的在于当最终不能歼灭敌人时，可以迅速避开敌人，把伤亡减到最小程度。毛泽东断言：“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53]这里所论述的要点，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作战原则。
政府在1946年7月第一周的进攻中，包围了汉口以北鄂豫边界上的由李先念和王震率领的共产党部队。他们突破包围圈，成功地回到了共产党在陕西的根据地。政府虽然消除了共产党军队对这一地区的威胁态势，但后者的兵力却保存下来，以图他日再战。政府宣称，在山东，胶济线上的共产党军队已于7月17日被清除。但是，由于他们的不时骚扰，铁路运输到9月底仍没有恢复。也是在7月，政府军渡过黄河进入晋南。但是，在该省东部，共产党军队仍能够切断从省会太原通往石家庄的铁路。[54]
在苏北，7月的进攻是随着政府军从长江北进、从津浦路东进开始的。那时，共产党控制着这一地区的29个县。到第二年春季，政府军夺回了该地区的所有县城，并在国民党的控制下重新建立起县政府。在各地，共产党人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都实行了撤退原则。与正规军一起撤退的还有大部分民兵、党的干部及其家属。这一生存战略使他们保存了主力，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晋冀鲁豫。政府军进入共产党的一个主要根据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他们缴获的文件透露了这一地区遭受损失的程度。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收获是大量的，也是没有估计到的。例如，冀鲁豫分区的64个县，有49个被政府军占领。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控制的35座县城中，到1947年1月也有24座陷落，这是中共没有料到的。他们不得不修改战略，开始做长期游击战的准备。中共的文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战略，在逐渐歼灭敌军的同时，共产党的正规军及其民兵要保持完整无损。蒋介石对他的80%一90%的进攻军队，没有来源补充。其中一份文件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斗志，继续歼灭来犯之蒋军，我们就不仅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也一定能够变防御为进攻，收复所有失地。[55]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是在1946——1947年的冬天，劝勉是不足以保持斗志的。
地图17（a） 内战（1946年）
地图17（b） 内战（1947年）
撤退原则作为一种游击战策略，不仅应包括撤退军事和政治单位，而且还应包括疏散当地居民，其目的在于保存人口、村级组织和粮食贮备。然而，在1946年，有些村庄并没有为恢复游击战的条件做准备。其结果是，干部和防御部队逃走了，没有武装的农民在村的组织遭到破坏的同时，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如在苏北，国民党主持的地方政府迅速建立起来取代了这些组织。随后便是还乡团的到来。这是一些由地主和其他一心要恢复他们地位的人所率领的武装部队。他们开始清算自己的账目，夺回已被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土地和粮食。有关反攻倒算的报道比比皆是。[56]文件承认在这一地区有无数的农民被杀害。一个用了近10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共产党老根据地，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被这些人毁掉了。杀回来的共产党军队，在重新夺回的地区里遭到农民的咒骂，因为没能保护他们。农民们不愿意恢复农会和组织新的民兵部队，甚至不愿出席大会，他们对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坚持下去的能力几乎没有什么信心。[57]
但是，再次进行像对日作战那样的长期游击战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到了1947年5月，政府的进攻已经开始减弱。政府的兵力这时过于薄弱地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内，不能像日军在其入侵同一地区的高峰时能做的那样，占领次要的据点。与此同时，共产党正规军主力部队大部分仍保持完整，已经停止退却，并可以发动若干小规模的反攻。在山东，共产党的军队正开始掌握主动权；在满洲，他们已能够发动有限的进攻。共产党宣称，在全国范围内敌人已有90个旅被消灭，当这一数字达到100时，军事力量的对比将有利于共产党方面。[58]
实际上，军事力量的对比在1947年就已迅速转变。美国军事分析家在1946年9月曾预言，由于需要更多的军队守卫过长的交通线，政府的进攻将在几个月内陷于停顿。然而，由于政府军在训练和装备上所占的优势，这些分析家预见到一种持久的僵持局面；外国观察家“普遍认为，共产党在与政府军的旗鼓相当的抗衡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不会赢得最终胜利”。[59]
没人预见到共产党的指挥员们能把他们抗日游击战的经验转移到运动战的战役中去的速度和技巧。共产党人在保存和发展自己力量的同时，立即开始部署比他们用来与日军作战更大的部队，零敲碎打地袭扰和歼灭敌人。通过将民兵和俘获的敌军士兵编入正规军，以及通过伴随1946——1947年共产党地区土地改革的大规模征兵运动，人员的损失得以弥补。土地改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共产党政权在农村的发展，也使得在1946年政府进攻中不是首当其冲的地区的民众有可能支持共产党，这种支持对于加强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东北。在东北的总司令林彪的指挥下，这一战略最早被成功地运用于满洲。1946年底，他的部队已推进到松花江以北，政府军对其最后目标哈尔滨做好了春季进攻的准备。但其后，林彪却向政府占领的地区开始进行一系列打了就跑的突袭，这种打法使他在仲夏掌握了满洲的主动权，并在两年以后的决定性胜利中达到顶点。他的时机选择符合一种突击和声东击西的战略，在东北，严寒的冬天开始以后是一个不太可能进行军事部署的季节。1946年11月，当林彪的部队越过冰封的松花江，首次发起一次小规模的牵制性攻击时，这一行动的重要性还不明显。在这次短暂的南下后，他们迅速撤了回去。1947 年1月6日，一支估计为6万人的部队再次过江。这一次，政府军至少在一次战斗中伤亡惨重，他们在入侵者撤出前几乎抓不到什么俘虏。政府军的指挥官们因而很担忧，因为他们预料到了第三次攻击。这次攻击发生在2月中旬，但直到2月底才结束。林彪的部队迅速撤离，而没有与集中的政府军接战，政府军这次不肯像1月份作战时那样落入圈套。
共产党第四次越过松花江作战，从1947年3月7日持续到18日。这一次他们重创了政府军一个师，在撤回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些短程军事突袭的重要性，至此已显而易见了：政府军已遭到削弱，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东北的战略计划已被打乱。对哈尔滨的威胁被延误，共产党的地位则巩固了。1947年5月，林彪接着又发起他的第五次渡江行动，展开了一场密切协作的战役，这一战役标志着结束满洲战争行动的开始。一支有40万人的部队，参加了5——6月进攻满洲中部、南部和西南部的作战行动。其主力部队进攻的目标，是地处满洲两大城市长春与沈阳之间的四平街。在对四平街五个星期的围城作战期间，进攻的共产党军队伤亡了约4万人，而且未能阻挡住派来援救四平街守军的政府增援部队的到达。林彪在6月30日撤去对该城的包围，并撤过松花江后，他本人承担了这一决策错误的责任，这次错误导致了政府四平街防御战的胜利。
然而，尽管林彪遭受了挫折，他的东北野战军仍然获得了主动权，并且把主动权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最终胜利。政府军已被迫放弃了松花江北岸与长春——吉林战区之间的前哨基地，其前线从六个月前的位置南移了大约150英里。政府所据守的长春、吉林和沈阳这几座城市，也因为连接它们的铁路线遭到破坏而被孤立，其中的几条铁路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恢复。政府军在武器、物资、人员和士气方面遭受的损失，一直未能恢复过来。[60]
随着共产党人在东北和其他地区不停地展开进攻，政府军陷入一种固守防御的战略。典型的情况是，他们要么从已经失去任何战略价值的过于分散的据点撤退过晚，要么留在城墙和战壕后的据点里，把主动权留给对手，任随他包围与否。据当时的美国军事分析家指出，政府造成东北迅速溃败的原因，是兵力最初过于分散和军队领导无能，最明显的是保安司令杜聿明将军的指挥失当。但是，司令的更换也未能挽救政府在东北摇摇欲坠的命运。1947年年中，即共产党的第五次进攻之后，东北的指挥官换成陈诚将军；而在1948年初的共产党第三次进攻之后，他也被免职。政府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仍然占有优势。然而，共产党在战略战术运用上和士气、战斗意志以及共同的目的意识上所占的优越性日益明显可见。
士气因素当然有多方面的根源。除了国民党方面的腐败、无能以及决策失误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外，尤其在东北，还存在地方主义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接收东北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阻止张作霖大帅家族所支配的半自治性的权力基础重新在那里出现。政府把东北三省划分成了九个行省，并在实际上任命外来人担任所有最高职务。而政府在当地的帮手，则多是些地主以及其他与日本人有过勾结的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既不忠于共产党，也不忠于少帅张学良，他是张作霖的儿子和明显的继承人。少帅因他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时所起的作用，继续遭到拘押，也许因为他仍享有众望，尽管人们普遍预料他会被释放，但他还是被流放到了难以逃身的台湾。
