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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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为掩护其踪迹，苏联方面伪造了一系列假报道，称其已到达海参崴，并在外西伯利亚接受采访，最后发表其到达莫斯科时的谈话。到8月底，鲍夫人终于化装为一修女，成功地逃离了北京。[330]

    国共两党的决裂发生在7月中，冯玉祥和蒋介石要徐谦一再致电其武汉同僚，敦促其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同时，蒋介石将其精锐的第一军调回南京，令第七军和其他两个军向江西开进。冯玉祥和蒋介石正在对武汉施压。在上海盘桓数月的宋子文，突然于7月12日回到汉口，显然带有宁方的密信。在汪精卫的住所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比较保守的武汉政府领导人占了上风，希望找出办法和平解决与南京的对立。办法当然是与共产党决裂，要求鲍罗廷回国（鲍罗廷已经在做从陆路取道蒙古回国的准备）。[331]

    7月14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汪精卫的两项建议：其一，派一名高级代表去莫斯科，向苏联解释孙逸仙三民主义的联俄联共政策，以便澄清未来的中苏关系；其二，为了避免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冲突，特别是结束两套独立并行的冲突决策系统。第二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听取汪精卫关于6月1日斯大林影响中共政治局电报的报告，并得知罗易已经离开和鲍罗廷希望出走之事。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的提议（这显然暗示要共产党员脱离国民党）。在此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党部处理一批拒不服从命令的党员。会议参加者还一致同意政治委员会应选派代表去莫斯科，并通过下令保护工农以及共产党员人身自由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一般人是保守秘密的。[332]因此，看来国民党的文职领导准备推迟分裂，然后采取和平步骤。国民党文职领导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能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但是就在这一天，何键所部军队的士兵已在街上搜捕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两位已经失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玉章和谭平山。

    吴、谭二人一定和其他的重要的共产党员在武汉三镇躲藏了起来，这是响应7月13日共产国际会议紧急指示作出的结果。共产国际除了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外，还要求中共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共产党员退出政府，但禁止其退出国民党；即使其被开除出国民党，仍应秘密地与国民党的基层群众一起工作，以抵制国民党上层的决议，并促成国民党领导机构的改变。对于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的陈独秀来说，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很不光明，但对此也无能为力。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员应准备召开一次国民党大会。[333]以前，陈独秀曾多次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但都遭到拒绝。此时，陈独秀遂辞去了总书记职务。7月13日，共产党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未能保护工人和农民，实际是对反动派的鼓励；并宣布谭平山和苏兆征已辞去其职务，但仍强调共产党既不会退出国民党，也不放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鲍罗廷前往九江附近的庐山胜地休养，会说俄语的瞿秋白伴随鲍罗廷前往，此时鲍罗廷的妻子刚从北京狱中获释。不久，时年28岁的瞿秋白，即成为共产党新的总书记。[334]

    现在国共两党的决裂已成为事实。7月16日，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布限制共产党员决议的当天，但仍命令保护其人身自由与不得损及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的7月13日声明，也见诸于传单和报端。这促使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势必要把斯大林威胁性的电报公之于众，并谴责共产党企图在脱离政府之后，仍留在国民党内的做法。主席团指责说，这等于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命令所有双重党籍的党员在两党中只可取一。双方发表了更多互相诋毁的文件。但几位国民党左派领袖则对两党的决裂深感痛惜。邓演达为此发表了谴责国民党的声明，并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国民党农民部长的职务。邓氏原已告失踪，不久就起程前往苏联。孙逸仙夫人发表声明，谴责其同事已走上反革命道路，同时前往庐山牯岭，不久，就到上海转往苏联。邓演达和宋庆龄两人的声明，都强调基本的中心问题————社会革命，指责武汉的调和派领导人已转而反对社会革命。[335]陈友仁也正在准备离开武汉。

    现在，反革命势力已经进入左派阵营的首都。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军队再次占领工会总部以及其他被怀疑的共产党据点，并处死了武装敌对分子。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似乎只有逃亡或是暴动两种选择。有名的共产党党员转入地下，或者逃到在江西北部的张发奎军中；张部正在向该省运动，军中原有许多共产党的军官。到7月最后一个星期，两党合作的政策在阶级斗争的礁石上碰得粉碎。在共产国际的鼓动下，共产党核心领导开始筹划进行武装暴动。

    鲍罗廷的离开汉口，象征苏联想通过国民党促进中国革命————作为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努力已告结束。7月27日下午，仍在发烧的鲍罗廷同一部分苏联顾问和贴身警卫、陈友仁的两个儿子、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乘一列火车前往郑州。火车上载着卡车、重型旅行车、大量汽油及行李，准备在漫长而路线不定的归国之途中使用。留在武汉最重要的官员为鲍罗廷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汪精卫交给鲍罗廷一封“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信，表示中国同志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所作的杰出成就，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此信还宣布，国民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派几名重要同志前往苏联，讨论两国合作的途径；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方式，仍然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汪精卫公开表示，其相信鲍罗廷能对两党合作的复杂性作出详尽的报道。此信以“致以革命的敬礼”为结语，落款署名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336]

    在郑州，鲍罗廷受到冯玉样热烈的欢迎，冯下令保证鲍氏一行沿途的安全。鲍罗廷一行然后乘火车西行，同行的是几名知道行进路线的原冯玉祥的苏联顾问。在陇海铁路的终点站[337]，从火车上卸下卡车、旅行车和物资。鲍罗廷一行为危险的旅途做了准备，装了五卡车和五旅行车的给养，然后往西再往北，途经陕西、甘肃和宁夏城[338]，然后穿过沙漠，于9月中旬到达乌兰巴托。经过一段长时间休息后，鲍罗廷飞往上乌丁斯克，然后乘快车前往莫斯科，于10月6日抵达。鲍罗廷时年43岁。[339]

    两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因其社会哲学的对立，而终于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员走向反叛的道路，而国民党则致力于在各派之间实现不稳定的妥协。对于彼此互以“同志”相称并共事多年的政治家、劳工领袖、宣传家和军事将领来说，要分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干脆退引了，但绝大部分活动分子走上这条或那条道路。两党的分裂，决定了未来10年中国政治生活主要发展进程。

    共产党人转向武装暴动

    共产党反叛的开始

    1927年7月份的下半月，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鼓励下，吸取了布留赫尔将军及其他参谋人员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就四省总起义计划展开了争论。该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力争掌握已开抵江西北部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部分部队，其中有一批共产党指挥官和许多共产党政工人员。起义的细节，是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产党员制定的，并于7月26日经过尚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计划回来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过讨论，罗明纳兹、布留赫尔和其他几个苏联人一起也参加了讨论。这些密谋者希望说服张发奎参加起义，并率部返回广东；否则，共产党员将举行叛乱，不论以什么方式将接管其军队。这项起义计划已通知莫斯科。但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了电报指示的内容，苏联人不参加起义，也不提供经费。刚与张发奎在前一天进行讨论的布留赫尔预言，如果张发奎参加起义，起义士兵可以达3万余人，足可以一路打到广东东部；不过到那时候，共产党员能够把张发奎排挤掉。如果共产党在南昌与张发奎分裂，分化其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5000到8000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电报警告说，除非有把握取得胜利，否则不要起义。因此，罗明纳兹当夜派张国焘去南昌，把共产国际含糊其词的指示通知密谋者。[340]

    南昌起义的主要设计者是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李立三、彭湃、叶挺以及后来中央派来监督这次起义的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把起义的8月1日定为红军的建军节，以示纪念。参加起义的几名指挥将领————叶挺、贺龙、刘伯承、朱德、聂荣臻、罗瑞卿、陈毅、萧克和林彪，在红军中继续其辉煌的戎马生涯。[341]计划已经进行到如此程度，以致当张国焘来到南昌，试图制止这次起义时，已是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二十四师长叶挺将军准备接管第十一军；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贺龙渴望举行起义，以期取代当时正在避暑胜地庐山的张发奎；张将军此时正在该地与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以及其他将领和权贵人物举行会议。[342]

    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取得了胜利，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于破晓前，在南昌城内解除了对立部队的武装；朱德带来的教导团的残部成为一个新编师的骨干。起义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弹药，从城内各银行和省金库中得到巨额的现洋和钞票。但是，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周密的制订出来。起义领导人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宣布了31人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单，其中提到的缺席领导人，有邓演达、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陈友仁及张发奎和其部下的两个军长，还有17名共产党员。主席团中在场的只有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所有成立的各种名目的委员会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只有贺龙和郭沫若二人除外。据称，贺、郭二人是在退出南昌的途中加入共产党的。[343]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领导人声称其有合法性，但后来则承认，在土地革命、对地方权势者的态度、财政管理办法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政策；甚至就前往广州、还是前往广东东江地区问题，以及进军的路线都发生了争论。

    8月4日，这支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城，冒着酷暑向南挺进，沿途损失了很多武器装备；加上士兵开小差、痢疾和战斗中的伤亡，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弱。蔡廷锴将军带着第十师开往浙江去了，只剩下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起义军在瑞金和会昌附近战斗，遭受严重伤亡后，伤员留在闽西汀州的英国教会医院中接受治疗。[344]因为在多山的赣东和闽西没有农民运动，所以，军队在途中得不到支持。起义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到达闽粤边境地带后，才短暂地控制了潮州和汕头（9月24日至30日）。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虽然仅在一年前，支持香港的罢工和封锁运动在该两地曾非常活跃。到9月底，被击溃的起义部队已完全失败。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残部设法向沿海的陆丰前进，彭湃组织的农民运动在该地仍有力量；但贺龙部下的几个师长却在此地倒向敌人的一边。许多共产党领导于是乘小船逃到香港，有的则乘船前往上海。周士第指挥的第二十五师残部和朱德率领充当后卫的部队逃进山区。后来周士第和朱德率领部队穿过江西南部，然后分开；朱德带领600名左右装备很差的士兵，于1928年春季在湘南和毛泽东会师。[345]

    南昌起义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九江和武汉地区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许多人被处死。但是，大部分没有随军南下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躲藏起来，逃过了清洗；正在秘密制订计划，准备在秋收季节发动一系列农村起义————一般地说，在此必须交租之时，是农村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秋收起义

    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罗明纳兹在8月7日召集当时还在武汉的党中央委员开会，改组领导机构，同时批判过去的错误————错误归咎于中国而不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和批准新的政治路线。约22名中共党员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在武汉开了一天的会。其中15人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不足总数的一半；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新的大会召开以前，负责处理党的事务。党这时将保持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机密。[346]8月7日会议参加者还发了四份文件，据报道，一份文件是罗明纳兹口授的，指责过去中国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名批评谭平山，还批评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条造反的路线：共产党既要推翻南京政府，也要打倒武汉政府，将在一切客观条件许可的省份组织武装起义，期望尽早建成苏维埃。所有的起义都应当在“革命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347]

    原来计划号召的秋收季节起义，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四省进行，但大部分江西领导人在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离开了江西，致使该省不可能再举行一次起义。新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委书记，坐镇广东。政治局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省发动广泛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域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长沙以东的湖南省部分。密谋者决定由毛泽东会同省委书记彭公达负责湖南的行动。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加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起义日期定为9月10日。[348]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做精心准备；起义一旦发动，绝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对于现存部队和股匪，如果改弦更张而转向革命，则可以成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些口号对农民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杀死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促使农民投入广泛的农村起义和攻打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处于逃亡状态的政治局委员们的理论构想；但要实现起来，其困难就难以逆料了。

    在湖北省南部，9月8日晚，起义过早的开始了，起义者抢了一列火车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划攻打有两道城墙与防守严密的县城时，因缺乏有军事才能者的指挥，只得败退下来。以很差的武器，又没有受过训练组成的农民军，去攻打有两道城墙的县城，失败自在意料之中。中央已禁止特别委员会与仍有共产党军官的部队接触。因为这是一场农民运动，特别委员会被迫于9月12日在山区一个小镇成立了革命政府；不久就转到一个市镇————新店，希望得到一支地方自卫队（是一支有38支枪的以前股匪）的支持，准备联合攻打另一座县城。如果这一计划失败，即越过省界，向岳州转移，与湘东的起义农民联合起来。不幸的是，当委员会在与自卫队谈判时，其参加抢劫列车的自卫队首领却背叛了，并解除了农民起义者的武装，但让委员会委员逃走。这样，经过不到十天的到处的骚乱和杀戮，鄂南的起义最终失败。[349]

    毛泽东担任指导任务的湖南起义，在一开始比较顺利，但也以失败告终。在组织阶段，毛泽东与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军队，不论是主要的还是辅助的军队，起义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坚持现有的领导集团不应过于分散；并不顾中央的意见，将其主要精力用在长沙附近濒临湘江的几个县。毛泽东还希望起义是在共产党旗帜下进行战斗，而不是仍打国民党的旗号；并主张完全没收土地，立即成立苏维埃。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了毛泽东，派了一名苏联顾问到长沙协助毛泽东指导工作。只是从这位马克夫同志的报告中，我们才得到关于起义和毛泽东“错误”的一些有用资料。[350]

    到9月的第一周，毛泽东拥有四支可以投入战斗的队伍。第一支是由张发奎卫队的逃兵所组成，不足一个团的兵员；因其错过了南昌起义，士兵开小差严重，几乎不成建制。其正副指挥官均为共产党员，部队驻扎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边境的修水。第二支部队是由夏斗寅部逃亡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指挥官原来是个土匪，曾与上述的所谓第一团发生冲突，被赶出了修水。第三支部队号称“平江浏阳自卫军”，一部分是5月底曾试图袭击长沙的农民，一部分是地方上的民团和土匪。一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351]的毕业生在指挥这支队伍，驻扎在长沙以东的山区。第四团为萍乡、浏阳自卫军，由安源失业的矿工————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所组成。湖南省委把这四个“团”————分布在150公里范围内的三个地方，其中有两个“团”还互相持敌对态度————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并授予共产党党旗。[352]

    最后的战斗计划，要求第一、第二两个团进攻长沙东北的平江，其他两个团攻打省城东面的浏阳。9月11日或在此以前，在长沙周围农村举行小规模暴动，以转移对有城墙护卫城镇的注意；游击队则袭击出来镇压起义进攻者的部队。另外，起义者还注意到从南北两面切断通往长沙的铁路。在夺得平江和浏阳以后，所有起义部队在15日直趋长沙，而长沙城内届时将发动群众起义以作内应。但在5月21日事件的前些日子，执行这个计划的共产党员人数已大为减少————全省约有共产党员2万人，减少到只有5000人；在长沙的共产党员只有1000人。此外，起义部队的武器也比较少。

    安源的第四团准时在9月10日开始进军，既然不能攻占萍乡，就在12日转而攻下位于通往长沙铁路旁的醴陵县城，并在县城驻守了一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没收土地的纲领。一支只有60支枪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部队，在13日竟占领离长沙60公里的株洲，使省城惊慌失措。根据马克夫同志的报道，这个地区数千农民用长矛、大刀等武器参加了冲突，夺得许多枪支。在较远的北边，应当去攻占平江的两个团，竟自相火并起来，第一团的残部于15日退到江西境内山区。面临这一变故，湖南省委取消了预定在15日举行的长沙起义。16日晚，第四团准备攻取浏阳。但就在此前不久，第三团因其北面右翼部队的叛变，而放弃了攻打该城的意图。次日，这支最优秀的共产党部队的第四团陷入了重围，几乎全军覆没；主要是农民组成部队的第三团，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马克夫同志责备领导集团胆怯，要求重新发起进攻，但也未能奏效。

    毛泽东在浏阳县的部队之间往来时，为民团所俘获，差一点遭了大难；如果不是成功地逃脱并躲藏起来，多半会遭到枪杀。毛泽东被俘的日子和被关押有多长时间，现在都不清楚。毛泽东从被关押中逃出以后，步行到第三团残部集结的一个山间小镇，命令第一团的残部也到此集结。毛泽东力排众议，说服了这些溃不成军的士兵和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部队，撤退到湘赣两省交界的偏僻山区，这就是有名的土匪筑垒地区的井冈山。[353]毛泽东于此开始其通向取得权力长征的第一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才知道其已被清除出政治局；同时知道，政治局因谴责湖南的失败，也给其他领导人以处分。

    广东是奉命举行秋收起义的第三个地区。彭湃以前曾在该省的东南沿海的海丰与陆丰，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当时还存在装备很差的农民武装。为反击李济深4月中旬的反共政变，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部队于5月1日成功地占领了海丰县城，处死了没有逃走的官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但是在十天之后又被逐出县城。而起义部队仍在城内不时进行袭击，农民也公然反抗地主。8月22日，闻知叶挺、贺龙率部正在逼近的消息，中共广东省委在叶、贺军到达时，举行了一次暴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分别于9月8日和17日占领了陆丰和海丰县城，但在一番抢掠和杀戮之后，又撤出了这两座县城，重新在山区准备好的根据地集结。当叶、贺军接近汕头时，农民军又短时间占领潮阳和揭阳两座县城，不过这些地方武装和即将到达的部队之间却很少配合。农民军得到叶挺一个营兵力的帮助，为夺取普宁打了一仗。但在战斗结束之后，该营营长是一名共产党员，因为担心农民大肆杀戮，不许其入城。9月底汕头之战失败，共产党希望在广东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意图，又告暂时的破灭。[354]

    面对所有这些失败，共产党领导机构在武汉被暴露的危险亦日益增加，瞿秋白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经过化装后前往上海；约于1927年10月1日，复又在上海重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机构。[355]

    国民党领导谋求统一的努力

    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武汉以后，国民党的三个主要派别立刻进行和解谈判。上海的一派，是由一批有威望的老革命党员所组成。这一派因反对孙逸仙的联俄和在国民党内部容纳共产党人而结成一派，其中的几个人（但不是全部），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郊的西山开会，强烈谴责共产党向国民党的渗透，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并指责汪精卫。持反对意见的西山会议派，坚持上海的原国民党执行部是国民党的中心，甚至在1926年3月独自举行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领导人，于1927年春季的反共行动中，与蒋介石以及来自南昌的支持者进行合作，并于4月份帮助组成南京政府，但仍保留上海的中央党部。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一些人，因被广州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开除”出党而怀恨在心，有的人此时正在南京身居要职。到7月后期，国民党的武汉集团已与中国共产党决裂，而耿直的激进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党员已经离去。显然，和解决非易事。因为在1927年3月的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武汉方面竭力主张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而在汪精卫回国后，武汉和南京已经变本加厉地互相公开攻击。双方各自都宣称其为真正国民党的中心。

    到8月份，宁方（南京集团）数次遭到军事失利；而汉方（武汉集团）的统治区域内，又为共产党领导的暴动所苦。因此这就推动了宁汉两方的谈判。由于要派出兵力对付武汉，南京方面已削弱了在北线的兵力，遂给北军以喘息之机。张宗昌率部于7月25日夺回了徐州；孙传芳也发动攻势，企图收复其在长江三角洲的老根据地。7月中下旬，冯玉祥致电宁、汉双方敦促和解，但双方对冯氏均不予信任。8月初，宁、汉双方开始电讯往还，并互派使者。[356]

    在宁方内部，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系之间存在着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介石的支持也有些不大可靠。蒋总司令由于专横跋扈，树敌很多；而且这位总司令本人似乎就是双方和解的障碍。此时，蒋总司令统率的后备军兵力正在投入北伐，虽在上海作了勒索性的筹款，但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是困难很多，这就降低了总司令的威信。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表示要辞去总司令的职务，愿将首都的防务交给其他的将领。当场没有人提出异议时，这位总司令认为这是其受到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就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张静江、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随即赴沪，对蒋氏劝慰挽留。8月13日，蒋介石发表下野声明，强调其唯一愿望在于为党服务；如其下野能促进党内团结，当欣然引退。蒋氏回顾了党的历史、首言及孙逸仙的联俄容共主张，然后为其个人辩解说，其所以清除共产党，因该党成员在国民党内从事阴谋活动。声明最后敦促国民党同志共聚南京，完成北伐。[357]

