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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还是著名诗人。
王安石变法影响深远
不久之后，文人学士内部就开始出现分裂。两派都诉诸于儒家正统，但对其解释有所不同，就他们那个时代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合理解决方案，两派也存在争议。神宗皇帝（1068——1085年在位）统治期间，在赫赫有名的王安石领导之下，改革派掌握了政权。
事实上，在王安石之前很久，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仁宗时期，1057年开办了“广惠仓”，向老人、孩子、贫困及患病者分发谷物。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尽管是一位倾向保守的统治者，却向“常平仓”提供了一百万缗的捐助。在收成过于饱和，谷价下跌的年份，这些官仓就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购入谷物；在收成糟糕，因投机导致物价上升之时，他们就以较低价格将谷物投放市场。如此一来，这些官仓就为双重目标服务：形成储备以应对荒年，以及打击投机来控制谷价。
不过，王安石很快就超越了这些温和的举措。
王安石（1021——1086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有趣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在生前，能像他一样遭到如此猛烈的抨击。王安石饱受责难，是因为他教条主义的固执，他的不修边幅及不洁净的脸庞，一切都与其他文士形成了强烈反差。但是在现今时代，王安石又被捧到了天上，不仅被视作“国家社会主义者”，还被认为是民主主义者，以及孙中山的先驱者。事实上，他的改革，似乎首先是出于财政原因发起的。有必要帮助民众生产更多，以便国家能够从普遍繁荣中增加收入。正是出于这种双重目的————在为国家增收的同时，改善百姓的收益————1069年，王安石创建了一个常设的改革委员会，由他本人领导。对经济体系的重建很快就开始了。王安石制订了一套财政收支的固定预算，这是不能以任何借口超出的，支出因此减少了四成。
在当时，农业依旧是宋朝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为提高产量，王安石决心保护农民免于穷困，并摆脱债权人的掠夺。出于这一目的，国家贷款给农民，以收成作为担保。在春季，这笔预付款发放给后者，到了秋天收获之后，贷款与利息返还给前者。农民的另一项报怨，就是地方官员责令他们服劳役的专横方式。王安石废除了强制劳动，用一种年度税取而代之，并用后者建立了一项支付公共工程的资金。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创新，因为此税金是首次针对个人征收的。与此同时，他将土地测量记录更新到最近时期，九世纪的土地变化，令这项改革成为绝对必要。在古代中国，土地税一直按农民的土地来征收，而土地往往是村社的财产。九世纪时，小地产消失，被大庄园兼并，从此以后，就有必要找出另一些办法。这正是王安石提出重建土地登记制度时，一直所考虑的事情————它并不像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制度。公元1073年，王安石以一平方里为单元，对全国耕地进行划分，这将是评定一种新土地税的基本单位。正如马伯乐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次纯粹的财政改革，没有任何“社会”特征：“土地所有权保持不变，并与这些新的财政分割没有任何关系。属于几个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或者部分土地，如果位于同一个单元，个人就按自己在此区域中所占比例，缴纳应付的部分税金。”这种土地所有权制度，依旧是大庄园制（即便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也没有考虑修正它），但大宋帝国却得到了一份准确且方便的地籍勘查数据。
在此期间，国家的监控是成功的。公元1074年之后，每位土地所有者，都必须对自己拥有的一切财物进行申报，“包括家猪与母鸡”。商业也受到了管制。官员们给所有日常商品定价，由他们强制性地限定市场价格变动。国家收购全部未出售的存货。税款可以用实物抵付。可以说，政府官员成了官方的仓库保管，他们储备这些产品，在播种期或匮乏时期重新分配它们，充当预付。“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将物价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通过阻止任何非法涨价或者商品价格的一切过度下跌，来抵制投机。”但在这里，终极目标又是一项财政行为。仓库中的商品应征收二成的年税，这是以其自身及储存货物的建筑物做抵押的。如果税款未能及时缴付，年税就会进一步上升两个百分点。公元1071到1072年，伴随收成抵押贷款一起，王安石以类似方式创设了财产抵押贷款，以鼓励商业经营。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专门为市场中的贸易组织成立的法庭”（市易务），有权向以抵押品做担保的商人发放贷款。