根据当时的记述，日本投降后，东北对国民党的最初支持看来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不久“南方人”就让人觉得讨厌了。他们不公平的接收政策和官员贪污受贿所造成的怨恨导致地方主义迅速复兴。如果政府在东北的行为不那么容易受到批评，那么，地方性忠诚的影响就不会如此强烈了。东北，像台湾那样，是一个被日本人统治很久的地区，经常听到那里的人民评论说，日本给了他们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政府。尤其是政府在这一地区反对共产党的努力，如果没有当地领袖人物的参与，几乎是不能成功的。然而国民党对这些人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却有着如此强烈的戒心，甚至对他们愿意提供的帮助都一脚踢开。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把这一错误追溯到蒋介石本人，蒋依然“对当地的满洲人抱有成见”。例如一个当地成立的“东北动员委员会”主动请求组织一支防御部队与共产党人作战。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拒绝，尽管政府的司令官们根本没有能力组织一支有效的地方游击队。一个曾在大帅和少帅麾下效力的骑兵军官马占山将军，同意为政府工作，被任命为东北副总司令，[61]但他从没有获准做任何事，也没有获准指挥任何部队。同时，政府在东北的司令官们不得不依靠一些“外来人”作为他们部队补充兵员的主要来源。政府军由于在东北的征兵运动失败，因此只能从关内各地获得丧失和受损的师的补充兵员，而关内各地几乎经受不起失去这些兵员。[62]
共产党人从这些措施所激起的民众怨恨中得到了充分的好处。他们避免采取中央政府对待东北人民的那种倨傲态度，处处都尽可能使用当地人才。大多数从张作霖和张学良的旧东北军中幸存下来的部队，就像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那样，转向了共产党。共产党将他们当作联军欢迎他们，并允许他们保留原貌，作为林彪全面指挥之下的一支非共产党部队。随着共产党掌管的地区的扩展，东北野战军已能靠当地征兵扩充正规部队；它还组织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第二线非正规部队，并动员了一百多万支前民工，在后勤部的指挥下执行任务。
当时的一位作者概述了共产党的成就：
须知共产党挖起铁轨埋地雷、丢炸弹，并不是共产党人在这么做，而是老百姓替他们这么做的。中国共产党过去在东北没有兵，现在他们有的是中央不要的兵。共产党过去没有枪；现在有的是中央政府保管不善送给他的，甚至还有偷卖给他的枪。中国共产党没有人才；现在他们任用的是中央不要的弃材。[63]
国民党政府由于不顾民众要求与感情的惯常做法而受到很坏的对待，几乎不可能有比这更合适的例子了。
山东。共产党人在江苏——安徽——山东这一重要战区内的退却，与满洲相比更难扭转。在这一地区，政府军兵力并非过于分散，而共产党人也缺乏林彪在松花江以北所享有的退却的安全庇护地。不过，华东共产党军队的司令员陈毅却采用了同样有利的战略战术。在山东，许世友指挥的共产党军队在一次争夺胶济铁路控制权的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于1946年10月初在高密被击败。这条铁路在政府的控制下重新开通，据报道，共产党方面在北撤前伤亡了约3万人。接着在1947年1月初，从苏北撤下来的共产党部队与从鲁中来的其他部队合在一起，在鲁南的枣庄向追赶他们的敌人发动反攻。政府军被打败，损失了约4万人和26辆坦克，共产党用这些坦克开始组建一支他们自己的装甲纵队。陈毅未能守住他新占领的阵地，但却及时撤走了他在临沂的指挥部，成功地伏击了一部分被派来包围他的敌军。政府军2月在莱芜附近再次遭到失败，又付出了3万人的代价，并失去对胶济铁路的控制，这条铁路的交通再次被封闭。
政府的报复是在1947年4月至5月期间向陈毅的沂蒙山根据地发动的一次重大战役。政府动用了约20个师近40万人，去对付估计为25万人的共产党军队。但是，在5月14——16日鲁中南孟良崮那次史诗般的战役中，政府方面又一次损失惨重，据称伤亡了1.5万人。政府的整编第74师，这支前一年在这一地区与共产党军队打过多次遭遇战的能征善战的部队，被彻底歼灭。该师师长张灵甫，随着他的大半官兵死于战场，同参谋人员一起自杀。[64]不过，陈毅的部队在数量上仍居劣势，他终于在7月份被迫撤离战场，任由政府军宣称其在鲁中南麻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是，陈毅部队的主力却在重新部署，并准备重新投入战斗。
国民党军事史学家后来对1947年山东诸次战役中共产党的实力和政府的错误，提出了坦率的评价：政府的指挥官错误地判断了陈毅的意图，因而也没能在他的部队撤离苏北时牵制住他们。后来，在枣庄附近，政府军沿路停下来休息，拥塞道路，行动极为缓慢。他们最终为自己的点线防御战略所陷，而共产党的主力却基本上保持完整无损。政府军的前线扩展得太宽，机动能力不强，因此无法防止个别部队遭到孤立、包围和被各个击破。他们缺少夜战经验。步兵、空军和炮兵的协同作战也很差。坦克部队由于雨天道路泥泞而无法调动。
相比之下，对手则轻装就道，能敏捷地进入战区和在战区移动。共产党在枣庄“转移”兵力的好处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通过部队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迅速运动，切断政府的交通线，攻击其增援部队，机动地制胜对手。陈毅的主力撤出临沂时，在夜间沿着大路一侧的山间小道秘密行动。空中侦察没有发现目标，政府军因而遭到沿路所掘壕沟中的伏兵的袭击。孟良崮的失败也被指责为情报有误和空中侦察不力。74师认为陈毅的主力部队已经北去很远，因此遭到出其不意的袭击，被包围在一个不可能坚守的地区。此外，鲁中长期以来就是共产党的地区，那里的人力、物力已充分动员起来。中共在那里有一个准确可靠的情报系统和组织良好的供应系统。相反，政府的信息一点也不可靠，其部队的补充兵员总是迟到，供应也不充足。军事史家的这类记述还指出，“与共产党相比，我们在情报、宣传、反情报和安全保卫所有这些方面都相形见绌”。[65]
第二年，1947——1948年：反攻
1947年夏末，毛泽东评估了战争第一年的战果，详细说明了第二年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动用了他总共248个正规旅中的218个，损失了其中97个旅以上，或者说被毛的部队歼灭了近78万人。毛公布中共的损失是30万人，大片土地被进攻的政府军占领。第二年的首要任务将是放弃撤退战略，并立即反攻。第二项任务是收复第一年的失地，歼灭内线之敌。[66]
华中和华北。1947年夏季，共产党人以开展全国性的反攻发起了战争的第二阶段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独目将军”刘伯承，于6月30日引人注目地率领5万大军在鲁西南渡过黄河，把正在东面同陈毅作战的政府军吸引过来。当陈毅退入山东之际，刘的部队越过陇海铁路，向南猛插300英里，在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区开辟出一块新的根据地，那里是20年代建立的鄂豫皖苏维埃的所在地。
在8月底的一次与此相关的行动中，一支由陈赓率领的原属刘伯承的2万人的较小部队，在晋南越过黄河，南进到豫陕鄂边区，与刘的各纵队取得呼应。一个月之后，陈毅率领部分华东野战军回师穿过鲁西南，进入豫皖苏边区，填补了刘部移出的地区。共产党因此将战争向南推进到华中的国民党统治区，在黄河与长江间开辟了新的战场。这些初步行动把陈毅、刘伯承和陈赓的部队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得以在适当的位置上协调某些战略上最重要的作战行动。其时他们就能攻击华中的所有重要交通干线，阻断长江流域与北方之间的铁路运输。[67]
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在鲁东和苏北的其他部队，打了一系列小战役，到1948年年中，除了省会济南和港口城市青岛等少数几个孤立的政府据点外，已经得到了山东全省。[68]
1947年11月，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的部队夺得石家庄，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在得到这一重要的铁路枢纽的同时，共产党还获得了大量物资；控制了平汉铁路，并有了一个新的首都所在地，自1947年3月延安失陷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首都。石家庄战役还使得共产党在华北的两个主要根据地————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连成一片成为可能。此外，到1947年年底前，他们还控制了内蒙古地区的热河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以及除少数几座主要城镇外的山西和河北的全部。