    蒋介石离开南京后，宁、汉双方使者在庐山讨论了和解的条件，并决定于9月15日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来解决双方的分歧。但在会议召开前，南京正处于危急之中，卷土重来的孙传芳企图夺回该地。孙传芳率部成功地渡过长江，前锋到达距南京仅15英里的地方[358]，并切断了沪宁铁路。事情发生在8月26日，防守南京的是李宗仁的原第七军和何应钦的原第一军，而两位将军一向又不和。更为严重的，唐生智派何键和刘兴率两个军向南京逼近，配合孙传芳的进攻。在此紧急关头，李、何两将军捐弃前嫌，在白崇禧率部及其他部队配合下，全军投入战斗。经过六天的鏖战，北伐军击败了入侵的北军，于8月31日结束了这场拉锯战。约有3万名孙传芳的官兵，在退路被国民革命军的海军切断后，全成了俘虏；北伐军所获武器装备堆积如山。龙潭之战至关重要，拯救了南京和长江富庶的三角洲地区，使重组国民政府成为可能。[359]

    汉方代表的谭延闿和孙科，为了进行党的统一初步讨论，已经到达南京；同时，在9月初，随着南京危机的解除，汪精卫与汉方的其他大部分领导人员，也都到达南京，与不久前的对手举行谈判。但在安庆督师“东征”的唐生智，却拒绝前往南京。在9月5日至12日的南京和上海的谈判中，宁、沪、汉三方制定了一个使大家都保住“面子”的妥协方案，设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党务，重新组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准备在1928年1月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届时，大会将决定党采取新的路线，甚至对大会代表产生的方法也作了详细规定。由此，中央特别委员会将取代第二次代表大会各自对立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成特别委员会时，三派各提名6名代表和3名候补代表组成一个团体，由此团体再公举14名最有威望的政军人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和白祟禧，共32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名义上包括了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共产党员没有列入，宋庆龄、陈友仁，甚至宋子文的名字也被删除了。[360]

    9月13日，汪精卫辞去了职务，和亲信数人一道前往九江。汪氏建议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却为一些人所否决，对此深为不满；而这些人还否认3月份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则公开表示特别委员会为非法。行前，汪精卫依中国惯例发表一个辞职声明，表示对其过去错误的检讨。[361]其他的31位领导人于9月15日按商定的步骤，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并致电汪精卫，拒绝其辞职；要求胡汉民、吴稚晖和蒋介石重新履行其职责。中央特别委员会然后选出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任常务委员，并任命了4名部长执行政府的职能。[362]但汪精卫和胡汉民均未到任。

    这次三方的和解，一开始就遇到许多障碍。新的特别委员会因其不合党章，动辄遭到反对。几名原宁方和沪方的领导没有被安排，蒋介石仍缺席，汪精卫更公开反对特委会。10月初，新的南京集团派代表试图劝说汪精卫。到10日，似乎新的妥协已经达成。次日，南京的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和程潜，通电建议于11月1日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对汪精卫及其军事支持者唐生智来说，这个让步显然是不够的，唐生智意在取代蒋介石出任总司令。21日，名存实亡的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恢复之前，于该委员会所辖地区范围内，是党、政、军事务唯一的权威。唐生智通电指责南京，扬言要推翻篡位者。10月29日，汪精卫经过上海，秘密抵达前革命根据地的广州。

    唐生智的挑战，或许是对南京政府10月20日下达对其讨伐令的回答。据称，在龙潭之役战后，南京方面发现唐生智与孙传芳、张作霖秘密勾结的证据。讨伐唐生智的战役，由唐氏在湖南的宿敌程潜统率，包括李宗仁、朱培德的部分军队，配有一支小舰队和数架飞机。唐生智四面树敌，北为冯玉祥，南有李济深，均足以威胁唐氏；而谭延闿军的前线总指挥鲁涤平率军自西沿江而下。在长江北岸，李宗仁率部迫使何键所部向湖北后撤；同时在长江南岸程潜率部把刘兴所部赶向江西，而刘兴部在江西将与朱培德的部队遭遇。11月初，南京的舰队封锁了通往武汉三镇的水道，而鲁涤平正率部向岳州逼近，堵住唐生智退往湖南的通道。唐生智的部将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和李品仙诸人，决定退向其湖南的老根据地以期自保。11月12日，唐生智宣布下野，秘密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避难。[363]北伐的军事联盟开始分崩离析。

    汪精卫回到广州后，另成立一个新的党部，以与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相对抗。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等少数几名左派中央委员参加了汪精卫的阵营，而汪氏主要的军事支持者依然是张发奎。南昌起义后，张将军率残部————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教导团开到韶关；该地靠近广东北部边境，处于通向广州铁路北端。[364]张发奎本人应李济深的邀请，取道海路于9月27日回到广州。当张将军率部到达韶关时，即下令开达广州。张发奎所部到达广州，则较李济深的部队更为强大；因为李济深的部队分驻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市镇，而且又派数团兵力到汕头地区阻止叶挺、贺龙的侵犯。与叶、贺军战斗获胜后，李将军开始调回其部队。这样，汪精卫于10月29日抵达广州时，张、李两位将军的军事实力大致相当。李济深对汪精卫的支持是表面的，因其与黄绍竑的关系密切；黄氏乃是支持南京特别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但是由于对唐生智的征伐，已经削弱了桂系对南京政府的控制，而特别委员会本身也陷于困境之中。[365]

    汪精卫到达广州后，立刻发出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号召，邀请南京和上海的委员前往参加，而李济深则拒绝参加。因为南京的领导人以前同意11月1日在南京举行此次会议，所以广州与南京之间又进行多次的电报谈判。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没有召开，汪精卫于当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李济深反共政权下，受到严厉镇压的广州左派工人运动，在张发奎和汪精卫回来之后，又显出了生机。数千名手执红旗的工人步行到汪氏住处，要求其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领袖，但遭到警察前来把工人们驱散。恢复反英封锁的努力，预示共产党活动的复活，因为原来的罢工委员会曾为共产党所控制。汪精卫的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和广东省政府，计划每人发一笔钱，来遣散留在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366]汪精卫一派显然对工人的骚动不感兴趣，事实证明，其在广州的逗留也只是暂时的。到11月初，蒋介石又回到政治舞台，建议蒋汪联盟来反对南京的特别委员会。

    蒋介石于9月28日前往日本，在日本除进行其他活动外，还赢得宋夫人[367]的同意，与其女宋美龄结婚。这样，蒋介石就与孙逸仙的遗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妻子有了姻亲关系。[368]蒋介石于11月5日还私下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男爵称赞蒋介石及时引退，称赞只有蒋氏能够拯救中国革命；建议蒋氏巩固长江以南的国民政府的地位，不要卷入到北方的军阀政治之中。田中对蒋介石说，只要在国际条件容许和日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日本将支持蒋氏的反共努力。蒋介石回答称，国民革命军的北进是绝对必要的，要求日本给予援助，以清除世人对日本正在帮助张作霖的感观；并称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保证在华日本侨民的安全。[369]蒋氏与田中二人，各自发出了呼吁和警告。

    为了同汪精卫取得和解，蒋介石派宋子文前往广州。宋子文于11月2日抵达广州；蒋介石于10日由日本回到上海，即电邀汪精卫来沪磋商，表示同意汪氏的基本主张，即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为此，先应在上海举行预备性会晤。谭延闿也代表南京特别委员会致电汪精卫，建议上海作为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备会商的地点。[370]

    当汪精卫和李济深准备到上海参加会商时，李将军在征得汪精卫同意后，邀黄绍竑来广州接管其部队。李济深如果支持汪精卫，张发奎同意出国，由省库拨给5万元港币作为旅费————说此款为李将军赠张发奎的旅费。张发奎将部队交给其至交黄琪翔将军指挥，在14日前往香港，再与汪精卫、李济深乘船前往上海。

    实际上，这完全是个圈套，是个骗局。当汪、李二人在16日离开香港时，张发奎却“错”过了船班。在17日破晓前数小时，黄琪翔得到薛岳将军和李福林将军的支持，在广州发动一次兵变，率部包围了李济深、黄绍竑部队在广州的各指挥部和兵营，解除了部队的武装；本来预备逮捕黄绍竑，但其已事先闻风逃逸。17日，张发奎、陈公博、汪精卫及其众多追随者在兵变后回到广州，建立新的省政府。兵变是以“护党”的名义发动的。李济深在香港至上海途中的轮船上，闻知兵变，也无计可施；汪精卫公开表示，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371]

    在上海，很少人相信汪精卫；虽然对其支持者加强了在富饶广东地区的控制，但显然其政治地位被这次兵变削弱了。上海的几个老党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因汪精卫之背信弃义而嗤之以鼻，其中数人拒绝会见汪精卫。李石曾谴责这次兵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列举兵变前的一系列事件，又列举了兵变后收到的报告作证。而汪精卫则否认这种指责，说兵变完全针对不合法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然而，不论事实怎样，这个指责在以后数周内给汪精卫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刚从唐生智手中夺得武汉的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更是火冒三丈，甚至讨论对广州进行一次军事讨伐，以恢复李济深在广州的地位。这样，为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的预备会议，就在极不和谐的气氛中开始了。赞成特别委员会的一派和汪精卫反对特委会一派之间，分歧尤为严重。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的宿怨一如既往，毫无和解迹象。蒋介石因在此前的三个月中没有与国民党的政治纠葛发生关系，恰处于进行调停的有利地位。11月24日，预备性的“会谈”在上海法租界蒋公馆内开始。[372]

    从12月3日到10日，计划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在蒋公馆召开了几次较正式的“预备会议”。中执委和中监委的8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35人出席，但各派之间的争论与以往一样激烈。12月2日，即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因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发动的兵变，南京政府下令对其进行军事讨伐。因为南京政府正是引起争议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物，会上的斗争更为此讨伐令所激化，由互相指责进而到施加弹劾的威胁。由于各集团动辄不参加会议，所以预备会议只举行了四次。最后，在10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妥协和团结的呼吁以后，汪精卫提出恢复蒋介石总司令职务的办法，并表示为了团结，其本人愿意退隐。汪精卫的动议被一致通过，遂出现了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及其他将领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的声浪————这多半是蒋介石自己暗中策划的。虽然蒋介石没有立即表示其决定，预备会议还是表决通过，要求蒋氏负责召开应在1月1日至15日举行的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应在全会上解决。总之，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分歧已达于四分五裂之中，以致预备会议只能解决一些例行事务。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已大为提高。现在蒋氏即使不是起决定性作用，但也可以施加强大的影响，以确定哪些中执委员和候补委员可以出席即将召开的全会；也被认为这是能把全党重新团结起来的全会。[373]

    预备会议刚一结束，上海立刻获知了令人惊骇的消息，共产党于12月11日拂晓前在广州举行暴动。在一开始，暴动显然成功地控制了该城的一部分。在暴动中，频频发生抢劫、放火和处死人事件。张发奎率大部兵力出城与黄绍竑部交战；有的驻扎在东江地区，奉令调回广州。到第三日，张发奎在李福林的帮助下，用调回来的部队把暴动镇压下去————残酷的镇压。这次暴动使广州受到极大的破坏；汪精卫的政治地位也因之一落千丈。为了安全起见，汪精卫先住进医院，然后于12月17日乘船第二次流亡到法国。在以后数年内，汪精卫派的其他成员更是受到排挤，不再能参加国民党的高层工作。[374]

    广州公社

    灾难性的广州暴动，是由一小批大胆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执行上海新的临时政治局的总指示而策划的，也标志共产党长期夺取政权斗争的低潮。在长达20年的时期中，这次暴动是共产党领导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毋庸置疑，这也是1927年7月执行共产国际命令起义政策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这次灾难说成英勇的行动，强调参加者的英雄主义，宣称这次暴动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但不论怎样，这次暴动是一次严重的失算，是共产国际指导别国革命的又一次失败。暴动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给广州激进的劳工运动致命的一击，并对其他大城市产生有害的影响。关于暴动最初两天的杀人、放火和抢劫的报道，以及有关苏联人卷入的猜测，遂使中国的舆论转而反对共产党和反苏。国民政府停止了其与共产国际反复无常的“联盟”。由于有许多报道性和分析性的记载，现仅将事实轮廓作一概述。[375]

    共产党临时政治局于11月10日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以评估最近的失败和制订重新建党的计划。为了“在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斗争道路上起步”，临时政治局为革命制定了总的战略[376]，在此之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制定了起义计划。黄琪翔11月17日在广州对黄绍竑兵变的消息传来，张发奎和李济深两军之间很快可能发生冲突。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政治局在11月18日通过了11点纲领，指示广东的共产党员在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在县城发动工人起义，在广州发动政治总罢工和兵变。[377]11月26日，广东省委决定起义，并任命以张太雷为主席、叶挺为总司令的五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负责制定政治纲领，着手进行军事准备，选择官员建立苏维埃，动员工人保护红色工会，在军队中秘密发展组织，并试图与附近的农民运动建立联系。12月7日，广东省委在广州秘密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选出15名代表组成苏维埃；从名单上看，其中9名为工人，农民和士兵各3人；省委后来承认，这些人均为知识分子。会议决定12月13日在广州发动起义。[378]

    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掌握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张发奎从武汉带来的军官教导团，其人员在武汉受恽代英的影响，有一些共产党员军官，副团长是叶剑英。[379]委员会组织了赤卫队，其中500人是原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1500人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会员；此外，还有黄埔军校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学生。委员会主要的困难是缺乏武器。在12月上旬，因张发奎派出其大部分兵力出城，去阻击黄绍竑和李济深的军队，以致广州市内防守空虚，只有少量部队警卫各指挥部和兵工厂。李福林虽仍控制河南岛，也只有少数军队，因其大部分部队都在江门。但广州有一支战斗力颇强和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任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380]因受邓演达影响，具有浓厚的“左”倾情绪；而与共产党接近的廖尚果领导第四军政治部。黄琪翔也知道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从香港潜入广州，甚至把恽代英留在其东山的家中。

    共产党在广州活动的消息，第四军政治部刊物上出现的过激文章，使在上海的汪精卫大吃一惊。原来汪精卫在12月9日和10日去电报给陈公博和张发奎，指示其采取反对共产党的行动；应派军队包围和搜查苏联在广州的领事馆，并指责该领事馆是中共计划暴动的总部，命黄琪翔、陈公博等人驱逐苏联的领事；认为黄琪翔应暂时隐退，同时广州应实行清党。[381]

    12月9日，警察发现了一个炸弹贮藏地，加上张发奎计划解除教导团武装的消息，使革命军事委员会把起义的日期提前，匆忙把叶挺将军从香港召来广州，叶挺只是在暴动前数小时才来到进行指挥。此外，起义时间提前两天，已征募的农民部队不可能赶到广州城。据报道，只有近郊500名农民参加了起义。

    起义的突然性也有有利的条件。12月11日是星期日，凌晨3时30分，工人赤卫队攻打公安局————警察总部，很快得到大部分教导团学兵的增援。在叶剑英指挥下，教导团已经叛变，并击毙了15名军官；在攻下了公安局后，释放了前两天搜捕时被抓的700多名犯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共产党控制的土会成员。这些人出了监牢之后，立即投入了战斗。到了中午，起义者攻下了广州城的大部分公安局机构。几个（不是全部）部队在广州的指挥部也被攻占，控制了火车站和邮电局，接管了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夺取了中央银行，但无法打开储藏银元和钞票的金库，一场大火很快吞噬了这座大楼。起义者还抢了其他的银行和钱庄。广州公安局成了新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夜幕降临时，广州城内已发生多处的抢劫、放火和枪杀可疑敌人（其中包括约300名警察）的事件。但河南岛（即现在的珠海。————译者注）幸免于难，因该岛受有炮艇的李福林卫队的保护，忠于国民党的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和其他的人，星期日早晨就已逃避到该岛。沙面租界仍是外国的保护地；英国总领事为忠于国民党的人，拍发调回西江地区驻防的部队，帮助平定暴乱。[382]

    起义进攻的上午，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已印就了数千份传单，宣告广州苏维埃的成立与其政治纲领，并吁请群众的支持。《红旗》杂志也印发列有新政权官员的名单相似的传单。新政权以受人欢迎的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为苏维埃主席。因此时苏氏不在广州，其职务由张太雷代理。工农兵苏维埃的其他11个职务，分别由9人担任，其中大部分，也可能全部都是共产党员。除苏兆征外，其他4人也是劳工领袖。[383]根据警察报告，参加战斗和抢掠的工人约有3000人，但也只是在广州参加工会工人（估计约有20万人）的一小部分。其他的人，或者已被8个月前的镇压所吓倒；或者是对共产党工人领袖产生了敌视情绪，对起义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反对。对苏维埃几乎没有民众的支持。店主们沿用兵变时所用的故伎，关闭商店以防抢劫；店中的学徒和店员更是对起义漠不关心。很少武装的士兵参加暴乱，而平民百姓对两次群众动员会更是敬而远之。[384]要是在起义前号召一次总罢工，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鉴于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地位已相当脆弱，所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不号召罢工；但后来政治局对此作为错误加以指责。

    第二天12月12日，张太雷在战斗中牺牲，时年29岁。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是共产党和青年团两个组织的一个主要人物。在与共产国际方面，张太雷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担任鲍罗廷的广州办事处的主要秘书，后来是鲍罗廷在武汉时的中文秘书。张太雷死后，叶挺将军担负了指挥责任。但由于其在此前18个月不在广州，对当地情况、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都很不了解；仓促集结起来的军队，很快就被占优势的敌人所压倒。

    张发奎将军和李福林将军从西江地区调回其部队，于12月12/13日晚开到河南岛和广州郊外；薛岳师的一个团和莫雄率领的独立团也同时到达。13日清晨，炮艇以机枪扫射沿江的马路，为从河南岛渡江登陆的部队扫清障碍；其他部队则从西、北、东三面逼近广州。急于算老账的机器工会工人战斗队参加了对起义者的进攻。收复公安局（苏维埃所在地）的战斗持续了4个小时。到黄昏时分，一切战斗都已停止。许多参加暴乱的工人和士兵都已阵亡，其他的人则躲藏了起来，有的人朝西北方向逃走。共产国际驻广州的代理人及协助制订起义计划与提供经费的牛曼也溜走了。

    两名苏联人在与薛岳的军队战斗时被杀，参加防守工农兵苏维埃总部的另两名苏联人被俘。苏联驻广州副领事M.哈西斯带着手榴弹，乘领事馆车，试图到苏维埃总部时被捕。搜查队还俘获了藏在领事馆附近的两名苏联人。这五个苏联人在被捕游街后，即遭枪决。苏联驻广州领事鲍里斯·波克瓦利斯基连同其妻子以及数名苏联妇女儿童，也一起被捕；经领事团的干预，并说服了愤怒的当局，始获得免去一死；年底，被当局下令驱逐此一干人等出境。[385]据说，在领事馆发现的文件，说明领事馆与密谋有牵连。苏联外交机构则否认领事馆与起义有任何牵连。

    三天的战斗、纵火和抢劫使广州受到很大的破坏；在战事结束时，到处都是尸体。根据警察后来的报告，在46条街道上，有将近900座建筑物被烧光。共产党广东省委在事后数周内估计，约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2000多名赤卫队和红军被杀，但敌方死亡不过100人。很可能在平息起义以后，被屠杀的人数要超过在起义中被杀的人。行刑队围捕了数千名嫌疑者，在肆意报复中将其处死。美国领事馆当时估计，被处决的男女在3000人至4000人之间，其中有许多人是无辜的，与起义毫不相干。政府当局则承认杀了2000人。后来共产党史料报道，则损失更是惊人。[386]

    由于苏联领事馆对广州起义负有责任，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关闭所有辖区内的苏联领事馆和其他机构，并将其人员驱逐出境。在汉口，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下令搜查苏联领事馆，也搜查其他被认为隐藏有共产党员的机构。12月16日，在法租界和其他以前的三个租界中[387]，士兵、警察和便衣围捕了200多名被怀疑的中外人士。士兵们包围了武昌的第二中山大学[388]及其他学校，抓走了许多学生。接着劳工领袖和学生被处决，其中有许多妇女。12月17日，两位著名的左派在日租界被捕，立即被处死。一位是李汉俊，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此时已不是中共党员；一位是詹大悲，著名的反清革命者，孙逸仙的同事和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89]