攻占延安为国民党人的战争努力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尽管这证明是一个束缚部队的军事包袱，这些部队在其他地方可能更有用。一位评论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30个较为富庶的县去换陕西的45个穷困县。[69]1948年初春，彭德怀开始进攻。尽管政府从河南的开封——洛阳防区调了约2万人去增援陕西的胡宗南，但他们并没能守住延安，1948年4月延安再次易手。胡不得不放弃延安去追赶彭德怀，后者突然开始向四川行动。五月，彭在陇海线西端终点的宝鸡附近的一次决定性失利中被阻截住，被迫返回陕北。但尽管遭遇了这次挫折，共产党还是控制了这个省包括延安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共产党人立即利用政府调兵入陕而造成的河南防御上的弱点，向陇海线上的洛阳进攻。这座城市三次易手，最后以1948年4月初陈赓部队的胜利而告结束。中共军队因而能够夺取临汾，这是政府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5月中旬，共产党的山西解放区与华中的刘伯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到这个月月底，陈毅、刘伯承、陈赓诸路大军在总司令陈毅的指挥下，经过数周协同行动，会聚于开封城下。6月中旬，他们夺取了这座城市，它是河南省会。尽管陈毅的部队未能守住开封，并且随后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实际上遭到失败，但是洛阳——开封战役成了这场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共产党军队展示了它们的能力，能够在几条战线同时展开持续的进攻，并在宽广的地域内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这是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的最后一步。先前的主要战斗是在山东和满洲，石家庄和延安战役之后不久，洛阳——开封的军事行动已在华北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区。这些胜利也使得一直被分割的共产党各边区的扩大和合并成为可能。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在1948年5月合并为华北解放区。8月，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70]
地图18 中国共产党的攻势（1948 年春夏）
东北。到1948年年中，满洲的力量对比出现逆转，最终的转折点到来了。1947年9月，林彪发起越过松花江的第六次进攻，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完全孤立中满和南满的几座大城市，并通过切断北宁铁路以断绝与华北的陆上交通。这些目标在11月底基本上达到。[71]作为第七次进攻先导的预备性攻击，于12月中旬开始。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已由陈诚交到了卫立煌将军手里。但是，林彪这时已强大到足以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展开攻击。当第七次进攻开始时，共产党军队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沈阳。可是当国民党增援部队从长春和吉林空运进沈阳城时，林彪随即将其主要作战行动转到这两个城市的北面，包围了与它们邻近的四平街，这是两年中的第三次包围。这座城市在5月13日被攻占；国民党人在前几天已经放弃了吉林。从12月中旬至1948年3月中旬这三个月的作战中，林彪的部队总共攻占了19座城镇。[72]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大卫·巴尔少将提出的建议，即趁共产党对沈阳周围的压力减轻之机，在还有可能时撤出东北。[73]于是，蒋介石就此失掉了挽救那些被派去接收东北的残余军队的最后机会。到1948年年中，那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蒋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共产党此时宣称，他们在这一地区拥有70万正规军，还有33万地方部队和第二线部队，以及160万支前民工。士气日益低落的政府军，人数只有约45万，且没有能投入作战的第二线补充兵员。[74]
根据政府的估计，到1948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政府正规军的实力与1945年年中相比已减少了1/3。政府军现在的人数为218万人，其中作战部队只有98万人。共产党方面有正规军156万，非正规军70万，据估计其中的作战部队为97万人。重武器的数量，政府方面有2.1万件，与之相比，共产党有2.28万件。[75]毛泽东在早些时候曾指出，政府方面的所失正在成为共产党方面的所得，因为缴获的敌人物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投降的政府军士兵则是新兵的重要来源。
第三年，1948——1949年：胜利
1948年3月，毛泽东已能通报：政府军只在华中的两个地区保持主动权，而在其他地方全是被动挨打。他预言，在取得一两个最大城市，并将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区连成一片之后，就有可能在1949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估计可在三年之内打败国民党。[76]
共产党现在有人有武器，又有进行大规模阵地战所必需的体制和经验。这些战斗以1948年9月对山东省会济南的成功包围而揭开了序幕。共产党的春季军事行动使济南完全成了一座孤城，9月出征河南的陈毅部队已返回山东。还是早在满洲时，美国顾问们就警告蒋介石说，他在济南的部队处境已经无望。但是蒋介石再一次拒绝撤走它们。对该城的攻击于9月16日开始，10天之内解决战斗。大多数士气沮丧的守军根本不肯战斗，有些部队实际上叛逃到了共产党一边，这是形势正在转变的一个无可置疑的信号。[77]
在济南发生的由消极防御到叛逃和投降的变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多次出现，因为政府方面屡屡战败的心理影响很有支配力。这种情况无疑使政府军毁灭的时间表大为提前，它反映在从1948 年9月中旬至1949年1月底的三次决定性战役的过程中。按计划对政府军的三大集团发动协同总攻的战役是：辽沈战役，9月12日至11月2日，结果是满洲的国民党军队彻底失败；平津战役，11月21日至1月31日，它结束了政府在华北的抵抗；淮海战役，11月6日至1月10日，它扫除了共产党南下长江和渡江作战的最后一个主要障碍。
辽沈战役。这是林彪在满洲发起的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性战役，更加巩固了他在军事史家和中国公众中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的声望。[78]考虑到作战的规模，东北的这次战役的结束对政府来说，来得几乎就像在济南一样快，虽然不像济南那样不光彩。林彪部队发动最后一次满洲攻势的人数接近70万人，而政府方面的部队大概不足50万人。三个主要攻击目标是政府军集结的几个地方，即北宁铁路上的重要补给中心锦州、沈阳本身和长春。最大的集团是兵力为23万人的沈阳守军。
对锦州的攻击于9月12日开始，不过由于佯攻长春，出击的目标并未立即暴露。锦州附近的政府军在不到两个星期之内，不是被包围，就是被孤立。至9月底，飞机场遭到攻击，弹药已经耗尽，不得不靠空投供应守军。尽管在附近一些地点尤其是在义县，最初的战斗很激烈，但锦州的守军在共产党军队不停顿的攻击下还是抵挡不住，政府军的两个师战败，该城于10月15日被攻克。
10月初从沈阳派出的约10万人的援军，未能及时突破阻击解救锦州。因而林彪接下来的第二个主要目标，就是将这股援军在其未能撤回沈阳之前全部歼灭。他假装向西南进军，却反而将其主力从锦州向东北方向移动。尽管再次激战，援军也没能逃脱林彪极其迅速地布下的陷阱，在10月28日遭到覆灭。由于沈阳守军已有半数兵力折损，该城只在极微弱的抵抗后，便于11月2日投降了。与此同时，长春军民因共军的包围，已窘迫到几近饿死的程度。以不可信任的云南人组成的第60军，于10月17日叛逃到共产党一方。该地的其余部队也在不久后相继投降，于是所有抵抗就此收场。
尽管杜聿明将军早先已被证明无能，但在这次会战期间，他又再次担任了东北的指挥，而蒋介石则从他在北平的指挥部亲自接手对军事行动的指挥。共产党的强大与政府的虚弱形成了对比，要想化解这一印象绝无可能。但是如美国驻沈阳总领事10月27日的电报所说：“如果政府不是落得如此悲剧性的下场的话，那么它上星期在东北的军事策略就像是犯了喜剧性的错误。” 11月中旬，恰恰在林彪渡过松花江发动他的第一次进攻的两年之后，政府在东北的最后一批守军不是投降，就是南逃。在东北会战的最后阶段，政府至少损失了40万人，包括它的某些最精锐的部队，以及他们的所有武器和装备。[79]
平津战役。林彪的军队在取得满洲的胜利之后，立即开始南下。随后的平津战役中，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的共产党正规部队会合在一起，总兵力达89万人，由林彪全面指挥，而政府较为得力的司令官之一傅作义将军率领的部队大约有60万人。林彪的主力部队向长城以南疾进，进入平津地区，在西面得到已经威胁张家口的聂荣臻领导的华北野战军的支援。聂荣臻在张家口附近的任务，过去是阻止傅作义削弱北平的防御力量，派兵增援东北。现在随着东北地区局势趋于安定，聂的新任务是阻止傅作义向南增援苏北的政府军集团，这个集团是共产党11月初发动的决定性的淮海战役的进攻目标。因此，共产党在平津地区的战略意图是，先将傅作义的部队包围在五个点上，而后依次各个解决，以便切断他们的逃路，也防止增援部队向他们靠拢。
在主力部队于11月21日开始向关内进军之后的两个星期内，林彪的部队抵达天津外围至唐山西北的一个重要的新发展地区。在两个多星期内，他们已经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第一个主攻目标是傅作义最薄弱的一点，北平西北的新保安，那里的守军在12月22日被聂荣臻的部队击败。张家口也在两天之后陷落。与此同时，共产党对北平和天津的包围也在不断加强。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司令决心抵抗，为阻止共产党前进，放水淹了城外大片地区。其后他拒绝未经战斗就放下武器，但共产党军队在1月14——15日的天津会战后获得胜利。附近的塘沽港两天之后陷落，5万守军从海上逃走。傅作义值此紧要关头，逃路已被切断，左近所有集结的部队已经战败，他在北平的20万部队在人数上现已处于绝对劣势，于是谈判了一项解决办法。他同意于1月22日将其部队和平撤出城外，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产党军队于1月31日进入北平。在平津战役中，政府又损失了近50万军队，丢掉了中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80]