    汪精卫在广州成立政府的人员，大部分也黯然离去，有的人还卷省金库之款逃走。张发奎和黄琪翔承认对广州暴动负有责任，交出了对军队的指挥权，率领其部队开到东江地区，但在那里又被陈铭枢的军队打败。李济深于12月29日率部收复广州，其本人于1月初才回城。

    这样，到了1927年年底，汪精卫一派已失去了其权力的基础；在其前往法国途中，汪派的大部分重要支持者也都黯然失色。由于8个月的镇压和数次起义未遂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也受到很大的破坏，20多名最优秀的领导人和数千名党员及追随者被杀。将要花多年的殊死斗争，才能把残破的党重新建立起来。

    最后一战：攻克北京与定都南京

    重新进军北京的准备

    为了完成武力统一中国的使命，目前在国民党内最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蒋介石，必须获得足够的财力，重新集结四分五裂的军队，并努力把国民党领导集团重新团结起来。蒋介石说服宋子文重新出任财政部长，在广州时，宋氏在理财方面已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宋子文计划以各种方式增加收入；而此时地方收入解往南京政府的，只有江苏、浙江两省。在1928年1月7日就职之日，宋子文宣布每月的收入仅不足300万元，而支出则高达1100万元；希望能把每月的收入增至1000万元。[390]

    重新组建一个战而能胜的军事联盟，亦非易事。原来英勇善战的第四军，此时已大为削弱，其数名高级将领均已引退。大部分原第八军已被赶回湖南，军长又远在日本。[391]正在湖北建立权力基地的第七军，由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白崇禧所统率；而李、白二人又与南方的李济深、黄绍竑关系密切。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的鲁军，凭蒋介石指挥下的大杂烩部队，是难以对付这两个敌对者的。蒋介石只有把希望放在冯玉祥和阎锡山身上（阎锡山在1926年6月已经举起国民革命的旗帜，但在1927年10月与张作霖发生冲突前，两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此两人是蒋氏进军北京时可能的合作者。蒋介石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9日，宣布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倡议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

    事情很快被弄清楚，蒋介石及其亲信准备改造和清洗国民党，企图组织国民党的领导集体。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宣布，五个省的党部在改组前应停止活动[392]，浙江和江苏的党组织正在改组。从1月13日到2月1日，蒋介石已为拖延已久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一切事务安排就绪。除了议事日程达成一致，说服各派不要提出敏感性问题外，蒋介石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准许谁参加会议。在两年前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的13名共产党员[393]，当然不得参加这次全会。但是，汪精卫一派中许多人对12月份广州的共产党大破坏负有罪责，或至少是疏于职守，对于这些人怎么办？5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提出，汪精卫及其8名同事应排除在会议之外。但结果只有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4人不准参加会议[394]，其他的人可以与会。蒋介石的3个反对者胡汉民、孙科和伍朝枢，被说服携带巨款出国考察，其他有几个人可能不希望参加此会。[395]

    共2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以及候补委员，出席2月2日联席会议的开幕式。在世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共有77人，其中约50人可以到会。后来出席会议的人数在30人上下。[396]全会有三个主要任务，即确立党的政策最新指导方针，停止以往的争论，选出新的领导集团。

    与会者听取了蒋介石的政策建议，国民党应在国内促成精诚团结，以互相合作的精神取代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念；对一切宣传当以先总理的《建国方略》为基础，即以受布尔什维克直接影响之前的孙先生思想为基础；一切受共产党影响时期的口号都应停止使用，党的出版物应予严格监督，禁止反对国民党和反对国民政府的宣传；对外事务的一切公开言论，应符合国民党的政策。蒋介石提出，国民党应进行清党，办法是在党员重新登记前，解散所有各省的党部，撤销中央和省党部的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和青年各部；目前只设三个部，即组织、宣传和政治训练三个部[397]；一切群众运动必须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必须清除群众运动中的共产党影响；农民协会和工会的武装力量应予严厉处理；教育应以科学为重，学生应把注意力放在国家建设方面。[398]这个保守的主张很快得到全会的通过。全会彻底消除了过激势力的影响，清除了过激分子和少数左派党员，为国民党以后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为掩盖宁、汉双方以往的对立，全会批准了一个妥协方案，即以前所有关于联俄容共政策的决议，全部予以废止；同时，作为南京反共内容之一开除一些人出党的决定，宣布为无效。但是，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党员重新登记；特别注意清除中执委和中监委中的共产党员；还以甘与暴乱同谋为由，开除了彭泽民和邓演达两人的党籍；此外，还停止徐谦的中央执行委员的权利以及两位中监委候补委员的资格。[399]为了填补空缺，中执、中监两委员会的全体候补委员，一律晋升为委员。[400]

    全会审议通过了一系列议案。现在国民政府组织得更加完善[401]，下设七个部的行政院、最高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和四个委员会（建设、军事、蒙藏、侨务）。这虽不完全是孙逸仙设想的五院制，却是倾向于这个方向。而且国民政府的组织，此时大部分仍不过是一个计划。国民党的重建，必须在新的中央直接监督之下。全会还通过了标准的军事组织制度，批准在军队中改革政治工作————共产党员已很深地渗入这一工作（蒋介石已选定其密友、反共思想家戴季陶为政治训练部主任）。全会还进行了选举，但候选人的提名一直不很清楚。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是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和谭延闿，另外4个位置留给在国外的领导人。[402]国民政府委员会包括49名委员，其常务委员会由谭延闿（任主席）、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和于右任5人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共有委员73人，其常务委员会委员为11人，由蒋介石任主席。这样，几个新的委员会足可以安排保守而有声望的国民党员和军事领袖。蒋介石负责军事，谭延闿似乎负责监督政府事务。[403]

    完成了这些政治安排之后，蒋介石开始准备向北京进行最后的军事冲击。两个月以前，冯玉祥已派一支部队沿陇海铁路东进，何应钦第一军一部沿津浦铁路北上。两支军队于1927年12月16日在两条铁路交叉的战略要地徐州会师。1928年的2月9日，蒋总司令率领参谋人员离开南京，到徐州检阅了部队，然后在2月16日前往开封，与冯玉祥将军会谈，商讨重新进攻的计划。冯氏的国民军获得部分南京政府拨给的军饷和给养。冯将军的几个朋友，还在南京政府中任职，黄郭任外交部长，孔祥熙任工商部长，薛笃弼任内政部长。[404]汉口的桂系方面为了结交冯氏，也为其提供了一些资金和武器作为礼物相赠。此时广西的将领正在湖南忙于征战，对于进军北方自然不感兴趣。广州的李济深也是如此。2月28日，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宣布，蒋介石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原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任参谋总长[405]，以协调北伐军各部。[406]

    约用了一个月时间，北伐的部队重新集结并完成了粮秣弹药的准备。蒋介石将军统率庞大的第一集团军，共有18个军，辖60多个师。这18个军又分属刘峙、陈调元、贺耀组和方振武任军团长的4个军团。第一军团是由原来的第一军扩编而成，由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任军官，另外还包括有张发奎和朱培德交出的几个师和军。按照常例，第一军团是参战的几个军团中，装备最为精良的军团。[407]陈调元是北方人，原来是安徽省督办，1927年3月倒向国民革命军，虽为北伐军的进军南京打开了通路，但其仍是一位旧式军阀。贺耀组将军在北伐第一阶段，率湘军一个师归附北伐军，参加攻取九江和南京的战役。该部现已扩编为第十四军，卫戍南京地区。方振武的革命资历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曾与以前广州各派反政府势力关系密切，最近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任职，参加1927年5月该军由山西向河南境内的进军；然后方将军只率领一支不大的部队参加国民革命军。这4个军团连同一些杂牌军，会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的一部分，进攻山东。与两年前从广东出兵北伐的5个训练有素的军团相比，这支大军显得十分庞杂[408]；其距北京的征程约500英里。

    在战役开始前不久，外交部长黄郭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就南京事件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这是双方作出巨大努力达成的结果。3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了两道命令：其一，宣布南京事件中的肇事士兵和有牵连者均已处决；其二，宣布充分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双方代表互换了照会，在照会中互致歉意，并作了解释。3月20日，双方协议签署，离暴力事件和炮击南京已一年有余。就美国而言，虽然外交上的承认晚了一些，但总算结束了与南京的外交困难。但对于中国的官员来说，这样的解决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美方只表示了遗憾，说是“局势失控，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即海军炮击）以保护在南京的美国公民”。对中国人来说，南京事件明明是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也访过南京，并与黄郭进行过磋商，但未获致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409]

    最后战役

    张作霖大帅全面统率安国军，其中包括张大帅自己的奉军、孙传芳的残部、褚玉璞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奉军负责防守北京以及通往南方和西方的铁路线；孙传芳部和直鲁联军在东面防守津浦线。但是直隶省的大部和鲁西南是开阔的平原，难以防守，更难以防守骑兵的攻击。西侧的阎锡山统率第三集团军，使京汉线的防御更加复杂。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打响了国民革命军1928年的春季攻势，长驱直抵鲁西南，在西线展开了对奉军的攻击。第一集团军约于4月9日投入山东的战斗，沿津浦铁路线向北推进；并另派一支兵力在沿海附近北上，切断省城济南通往青岛港口的铁路。张宗昌的部队军心涣散；但孙传芳犹率部作困兽之斗，企图进行反攻，终至惨败。第一集团军由此打开了夺取济南的通道。孙良诚将军率领的国民军骑兵，于4月30日进入济南城。但在西线，奉军顽强抵抗第二集团军的攻击。当第二集团军推进至河南省北部的彰德、安阳时，距北京仍约有400英里。4月份，奉军还沿京绥铁路和正太铁路作先发制人的反攻。在5月份的第一周，当大战方酣之际，正在挺进的国民革命军与调往济南保护日本侨民的日本正规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流血冲突。

    济南惨案，1928年5月3——11日

    日本的田中政府，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虽表好感，但其对北伐初期的南京事件及其他的排外事件，仍铭记于心。为了应对北伐军取得胜利后的局面，日本内阁、军部、参谋本部就保护华北日本侨民进行了讨论；有人主张派出一支远征军到中国，但也有人反对。[410]蒋介石和外交部长黄郭试图使日本人相信，国民政府及军队保护其统治区的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在4月初，形势趋于明显，北伐军可能通过济南向前推进。尽管田中男爵在此以前，曾向蒋介石和冯玉祥提出，要求北伐军绕过这座有2000名日本侨民的城市。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到4月18日，田中首相被军部说服，并经内阁同意，从第六师团调一支5000名士兵的远征军开往山东。日本还公开声明，设法使中国放心，并无意于干涉中国内政；当不再需要保护日本侨民时，军队即行撤走。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抗议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而民众的反日情绪更为高涨。国民党高层希望避免冲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发布严令，禁止在日本人居住区发动反日骚乱和敌对行为。

    地图18 1928年前后的华北

    4月25日至27日，福田彦助率第六师团到达青岛，自作主张，命令部队开往济南，约有500名士兵于4月30日抵达该城。此时北伐军已撤离济南。这支日本小部队立刻在济南城内设立桩牌，标出绝大部分日本侨民居住地区————称之为日租界[411]，并设置路障，禁止中国人进入。5月1日，孙良诚率部及随后的第一集团军部队开进济南。当蒋介石将军于5月2日到达济南时，要求福田彦助撤兵，并向其保证维持济南城内的正常安定秩序。福田也同意，当晚日军即撤去路障，也准备离开，似乎愿意将该地区和平移交给国民政府。

    5月3日清晨，双方的小股部队发生冲突。至于战斗的原因和责任，至今仍不清楚。尽管蒋介石将军和福田力图制止，双方的冲突更为加剧，以至发展到暴力残杀。[412]最后，双方实行停战。中方同意除留几千名士兵在城内维持秩序外，其他部队全部撤出。蒋介石为了不妨碍其向北京推进，显然设法避免陷入这场危险的冲突。

    但是，福田却要通过对中国人的惩罚，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要求军队增援。田中首相和内阁在5月4日决定，从朝鲜和满洲调兵前往增援。5月7日，日本的军官见援军已开到济南，遂准备采取激烈行动。[413]当天下午，福田把一份限期12小时的最后通牒，交给中国的代理外交特派员，要求惩办负有责任的中国高级军官，并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在日本兵面前解除负有责任的中国士兵武装；撤去济南附近的两座兵营；禁止一切反日宣传；所有中国军队撤到胶济铁路两侧20里（约7英里）以外。这样侮辱性的要求，是任何中国将领所不能接受的。当晚，已离开济南的蒋介石及随从参谋讨论了这个问题。次日上午，蒋介石将军送去了只满足福田几项要求的妥协答复。福田蛮横地认为，其最后通牒没有在12小时内被接受，声称为了维护日军的尊严，只有采取行动。5月8日下午，日军在济南城区及周围地区发起进攻。到11日，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留在城内的中国军队已被击溃。济南城市遭到很大的破坏，数千名中国士兵和平民被杀。再没有比济南惨案更能激起中国人的仇日情绪了。[414]

    济南惨案结束了国民政府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努力。但是，国民政府仍尽一切可能，避免与这个强横的邻邦发生纠葛，要求国际联盟对济南惨案进行调查，也呼吁美国政府能给予支持。但这些要求都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以后也屡次出现这种情况。日本军事指挥官的这次强梁横霸的蛮横行动，是此后这类行动的第一次。日本军人的这种蛮横行动，导致三年以后日本关东军的强占满洲，然后导致日益扩大的中日冲突；最后的结果是1945年日本落到战败国的地位。

    谁将占领北京

    1928年春，日本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保护和加强其在满洲的特殊地位。这可以通过与张作霖或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来达到目的。为了在中国内战中作出公正的姿态，日本政府决定阻止中国的内战扩大到满洲境内。早在1928年的1月，田中首相已向蒋介石的驻东京特使张群提出警告，说日本不能容许北伐军到长城以外去追击奉军；但作为回报，如果张作霖战败，日本将保证其迅速退回到奉天。到4月份，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要保持满洲的和平，如有可能，就安排交战双方停火，否则出兵实行武力干预。

    为了避免同日本纠缠，蒋介石已撤回大部分进入济南的部队，并将其往西调动，准备渡过黄河后再在北岸集结。在5月中旬，当日军正在济南及周围打击中国军队时，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共三个集团军开始了总攻击，安国军朝北京和天津方面撤退。阎锡山率第三集团军向石家庄推进，于5月10日与沿京汉线追击奉军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会师。同时，阎锡山的其他部队正在收复山西北部各地，并沿京绥铁路向北京的后方移动。安国军试图在西南的保定和山东北端的德州之间，建立一条较短的战线，以便用褚玉璞的直军和奉军来增援鲁军；但在防线东端抵不住冯玉祥的攻势。德州于5月12日易手，守军朝天津方面撤退。5月18日，蒋介石将军与冯玉祥将军在郑州会晤，计划大军向天津推进；如果攻下并守住天津，将切断奉军撤回其根据地的退兵铁路线。

    此时，奉军准备撤离华北的形势已趋明显，军官们将家眷及贵重物品运送回东北老家。京绥路线的奉军开始撤向张家口，然后再撤至更远的地方。在奉军从张家口后撤时，桂系也开始行动。担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的白崇禧，已率部进入河南。军事委员会指定河南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宗仁负责。5月20日，白崇禧将军在郑州会见了蒋总司令，接受总司令的命令。命令他统率的部队却原来是唐生智湘军的一些士兵。[415]

    天津和北京可能要被北伐军攻占，日本和西方列强担心其在天津五个租界[416]侨民的安全，还担心北京的使馆界。南京事件的经验和最近济南的纠纷，不论谁胜谁负，各国对中国军队能否遵守纪律，不能不加提防。根据1901年的《辛丑和约》，列强已多年在天津驻扎有几支军队，这些驻军最近增加至数千人。5月11日，天津的日本驻军司令官提出，按照中国与列强1902年签订的条约，应把中国军队逐出城周围30里以外的地区。美国不是这个签字的缔约国，在天津也没有租界。[417]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司令斯梅特利·巴特勒自己单独制定了保护美国侨民的计划，其他的列强则制定联合防御计划。

    在东京，日本外务省正在准备分送给中国交战双方的文本，表明决心要阻止中国的内战扩大到满洲。5月17日，田中首相会见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向其解释将于次日分送南京和北京两个政府备忘录的目的。以下为其部分谈话：

    我们制定的政策是制止在北京发生战斗，这是为了不让战乱扩大到满洲境内。如果张作霖和平地撤出北京，维持士兵的军纪，且不被南军追击，我们将容许其进入满洲。但是如果张作霖在北京进行战斗，并向山海关撤退，或者撤至我们确定的某个地点，与南军边走边打，我们将阻止其与南军进入满洲。我相信这项计划，将会使张作霖偃旗息鼓，悄然离开北京。我也相信，如果张作霖现在从北京退出，南军也不会对其横加干扰。因此，我期待北京能被放弃，和平的转入南军手中。[418]

    田中男爵指示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去敦促张作霖，要其不失时机地撤至满洲。驻上海总领事矢田接到指令，要其通知国民政府，一旦张作霖退回到老根据地，日本将不准许其干预长城以内的事务。田中男爵及日本政府，就是这样计划分裂中国和保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势力范围。军部将日本政策的解释，电示满洲、朝鲜和台湾的驻军司令官，谓奉军如果有纪律地回到满洲，张作霖不必退隐，奉军也不是非被解除武装不可，但是日军将不准中国的南军部队开到长城以外。军部要关东军将为执行这个计划做好准备。

    芳泽公使于5月17——18日晚拜会了张大帅，交给大帅一份日本的备忘录，并称北军的败局已定，如大帅能接受迅速返回满洲的建议，日本政府将能救助大帅及所统率的军队，但遭到张作霖总司令的拒绝。据芳泽的看法，张作霖想不放弃北京而能得到日本的援助。[419]

    第二天晚上，张大帅派一名副官，把与芳泽午夜会谈的内容通报了英国公使蓝普森，征求蓝公使的意见；并问公使道，是否到了把北京和外国人留给无法无天军队的时候了？无疑，蓝普森在前一天已知道了田中首相对外国外交官所作的解释，便建议张作霖及其幕僚要作谨慎的考虑；并指出日本没有侵略的预谋，而是要保护其在满洲的利益，大帅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420]

    日本代表向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转达了日本反对任何破坏和平的行动，很可能还鼓励各方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美国政府不参与日本的外交活动。5月8日，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致电马克谟公使，并指示说：“美国将不与日本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去阻止中国人把敌对行动扩大到满洲，或干涉中国军队进行有节制的军事行动，美国仅是保护本国的侨民。”[421]

    时局发展得非常迅速。奉军难以守住保定的阵地，而在此以东的防线更不巩固。国民政府的代表正在北京尝试找谈判的代理人，以求寻得倒张的势力。张作霖及奉军的将领担心，过久地据守京津和冀东的危险性，很可能被围困在这里。但张作霖及奉军撤走，将由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张作霖的宿敌。早在4月中旬，美国公使马克谟即已指出，北京政府希望打败和赶走冯玉祥的军队，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已是5月份，冯玉祥的军队肯定能攻下北京城。奉军之撤离北京已成为一笔交易，即让阎锡山的军队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422]到5月底，奉军已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准备离开北京，打回老家去了。

    6月1日，蒋介石将军与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筹划接管京津及商定以后的安排事宜，也许在当时————也可能在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不是由其接管北京，也不是由蒋介石接管。蒋氏于6月3日即返回南京。6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平津卫戍司令。

    张作霖于6月1日召见外交使团，发表了事实上是一篇告别的讲话。张作霖作出的安排，把北京城交给王士珍为首组成的治安维持会来管理。王氏是元老政治家，曾是袁世凯的亲密同僚，一度担任过国务总理。北京城内的治安由北京有效率的警察与鲍毓麟将军率领的一旅奉军负责。鲍将军留在奉军撤退的最后，直到把北京城移交给阎锡山，然后率领全旅平安地回到奉天。次日，张大帅向国人发出告别电，以其未能胜利结束反赤战争深表遗憾；并宣布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即率部返旆满洲。大帅由其大部内阁成员及高级将领的陪同，于6月3日夜乘专列隆重地离京。但当专列于6月4日晨驶近沈阳时，中了预埋炸药炸毁。大帅身负重伤，于两小时内不治身亡。大帅为日本关东军的一批军官所暗害；这些军官反对田中的政策，自行策划了这次行动。[423]