淮海战役。内战的第三个决定性战役，与平津作战同时展开。这一著名的65天的淮海会战，从1948年11月6日进行到1949年1月10日。其主要作战区域位于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故以淮海为名。战斗集中于政府的“剿总”司令部所在地徐州市周围，该市处于陇海与津浦铁路交会的战略位置上。这次会战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和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刘伯承和陈赓的合作达到了顶点，他们在这一地区已共同作战了一年多。
双方正规部队的兵力大致相当，每方都拥有50万人以上。但是，共产党已有很发达的民众支前网络，能够另外动员200万农民从事支持战场作战所必需的大量后勤工作。军方和民众的支前工作实际上扩展到江苏、山东、安徽和河南四个省，由邓小平领导的特设淮海总前委协调。政府军的主要司令官是刘峙、杜聿明和黄维，刘峙任总指挥，蒋介石还像最后一次满洲战役那样亲自督战。
淮海战役大体上————虽然不是精确地————是按照1948年10月11日发出的、毛泽东起草的三阶段“作战方针”展开的。整个战役如计划指示的那样，在两个月之内完成。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歼灭黄伯韬兵团。这一任务是陈毅的部队在陇海线徐州和大运河之间的碾庄附近的会战中完成的，这次会战按计划持续了两个星期，从11月6日至22日。
第二阶段，11月23日至12月15日，位于徐州以南、靠近津浦路的双堆集一带的政府军被歼。共产党原估计政府的援军将会来自陇海线的东端，即从青岛海运来。然而蒋介石却命令由黄维指挥的部队从华中开来增援。纵然有这种变化，黄维兵团还是被迅速合围。由安徽蚌埠附近淮河地区以北派来救援的纵队，被共产党的游击部队赶了回去，从徐州出动向南增援的大部队也没能靠近黄维，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包围，并在战役的第三阶段中被歼灭。
第三阶段，也不是在共产党原计划所预料的作战地点作战，而是在徐州西南的一个地区————苏皖边界的陈官庄一带展开。共军把政府军的三个兵团装入口袋，并就地予以消灭。这支徐州地区的主力总计近30万人，他们是按照蒋介石增援黄维的命令出城后被围的。由孙元良率领的先遣兵团遭到包围，实际上在12月初就已被歼。杜聿明指挥的是徐州的残余守军以及邱清泉和李弥。杜的军队最终被陈毅和刘伯承的联合部队团团围困，靠空运不能得到充分供应，陷入几近饿死的地步。在1月6日至10日的攻击中，他们终于全军覆没。
地图19 淮海战役（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
在淮海战役期间，政府又损失了50万人的军队，其中30万人被俘，其余非死即伤。司令黄伯韬和邱清泉阵亡，黄维和杜聿明被俘。孙元良和李弥将军分别化装成乞丐和商人逃离战场。这一失败消除了政府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道主要防线。[81]
对于在淮海的失败，蒋介石及其指挥官们只能指责他们自己。这一战役不仅标志着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有效抵抗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多年来已成为国民党作战特征的军事失误、管理失当和叛逃现象已达到顶峰。据信蒋介石本人做出了在徐州平原作战的决定，而不是像所建议的那样撤向淮河这一天然屏障，而且他把这个战场的总指挥权交到并非他最得力的将军刘峙和杜聿明的手中。最后，在战斗进行期间，他还亲自干预作战计划，发布作战命令，这是他的一贯作风。由于权力如此集中于一个人手中，失败的责任也只能由一个人来负。
尽管政府军的很多部队在战场上也表现得很英勇，但他们发现自己再次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战略战术所制服。共产党照例攻击薄弱之点，先是在碾庄，然后在双堆集，而这时政府的主力部队却在徐州闲着没事。当这些部队终于出动时，他们也像往常那样，动得太晚，太慢，他们的车辆拥塞在城外公路上。然后按照久享盛名的游击战传统，他们被追赶，被包围，在陈官庄被一点一点地吃掉————所不同的，只是这次交手的地方是一个总共有100万人投入的广阔的战场。
政府的指挥官们从没有学会有关速度和果断的课程，而这是他们的对手早就精通的。但是政府的指挥官们对机械化部队作战和使用空中力量，又缺乏充分理解。因此，他们绝不可能从这两个他们完全独占的方面得到应得的好处。他们的防御之所以很糟，不仅是因为相互不团结和犹豫不决，还因为战术计划不当、情报和后勤支援不充分。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屡屡遭到袭击、被围困和难以调动。他们在这一战役以及其他战役中的表现，使一位最忠实地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威廉·C.蒲立特的判断更让人信服，“面对200多万人的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政府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将军具有处理全面后勤问题的军事素养和专门技能”。[82]
相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司令员能面对变化着的战场形势通权达变。在把战地灵活性提高到防御战最高技巧的战略的运用中，他们合作多年，从而最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接着，他们又成功地将这些原则运用到规模日益扩大的进攻性作战中。民众的支前网尤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要素。马车、独轮车和扁担成了共产党供应线上的主要运输工具，它突出地应验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原始的东西，只要用得上，就比用不上的现代化东西好。共产党人在最近便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上，精巧地制成了他们的战争机器。其结果是，他们的民众人力网络为维持他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后勤和情报支持，最终使政府军原先所享有的人数、训练和物质上的优势化为乌有。
更一般地说，随着共产党人在1947年不停顿地展开进攻，政府的司令官们就陷入了消极防御的战略，再也没有摆脱。1946年曾被他们逼得全线退却的敌人，一旦开始转入全面反攻，他们便茫然不知所措。撤到城里的陈旧习惯一直支配政府军的军事思想，当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行动已使这种作战思想过时之后很久，也还是如此。而当政府军终于出城时，他们又总是被对手战术上的优势所制服，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自己的防御意识。
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与一个较强对手作战积累下来的经验，在1945年以后就这样使他们受益匪浅。就政府军而言，他们既没有利用日本人入侵所提供的机会去发展一种有效的游击战，也没有去掌握约瑟夫·史迪威等人曾试图教给他们的现代化的作战技术。当日本人撤出这个战场而剩下两支中国军队相互对抗时，政府的指挥官们已不能同他们敌人的行动较量。到1948年下半年，共产党人的行动已经发展成为游击战术与运动战和阵地战有效结合的行动，使他们能够协调地指挥远远超过百万战士的大军在几条战线上同时进行的相互配合的攻击战。
1948年9月济南失陷后不久，蒋介石表示，已对军事战略、战术、训练和战地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尤其是不惜代价坚守据点的做法必须放弃。[83]蒋显然终于领悟了他的军事问题的实质，可是这种理解来得太迟了。
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策的失败
1948——1949年冬季的几个战役结束后，随后的一切急转直下。由于主要力量被摧毁，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1949 年1月14日，共产党人公布了他们的和平条件，这是严厉的八点建议，完全不同于他们1945——1946年的谈判姿态。现在，他们提出要求，其中主要有惩办战争罪犯蒋介石，把蒋介石的残余武装部队改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散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1月21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作为代总统继任，正式开始和谈。由张治中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于4月1日抵达北平，但除了1月14日的八项条件外，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东西，而且规定他们接受这些条件的截止日期为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截止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立即开始渡江作战。
人民解放军利用几个月的间歇时间，进行休整、统一编制和整编。1949年初，野战军为离开他们原来的主要作战地区进行活动作准备，改换了名称。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在这一年年底正式撤编。
4月21日，陈毅和刘伯承的部队再次共同行动，沿300英里的防线渡过长江。他们遇到极微弱的抵抗，4月24日便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5月3日攻占浙江省省会杭州；5月22日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5月27日打下上海。5月中旬，林彪的部队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于5月16——17日夺取了这座城市。他的进展在湘南一度受阻，由白崇禧率领的一支大部队从7月至10月在那里阻止了林彪部队的南进。在白崇禧终于被迫在10月初撤离这一战场之前，双方都报道了众多的伤亡。林彪此后的进展较为顺利，分别于10月14日和11 月22日占领广州和桂林。但是，直到1950年4月底，林的部队才最后肃清了广西和海南岛的一切抵抗力量。
在华北和西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直坚守省会太原，直至1949 年4月24日该城被聂荣臻攻陷。西安在一个月后落入彭德怀之手；当政府在西北的三个主要司令官拒绝共同防御甘肃之后，兰州也在8月底同样易手。
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军队进攻之前抢先一步撤退时，发生了分裂。4月23日，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逃往新首都广州，政府各部年初以来就已迁往那里。可是，就连丧失了北部半壁河山的创伤，也不足以惊醒国民党内各派系，从而合并成一股反共的抵抗力量。蒋介石先是从其退隐的浙江奉化老家，而后是从台湾，继续巧妙地操纵军政事务；1949年7月，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个人的指挥部。大约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对国民党事务的积极控制。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他已成功地把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忠于他的若干个残留下来的精锐陆军师，以及政府价值三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储备转移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到1949年才渐渐变得明显，即放弃全部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可以重建自己的力量。他将在那里等待美苏之间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使他能够在美国的庇护下打开一条返回他失去的地盘的道路。在从公开职务退隐的半年中，他以很大的决心努力实施这一计划。例如，他对李宗仁及桂系成员白崇禧将军在长江以南组织可靠防御的企图进行暗中破坏。当仲夏之际，白崇禧的部队在湘南阻击林彪前进时，白曾要求蒋介石向他调拨武器、弹药和军费，蒋担心这是对他自己计划的挑战，他们可能继承他的政权，因而加以拒绝。西北提出的类似要求也被拒绝，使那一地区本不统一的防御指挥更加无望。[84]
10月，当林彪的部队占领广州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首都重庆。蒋介石于11月中旬重返那里的政府。随着1949年秋季人民解放军第一和第二野战军向西南挺进，蒋将政府残余部分从重庆迁往成都，接着又在12月9日迁往台湾。李宗仁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抵抗政府的计划化为泡影。当蒋介石到达重庆时，李宗仁离开了那里，并拒绝返回。李去了香港，后于12月初离港治病，流亡到美国。台湾成了国民党约200万支持者的避难所，其中包括50万残存的蒋军部队。
正当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残余部分逃往一个个城市，寻求最后的停留地时，一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平筹备。它于9月21日至28日召开，来自中共、民盟、其他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的66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等议案，并于9月27日确定北平为正式首都，将其名称正式改回北京。四天后，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人民共和国成立。
对于美国来说，它1944——1945年以来的对华政策的明显窘况，现在已经消除。美国的国民党盟友遭到失败，而同新的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关系的基础也几乎被摧毁。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和解的时期是1946年，当时，马歇尔使团谋求使中共参加联合政府而作了调解努力。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人之间的距离随着这一努力的失败以及军事对抗的逐步升级而扩大了。美国人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外交和物质支持，抛弃了中共将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想法。
实际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当这些年中国的内战与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扩张同时发展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全球背景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外交政策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假定是，欧洲是它首要的利益范围。因此，美国的绝大部分援助和关心便被导入杜鲁门主义、援助希腊、土耳其和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方向。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美国的政治压力，阻止了向中共的任何实质上的倾斜。对赫尔利指责的越来越热烈的赞扬，表明了防止选择中共的种种强制力量。国民党领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管他们对美国来说是多么讨厌，美国除了支持他们之外别无选择。阻止向中共倾斜的同样势力，也阻止了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虚弱表明，给它撑腰需要巨大的努力。马歇尔将军在担任国务卿之后曾经告诫说，中国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消灭作为中国政治威胁的中国共产党。因此，马歇尔于1948年告诫国会，为了继续进行任何此类努力，“美国必须大规模地，而且可能以不断扩大的规模为中国政府的军事努力承担费用，这样也为中国的经济承担费用。美国将不得不在实际上准备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它的经济、军事和政府事务”。这是极其巨大的工作，以致他感到不得不劝告不要这样做。他根据他的看法，提出唯一现实的可取办法，即有限的经济援助方案。[85]
最后的一种考虑，是从1946年前后开始占上风的估计，即国民党政府不可能消灭作为中国一股政治势力的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也没有力量在军事上打败政府。因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定让中国在文火上慢慢地煨，而把反共努力的主要矛头指向欧洲。于是，1947年5月，马歇尔使团在华期间开始实行的一个月的武器禁运被解除。但是，国民党人在五六月间提出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取而代之的是，杜鲁门总统以调查团的名义，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驻华军队司令魏德迈将军派回到中国。1947年七八月间，即魏德迈来华一个月后，他在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国民党高官显贵们的一次会议上讲了话。这位将军对他们所领导的政府提出强硬批评，警告说，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果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不过，返回华盛顿后，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巨大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案，并提出对满洲实行国际托管，以遏制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86]国民党方面轻蔑地回绝了魏德迈的改革要求，而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积极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否决了他的军事援助建议所要求的派遣一万名军官到中国的意见。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有限援助的政策，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尽管它已被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国会中热心经济的成员这两方面的种种要求弄得错综复杂。但是，既然有眼前的这些约束，便合乎情理地做出了反对扩大干预和同意有限援助的基本决定。