    大帅的长子张学良和总参谋长杨宇霆与孙传芳，于6月4日前往天津商定，奉军在该地必须坚守至大军撤至山海关时为止。治安维持会已派专使前往保定，欢迎阎锡山前来北京。6月11日，阎锡山在白崇禧陪同下进入北京城。阎锡山部下另一名将军傅作义于6月12日接管了天津；除了一个事件外，整个交接过程都是和平的。率先向北京挺进的冯玉祥部的韩复榘将军，此时驻扎在北京城郊，包围并解除了奉军一个旅的武装；而外交使团曾保证该旅安全通行离开北京。因此，外交使团为此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最后，奉军被解围，武器全被发还。[424]

    开始全国建设

    1928年7月6日，4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在庄严的仪式中齐集在北京城郊西山一座庙宇[425]中，在已故领袖孙逸仙总理灵柩前致祭，以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宣称随着攻占北京和北京政府的倒台，期盼已久的北伐大业已告完成。数日之后，众将领及参谋人员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遣散军队问题。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此时国民革命军约有300个师，分属84个军，其人数多达220万（虽然这个数字是把所有的有组织部队都算作国民革命军）。要维持这支大军，每月需要发6000万元的薪饷。总司令部希望把总兵额减至80个师，士兵为120万人。这样，全军的军费开支仅占全年国家岁入的60％。蒋介石向其军事同僚送去一份备忘录，专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建议成立编遣委员会，专门制订遣散计划、固定军队的人数和军费的开支，并把全国分成几个确定的军区。蒋介石建议，全国划分为12个军区，每个军区拥有4万至5万名士兵的军队。[426]编遣会议定于1929年1月召开，但成效甚微。当时的地区军事集团，实际上已分割了全国。以后不久的事态发展迹象，在7月的北京众将领会议上就已经显示出来。冯玉祥因未能获得接管京津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首的政治分会时，冯玉祥不同意在其中任职。更令人感到不祥的，冯将军于7月14日离开北京，前往祭奠其祖坟，然后再去其设在河南的司令部。[427]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定于8月8日至14日在南京召开，其任务为谋规划国家的未来。冯玉祥和阎锡山两位总司令以及海军上将杨树庄，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428]全会主要讨论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最引起争论的，是怎样迅速和强有力地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的集中？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否应当废除实际陷于分裂割据的政治分会？[429]主张集权和维护地方权力的人之间经过长时间争吵————争吵几乎使会议开不下去，然后全会通过决议，肯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其任务是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经由中央政治会议交国民政府执行；各地政治分会应在年底撤销。这样，原来孙逸仙根据鲍罗廷的建议，设立作为核心委员会的政治会议，即不是独立，或凌驾于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上；新近设立的政治分会将不再存在。但是，公布的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的名单，共有46人，几乎包括全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也包括大部分重要的军界人士以及回到党内的几名保守的老资格党员。[430]这个中央政治会议，很可能是个表示各派团结的摆样子机构，如同以往一样，一个很小的核心集团掌握着决策权。另一个朝向集权化方向发展的标志，是决议中的一条原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住在首都，不得分散到各地去住。

    政府的财政如何才能统一？财政部长宋子文已召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讨论财政问题，一个是讨论建设问题。会议集中了主要私营银行家、商人和实业家、各省财政官员、各军队代表，以及财政专家。宋子文在会上详述了国家财政的混乱状况，并向两会提交了具体的建议。建议包括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源，取消货物国内的过境税，要求关税自主，清理国家债务，统一币制，促进贸易，稳定货币市场，建立政府的中央银行，调节私营银行的体系，发行公债以提供遣散军队和建设费用。宋博士坚持，财政统一和国家预算的采用，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实行这两件要事，否则恢复财政将是空谈。宋氏的呼吁，得到虞洽卿率领的近百人上海银行家和商人代表团的支持。代表团在会上威胁说，除非政府在财政上实行这些改革，否则，将不能再从其手中得到任何贷款；这些人已被蒋介石代理人敲诈到不堪忍受的地步。对宋博士来说，财政统一意味着统一财政的人事制度和集中管理岁入的收支；抱怨在北伐期间根本没有预算，财政部长只会聚敛资金，然后奉命将其悉数给最高军事当局处理。宋部长坚持说，现在所有的税收都应交给国库；同时，政府所有各部门的拨款，都要由有权力的预算委员会决定；没有该委员会的批准，不允许有越权的挪用。宋氏下结论称，“除非实行健全的国家预算制度，否则，恢复财政和建立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的”。全会认为，宋部长的这些建议是“正确和适当的”，于是将其转交国民政府委员会进行仔细研究后，考虑予以执行；并同意建立预算是绝对必要的，责成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预算委员会。稍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批准成立一个13人的预算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有实力的地方军人。委员会规定，拨出预算一定须经政府委员会同意。[431]

    权力集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军界，如果将领们有各自独立的地盘和税源，就不可能真正的集中。因此，这些人或者听从劝告，真正的支持中央，或者可能要被中央制服，看来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蒋介石发表声明称，握有军权的将领应公开承诺，无论其政见有何不同，但不可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国民革命军今后只用于保卫国防和镇压叛乱，绝不能用于从事内战。蒋氏断言，如果都能信守这一原则，则地方实权人之间的政治分歧，绝无酿成全国冲突之可能。[432]

    全会就军事改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就以下的几项基本原则作出决议：（1）军政与军令必须绝对统一；（2）军队必须迅速裁减，军费支出不得超过国家岁入的一半；（3）军事教育必须集中统一，所有的军事院校必须由中央政府设立，任何军队和地方政府不得设立军事院校，或与之相类似的机构；（4）所有遣散士兵将成为屯垦和参加国家建设的劳动者；（5）为了巩固国防，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发展空军，加强要塞和海军基地的建设。

    上述的最后一条原则，表达了中国人60年来的梦想；其他几条则涉及中国在保卫国家免受外国侵略，也涉及长期内战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可能很快解决。全会把另外两项议案————一项是关于党对政府的控制，另一项是禁止军事部门介入群众运动————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和政府最高军事机构[433]，要求其根据以党治国原则，制定出具体措施并付诸实施。[434]

    当时认为军事行动时期已经结束，训政时期即将开始。全会决定起草、通过和实施的临时约法，政府的五院制应当实现；并试图立法以解决党和政府之间冲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下面各级，显然比高层更为严重，因为在高层，党的领导集团和政府领导集团是合在一起的。任何一级党组织认为同级政府组织的行为不当，应将此情况上报上一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即将此事提请其同级政府组织注意。而此政府组织即根据法律，给予有错误的下级政府组织以纪律处分。当一级政府组织对其同级党组织感到不满时，其诉讼程序同上；即此政府组织将事件情由上报其上一级政府组织，经过两同级政府组织与党组织协商后，有过错的党组织将受到其上级给予的纪律处分。[435]但是这个规定不能解决两个权力机关————如果加上军方，就是三个————内部的问题。因为每个权力机关各有等级组织，而且各有其独立的指挥系统。

    为了清除外国的势力，国民革命发动起来后，外国侨民在华享有特权的“不平等条约”，引起了许多爱国中国人的义愤。北京政府已尽其所能到最后时刻，企图修改不平等条约。1928年7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已经满期或即将满期的一切条约，将另订新约代替；所有其他条约将被废除，重新进行谈判。在此过渡时期，所有在华外国侨民及其财产将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但此等侨民亦必须受中国法律约束，接受中国法庭的裁判，必须向中国政府纳税和交纳常规的关税。外交部按照这个命令（却没有实力执行这个命令），正式要求各国政府派出代表来华进行谈判。美国公使马克谟遵照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指示，的确与宋子文谈成了新的关税条约，并于7月25日签署了这个条约。新约接受了中国完全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的完整，以及在关税事务上两国平等互利原则，拟于次年，即1929年1月1日生效。但此项条约还要以“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为依据，这意味着在所有其他各国政府承认中国在关税自主之前，新约是不会生效的。宋子文与马克谟的谈判和签约得到国务卿的批准，事实上是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种形式。[436]此外，在1928年8月8日，英国和国民政府解决了南京事件，其条件也类似于美国。

    就是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气氛中，第五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才有谭延闿和蔡元培准备的外交政策备忘录，要求完全和无条件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备忘录规定1929年1月1日为列强把固定关税强加给中国条约的结束日期，要求无条件地取消领事裁判权，立刻归还外国在中国的租界，禁止在中国境内驻扎外国军队和停泊外国军舰；各国与中国谈判新的互惠条约过程，不得超过一年。[437]谭、蔡二公的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经过15年的奋斗，终于在1943年实现了。[438]

    全会于8月15日结束，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许多需要处理的建议。然后，南京在体制上和人事上忙于筹备改组政府。胡汉民于9月3日从国外回来，经过一番犹豫后，同意与戴季陶和王宠惠三人一起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法，于10月3日完成了这项工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0月8日予以颁布。组织法首次颁布了训政时期的总指导原则，明确指出，国民党开始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生活的进程中，通过其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来行使统治权力。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将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处理重大的国家事务，并可以修改和解释国民政府组织法。[439]

    1928年的10月10日，是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17周年纪念，重新改组的国民政府在一片鼓乐声中隆重成立。其组织结构体现了孙逸仙的独立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任了五院院长，全是有威望的老资格国民党党员，即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和蔡元培————不过，蔡元培拒绝接受监察院长任命，后改由于右任出任。五院之上设国务会议，由以上5人及其他12人组成，其中有的是有实力，有的是有威望，有数人却远离南京。此12人即冯玉祥、孙科、陈果夫、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张学良、林森、杨树庄和张继，蒋介石任主席。国民政府的最高官员，即国民政府主席，亦即国家元首。数天之后，政治会议任命了行政的各部处长。

    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领导下，南京民国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1928年中国的前景

    1928年底，中国的未来前景看来十分光明，这是充满欢欣与乐观的时期。国民党已经推翻了腐败不堪的北京政府，代之以由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爱国热忱人士组成的新政府。这些人士长期以来关心国家的状况，期待新政府能够解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许多问题。国民党领导人试图控制政府来推行其政策，认为在训政时期，应起到管理者的作用。1928年，国民党确受到民众的拥护，很少中国人对国民党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提出怀疑。国民党有受人尊敬的长期革命历史，又被证明其为民众的目的，能效力动员并发挥战斗力的组织。

    国民党在与苏俄发生密切关系的四年中，已经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列宁主义烙印。此时的国民党，与当年集合在孙逸仙周围而联系松散的革命者集体，已大不相同。国民党这时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强调集中而受少数人的支配。为了实行训政职能，比1924年改组前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国民党也改进了宣传技术，虽然仍把民族主义作为宣传的核心主题，但已认识到动员“群众”的作用，也知道动员会带来某些风险。国民党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其领导的武装力量，通过政治训练，已证明其是革命的有力工具。国民党这时有了新的领袖，即受人尊敬和钦佩的41岁的蒋介石。在审慎的进行筹划，运用谋略，适当作出妥协等方面，已证明蒋氏的决心和能力。蒋介石深知金钱和刀剑的无比力量。与孙逸仙逝世后的头两年（鲍罗廷最具有影响力的时候）相比，此时国民党领导的观点要保守得多；大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现在都已相继离党而去；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已被清除。如前所述，国民党领导集团已被派系斗争弄得四分五裂————从整个中国来看，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时，党员人数迅速得到发展，也扩大了党的影响。而今取而代之的，是两党合作既已散伙，共产党被逼上梁山，开始进行武装反对国民党，只得走上准备要在很久以后的革命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共产党员人数可能此时已减少到不足1万人；即使有1万人，也难以成事。约20名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五四”学生运动一代中产生的理想主义活动家已被处决，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以及党的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数百名共产党员已经战死，或在暴动中被杀害，数千人畏惧危险而脱党。其余的党员悄悄住在城市里，或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以图保住必不可少的根据地。剩下的几个领导人已经秘密前往苏联，去参加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村庄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一位40岁的无产者向忠发为总书记；宣布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真正统一国家，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号召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没收外国企业；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但此时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党的领导人在敌对的环境中要重建自己的党，摆脱共产国际所定下的政治路线，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务。

    但是建党七年以来，中共领导集团获得了许多经验教训，从实践中学会组织以民族主义革命为方向的政治运动，懂得通过党的助手青年团组织来吸收爱国青年。这些青年团的领导人，大部分都受过教育，能够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凭借各种刊物完善其宣传手段；懂得怎样发现并组织积极分子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如操纵这些活动来为党的其他目的服务。中共领导人已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经验，即在共同的爱国行动————通常是反帝行动中，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组织联合起来。有的领导人已懂得如何去“接近”真正的无产阶级，如何把工人组织纳入到党控制的工会和联合会，并在这个过程中组织罢工；也深知政权的重要性和获得民众支持的必要性。另有一些领导人已在华南组织大批贫农，使之懂得苦难与希望之所在，而加入到有组织的行动中。这种迅速建立起的组织，面对有根基的地方势力，其脆弱之势实不堪一击。卷入武装斗争的，不仅是一些幸存的党的骨干，还有黄埔军校及其武汉分校的学生，原北伐军中的一些政工人员和军官。1928年，不论其来自课堂、车间或农村，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一场浩劫中受到洗礼。经过这场浩劫的筛选过程，一些胆怯的人已淘汰出局。总之，中国共产党仍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领导集团，其中有许多才智之士，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也有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但其面临的反对力量，却是很强大的。

    任何希望按照人道主义蓝图重新塑造中国的集团、政党或政权，都将碰到一大堆问题。在对外关系方面，有着70年遗留下来的条约，其中有许多是在威逼之下签订的。这些条约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列强政府用炮舰和海军陆战队，迫使中国给予其享有特殊权利。虽然英美正在一步步朝向归还中国“丧失权利”的方向进行谈判，但日本这个死硬顽固的帝国主义国家，却正在使用武力来维护和巩固其在满洲的经济地位。

    在中国国内，军阀主义也并未寿终正寝。孙传芳、吴佩孚、张宗昌和张作霖之流的军阀虽然已被打倒，但在北伐过程之中，却出现了另一些其代替者。这时，全国有5个地区的军事力量集团————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国民政府中央集团；拥有湖北大部以及湖南和广西的桂系；以陕西和人口众多的河南为根据地，正忙于扩大势力到山东和河北境内的冯玉祥国民军；将其部下将领安置在平津地区的阎锡山；张学良及其他满洲将领控制着东北。北伐战争几乎没有触及到西部和西南大部分地区；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军事将领，仍在各自据有的地盘稳坐钓鱼台；甚至国民革命发祥地的广东，也只是松散的依附于南京中央政府。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几乎是完全的自治现象————这是地理和历史的产物，必然是国家统一和全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

    过去遗留下来许多棘手的问题，如混乱的币制，以剥削穷人为特点并充满贪污腐败的税收制度，完全不适应现代化国家的交通运输体系。此外，很少的现代工业，又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工人居住在贫民窟中，过度地劳动，而工资极低。最为严重的是农村生活条件的恶劣，稠密的人口却只有极少的可耕土地，没有科学的农业技术指导，绝大部分人在少得可怜的土地上辛勤地耕作来维持生活。农村广大的民众都是文盲，又经常染上一些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农村的教育及卫生事业亟待发展。国内有些地区还经常遭受周期性的灾荒。

    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对1928年的政治意识充满着希望。但是，即使在具备最有利条件下，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也必定是缓慢的，更何况这种最有利的条件并不存在！

    * * *

    [1]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年》，第65——70页。

    [2]对此问题的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年》，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年12月），第665——727页。

    [3]校注：此即历史上所称的“截留盐余”。

    [4]孙博士和苏联领导人结盟情况，见于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5]赛尼亚·乔柯夫·龙廷、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44——346页；杰恩·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5——26页，摘要。

    [6]有关鲍罗廷早期的几次会面报告，见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在北京苏联使馆没收的迄未公布的文献所揭露的内容》，第130——138页。这是一部有敌意的资料集，但经与其证据核对，证明这些文献是真实的。关于孙博士生前与鲍罗廷的生活及其活动，其最佳的学术性论述，是莉迪亚·霍勒布内奇的《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叙述鲍罗廷一生的传记，有丹·N.雅各布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7]校注：1923年11月25日，在广州召开的为“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

    [8]校注：这里的临时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于1923年10月28日决议成立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9]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详情，分八期刊登在《国民党周刊》（广州）中，1923年11月23日至1924年1月13日。又见《革命文献》，8，第1077——1079页；关于宣言，见1079——1080页；关于党纲的起草，见1080——1084页（英译文载谢《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周刊》，1923年11月25日；转载于《向导周报》第50期，1923年12月29日，这是共产党的刊物。

    [10]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637——638页。A.I.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第37——43页；第1卷的译稿为亚历山德拉·O.史密斯所译，第45——49页。军事危机，在《国父年谱》，2，第1020——1033页叙述甚详，但没有提到孙逸仙拒绝鲍罗廷的建议。

    [11]校注：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黄心持、曾志祺、黄隆生、朱赤宽、赵士觐、邓慕韩、吴荣新、林达存、陈占梅等11人上书孙中山。

    [12]《中国国民党广东分党部弹劾共产党的请愿及总理的批评和解释》（中文），载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第1——11页。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1——1273页，但缺孙中山的评论。几种评论的译文，载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72——73页。

    [13]校注：此时大元帅大本营外交部长为伍廷芳之子伍朝枢。

    [14]海关危机和孙逸仙日益敌视帝国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83——189页。

    [15]校注：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部分系由孙中山指定，一部分由选举产生。

    [16]《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关于大会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8，第1100——1160页；关于大会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1052——1070页。

    [17]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67——71页；译稿，第85——92页。切列帕诺夫指出，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18]根据会议记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1——303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182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年3月2日），第5页。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1243——1254页。

    [19]《革命文献》，8，第1160——1167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推断出来的（见第2版，第390——399页，脚注21和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决定以其他的经费来代替鲍罗廷的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鲍罗廷的捐献没有中断。

    [20]校注：当时对从苏联来到广州的顾问，均称之为“俄顾问”。此处的“Russians”（俄国人）应译为俄顾问。

    [21]校注：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系1925年7月3日成立；1924年7月11日，尚为大元帅府时期，此时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不详。

    [22]校注：此处“精英部队”，似为当时各部队中的教导队。

    [23]《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年4月6日，这份文件在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处发现。英译文由北京的英国公使馆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可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371：12440/9156）。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各种努力。

    [24]校注：英、法租界当局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通过制度，称为“新警律”。

    [25]校注：此人名范文泰。

    [26]校注：此处所称印度支那总督，系法属印度支那，即今越南、老挝、柬埔寨。

    [27]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页。

    [28]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第720——724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71——73页。关于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1部分，载《中国季刊》，8（1961年10——12月），第160——183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子：彭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29]《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247——251页。罗绮园：《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年2月1日），第147——207页；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见第158——159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情况。

    [30]《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53、124页。

    [31]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年》，第258、301页。

    [32]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3页。

    [33]此数字根据1927年12月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见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国公使馆抄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日期是由推断得来的。

    [34]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国公使馆抄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蔡和森：《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年五一特刊），第1030——1036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64——83、98——100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39——147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年1月1日）转载。

    [35]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第1031页），引用彭湃报告，称其受到凯旋式接待和组织工作的信；关于其他细节，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149——181、151——152页。

    [36]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159页。书中列有直至1926年5月被害的195人的名单，材料根据阮啸仙：《关于去年广东省农民斗争的简报》，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该刊报告了许多具体事例。

    [37]肃清（化名）：《共产党之阴谋大暴露》，本书广泛地讲述了所发现的情况以及两党之间日益激烈的争吵。

    [38]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8——1286页。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13——421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继和谢持的质询及鲍罗廷的答复记录》，载《弹劾共产党》，第25——30页，和《革命文献》，9，第1286——1291页。

    [39]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的斗争》，第242——299、271页。已故的莉迪亚·霍勒布内奇为作者摘录了此报告的俄国档案文章。

    [40]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的斗争》，第271——273页。

    [41]指示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773——2776页；见《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1页；关于全会和辩论的情况，见《国父年谱》，2，第1117——1119页。

    [42]韦慕庭：《锻造武器：孙逸仙和国民党在广州，1924年》，第89——93、100——105页。书中有“商团事件”的翔实记载。

    [43]校注：6月4日，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叛乱，占领省公署等机关。6月12日，各路联军合力击败滇军与桂军，克复广州。

    [44]校注：连坐；亦称“缘坐”。中国旧时因一人犯法，而使有一定关系的人，如亲属、邻里或主管者连带受刑的制度。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作战颁布《连坐法》，一人作战不力，全班受惩；一班作战不力，全排受惩；余以此类推。

    [45]校注：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系在黄埔军校之内，在国民革命军中并无此两派斗争之说。

    [46]第一次东征的材料来源如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载《革命文献》，10和11，第1523——1677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463页。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北伐战史》，第13——25页。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38——202页；译稿，第183——263页。

    [47]韦慕庭的《孙逸仙》（第277——282页）对临终遗嘱、给苏俄领袖们的告别信以及纪念活动进行了讨论。

    [48]校注：上海大学，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培养革命干部学校，1922年10月，由设在上海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改组而成。于右任任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校务长，负责主持工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杨贤江、侯绍裘等在该校任教；设有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社会学三系及美术科；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被白崇禧派兵封闭。

    [49]关于大会的论述，见（罗）亦农：《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载《向导周报》，115（1925年5月17日），第1063——106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新中国书店版，1949年），第116——138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第122——128、593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356——36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1——1927年》，第414——422页；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258——261页。

    [50]校注：此人即顾正红（1905——1925）。

    [51]关于五卅惨案的重要史料，有《国闻周报》2，21（1925年6月7日）、22（1925年6月14日），以及延续至9月份以后数期。《东方杂志》，1925年7月份专刊；《向导周报》，117（1925年6月6日）至134（10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国内事务的记录，1910——1929年》，缩微胶卷第329号第137卷，关于美国国务院893.5041/112。美国上海总领事馆克约翰1925年6月10日发出的快信，附件1：《5月16日至6月5日警察局报告摘录》；附件2：调查；附件5：《1925年6月2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初步听审）；美国国务院893.5045/147：《1925年6月9日星期二会审公廖记录摘录》（审讯和盘间，然后是九次出示证据，共175页）。审讯记录见《1925年5月30日骚乱时被捕华人的审讯记录》（未见到此件）；美国国务院893.5041/158，1925年7月3日北京代办费迪南德·梅耶发的快信：外交使团派往上海的一个代表团的调查报告，附件23份；美国国务院893.5045/274：10月12日起，进行审问的英、美、日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的单独的发现。国际法官委员会首席法官E.芬利·约翰逊致国务院弗兰克·B.凯洛格说明事件的信件日期为上海1925年11月14日。发表的审讯记录，有1925年国际法官委员会的《国际法官委员会的诉讼报告》（未见到此件）。大量的信件、剪报、中国刊物译文、宣传招贴的照片等证据的要点，收入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报告中。上述缩微胶卷第329号第43——45、136——138卷；这些材料可以在国务院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5年，1，第647——721页见到。近期见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对特权的捍卫》。

    [52]校注：此处五个列强，即英、日、法、美、意五国。

    [53]校注：按：即沙基惨案。

    [54]校注：1925年4月，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和教导第二团，奉命改称党军；同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将建国军与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同年7月26日，国民政府成立，所属各军一律称国民革命军。

    [55]陈训正对这次战役有全面的报道，载于《革命文献》，11，第1704——1706页。此文是《北伐战史》中所附两幅地图类似报道的基础（1，第280——287页）。又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6月1——14日），第484——486页。美国国务院893.00/6396和/6458，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詹金斯快信，1925年6月12日和17日，载《纽约时报》，6月7——13日。

    [56]切列帕诺夫与黄埔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提供了战役的详细报道，虽然报道显然部分地根据苏联使团的档案，把加伦作为进攻计划制订者和所有军事行动的负责人来描述，并生动地叙述了苏联顾问与分散的革命军部队形成了一个通讯网络，准确地执行了加伦的命令。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201——238页；译稿，第291——314页。这个报道的特点，是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偏见，当时在革命军中的，大约只有20名苏军顾问。

    [57]校注：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委员为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孙科、伍朝枢、徐谦、张继、张静江、程潜、廖仲恺、朱培德、古应芬、于右任等16人；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孙科任建设部长。国民政府共设此四部，此处所称“九个部”有误。

    [58]校注：此处有误。1924年7月至1926年5月，称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初为孙中山，孙氏逝世后，1925年4月16日，由谭延闿继任；1924年7月11日任命的委员为胡汉民、汪兆铭（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7月16日辞）、戴季陶、伍朝枢、邵元冲；7月16日递补瞿秋白；1926年1月26日，特任委员吴敬恒（吴稚晖）、于右任、李煜瀛（李石曾）、李大钊、陈友仁；伍朝枢任秘书长；鲍罗廷任特别顾问。许崇智不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59]校注：此处有误。军事委员会系1925年7月3日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军委会常委，廖仲恺仅为军委会委员。而且在1924年7月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时，并没有军事委员会。实际1926年3月26日汪精卫即离开广州，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即由谭延闿担任。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成立时，廖仲恺并不是常务委员会委员，仅为委员会委员，而且于1925年8月20日遇刺身亡；胡汉民虽为常务委员，但1925年9月22日即离。所以，此处所说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似乎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实行三执政官，是不准确的，至多只能说1924年1月30日成立的国民党中执委和1924年7月11日成立的中政委是如此。

    [60]校注：1925年7月4日广州市并未设市长，设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伍朝枢任首任委员长，孙科任第二任委员长。

    [61]基本文件载于《革命文献》，20，第3801——382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373页引的决议，来自192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记录，记录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94页提供了这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纳的决议。其他详细内容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31——332页。

    [62]本段论述省港大罢工的开始段落，是由作者研究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材料的一份手稿写成。

    [63]校注：1925年6月19日，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在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另二人不详。

    [64]这场争端，中国一方最全面的材料，是钱义璋编的《沙基痛史》，原文在国民党档案馆，230/1780；部分转载于《革命文献》，18，第3330——3358页，断续直至3419页。又，《6月23日：1925年6月23日中国广州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分发。关于沙面的观察者证明，中国人先开枪的证词，见英国外交部，Cmd.2636，中国第1号（1926年）。《关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先开枪的文件》，又，美国国务院893.00/6464，广州詹金斯1925年6月26日快信；893.00/6314，6月24日沙面电报；亚细亚舰队总指挥给美国海军部作战司的两份电报，意译后交美国国务院，893.00/6352和/6359。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我发现不可能确定何方先开枪的事实。

    [65]大卫·克莱夫·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1924——1928年：英国和中国官方政策和观念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充分报道了间歇性谈判的努力；材料主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也使用了中文材料。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973年博士论文。

    [66]校注：按即广州四一五惨案。1927年4月15日凌晨2时，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及革命分子2000余人被捕，其中200余人被杀害。

    [67]有关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材料来源是：《从容共到清党》，第375——392页；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载《革命文献》，20，第3851——3870页；蒋介石：《军事报告》，载《革命文献》，11，第1756——1763页；《蒋介石日记》，8月15日至9月23日；广州英国和美国领事的报告。

    [68]校注：1925年7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所属各军，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组编为五个军，1926年6月5日组成总司令部，总司令为蒋中正（蒋介石），总参谋长李济深，总参谋次长白崇禧。第一军由党军组成，军长蒋中正（1926年1月20日辞）、何应钦（1926年1月20日任）；第二军由湘军组成，军长谭延闿（1926年9月免）；第三军由滇军组成，军长朱培德；第四军由粤军组成，军长李济深；第五军为李福林个人的军队，称福军，军长李福林。

    [69]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86——199页，该书收集了一份“基桑卡”（N.V.古比雪夫）可能在1926年所写的有价值的报告，详细地讲到军队改组和集中的重要成分。拙著《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载何炳棣、邹傥合编：《危机中的中国》，1，第203——263页；特别是第227——233页，其中详述了广东的军事统一。

    [70]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译稿，第334——354页。

    [71]N.I.康奇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队伍中》（俄文），载《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苏联志愿兵；回忆录》，第24——95页；第37——62页的一份日记报道了程潜率兵的战斗。

    [72]《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页；《北伐简史》第46页以后各图。

    [73]校注：即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与《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74]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的主要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页。

    [75]《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76]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年9月18日），第1196——1197页。

    [77]韦慕庭与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34——237页。

    [78]校注：出席此次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为：邹鲁、谢持、林森、张继、居正、叶楚伧、覃振、石青阳、石瑛、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及列名而未出席的戴季陶，共14人，自称为国民一届四中全会，决议开除李大钊、毛泽东等9名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及其所任中央部长之职，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史称此次会议为西山会议，称出席会议者为西山会议派。

    [79]《西山会议关于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献，1925年11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年4月17日），第14——16页。邹鲁：《回忆录》，1，第180——189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夏连荫编：《文献集》，第309——312页。

    [80]校注：1926年，中国没有特别市建制；特别市建制始于1927年4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时。此处所讲的三个特别市，是就国民党设立的北京、汉口、上海三个执行部而言，不是政区建制的特别市。

    [81]《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第29、31页。

    [82]《从容共到清党》，第463页。

    [83]《会议记录》，第134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页。

    [84]《会议记录》，第18——19页。

    [85]《会议记录》，第165——169页。

    [86]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页。前四人各得249张有效票数中的248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249张，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282页和第708页脚注14。

    [87]《从容共到清党》，第473页、第519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88]校注：政治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的政治指导机构。国民政府一切重大决策，均由政治委员会先行作出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交国民政府实施。所以政治委员会是联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纽带。

    [89]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年4月6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其日期约从1926年3月起，第1份《关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年3月15日；它与第6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19日颁布，为转载于《革命文献》（12，第1814——1821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90]校注：1926年7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出师北伐，召开临时会议，决议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中央政治会议。

    [91]校注：1925年7月，陈公博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1926年7月，此时政治训练部改称总政治部，原政治训练部属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隶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9月25日，郭沫若任代理主任。

    [92]校注：1926年2月，为强调黄埔军校（全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工作，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至1930年停办。

    [93]校注：此处的“该部”所指是政治训练部。周恩来1924年秋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1925年10月，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并未担任过政治训练部主任，更未“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1925年7月3日，军事委员会成立时，政治训练部隶属军委会，主任为陈公博；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政治训练部即改称总政治部，隶属总司令部，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同年9月25日郭沫若代理主任。周恩来从未任政治训练部或总政治部副主任；疑此处周恩来为郭沫若之误。

    [94]校注：此政治训练教科书，为瞿秋白所编写。

    [95]《革命文献》，12，第1818页，上引文件附件6的译文不同。

    [96]校注：1926年6月，政治训练部改称政治部，隶属军事委员会改隶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此时，党代表是上报总司令，不上报军委会主席。

    [97]校注：此时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为周恩来。

    [98]校注：按：第一军共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十四、第二十共五个师，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党代表周恩来；其余各师党代表不详。此处第一军疑为第一军第一师之误。文中所称五个师，疑为五个团之误。第一师下辖五个团。第一团党代表为贺衷寒，系国民党员；第二团党代表金佛庄，第三团党代表包惠僧，第四团党代表徐坚，第五团党代表严凤仪，均为共产党员。即第一师五个团的党代表，有四人为共产党员。

    [99]韦慕庭与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59页，推断的日期是1926年4月10日至16日之间。一份令人失望的关于共产党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报道，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12——221页，特别是第221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100]校注：青年军人联合会，由周恩来指导，1925年2月1日在广州成立，以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孙文主义学会前身是1925年2月由陈诚、贺衷寒在黄埔军校成立的“中山主义研究社”，以反对共产党的人为骨干，以戴季陶主义为理论，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更名为“孙文主义学会”，于当年12月29日正式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中，没有共产党员，此处把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并列，说均有共产党员有误。

    [101]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10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年1月28日，第14——18页。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1，10（1929年2月15日），第69——94，案卷存国会图书馆。

    [103]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131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年3——11月》，第118页。192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译自俄文），第37页。

    [104]见上《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段的第2条脚注。

    [105]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年5月5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份重要材料是刘少奇的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年6月5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见到。

    [106]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页（根据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217804人）；又切诺斯，第339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年5月，15个工会连同47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部分，《1926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107]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中有所发挥。

    [108]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条脚注。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数字为21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109]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第639——687、654页。报告提供了每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个县的6442个协会有823338名会员。见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页。

    [110]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1，第182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第78——92页），讨论了讲习所。

    [111]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页，举例加以总结。

    [112]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第22——40页；特别是第24页，根据苏联档案。

    [113]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到4月19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114]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留赫尔（1889——1938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第41——65、62——63页。

    [115]校注：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300余人，分别包围北京东交民巷中的中东铁路办事处、远东银行、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处，重点搜查苏联驻华使馆及兵营。

    [116]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802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苏俄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年下半年来北京接任武官职务。

    [117]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页、第352页脚注99。

    [118]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内有詹金斯5月29日自广州发来的快信。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月27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留赫尔》，第62——63页。两个报道都认定作为国民党官员的廖仲恺，先与鲍罗廷，后与布留赫尔谈判苏联拨款之事。

    [119]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期，3月3日。

    [120]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国家捐款5000卢布，也通过莫斯科汇到中国。

    [121]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5，1927年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到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122]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第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近1100万卢布。

    [123]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92页。

    [12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年5月6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页）中引用。

    [125]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15页。

    [126]根据夏连荫为韦慕庭与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其中的基本史料为突然搜查中没收的文件，得到其他证据的证实。一名苏联的年轻妇女，当时作为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们一起工作。此人1926年1月在北京对事件的生动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一阿基莫娃：《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第80——122页。

    [127]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角逐”》，第217——219页。

    [128]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角逐”》，第217——219页，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129]校注：按：即“三一八惨案”。

    [130]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角逐”》，第217——219页，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131]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到来，人数有变化，有的是来自北方缩小或撤销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可能在1925年10月下旬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名苏联顾问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405/248第251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年2月28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6名新来者，并叙述其在广州遇到了许多苏联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中国的两年》，莱文的英译本，第141、149、176——188页。

    [132]此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关于中国和日本政策的问题》，载《列昂·托洛茨基论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页。格鲁伯：《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页有摘要，但题目和译文不同。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6——289页有评论。专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仁斯基和伏罗希洛夫。

    [133]校注：《洛迦诺公约》，即《洛迦诺保证条约》，英、法、德、意、比、捷、波7国于1925年10月16日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于同年12月1日在伦敦正式签字。《公约》最主要内容为德法比保证，德法、德比边境不受侵犯；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向莱茵区进军，于1939年4月28日宣布废除该《公约》，随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134]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月20日政变的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兴趣的。

    [135]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7页。

    [136]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论文，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年5月），第535——6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页。韦慕庭与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218——224页），亦有简要的报道。

    [137]蒋介石日益增加疑心的证据，可以在其1926年1月19日至1926年3月15日的“日记”（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蒋氏在4月初《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的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页。

    [138]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月22日至4月20日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91——1300页，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139]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自《从容共到清党》，第504——509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月15——25日。

    [140]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22页。

    [141]A.I.卡尔图诺娃：《布留赫尔1926年的“宏大计划”》，英译本为简·索尔斯基翻译，韦慕庭加注，载《中国季刊》，35（1968年7——9月），第18——39页。1925年10月，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派A.赫麦列夫去广州调查情况，报告加伦和鲍罗廷之间常发生冲突，结果加伦被迫离开广州。《A.赫麦列夫〈广州之行报告〉摘录》（第27——30页），此文件得自1927年4月6日的北京的突然搜查，译文藏于加州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杰伊·卡尔文·休斯顿藏书。

    [142]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记录，第131号。奇怪的是，蒋介石确实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其日记竟未提起这次联席会议。

    [143]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留赫尔（1889——1938年）》，第62——63页。蒋介石当天的日记没有提到这类会议，虽然蒋氏主持了总司令部政治部的一次会议，讨论战斗开始时应做的工作。

    [144]1926年6月5日，广州政府公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陆海空各军悉归总司令统辖，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兵工厂等均直属总司令部。

    [145]两人的传记见包德华《传记词典》，总政治部及其附属机构的组织系统，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64——272页，第281页有邓、郭二人的照片。

    [146]《革命文献》，12，第1780——1789页；《北伐战史》，1，第62——63页；《北伐简史》，图，第46页以下。

    [147]校注：黄埔军校此时已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48]指挥官和主要政工人员的事迹，在包华德的《传记词典》中有简要介绍，说明军、师、团、营指挥官的组织表载《革命文献》，12，第1802——1803页；《北伐战史》，7，第322页以下；《北伐简史》，第46页以下。

    [149]校注：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150]关于广州谈判的有趣报告，见1926年6月3日根据鲍罗廷报告的文件。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269页。唐纳德·A.乔丹：《北伐战争：1926——1928年中国的国民革命》，第276——286页。高级指挥将领之一回忆北伐的有趣报告，载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

    [151]这些战斗，在《革命文献》（12，第1904——1931页）和《北伐战史》（2，第355——431页）有详细论述，两书均列有伤亡、战俘和战利品的数字。《北伐简史》，第55——59页；乔丹：《北伐》，第75——79页；A.I.切列帕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58——164页，此书根据苏联人的观点写成。

    [152]校注：武昌城防司令为刘玉春。

    [153]一份日期为1926年12月5日、根据布留赫尔指挥部情报的报道，为11月24日至30日在南昌的A.赫麦列夫所写。存于苏联档案馆内的这份报告，引了11月15日“加伦”发来的电报，电报中提供了这些伤亡数字，同时又加上了以前几次战役伤亡的10000人。布留赫尔显然只计算已在广东组织起来的军队（原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损失，贬低第7军和贺耀组的独立第2师在江西战役中的实际战斗，虽然这些部队缴获了敌人的大部分武器。布留赫尔的关于在广东以外作战部队的数字如下（11月中）：

    《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载《历史档案》，4（1959年），第113——126页，文件3，116。其他江西战役的报道有：《革命文献》，13，第2047——2179页（附多份电报）；《北伐战史》，2，第499——564页；《北伐简史》，第69——90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89——201页（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偏见）；乔丹：《北伐》，第83——92页。 [154]在此使用陈训正的关于福建战役的记载作为基本史料。《革命文献》，14，第2187——2212页，有关文献见第2212——2220页。A.I.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军事顾问，但是他的关于战役的记载由于他缺乏文献，是简略的，而且不都是准确的。《手记》，第172——178页。其他记载载《北伐战史》，2，第575——596页；《北伐简史》，第91——98页；乔丹：《北伐》，第93——96页。国民党档案馆所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情况。

    [155]校注：1926年6月1日，周西成出任贵州军务督办兼省长。

    [156]乔治·鲍勃科克·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人民概述》，第55页，根据1926年中国邮政局的估计数字。

    [157]赫麦列夫的报告，载《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第125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24——169页；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两年》，第242——243、247页。三份来自前线的苏联顾问所写报告的译文，发表于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43、44和49页。其他的报告在即将出版的《文献集》修订本中有摘录。陈训正在夺取武昌和南昌的记载中，称赞“我空军”的活动，而不提飞行员是苏联人。《革命文献》，13，第1991——1992、2163——2164页。

    [158]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93——297页（1926年9月14日）和第298——301页（1926年11月4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的早期报道是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共产党控制时期的记载》，第21——27页。在乔丹的《北伐》第75——79、241——246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安格斯·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年4月），第188——189页，以及他的著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270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城市工人更为重要。

    [159]《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16——374页，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2页。

    [160]《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21——322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32——550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97——601页。

    [161]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查委员会的情况，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612——622页。美国国务院893.504/40，汉口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页，谈到罢工和银行破产情况。《中华年鉴，1928年》，第984页论述工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400——404页，全面论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162]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关于1926年6月3日的数字；第257——262页关于湖南11月份的数字；第395页关于12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4万多名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页。

    [163]后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1，第182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的发展，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页的报道；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第130——134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页，文中坚持对立的协会的多样性。

    [164]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3，1927年1——3月，第44、74和91号；《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62页；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39——140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共产党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页，第282——283、329页有关于杀害农村领袖的报道。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年以后增加了。关于11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2页，以及横山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页、第217页之图，但可能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