当然，这种有限援助的政策最终并没有使任何人满足，也没有任何收获。它不能延缓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的灾难。它还受到那里非共产党的反战运动的谴责，说这是美国人不顾中国利益，想通过继续支持不思改悔的蒋介石以牟取其自身利益的努力。然而，过错与其说是出于这一政策本身，不如说是出于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估价，以及导致这些估价的那些主要假定。因为这一政策是在错误地预测共产党人获胜机会的基础上制定的。流行的看法是，如1948年马歇尔告知国会的，政府不能打败共产党，而共产党实际上也不可能打败政府，美国公众对后一种可能性从没有思想准备。美国的决策者们好像也从未仔细考虑过中国可能被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统治，或者国民党由蒋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领导。在1948年晚期的三大战役之后，甚至当蒋介石都承认其失败的必然性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才转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关于中国内战的被期待的方案，因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国民党政府的虚弱对所有观察家来说都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但共产党的实力却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想对这种情况加以说明的美国外事处官员的代言人，在赫尔利事件后都保持沉默；在随后的内战年代，共产党统治区内没有美国的外交观察家。与此同时，对可能的危险的反感，甚至似乎阻碍了对此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因为把这种思考归入了颠覆活动的禁区。因此，美国人最根本的失败，就是放弃自己根据与自己不同的任何条件去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估计到共产党可能占上风，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也不真正了解国民党政府在打败其敌人之前所必需进行的变革；或不真正了解实现这些改革所必需的时间，即使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同时也不了解当国民党政府明显缺少这种愿望时，美国如何才能激发起这一愿望。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美国外交急件，当它们对总是“迅速恶化的形势”的权宜补救办法进行评价时，其中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的悲观绝望语调，表明了对以上所有考虑缺乏理解。这一失败导致了多年对“失去中国”的痛苦而无济于事的反责，让个别美国人对此负责，似乎中国是他们失去的。
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终于能更冷静地思考这一事件了。由于中共领袖在20世纪40年代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各种尝试变得更广为人知，于是便出现了大量关于“会是怎样”的推测。这些尝试包括，毛泽东在1944年对迪克西使团的声明；1949年夏邀请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周恩来以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科恩为居间人，在同一时间对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格外接近。[87]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这类表示都没做出积极反应。但是，在他们之间除了一种沟通渠道外，是否还能有任何其他举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怎样，存在这种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美国的决策者及其国内舆论，由于全神贯注于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出于对共产主义不能缓解的担心，在50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他们不想进行更灵活和经过选择地接近中国新政府的尝试。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不想用过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于这一时期不断加剧的冷战的紧张状态之外。左右着当时美国外交报告和舆论的不肯妥协的反共论调，与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中共官方声明刺耳的反美主题，是不相上下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姿态凑在一起，表明分歧很大，需要二十多年的时间才能消除。
* * *
[1]即民主运动。————译者
[2]《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77——581页。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集》第4卷，第1155——1164页。
[3]何应钦当时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译者
[4]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20日和10月5、6、22日。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67——568页。
[5]《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76、577页。
[6]同上书，第612页。
[7]《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81页。在中国别的地方投降的120万日本军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归于政府军。
[8]《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96——604页。
[9]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232——233页。李宗仁后来说他提出的不要派兵到东北的意见未被重视（《李宗仁回忆录》，第435页）。
[10]赫尔利最初对外交官员的责备是在他的辞职信中提出的，重印于《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81——584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722——744页。关于这一不光彩事件的现在可以利用的著作有：柯乐博：《目击者和我》；小约翰·佩顿·戴维斯：《落后的龙》；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小E.J.卡恩：《中国通》；加里·梅：《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谢伟思：《亚美论集》；罗斯·Y.柯恩：《美国政治中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万委员会：“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政治，1953——1971年》。又见肯尼思·W.雷亚和约翰·C.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1949年》。
[11]莱曼·P.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第1卷，第353——354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358页。
[12]关于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的谈判，见《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1——130页。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产生的协议的破坏，同上书，第131——177、177——341页；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8——68页；张君劢：《中国第三势力》，第142——222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317——345、375——381页。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的英译文载《中国的政府与政治》附录D。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46年3月全体会议的决议和新闻报道。载《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610——621、634——639页。
[13]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49——63页。
[14]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第267——271页；莱昂内尔·M.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1945——1949年内战史》，第77——82页。
[15]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第330页。
[16]关于最近出版的专著提到这种看法，见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9——1950年》，载多萝西·博格等编：《不确定的年代》，第63页；以及同一作者：《屈辱的模式》。
[17]《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225——229、311——312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27——721页各处；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29——430页。
[18]《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第735页。
[19]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20]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卷，第544页。
[21]《和平日报》，上海，1946年11月13日。
[22]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各处。
[23]《中美日报》，上海，1945年11月20日；又《时事新报》，重庆，1945年9月12日；《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9月12日；《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11日。
[24]《密勒氏评论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3页。
[25]事例见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之二》各处。
[26]《新闻报》1946年6月12日；《时事新报》1946年6月14日；《大公报》1946年6月19日；《文汇报》1946年7月9日。四报均在上海出版。
[27]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72——73、350——352页。
[28]《大公报》，上海；《中华时报》，上海，1948年11月2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57——360页；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72——202页。
[29]《大公报》，上海；1946年8月30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第63——65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第244页。
[30]国民党CC系头领陈立夫在同鲍大可谈话时发表了这种看法（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之中国》，第50页）。
[31]关于校场口事件由谁负责的一般为人所接受的看法，见约翰F.梅尔比：《天命》，第88——89页。关于国民党右派对校场口事件的说法，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4卷，第1585——1587页。
[32]钱端升：《军人跋扈的中国政府》，香港《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第2——3页。关于后来基于同样假设的学术论述，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
[33]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3——4页。
[34]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5页。
[35]储安平：《中国的政局》，第6页；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1947年4月5日，第7页；周锺岐：《论革命》，《观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页；余才友：《论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18页。
[36]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0页。
[37]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
[38]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229——277页。
[39]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页。《五四指示》直到80年代初才发表，并证实是刘少奇起草的。
[40]徐运北：《参军运动简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69——74页。
[41]这一战时支援工作的要点根据日本投降后对山东解放区立即公布的三个布告：《山东省人民自卫队战时勤务动员办法》（1945年8月17日），《战时人民紧急动员告要》（1945 年8月18日）和《民兵县大队工作告要》，均载《山东省政府及山东军区公布之各种条例纲要办法汇编》，第18——26、40——42页。
[42]例如新华社延安1946年11月9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年11月10日）和新华社发法新社记者西德尼·里顿伯格1946年12月5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 年12月6日）。
[43]《宋任穷同志6月15日在中央局党校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第1——2页；以及编入《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69——70、55、63——64页上的几个报告。农民要留在新分到的土地上的愿望也在周立波关于东北土改的小说《暴风骤雨》中得到着重描写。
[44]李振阳：《嘉济边游击区土改的几点体会》，《工作通讯》第32期（游击战争专号），第15页。
[45]《关于贯彻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14页。
[46]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
[47]内战时期土改运动目击者的一流著作是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录》。
[48]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353——354页。
[49]同上书，第196页。
[50]《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202页。
[51]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407页。
[52]1945年8月，延安《解放日报》的报道中曾使用“各路解放军”的说法，但一般仍沿用八路军、新四军名称。1946年9月，《解放日报》社论和同年10月中共中央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使用“人民解放军”一词。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用了“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同年2月10日，朱德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命令。————译者
[53]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1198页。
[54]《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第231——233页。
[55]区党委：《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与准备游击战的指示》，1946年11月20日，《工作通讯》第32期（游击战争专号），第49——50页；又，区党委：《冀鲁豫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1947年2月2日，《工作通讯》第32期，第37页。
[56]关于这些事件的一个目击者的报道，见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213——274页。
[57]《冀鲁豫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第42页；《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与准备游击战的指示》，第48——52页，《潘复生同志在地委组织部长联席会上的总结发言》，1947年3月8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38页。
[58]张尔：《九个月游击战争总结与今后任务》，1947年5月，《工作通讯》第32期，第19页。
[59]《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第235——236页。
[60]关于松花江攻击初期的叙述根据以下记载：《中国内战，1945——1950年》，美国陆军部军史局翻译，第81——83页；《中国的军事战役，1924——1950年》，W.W.惠策恩、帕特里克·杨和保罗·赖译，第125——129页；威廉·W.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年》，第306——30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6——27、36——37、49——50、88——89、130——131、134——137、157——159、166——168、171——173、178——181、192——193、195——196、198——199、203、208——212、214——217、240——241页。