    [165]关于李锐对大会的记述和毛泽东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5——278页；关于共产党发出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前引著作第220——222页），见第322——325页；关于大会通过宣言的决议，见326——380页。

    [16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有6个月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395页；关于江西的情况，见第420页。晚至1927年3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农协会员。霍夫海因茨的《中断的浪潮》（第104页）提供了组织声称的1924年至1927年两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167]校注：万县惨案即1926年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轮在四川云阳江面撞沉3艘中国木船，溺死64人，其中有杨森部下解饷兵58人，损失饷银8.5万元。“万流”轮抵万县时，杨森派官兵赴该轮查讯事件经过，又遭停泊万县江面英舰“阿克捷夫”号水兵袭击。杨森遂将“万流”轮扣留。9月5日，英国竟派军舰炮轰万县，打死打伤军民达千人，毁民房商店千余间。

    [168]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335——40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谈判解决的慎重报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926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工人纠察队员行动的事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8——194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44——546、551——556、583——590页中有关结束罢工和封锁行动的各方面中国人的报道。

    [169]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动的材料，载戴遂良：《现代中国》，第5、6、7页，报道了1924年至1927年的反基督教情况；《美国外交关系》论述了此期间的中国。杰西·O.卢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载《近代亚洲研究》，10.3（1976年），第394——416页，及易家杰《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博士论文，出版书名为《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学生》。

    [170]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299——300页。蒋介石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1926年8月20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113——115页（8月19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四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8月25日。关于蒋介石拔牙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45——47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157页，书中记述蒋氏声称：“保持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171]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年2月12日，第230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7年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172]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34——441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28——230页。

    [173]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4——467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陈友仁在1927年3月13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府》，第89——90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的原始文件。

    [174]校注：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北迁；同月13日，在武汉成立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政府职权。临时联席会议，由抵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与汉口特别市党部各派代表一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其组成人员为徐谦、孙科、陈友仁、宋庆龄、宋子文、邓演达、詹大悲、吴玉章、董必武、蒋作宾、王法勤、柏文蔚、于树德、唐生智、张发奎等15人，徐谦任联席会议主席，鲍罗廷为总政治顾问。

    [175]蒋永敬：《鲍罗廷》，第93——98页，鲍罗廷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12月20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的。英国人在我们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华捷报》，1926年12月24日；转引自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8页；12月26日反英集会的一份报道，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3——384页。

    [176]校注：1927年1月7日，武汉国民政府成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同年2月9日，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后，在其地成立第三特别区管理局。

    [177]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99——104页。据报道，临时联席会议记录，《国闻周报》4.2和1月3、9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1927年1月16日；该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4——393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484——497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案和国民政府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并没有计划去收回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E.S.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46——47页；关于1月的事态，见《汉口捷报》。

    [178]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98——530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政府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2343——2378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01——103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04——109页。蒋永敬认为鲍罗廷在订协议时图谋拖延。

    [179]联席会议的最初成员，有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必武）、于树德、蒋作宾、孙科、陈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蒋作宾外，其余各人均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唐生智是这个地区一支力量最强的军队的长官，是新兴的蒋介石的竞争者；吴玉章、董必武和于树德是共产党的领导成员；蒋作宾是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湖北领导人，是孙逸仙的长期同事。名单来自蒋永敬著《鲍罗廷》，第33页，根据联席会议记录。此名单中尚漏掉王法勤、柏文蔚、张发奎三人。

    [180]《北伐战史》，2，第606——614页，列出了将参战的所有的军和师。

    [181]蒋永敬：《鲍罗廷》，第33——4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30——54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556——562、567——568页（以上的作者都谈到了分裂，并认为鲍罗廷是煽动者）。关于鲍罗廷挑衅性演讲，见《上海来信》，载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67页。蒋介石对这次对抗的记载，载戴遂良：《现代中国》，17，第140——142页中有法文译文。关于裂痕的扩大，又见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81——388页；关于苏联观点的记载，见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205——210页。

    [182]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7号，第427——430页。关于共产党的攻势，见第388——393页。关于蒋介石的讲话，见《革命文献》，16，第2782——2789页。摘录载《北华捷报》，3月12日，第402页；3月19日，第439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42页）提供了陈公博的电报报告和南昌的反应。《从容共到清党》第540页提到了给鲍罗廷的电报，但没有有根据的材料来源。日期为1927年3月17日的“上海来信”声称，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访问了蒋介石，然后要求召回鲍罗廷，因为“否则蒋介石不作出任何重大让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6页。

    [183]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184]《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1——59页（有几处“更正”），部分英译文载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文献史》，第80——89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本，第250——25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10——311页有有关毛泽东这篇报告的不同版本的书目注释。所有毛泽东传记作者都对报告作了评论。

    [185]根据英文回译。————译者注。

    [186]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8号，第431——434页。

    [187]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35——436页，反蒋联盟的讨论，见第393——396页。切列帕诺夫的《手记》（第299——300页）引了布留赫尔1927年1月份的意见，说第二、四、六、八共四个军将支持左派和共产党员反对右派的一次阴谋，但是第三和第七两个军将成为严重的障碍。

    [188]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1——542页；蒋永敬：《鲍罗廷》，第43——44页；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531页。李云汉、蒋永敬二位教授以国民党档案馆的材料为依据，把陈铭枢的被迫离去归咎于唐生智、邓演达和鲍罗廷。

    [189]切列帕诺夫：《手记》，第300页；关于制订计划的情况，见第225页。R.A.米罗维茨卡娅：《第一个十年》，载《苏联有关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莫斯科，《科学》，1968年，第20——67页，第44页有《关于消灭长江下游地区的敌人的备忘录》的引文，备忘录的日期为1927年1月6日，现存档于苏联国防部。马克·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希尔达·卡萨宁娜从俄文译成英文，第194——201页提供了他在南昌布留赫尔参谋部工作的生动的报道。

    [190]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2月7日条。

    [191]中共中央委员会致北方地区委员会的信（1927年2月13日），载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19——120页；《一个警告》，以中国共产党和一些共产党控制的组织的名义签发，广州，2月27日，载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第150——155页。陈独秀之文，载《向导周报》，第190、191期（3月6日和12日），第2045——2046、2056——2057页。

    [192]在一次对访问南昌的一个日本人的采访（发表于2月9日的《时事报》）中，作者报道蒋介石曾说，他没有打算用武力取得上海租界的想法，如果任何国家出于同情心而要帮助国民党人，“我们不会拒绝这种援助，相反，我们将与那个国家握手……我们乐意与日本握手”。约翰·蒂利爵士于东京致奥斯汀·张伯伦快信，1927年2月14日，存英国外交部405/252，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的通讯》，第13313号（1927年1——3月），附件第172号。蒋派戴季陶作为一名使者去日本。在2月27日东京的一次记者采访中，戴解释说，他的使命是取得日本对国民党的立场和未来政策的正确理解，同时他阐述了他的信念，即外国租界将通过和平方式收回。《北华捷报》，3月5日，第352页。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及黄郛遗孀的自传，黄郛是另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见沈亦云：《亦云回忆》，第247——290页。

    [193]关于两起谈判的许多假设性的证据，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文献集》，第389——391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10、119——121页。

    [194]蒋介石为奉化人，按清制，奉化属宁波府，故称宁波人。

    [195]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290页脚注，它引了一个后期的材料，大意是虞洽卿答应由浙江的金融集团给蒋介石一笔6000万的贷款。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本，第114页，书中叙述了黄“代表上海的银行界和商界”访问蒋介石之事。在存档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未发表的张嘉璈自传中，报道了蒋介石争取中国银行支持他的战役的种种努力。1962年在与作者的一次会晤中，索克思详细叙述了他的作用，文字现存于哥伦比亚特藏图书馆。

    [196]乔丹：《北伐》，第102——105页；《北伐战史》，2，第619——629页；《北伐简史》，第104——108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227——236页。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顾问。

    [197]校注：孙传芳为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

    [198]校注：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于1927年2月23日抵达南京，与孙传芳组成安国军苏鲁联军总司令部。

    [199]有许多关于这次短暂的暴动的史料。主要的有赵世炎（施英）《上海总罢工史》，载《向导周报》第189期，1927年2月28日，附文件，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50——472页；《三次上海暴动》，载《中国问题》，2，第10——11页。《上海来信》，第409——412页；《北华捷报》，1927年2月26日，第317——321页；关于2月份上海市警察局报告，见3月19日，第472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820——823页，转载了《军事部门会议记录》，这是一份共产党文件，在4月6日对北京苏联使馆的搜查中获得。美国国务院893.00/8822，1927年4月9日上海高思快信，《1927年2月上海劳工、学生和鼓动者的运动》，共34页，包括许多详细的事实。次要的记载有《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37——640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276——279页；乔丹：《北伐》，第209——211页（都抱有敌意的偏见）。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32——136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54——355页（这两部著作都抱有同情的态度）。

    [200]这里论述的证据来自《北华捷报》，3月19日，第472页，市政新闻：2月份警察局报告；《军事部门会议记录》，第823页，周同志（可能是周恩来）的报告，日期为3月10日以前，报告声称“红色恐怖已成功地在上海实行。10名以上的罢工破坏者、挑唆者，工厂中反对工人的人已被杀。这个运动对上述的人有清醒的作用……”（数字可能包括2月24日以后的几起处决）。

    [201]《从容共到清党》，第545页。李云汉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文献，对全会作了详细的叙述，有的文献发表在《革命文献》，16，第2689——2695页。又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6——51页；韦慕庭、夏连萌：《文献集》，第397——400页，主要根据发表于1927年3月8——18日国民党官方喉舌《民国日报》的决议的译文，载美国国务院893.00/8910，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赫德1927年4月6日的快信。

    [202]校注：军事委员会此时系改组，不是重建，该委员会系1925年7月3日成立，时汪精卫任主席；1926年4月16日，改由蒋介石任主席。1927年3月以前，军事委员会并未撤销，主席仍为蒋介石，但此时主席及其常务委员、委员多不到任，或不在武汉。因蒋介石此时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形成实际上总司令部代替了军事委员会。

    [203]校注：军事委员会7人主席团，为汪精卫、唐生智、程潜、邓演达、谭延闿、蒋介石、徐谦。

    [204]校注：1926年5月，蒋介石任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

    [205]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7页。

    [206]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8页；蒋永敬：《鲍罗廷》，第50页。

    [207]校注：1927年初，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奉命到赣州镇压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1月26日，捣毁赣州总工会；3月6日，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杀害；南昌工人罢工三天以示抗议，并派200多名代表到武汉国民政府请愿。3月18日，南昌各界数万人举行陈赞贤追悼大会。

    [208]《从容共到清党》，第565——568、594——598、660——662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578页；刘立凯、王真：《1919年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5页；切斯诺的《中国工人运动》（第352页）概括地叙述了这些行动，英国劳工领袖和1927年来华的国际工人代表团成员汤姆·曼于3月19日途经赣州，得知处决陈赞贤的详细情况，当其于3月25日抵达南昌时，“革命处于上升之时，但是其他的力量已处于统治地位”。汤姆·曼：《我在中国之所见》。

    [209]校注：程潜统率的称江右军，李宗仁统率的称江左军。

    [210]校注：当时通称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军，称北方军阀的军队为北军。

    [211]陈训正：《浙江和上海的攻克》，载《革命文献》，14，第2231——2309页，第2288页有毕庶澄倒戈的描述。

    [212]关于当时几份攻占上海的报道，有《国闻周报》，1927年3月27日，一篇赵世炎（化名“施英”）的文章和几份总工会的宣言，载《向导周报》第193期，1927年4月6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73——490页。《北华捷报》，3月26日，第481——488、515页；4月2日，第16页。美国国务院893.00/8406、8410、8414、8415、8421、8422，上海总领事高思来电，3月19——24日，有几份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89——91页；和893.00/8906，高思的1927年4月21日的长篇快信：《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形势》，报道了3月21日至4月20日的情况。《上海形势报告》，英国副领事包克本所写，日期为4月15日，载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56号，附件2。次要的报道同关于“第二次暴动”的脚注。

    [213]《北华捷报》，1927年4月26日，第108页，登载一名中国人的“孜孜不倦的调查”，他报道4名中国人被杀；《革命文献》，14，第2381——2382页，提到国民党第四师张辉瓒将军4月5日的电传报告，他报告有5或6个人被杀；右岸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李世璋4月5日的电传报告，谈到有1名军官、23名士兵和15名平民被杀。

    [214]外国目击者的报道，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2，第146——163页；英国外交部，中国第4号（1927年），《关于1927年3月24、25日南京事件的文件》，卷36，第2953号；《中华年鉴，1928年》，第723——736页《南京暴行》；艾丽斯·蒂斯代尔·霍巴特：《南京城内》，第117——124页。其他报道载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90——317页。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26——133页。

    [215]《革命文献》，14，第2379页有程潜的发表于《东方杂志》[（24.7（4月10日）第128——129页]的报告；第2378——2383页有其他的报告；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28——129页有森冈的报告。入江昭认为，杨杰的声明可能是捏造的。美国领事戴伟士认为张辉瓒指挥的第四师（第二军）士兵应对攻击负责。《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58页。

    [216]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3页），详细叙述了币原的政策及其对在华官员的指示，根据日本外务省文件。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政府》（第575——59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和内阁的文件，叙述了英国的反应。美国的政策在以下各书中有报道：《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月，第164——236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296——317页。

    [217]根据政治委员会1927年4月1日的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蒋永敬：《鲍罗廷》，第124——126页，全文引了鲍罗廷向政治委员会的建议。武汉对南京事件的反应，在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562——575页）有详细的分析。

    [218]H.欧仁·夏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第72页；夏普曼是当时在汉口的澳大利亚传教医生。蒋永敬：《鲍罗廷》，第138——139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55/8605/8609，罗赫德电报，汉口，4月3、4和6日，以及8952号快信，1927年4月14日；《北华捷报》，4月9日，第53、55页；4月16日，第112页，根据汉口一封来信。

    [219]《北华捷报》，4月2日，第6、16、19、37和3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06，电报，高思，上海，3月27日下午6时。

    [220]《北华捷报》，4月2日，第2、9和18页。

    [221]《北华捷报》，4月2日，第7、20页。《密勒氏评论周报》，4月9日。资助蒋介石的确切金额不详。西方报道提出的数字是300万、700万和1500万。根据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51——152页和第350页脚注37的材料。4月8日，总领事高斯得知当地的银行家已给蒋介石提供了300万元，但坚持一定要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即不给予支持。美国国务院893.00B/276。

    [222]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1页及脚注。《北华捷报》，4月2日，第13页，社论的日期是3月28日。

    [223]校注：国民党二大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2人，为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石曾、柳亚子、邵力子、高语罕、陈果夫、邓泽如。其中高语罕为中共党员，他于1928年2月2日被开除出国民党；2月3日，被黄绍竑逮捕。

    [224]《革命文献》，17，第3086——3093页（名单在第3091——309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11——614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58——160页。

    [225]《从容共到清党》，第615——617页。蒋介石的电报载《革命文献》，16，第2797——2798页；《北华捷报》，4月9日，第52页有摘要。

    [226]《革命文献》，16，第2798——2800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424——426页有英译文；摘录载《北华捷报》，4月9日，第74页。根据汪精卫后来记述，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反驳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向汪精卫提出的对共产党的指责，见《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26页，1927年11月5日的演说。陈独秀本人后来称其为“可耻的”声明，谴责其对当时共产国际政策所持的立场。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译文载《中国历史研究》，3.3（1970年春），第231页。

    [227]《从容共到清党》，第617——619页，附有与会者名单；新增的人中，包括李济深将军，白崇禧将军，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柏文蔚、宋子文和甘乃光。甘乃光是中执委的常委，被认为是左派。汪精卫的回忆，见其11月5日的演说；《从容共到清党》，第123——125页。吴稚晖对汪精卫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文章：《书汪精卫先生铣电后》，载《稚晖文存》，第1集，第1——14页。

    [228]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引了武汉政治委员会4月7日一次紧急会议记录；程潜5月5日的书面报告，讲到其在上海的几次会议及一次其拒绝参加的军事会议情况，会议的参加者都是反共的，此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第1——5/804号。

    [229]《从容共到清党》，第645——660页。李云汉报道了宣中华和另一名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安体诚在5月初被杀害的情形。《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69——670页，报道这份史料。浙江政治会议召集总工会和军队代表拟定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容许总工会继续存在，但把纠察队限制在总工会总部。后来，根据再登记的手续，联合会和总工会都解散，《北华捷报》，4月9日，第67页，报道日期为4月5日。

    [230]《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66——569页。

    [231]校注：向传义（1888——1950），原文作“Hsiang Fuyi’，译音向傅义，误“传”为“傅”。

    [232]校注：原文为“Szechwan Daily”译为《四川日报》，疑为《新蜀报》之误，重庆无《四川日报》。

    [233]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66页。

    [234]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66——668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9页），估计有70多人被枪杀，100多人受伤。《北华捷报》4月9日，登载了一篇路透社4月1日发自北京的快讯，简短地报道了这场冲突（据推测取材于重庆英国领事馆）。

    [235]校注：1926年11月，广州国民政府公布《省政府组织法》，第三条规定：“省政府各厅各设厅长一人，联合组成省务会议，并举一人为主席。”自此，省行政长官即称主席。李烈钧于1927年2月20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236]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第594——598页）和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28页）提到被处死者的姓名；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52页）提到20多人被总工会所杀，约800人被捕。作为省教育委员而被捕的程天放先生，1962年在台北与作者会见中，讲述了他的惨痛经历。程天放的《中苏关系史》（第138——139页）提供了较短的叙述。写朱德传记的美国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叙述了朱德在南昌的工作，但略去了4月2日事件。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时代》。

    [237]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50——655页，包括马式材的一份报告在内的档案材料，没有讲到李培桐的遭遇。美国国务院893.00/8615，电报，马克谟，北京4月7日。

    [238]韦慕庭、夏连荫的《文献集》（第8——37页）报道了这次突然搜查及所发现文件的可靠性。在搜查后的数月间，许多文件被公布，从而透露了苏联从事间谍活动，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的详细情况，以及苏联卷入两党革命运动的许多历史材料。

    [239]杨虎和陈群在辛亥革命时期和以后，与蒋介石一样，都参加了陈其美的组织，是很神秘的人物。杨虎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的重要职务。杜月笙是上海最难以认识清楚但最有势力的人。见汪一驹：《杜月笙传（1888——1951）：初步的政治传记》，载《亚洲研究杂志》，26.3（1967年5月），第433——455页。关于共进会，见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93——394页，书中引了4月3日和7日的警方日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2——493页，根据总工会4月15日的一份报告，说4月12日前数日，工会屡次收到亡命徒将攻打工会和纠察队的报告。

    [240]《北华捷报》，4月9日，第50、51、55、5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46页，根据4月8日的警方报告。

    [241]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4月9日，暗示两个师已到达。里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的问题》第276页引了已从中国归国奇塔罗夫的报告，说薛岳向中共中央提议，他不服从蒋介石调动其一师兵力的命令，而要留在上海与工人一起战斗。一些负责的共产党领导人拒绝了薛岳的提议，因为其不愿与蒋介石发生“过早的冲突”。

    [242]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载称，蒋介石命令部队渡江要在4月6日完成，当时在武汉的程潜，打电报给其指挥的第六军不要前往，但电报为蒋介石的指挥所发现，因此，“程潜的阴谋没有得逞”。5月5日，程潜给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封抱怨的信，详细叙述了这些事件及其部队被瓦解的情况。国民党档案馆1——5/804。

    [243]张曙时：《江苏省党部代表报告》，国民党档案，江苏案卷，2/99，日期约4月27日，引用自蒋永敬《鲍罗廷》，第133——135页。按照白崇禧的说法，薛岳的师和严重的第二十一师中下级共产党员军官或是被撤职，或是被捕。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忆》，广西省国民党重建委员会宣传部，1932年，第10页。

    [244]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

    [245]校注：旧时南京通济门有水门设闸通城外秦淮河。

    [246]这一段是综合张曙时的第一手报道和李云汉根据档案材料写成的报道，不清楚有多少人被捕和被处死。《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6——647页强调了这个事件的另一面。

    [247]《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70——671页；《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0页，美国国务院893.00/8642，马克谟，北京，4月11日。

    [248]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1页；诺思和尤廷的《罗易之使华》（第54页）引《真理报》[159（1927年7月16日），第2——3页]的一篇文章；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87页。

    [249]《北华捷报》，4月9日，第8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70——571页；《北华捷报》，4月9日，第50页，决议8——12、18。

    [250]关于汪寿华之死，见《传记文学》，11.1（1967年7月），第97页；台北《华报》，1961年10月4日的前秘书胡叙五所写的关于杜月笙的文章。两者都说，汪寿华确为杜月笙手下所杀害，但暗示与杨虎、陈群也有关系。在1962年白崇禧对所问的问题书面答复中说：“我抓了汪寿华……和主要的共产党代表侯绍裘及其他的人，领导人被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1927年4月21日，《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形势》声称汪寿华于4月11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处死。关于准备工作，见白崇禧的《十六年清党的回忆》，第11页。

    [25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4——500页，有关于共产党一方的早期报告；《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2——104页，以及前面所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号文件，有局外人的报道。次要的报道，载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75——17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69——370页；吴天威：《蒋介石的4月12日政变》，载陈福霖、托马斯·H.埃佐尔德合编：《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146——159、155——157页。白崇禧将军告诉作者，在《人类的命运》中，安德烈·马尔罗关于把被捕的激进分子投入机车炉膛去处死他们的报道，根本是不确切的。

    [252]《从容共到清党》，第628——629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16——518页；总工会的报告，第530——533页。手写报告的原件的日期为4月15日，附有总工会信笺的说明信及印鉴，现存国民党档案馆，上海案卷，1.8/423。它们由王思曾携往武汉，在4月27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文本是一样的。部分原文引用于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1——162页。

    [253]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27号；英国总领事璧约翰的快信，1927年4月21日，信中包括15日的公告及其他有关清党文件的英文译文，又英国外交部228.F3609/8135。美国国务院893.00B/286、290、292、296，美国总领事电报，广州，4月15、16、22、25日。《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34——539页，登载一篇发表于1931年的文章。《从容共到清党》，第655——659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4——165页；两者都部分地根据5月15日韩麟符给武汉领导人的报告（韩麟符是共产党员，从广州逃到汉口）。《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73——677页。刘立凯、王真：《1919年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7页。

    [254]校注：此时支持武汉政府的三个省为湖北、湖南和江西。

    [255]《从容共到清党》，第568——56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29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第601——602页：切诺斯：《中国工人运动》，第326页。

    [256]美国国务院893.00/8802，电报，罗赫德，4月17日；罗赫德报道的情报中，称“被共产党肆意杀戮”。

    [257]《从容共到清党》，第632页；17日会议记录载《革命文献》，22，第4211——4216页。

    [258]一份不完整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6，第2826——2827页；更正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7，第3091——309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35——637页。

    [259]《中央通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2.6（1927年5月1日）；《中华年鉴，1928年》，第1367——1370页。

    [260]校注：即英国警察对苏联驻伦敦办事处的袭击。

    [261]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12号，附件，台克满4月7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其电报和快信（包括其每个月的《工商业评论》）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755页。

    [262]蒋永敬：《鲍罗廷》，第175——179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80——682页。两书都根据国民党档案馆4月20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张肇元；陈公博为委员会主席，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263]引自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86——1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12——113、115——116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月23、24日。艾萨克斯以反对的语气，写到武汉政权采纳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04——206页。

    [264]校注：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公赴沪，次长张肇元代理部长。

    [265]1927年4月30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266]蒋永敬：《鲍罗廷》，第186——194、228——229页；查普曼：《中国的革命》，第134——136页。关于罢工的解决和救济措施，国民党档案馆有5月和6月的劳工和外国资本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汉口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6日致国务院，《5月份工商业评论》，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案卷组。

    [267]校注：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成立，推徐谦、顾孟馀、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为委员。

    [268]3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议全文，引自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1927年的国共分裂》，载《亚洲研究杂志》，29（1969年11月），第129——130页。卡罗尔·科德·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1921——1927年：国民对社会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8 年博士论文，第7章，第61——62页。根据1927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的文献汇编， 国民党档案馆436/138 。蒋永敬：《鲍罗廷》，第268——271页引用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书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359——365页。12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2——340 、373——374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39页。

    [269]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第7章，根据国民党档案馆藏当时的文件。

    [270]蒋永敬：《鲍罗廷》，第268——271页引用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书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359——365页。12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2——340、373——374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3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269页，4月19日凌炳的报告：湖南500多万组织起来的农民，代表了约2000万农民。曼：《我在中国之所见》，第27页；曼大约于4月20日在长沙告知，在75个县的53个县中，不少于513万农民参加农民协会。林祖涵：《湖南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党的现状的调查报告》，5月2日（1927年），国民党档案馆，湖南5/53：现在（大约4月30日）65县有农民协会，会员超过600万。林祖涵提到6个共有160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名，但其数字均以10万计。1926年11月的数字，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8——262页。

    [271]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02——306页。书中有当时“左”派长沙的刊物，引用关于反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李锐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27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第21——59页，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十四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273]蒋永敬：《鲍罗廷》，第257——264、26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1页。推断处决的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的革命活动》，第306页，被农民直接处死的不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5月初，已报道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现“全省约119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312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新闻可能从未报道过。

    [274]张国焘：《共产党的崛起》，1，第606页。张国焘用李立三父亲生动的例子，说明农民运动已经失控的严重程度。县长李先培等人电报的日期是1927年6月6日，电报存国民党档案馆，汉口卷，湖南争论，1——5/704。这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与县长的部队冲突中被杀，但几名为首者逃脱，电报强烈要求对其加以逮捕，为民除害。谢冰莹：《自传》，第120——125页

    [275]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32——83页，论述了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的争论，附争论各方的引文。

    [276]曼：《中国之所见》，第27页，回顾大约4月20日至25日在长沙所了解的情况。林祖涵：《关于湖南土地问题的报告》，有关其在4月底了解的情况。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称，“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斯大林在5月13日讲话中说，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已经“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86、260页。

    [277]蒋永敬：《鲍罗廷》，第276——308页，提供了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和电报的记录。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6——45页。有关于各会议参加者采取的立场的生动而颇不相同的记载，部分根据本文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做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278]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16，第254——263页。

    [279]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677——755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2412——2492页，附文件；乔丹：《北伐》，第129——132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0——224页，附地图。

    [280]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第143页。有吴佩孚部下的派别活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1927年4月的军事预算和账目表明，4月份靳云鹗收到32万元，魏益三收到10万元，冯玉祥在武汉的代表得到4.4万元，武汉政府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到73万元，冯在武汉的代表得到37360元。除张发奎外，冯玉祥得到的贿赂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其两个军得到90多万元。

    [281]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346页脚注45，引了汪精卫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和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30日发出的快信。

    [282]美国国务院893.00/8929，电报，罗赫德，汉口，5月18日，报告说夏斗寅率部离汉口只有40英里，“相信已与蒋介石联合”。6月1日，罗易在一篇为《国际通讯报》写的文章中，也这样暗示，称杨森、夏斗寅和当时也已叛变的许克祥是“傀儡，他们的行动由上海通过南京进行操纵”。孙科在6月20日一份报告中也指责蒋介石，报告现存国民党档案馆，484/283。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13页。关于同样的主张和证明，蒋介石对事态的发展有准确了解的5月20日的文件，见《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4页。

    [283]《从容共到清党》，第696页引了一个武汉反共组织给南京的一份报告。

    [284]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2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9页。两者都对共产党针对夏的威胁活动作了敌视的报道，但也提供了战斗的有价值的记载。关于共产党一边的材料，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27——632页；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1、22，第286——292页。孙科在前面引的6月20日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叶挺的作用，而是说，幸而第六和第二这两个军返回，赶走了夏斗寅，然后打败杨森（1930年，夏成为武汉三镇的卫戍军司令，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285]《革命文献》，25，在第5284——5285页何键提了四个计划政变的人的姓名。一封代理省主席张翼鹏及许多军官签署的自我辩解的电报，指控激进分子计划对卫戍部队发动进攻。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695和700，日期为1927年6月1、4和7日。一个共产党员回忆说，共产党领导人知道进攻正在来临，并试图做准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83页。

    [286]蒋永敬：《鲍罗廷》，第328——330页，引用6月初湖南长沙几个人给武汉政治委员会的报告。蒋永敬把这次联欢会说成是共产党的防御策略。

    [287]校注：此时湖南省代理省主席为周斓。

    [288]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58页；布尔曼、霍华德合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2，第61页。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314页声称，只有何键的岳父挨了一次打。他列举了从5月中到5月21日，除长沙外各地对农会的杀害行动。我没有见到证明侵入何键家中的当时的文献。

    [289]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9，1927年6月14日，提供了给委员会的购粮款（大部分损失）的账目，以及一名目击者关于攻打省农民协会总部的报道。

    [290]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第133页脚注30列举了许多关于“马日事变”（5月21日）的报道。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35——236页提供了关于处决的生动的、但基本上没有出处的描述。《从容共到清党》，第699、702页，说3000人被捕，70个机关被封闭。李云汉提到了三名被处死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其他几个化装逃走的人的姓名。

    [291]湖北省农民协会送出的一份1927年6月15日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列举了19个具体的地方，并估计有4000至5000人被杀，许多村庄被破坏。协会请求国民党政府阻止这些攻击和惩办犯罪者。又《从容共到清党》，第699页。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27页，引了湖北屠杀农民的一份可悲的报告。

    [292]校注：原文为“P’eng Tse-hsiang”译彭泽湘，疑为彭泽民之误。

    [293]校注：唐生智指定的两人，为周鳌山、刘绍兹。

    [294]校注：原名为“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

    [295]蒋永敬：《鲍罗廷》，第332——333、337页。

    [296]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3，第302页。

    [297]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12页，引了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298]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3页，引5月28日的《人民论坛）》。

    [299]《列昂·托洛茨基论中国》，第220——248页，有托洛茨基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文章。

    [300]《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哈罗德·艾萨克斯作导言，《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第100——115页，附艾伯特·特雷恩特在1935年所写但根据1927年11月发表的文本的英文译文和法文译文。英文译文转载于格鲁伯：《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90——494页（斯大林提议给鲍罗廷的指示不过加强了当时中共既定方针的力量）。

    [301]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92——93页。他们充分地讨论了5月份莫斯科激烈地展开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

    [302]蔡和森和彭述之都指责李停止进攻的命令。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页；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487页脚注8。施拉姆断言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指令下的命令。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页注。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同意李要为这个命令负责。

    [303]《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8页，根据柳直荀发表于一年后的回忆。它的部分英文译文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316页。6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湖南特别委员会，内附湘潭党部和农民协会发来的电报，描述了第八、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等三个军的部队进攻工农组织的情况，使人相信5月31日以前侵略来自军方。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3。代理省主席张翼鹏于5月30日电报汉口，描述了一些县的群众集会和对不同地方的进攻；后来，“今天上午10时”“数百名带枪的人和数千名携木棍的人”进攻长沙。经过两小时战斗，“农民被全部击溃”。他引了对俘虏的审讯，大意是省农会已下令在20日突入城市并抢劫。“因此，我们才杀人”。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日期令人不解）。

    [304]电文载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107页，译自斯大林的两篇1935年的文章。又载尤廷和诺思：《苏俄和东方》，第303——304页。1929年，陈独秀提供了斯大林指示的要点，他说，指示来自共产国际，见《告全党同志书》，第333——334页；艾萨克斯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45——246页）用了此信。不清楚电报是给鲍罗廷的，还是给罗易或中共中央的。

    [305]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4——235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37页，罗易提供了6月15日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电文，罗易说电报是陈独秀奉政治局之命发出的。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9，第338——340页，电报详述了危急的形势，表示共产党目前无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306]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6和697，6月4、5日，一份请愿书，是在武汉举行的湖北省各界代表大会递交的，另一份是武汉庆祝攻占郑州和开封的大会递交的（有明显证据，说明是共同起草的）。

    [307]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6、27，第314——320页，6月3、4日。

    [308]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0。

    [309]蒋永敬：《鲍罗廷》，第338页，引6月13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讨论。

    [310]蒋永敬：《鲍罗廷》，第343——344页，引用文件。夺取铁路之事，在6月15日的政治委员会上报告了。

    [311]蒋永敬：《鲍罗廷》，第348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07页。两书都引用了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3页也有引文。根据蔡和森的说法，鲍罗廷也是用这种解释。湖南农民运动的不法行为，“是当地的歹徒和哥老会引导的，我们没有引导”。蒋永敬：《鲍罗廷》，第336页，但没有说明确切的日期。

    [312]唐生智将军6月26日电报的英文译文，见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20——121页，译文取自6月29日的《人民论坛》（武汉无此刊物，疑为《武汉评论》之误）。中文电文载《从容共到清党》，第708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50——351页。

    [313]校注：朱培德于1927年3月30日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314]这一简要论述系根据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09——715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354——368页）的材料综合写成，二者都根据当时的文件。

    [315]汪精卫在7月15日向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了日期和情况，根据《从容共到清党》第736页和蒋永敬的《鲍罗廷》第403——404页。电报要点作为7月19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的报告，在1927年8月第一次公开透露，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45页脚注94。1927年11月5日，汪精卫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详细地谈了当时的情况，但说罗易透露的日期为6月1日。汪精卫的演讲发表在11月9日的《民国日报》上，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851——2865页，有关的部分在第2861——2862页。

    [316]汪精卫在6月13日政治会议的第28次会上提名的主席团成员是谭延闿、顾孟馀、孙科、徐谦和他自己。汪提到其他与会者是武汉集团的于树德（唯一的共产党党员）、王法勤、邓演达和唐生智以及冯玉祥、鹿钟麟和于右任。国民党档案馆，005/3。蒋永敬：《鲍罗廷》，第380页又加上了张发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和雷纳·普罗梅同行；斯特朗小姐在一篇生动的报道中说加伦将军（布留赫尔）也前往，但鲍罗廷因发烧和伤臂不能起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中国大众》，第46——48页。

    [317]张发奎在与夏连荫的一次会晤中，想起了汪精卫报告共产国际决议，即斯大林的电报的内容，以及唐生智报告湖南农民动乱的情况。张将军回忆说，于是作出了“让共产党员脱离关系”的决定。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5——227页，有根据不同史料写的郑州会议的报道。关于讨论共产党问题的报道，见该书第7章的脚注50。可以推测，于树德和布留赫尔未参加这些会谈。

    [318]美国国务院893.00/9106，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1927年6月15日，电报报告了鲍罗廷的沮丧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参加，会议的结果本来会更有利。罗赫德补充说：“出现了一种日益强烈的[意见]，即从这里的国民党各委员会中，将逐渐地清除俄国人和中国的激进分子。”

    [319]蒋永敬：《鲍罗廷》，第393——39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35页，有蔡和森的《机会主义的历史》的摘录。

    [320]争论的热烈可以从罗易6月9、15日的文件感觉到，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第28、31、32号，以及从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批评感觉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02——118页有摘要。又蔡和森关于以后几个星期的争论的记述，见他在几个月以后所写的《机会主义的历史》，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255——261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93——394页有摘要。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47——649页有回顾性的报道。快到5月底，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在指示中预测对蒋介石的一次征讨：“在蒋介石军队的内部和后方极力进行破坏士气的工作，以图消灭他们；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的军队。”尤廷、诺思：《苏俄与东方》，第275页。可以设想，这些指示已通过无线电传给鲍罗廷。

    [321]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4——245页。南京、上海一方的会议参加者除蒋介石外，有胡汉民、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黄郭、钮永建、李烈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和吴稚晖（他主持会议）。冯玉祥一方与会者为李鸣钟和何其巩。《从容共到清党》，第718页，根据转载于《革命文献》，15，第2566页吴稚晖的报告。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说徐谦和顾孟馀陪冯玉祥去徐州。

    [322]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报告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以取得冯支持反对汉口和北京的徐州协定。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315号，1927年7——9月，第43号，附件。

    [323]蒋介石6月6日的报告，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18——719页有引文。

    [324]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他引了1927年7月2日《密勒氏评论报》的电文的一部分。中文电文见《国闻周报》，7月3日；《从容共到清党》，第719——720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82——383页。

    [325]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35，第361——365页。据罗易，书记处把有这些指示的信送到上海，但是政治局经过漫长的讨论后，以一个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罗易没有引用，而是引述自己的话，政治局推测，他是反对给上海同志们这个蛮干命令的。同上，第366——369页。

    [326]中共第五次大会以后，政治局由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化名罗迈）、谭平山和蔡和森组成，据李又宁：《瞿秋白传：从青年到党的领导（1899——1922年）》，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197页。

    [327]《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45页以下有会议和几个决议的报道；斯特朗：《中国大众》，第74——88页有对会议的描述。

    [328]《从容共到清党》，第731页，蔡和森后来对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报道；又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64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97页，有汪精卫对突然搜查的描述；美国国务院893.00/9159，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院，6月29日，描述了占领的情况。斯特朗小姐观察了把全国总工会总部还给苏兆征的情况，并讽刺地描述了联欢会，其报道是在莫斯科写的，见《中国大众》，第87——88页，显然是汉口驻军司令李品仙下令进行这次突然搜查。

    [329]何键的言论载《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该报转载了八篇关于两党分裂的重要的武汉方面的文件。这些文件连续登载在以后的数期上。蒋永敬：《鲍罗廷》，第399页引用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1项决议中的4项。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59——260页，列了同一材料的另7项决议。

    [330]美国国务院893.00/9128，电报，北京，马克谟（马慕瑞）致国务卿，6月23日，6月22日汉口电报，报告了苏联飞行员在早期离去。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中国的两年》，第326页报道了其在6月20日以后不久，遵照鲍罗廷的命令，与几名军事顾问离开，其他的人在7月也成批随之离开。亨利·弗朗西斯·米塞尔维茨：《龙在活动：中国国民党概述，1927——1929年》；文森特·希思：《个人史》，第240——241页。两书都有对鲍罗廷的采访。希思详述了鲍夫人的逃亡，大约鲍夫人在逃亡中他起了作用（第255——258页）。前引卡萨宁著作第295——296页，补充了希思的报道。

    [331]美国国务院893.00/9165/9194/9213，北京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传送了7月5、11、13日汉口和南京的情报；乔治·索科尔斯基论国民党，载《中华年鉴，1928年》，第1371页，内有私下会谈的报道，材料可能是宋子文供给的。

    [332]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36——740页。两书都引用了会议记录。

    [333]《从容共到清党》，第735——736页，引华岗《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史，1925——1927年》；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66——267页，从《国际新闻通讯》7月28日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情况的决议》，其中有指示，但把通讯日期注为7月14日。

    [334]声明转载于《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部分英文译文载于T.C.武：《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第323——333页。陈独秀的立场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叙述。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大概根据苏联的档案，对会议作了谨慎的报道。《在革命中国的两年》，第331页。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21——222页。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的英文译文，载H.帕克：《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第21——29页。

    [335]《国闻周报》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数几件载《革命文献》，16，第2828——2840页，邓演达声明的节录收入美国国务院893.00/9216，罗赫德7月15日电报。蒋永敬：《鲍罗廷》，第409页提供了邓演达到7月18日在郑州时的证据。孙逸仙夫人的声明转载于T.C.武：《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第270——273页。根据国民党文献，关于分裂的一般叙述，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1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41——743页。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有《武汉：它的垮台》一章。

    [336]汪精卫此信的起草日期为1927年7月25日，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337]校注：按：1927年时的陇海铁路西端仅修至陕县，此处所称陇海铁路终点站当为陕县站。

    [338]校注：此时宁夏城属甘肃，所称宁夏城即宁夏道；宁夏并未设省。

    [339]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据1927年10月7日《真理报》。鲍罗廷生于1884年7月9日，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动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闻》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29年2月26日至6月29日期间，采访鲍氏10次，据费希尔的《人和政治：一份自传》第138页的材料。《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2，在第632——679页的一章中，费希尔间接叙述了鲍罗廷告诉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在1949年与其他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捕，被送往劳改营，在1951年约67岁时死在那里。《纽约时报》，1953年9月3日和1964年7月1日。最近，鲍罗廷的名誉在苏联已被恢复，有关其对中国革命贡献的学术著作已有发表。