[61]马占山1946年9月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1947年8月改任松北绥靖公署主任，1948 年8月，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译者
[62]《李宗仁回忆录》，第434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141——142、144——145、211——212、232——235页。
[63]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青岛时报》1948年2月19日，《观察》1948年3月27日第16页转载。
[64]张灵甫之死，其说不一，一说自杀身亡，一说中弹身亡，一说为一贪得张手表之解放军战士击毙。————译者
[65]《中国内战》，第86——99页；又《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39——145页；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230——23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7、58——59、68——69、72——73、171——172、244页。
[66]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9——1230页。
[67]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页注（一）；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174——176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69——270页。
[6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页注（三）。
[69]李子静：《晋南解放区的斗争情形》，《观察》1948年3月6日，第15页。
[70]《中国内战》，第144——153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45——152页；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第168——177页；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1页注（四）。
[71]《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57——258、270——271、287——288、290、298、302、306——308、315——320、356——358、362——363、373——380页。
[72]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页注（二）；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310——311页；《中国内战》，第121——124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403——404、411——415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1——4、8——9、22——24、26——27、36——37、58——59、65——66、86、93——95、97——99、103——106、115、121——122、127——128、143——145、152——153页。
[73]《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25页。
[74]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312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340——343页。
[75]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第177页。
[76]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5——1302页。
[77]《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19——320、331——332页；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注（二）。《中国内战》，第156——157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58——160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464、467——471、478、480——486页。
[78]重新评价林彪1949年以前的军事经历，发生在1974——1975年，是全国批林运动的一部分。这方面的批判，见《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9期，第19——26页和1975年第8期，第18——22页；《红旗》1975年第1期，第39——44页；《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第24——30页。
[79]《中国内战》，第124——129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55——157页；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7——1342页；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312——31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457——458、463、469——470、474、477——487、486——487、501——504、508——509、520、522——525、527——532、537——538、548——549页。
[80]《中国内战》，第142——144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65——167页；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7——1371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532——535、557、592、638——640、643——650、663——673、680——681、691——693、700——705、723——725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19、30——31、36、44、46——59、71——72、75——77、87——88、98页。
[81]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178——186、240——243页；西摩·托平：《在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第24——48页；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5——1357页；《中国内战》，第157——160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61——164页。
[82]《蒲立特给对外经济合作（中国）联合委员会的报告》，第80届国会，第二会期（1948 年12月24日），第12页，引自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491页。
[83]《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32页。
[84]《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280——288、290、293——294、327——328、476——477、489、493、552——553页；《李宗仁回忆录》，第517——528页。
[85]《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82——383页。美国对中国的有限援助政策的分析，见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349——493页。
[86]《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758——814页。
[87]关于迪克西使团，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关于北平方面的邀请，见托平：《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第81——90页；邵玉铭：《司徒雷登与1949年美国——中共和解》，《中国季刊》第89期（1982年3月），第74——96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766——770、779、784——785、791页；关于周恩来同美国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国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357——360、372——373、388、389、397——399、496——498、779——780页；埃德温·W.马丁：《周恩来外交新方针》，《外事杂志》1981年11月号，第13——1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