    [340]本书对南昌起义的描述主要根据这次反叛的计划者和参与者————张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和张国焘，在战败后不久的1927年10月初到11月初所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发表在10月30日和11月30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韦慕庭在他的《战败的废墟》中把它们译成英文，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3——54页。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4——552页的精彩论述的依据，也是这些文件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史料。他提供了有用的战斗序列表。萧祚良的《从南昌到汕头》，载他的《1927年的共产主义：城市与农村之对抗》，是另一篇根据这些原始材料以及张国焘和龚楚的回忆录整理而成的有价值的论文。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72——677页和2，第3——55页，部分地根据他当时的报告提供了带感情的回忆报道。又见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0——123页；雅克·吉勒马兹：《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50——156页。

    [341]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1066页列出了40名已知的参加制订计划和行动的人。朱德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供了回忆性的报道，发表在《伟大的道路》，第200——209页。

    [342]汪精卫在8月5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提供了起义消息如何报告给这次会议、张发奎想前往南昌而没有成功和汪精卫对这件事大发雷霆等有趣的内容，根据国民党档案馆所藏的会议记录，转载于《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85——488页。

    [343]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31页。

    [344]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05页。在1937年朱德回忆这件事情时，似乎仍有深刻的印象，说：“在这所外国医院中的傅医生和英国医生竟照顾我们的伤员。”

    [345]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247页。

    [346]这些叙述根据李又宁的审慎的研究《瞿秋白传》，第232——248页。李博士确定了14名会议参加者，并指出以下的人为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罗亦农、彭湃（缺席）、苏兆征和蔡和森；候补委员4人为张国焘（缺席）、张太雷、毛泽东和彭公达。萧祚良根据未参加会的张国焘的回忆，提出了一张不同的名单，并认为会议地点在九江。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46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3页；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3页。都肯定会议地点在汉口。

    [347]八七会议的文件发表在《中央通讯》，2，1927年8月23日。有几篇转载或摘登在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4——528页；《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45——484页（两者都避讳而去掉了蒋介石的有关材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决议案》，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有英文译文；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的《文献史》，第102——123页有《告全党党员书》和各项决议案的摘要。在这次会议上成为政治局领导的瞿秋白，约在一年后在莫斯科作了长篇报告，内容是会议前的时期和他领导的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问题。他报告的后半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的历史研究》，5.1（1971年秋），第4——72页。

    [348]起义的基本材料载《中央通讯》，第4——7期和第11期，8月30日，9月12、20和30日，10月30日（1927年11月后期也有可能）。这个材料中选出的文献由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译成英文：第9号（第59——66页），《湖南湖北起义计划决议案》；第12——18号（第87——113页），关于湖南的文件；第30——32号（第201——215页），关于湖北的文件；第23号（第133——145页）起义后的文件。计划决议案的摘要及其他内容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3——560页。这个决议和1927年11月14日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未提对失败的责备）在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462——467页有译文。广泛详尽的《湖北秋收暴动报告》，载《中央通讯》，第11期，在日本有错误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谛听、石川忠雄和芝田稔译成日文，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大阪，1916年。第二手整理的学术著作有小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载《中国季刊》，32（1967年10——12月），第37——87页，附地图；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80页，附地图；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49——260页。

    [349]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51——57页；萧祚良：《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第62——67页。

    [350]关于毛泽东与政治局冲突的权威性讨论，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55——66页，讨论根据当时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61——66页；萧祚良：《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第46——53页，也讨论了这个分歧。

    [351]校注：1927年2月，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3月27日，正式定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352]这里的叙述，是根据前面引用的霍夫海因茨和萧祚良的著作，以及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120——125页）对毛泽东作用的推想，都是根据《中央通讯》的文件，但细节颇不相同。

    [353]1936年，毛泽东生动地向斯诺谈了其逃脱的情况，在《西行漫记》中成了不朽之说。

    [354]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239——248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2，《中国季刊》，9（1962年1——3月），第165——170页。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21、36、43页。

    [355]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成员陆续由武汉迁至上海；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

    [356]李云汉根据国民党的档案材料，在其《从容共到清党》第756——812页探讨了统一的复杂过程。关于南京和汉口从8月8日到9月20日交换的电报，见《革命文献》，17，第3104——3109页。

    [357]对蒋介石在此关键时刻引退，有不同的解释，其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5，第2567——2573页和《中华年鉴，1928年》，第1380——1385页。关于蒋介石代理人在上海勒索性筹款，见小帕克斯·M.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载《中国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页；又见科布尔博士同一论题著作。

    [358]校注：此处为龙潭。

    [359]《北伐战史》，3，第851——916页；《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第94——105页；乔丹：《北伐》，第138——141页。在采访中，李、白两位将军回忆龙潭之役，认为对北伐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360]姓名各细节，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66——769页；又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8——269页。

    [361]汪精卫的辞职电报载《革命文献》，17，第3105——3106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1页。

    [362]关于名单，见《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0——1397页。

    [363]《从容共到清党》，第780——782页，部分根据《革命文献》，17，第2996——3064页，陈训正关于反唐战役的报道和文件。乔丹：《北伐》，第14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6——37页。

    [364]校注：此时粤汉铁路，北段自武昌通车至株洲南渌口；南段自广州通车至韶关，自渌口至韶关段未修筑。

    [365]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9——27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77页称汪精卫于10月28日抵达广州。

    [366]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1927年10月14日、11月1日与8日；又S.伯纳德·托马斯：《1927年的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页。

    [367]校注：此处所称宋夫人，即宋庆龄与宋美龄等之母倪桂珍，其夫为宋耀如，即宋查理，故称宋夫人。

    [368]董显光：《蒋介石》，第100——101页，蒋氏的结婚日期是在12月1日，采用民间和基督教的仪式，后来蒋介石即皈依基督教。

    [369]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57——158页，根据日本外务省记录。

    [370]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4页。英国外交部405/255，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448号，1927年10——12月，第116号附件，广州总领事璧约翰致北京蓝普森，1927年11月22日，描述了前几周广州的政治，包括宋子文的来访。

    [371]李云汉提供了生动的报道，引了黄绍竑和李济深对张发奎的尖锐指责，《从容共到清党》，第790——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5——36页。总领事璧约翰在前面所引报道中的推测，李济深并非受骗，而是知道自己在广州的地位不稳才去上海，由黄绍竑来“背包袱”。根据掌握的材料判断，这似乎不大可能。

    [372]《从容共到清党》，第792——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276页。关于有关文件，见《革命文献》，17，第3113——3122页。

    [373]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6——278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1400页；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第154号附件，上海总领事巴尔敦致北京蓝普森，1927年12月11日。这是一份准备会议消息灵通的报告，巴尔敦爵士列举了35名参加会议的人，胡汉民因未参加而最惹人注意。巴尔敦举出以下数人为反对汪精卫一派的南京死硬派，为谭延闿、蔡元培、李石曾、李宗仁、李济深、伍朝枢和吴铁城，一个有趣的结合。关于蒋介石对会议参加者的呼吁，见《革命文献》，16，第2875——2879页；关于讨伐张发奎、黄琪翔的命令，见《革命文献》，17，第3122——3124页。

    [374]汪精卫的自辩书和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7，第3134——3145页。

    [375]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都描述了广州起义，起义在全世界的报纸上都有详细报道。以下是观察者的报道：J.卡尔文·休斯顿：《1927年12月11——13日中国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致美国驻北京公使马克谟第699号快信，1927年12月30日，藏于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加州，J.卡尔文·休斯顿藏件，第2袋第2部分第5夹第20件（第12件是1927年12月11日的中文传单原件，它宣布成立苏维埃和一份官员名单）。总领事休斯顿电报报告的要点可见于《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9——40页；美国国立档案馆有它们的缩微胶卷。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第71号，附件1，1927年12月15日广州詹姆斯·布雷南致北京蓝普森，记事；附件3，12月11日广州散发的传单英文译文；同上，第80号，附件4，香港总督金文泰致伦敦殖民大臣，12月15日，记事；附件5，12月11日《红旗》的英文译文，宣布广州苏维埃成立和官员名单。英国外交部371/13199中有许多金文泰总督发出的快信，提供了12月至1928年2月广州和广东形势的情报。斯威舍伯爵在起义进行时至粉碎后在广州，他提供了目击者的生动报道，报道载肯尼思·W.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斯威舍伯爵文集，1925——1928年》，第89——125页收了文件的译文和景象可怕的照片。《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510——565页转载了12月13——15日中文报纸的报道，以及一份有价值的文件，1928年1月3日中共政治局决议《广州起义的意义和教训》。广泛使用回顾性文献的有学术性和详尽注释的著作有：S.伯纳德·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34——156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94——799页。

    [376]计划以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形式出现，载《中央通讯》，13（1927年11月30日），第1——6页。

    [377]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22页。

    [378]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3页。

    [379]校注：此处的教导团，为第四军教导团，团长为叶剑英，称其为副团长，有误。

    [380]校注：黄琪翔任第四军军长的时间为1927年6月15日至1927年12月14日。

    [381]《革命文献》，17，第3124——3125页。

    [382]12月15日，总领事璧约翰报告所言，载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583，第71号，附件1，见本小节第一条注脚。

    [383]英文译文，载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583，第71号，附件3；第80号，附件5，照片和斯威舍的英文译文，载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第99——102页。苏兆征、张太雷、陈郁、澎湃（未在）、杨殷、叶挺和恽代英的传记，见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词典》，名单的其他人物是周文雍、黄平、何来和徐光英。

    [384]叶挺后来雄辩地描述了广州人对起义的敌视和恶感，引于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1——142页。

    [385]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叛乱》，第36——38页，被杀人的照片藏于胡佛研究所，卡尔文·休斯敦藏品，第2袋，第2部分，第3夹，第11号。收藏品中还有副领事哈西斯的私人文件。

    [386]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2页引了广东省委1928年1月1——5日通过的《广州起义决议案》；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叛乱》，第28页；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7页引了载于L.P.杰柳辛编的《广州公社》第207页的1928年1月的《布尔什维克》第12期材料。

    [387]校注：此处所称“以前的三个租界”，即俄、德、英三国在汉口的租界。汉口德租界于1917年3月16日中国收回，18日改原德租界为特别区。1925年3月2日，汉口地方当局正式收回俄租界，改为特别区。1927年3月15日，中国正式收回汉口英租界，设立汉口的第三个特别区。

    [388]校注：原文为孙逸仙大学。1927年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将前国立武昌大学、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第二中山大学；1928年7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始改为国立武汉大学。此处所称的孙逸仙大学，即武昌中山大学，亦即第二中山大学。

    [389]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853，第144号附件1——6，代理总领事哈罗德·波特，汉口，1927年12月1日致北京蓝普森，附1927年12月17——21日《汉口评论》关于突然搜查报道摘录，报告有700多名中国涉嫌者和12名苏联人被捕，提供了30名被处死者的姓名，其中5名是女学生，年龄从20岁到26岁。李汉俊传记见克莱因和克拉克编：《传记辞典》；詹大悲传记见包华德和雷华德《传记辞典》。奇怪的是，突然搜查显然未能抓住12月14日和15日在汉口参加湖北党代表大会的39名共产党领导人。萧祚良的《关于1927年武汉起义的争论》对此有叙述，载《中国季刊》，33（1968年1——3月），第108——122、133页。

    [390]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1页。

    [391]校注：原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因在反唐战争中遭到失败后，避居日本。

    [392]校注：在改组前停止党务活动的5个省为安徽、湖北、湖南、福建、云南。

    [393]校注：当选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共产党员，为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等7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共产党员，为毛泽东、许苏魂、夏曦、韩麟符、路友于、董用威（董必武）、屈武、邓颖超等8人；合共15人；13人为误。二届的中监委共产党员为高语罕，候补中监委为江浩。

    [394]校注：192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停止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4人中央执行委员职务。

    [395]《从容共到清党》，第804——806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1——284页。

    [396]包括候补委员，两个委员会有80人，但3人已死亡，15人为共产党员，8人已被开除或出国，3人是苏联人。开幕式的名单载《从容共到清党》，第806页，11名与会者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共36人），10名为候补委员（共24人），5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共12人），3名为候补委员（共8人）。

    [397]校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确定，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与政治训练三个部及民众训练委员会。

    [398]《革命文献》，17，第3138——3152页详细介绍了丁惟汾、陈果夫和蒋介石的改造国民党的建议，此建议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中。关于简要的报道，见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1928年4——6月，第36号附件3，上海巴尔敦致北京蓝普森，1928年2月16日。

    [399]校注：被停止两位中监委候补委员资格的，为邓懋修与谢晋二人。

    [400]《从容共到清党》，第807页；驱逐情况，参见《中国国民党整理党务之统计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1929年3月。

    [401]校注：1928年2月13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下设法制院、审计院、大学院、考试院、最高法院、工商部、农矿部、司法部、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及侨务、蒙藏、军事、建设四个委员会；当时并未设行政院，各部委均直隶国民政府，监察院与考试院实际亦未设立。同年10月8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始规定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

    [402]校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为9人，暂推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5人为常委，留4人待胡汉民归国后补齐。

    [403]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5——286页；英国外交部档案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第36号附件1号和2号（后者列出政府委员会成员名单）。关于全会在2月8日发表的公告，见《革命文献》，16，第2887——2896页；关于其他文件，见《革命文献》，17，前面的图版和3153——3155页。

    [404]校注：1928年4月，民政部改称内政部。

    [405]校注：1928年3月13日，任李济深为参谋总长，由何应钦代；同日，改任何应钦为参谋总长。

    [406]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8——279、286——2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123——125页。

    [407]根据《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历史》，1928年3月22日至26日期间，一个委员会对这一军团作了一次详细的视察。第10——14页的图表表明，第一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二十二3个师的师部有2681名军官和30269名士兵，配备16236支步枪、502挺机枪和93门大炮。也由军部和3个师组成的第九军有2810名军官和24310名士兵，配备12436支步枪、221挺机枪和77门大炮。但是贵州的第十军只有两个师，有1437名军官和8263名士兵，配备2953支步枪、19挺机枪和29门大炮。全部战斗人员有70770人，但只有31625支步枪，再加上军官使用的1457支手枪。此外，第一军和第九军有5117名搬运工和673匹驮马。3个军的22名指挥官的平均年龄为33岁（从24岁到43岁），如果指的是虚岁，则要减一年。

    [408]《北伐战史》，4，第1170页一侧的地图显示了朝北京主攻的四个阶段；战斗序列在第1180页后面。这一卷的全部以及以下几部分论述这最后的战役：《革命文献》，18，第3169——3271页；19，第3479——3503页；20，第3671——3773页；21，第3925——3970页。以下几种著作有简要的报道：乔丹：《北伐》，第151——168页；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36——239页；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第108——109页。

    [409]《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323——369页有漫长的谈判和照会的详细情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380——384页作了概述。蓝普森的困难在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644——649页中有说明。蓝普森和马克谟致外交部长黄郛的措辞非常亲切的感谢信，转载于黄的遗孀沈亦云：《亦云回忆》，第356——359页。

    [410]以下主要根据入江昭的学术性论述，《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第193——205页，此书广泛利用双方的文献资料。中方的报道和其他文件，载《革命文献》，19，第3504——3657页；22，第4443——4537页；23，第4783——4815页。《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878——893页有各方的一些文件。最初的美国报告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136——139页。英国驻济南代理总领事发的目击者报告，载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1928年4——6月，第238、239号，附件。

    [411]校注：济南无日租界。1906年，清政府自辟济南西关外为商埠，居住日本侨民甚多，遂谎称此为日租界。

    [412]英国代理领事阿弗莱克先生报告说，其在5月5日被领到日本医院，给看了12具日本人尸体，大部分是已被阉割的男性。英国外交部405/257，前引第238号，1928年5月7日的《济南事件的报道》，在5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阿弗莱克声称，他认为5月3日事件的引起，应归咎于抢劫日本店铺的中国士兵。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7——9月，第37号，附件，美国副领事欧内斯特·普赖斯因这一事件的发生，谴责中国士兵纪律涣散。

    [413]入江昭教授公正地责备日本人重启战端，见《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01页。

    [414]入江昭教授公正地责备日本人重启战端，见《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01页。

    [415]白将军在1962年告诉作者，蒋总司令敦促其援助压力沉重的冯玉祥和阎锡山，其下面的三名指挥官是李品仙、廖磊和叶琪。白将军回忆称：“当奉军看到如此大的一支增援军到来时，就匆忙撤出关外。”

    [416]校注：至1903年，天津共有英、法、德、奥匈、意、日、俄、比利时八国租界。1917年8月，中国收回天津德租界与奥匈租界；1923年，中国收回天津俄租界。至1928年，天津尚有英、法、意、日、比五国租界。

    [417]校注：1860年12月，英国在直隶省天津府城紫竹林地区划定英租界，美国在英国租界南划定美租界。1902年10月，美租界合并于英租界。

    [418]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济南事件》，小节第3段脚注所引，第2号，附件。这是美国大使馆尤金·科曼在会见时所作的记录，又见《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224——225、229页。

    [419]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10——211页，根据日本人的记录。

    [420]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6号，附件，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5月23日，《与吴晋先生的谈话记录》。吴晋为当时外交部次长。

    [421]《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3，第226页。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321页。

    [422]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238页；英国外交部，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40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6月8日，快信。

    [423]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13——214页，第324页脚注52、53。

    [424]《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235——242页。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50和89号，蓝普森的报告。

    [425]校注：即北京西山碧云寺。

    [426]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页，1928年7月2日。（胜利的国民革命军在1928年7月的人数约160万）《革命文献》，21，第4067——4071页，有关于蒋介石的初步遣散计划。《革命文献》，第4067——4085页，有1928年算作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师和军（包括许多未参加北伐的部队）及指挥将领的名单。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1928年10——12月，第46号，附件7，《蒋介石备忘录摘要》，国民通讯社发，北平，1928年7月15日。

    [427]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页，1928年7月6日。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9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8月1日。

    [428]关于第五次全会的一些文件，见《革命文献》，21，第4092——4100页。关于通过的决议，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5——307页。高荫祖称参加会议的有24名委员，1名候补委员，8名中监委，1名候补中监委，以及冯玉祥和杨树庄。

    [429]校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1925年7月11日，在广州成立，以后名称多次改动；1926年5月，中央政治委员会改称中央政治会议；1927年3月，复称中央政治委员会；1928年2月，又改称中央政治会议；1928年8月，中央政治会议设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北平5处政治分会。

    [430]除了未参加全会的胡汉民和汪精卫外，原来被排除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全会的汪精卫的两名追随者陈公博和顾孟馀被列入名单，孙逸仙夫人和陈友仁也被列入。重要的军人，原来不是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而被列入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名单中的有阎锡山、冯玉祥、杨树庄、白崇禧和陈铭枢。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3，有根据国民通讯社的一份名单。

    [431]关于不断向上海商人勒索资金和宋子文要建立一个更有秩序的财政制度的情况，见科布尔：《国民政府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第14——19页。英国外交部405/20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6，有宋子文的建议；第7号，上海代理总领事加斯廷致蓝普森。1928年9月4日，《革命文献》，22，第4336——4339页有预算委员会的章程和任命的人：蒋介石、阎锡山、杨树庄、王伯群、谭延闿、何应钦、冯玉祥、李宗仁、宋子文、于右任、李济深、蔡元培和蒋作宾；不能参加会议的委员，可以派代表参加。

    [432]英国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4，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928年8月9日。

    [433]校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7月颁布新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的军事机关，负全国陆海空军编制、统率、教育、经理及充实国防之责，设委员若干人，常务委员5——7人，主席1人，下设总务、参谋、军务、军事教育4厅及海军、航空、经理、政治训练4处；1928年11月，军事委员会撤销。

    [434]英国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3，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928年8月9日。

    [435]英国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4，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928年8月9日。

    [436]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304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400——402页。

    [437]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5。

    [438]董霖：《中国和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冲击和反应》第249——257页有1931年9月“沈阳事变”前条约修改的系统叙述。

    [439]关于指导原则和组织法，见《革命文献》，22，第4356——4363页；米尔顿·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37——138页有指导原则的英文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