王安石是一个学者，但他认为，科举考试科目更有可能培养出的是书呆子，而非管理人才。公元1071年，他中止了文风比理念更重要的文章创作，以及一切纯文学意义上的科目。从此以后，科举科目就只包含经义（依据这位改革家的新注释）、策及论。评判考生的，更多是这些人的个人观点及实务知识，而非他们文风的典雅。
正是这些文学上的变革，而不是其经济创新，让王安石受到了大部分官员的激烈反对。对保守的儒家学士来说，此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儒家经典做出的新解释，就是一种悖理逆天的行为。王安石的所有改革措施都受到嘲笑，之后，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录，读起来就像一则声讨他的长篇檄文。事实上，既然历史是由那些战胜王安石的反对派所书写的，想得出公正见解相当困难。不过，王安石的土地改革，似乎确实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根据他的证言，只要其改革继续发挥作用，“稻米将变得和水一样廉价”。他的一首诗作（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儒家文士一样，王安石也是个诗人）真挚感人，并显示出了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而正是这种情感激励他采取多项经济措施：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
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
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
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然而，这些改革也许执行得过于严厉，导致了一种更为可怕的抵触情绪，这是因为，反抗采取了消极方式。政府实施的产品储备，要求一个清廉的管理团队，但看起来，实际上管理机构远非没有腐败。即使播种季节贷给农民的款项，所产生的后果也违背了立法者的意愿。得到贷款的农民往往无法偿还，因此就会发现，他们自己的财产被当局没收了。保守派领袖、历史学家司马光，有了很好的机会，以这些理由来批评整个改革体系：“理论上，堂皇美妙，却华而不实；实践上，危害国家，无过于此。借谷物予百姓，他们遂消费之，再借谷物，他们遂卖之。因此他们不再有主动性，变得懒惰。”就这一点，王安石答复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针对王安石改革，最为严厉的抨击是：国家以二成利息发放青苗钱，相比私人贷款者五成的利率来说，无疑是相当温和的，但事实却是，农民由此背负了极为沉重的债务。如果收成根本就很糟糕，或者，根据司马光的预言，他们轻率地挥霍掉了贷给自己的款项，那么，到了偿付期，农民仅有的选择是：要么被没收家产，要么流亡他乡。危机越来越重。当穷人无法抗拒一笔资金突然降临的诱惑，地方官员则发现，让前者屈服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因为青苗钱的二成利益，构成了地方收入最丰厚的来源之一。如此一来，就促使行政当局动用一切可能的压力，来劝说农民背上债务。尽管王安石动机良好，青苗钱却采用了可憎的形式，成为向头脑简单或一贫如洗之农民强求的附加税。而改革派政府，也扮演起了大级别高利贷者的角色。根本上说，王安石被悬在了中间，一边是他的仁慈，以及渴望帮助人民的良好愿望，另一边，则是恢复国家财政的必要性。作为其对手的保守派，则不乏技巧地将王安石的青苗钱体系，与更温和但更可靠的“常平仓”制度做比较（我们已经解释过后者）。
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其十五岁的儿子继位，由高太后摄政。这导致了改革派的失宠，权力回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手中。此后不久，（1086年）王安石去世，很快司马光也告别了人间。在保守派之中，司马光之后最为杰出的人物，就是诗人苏轼（1037——1101年），通常被称为苏东坡。他的影响力似乎一直是让人愉悦的。苏东坡非常了解普罗大众，也明白卑微小民的立场与真实渴望。他试图减少将君主与其臣民隔开的障碍，并打破朝廷危险的隔离状态。“善政时期，”他说，“最卑微的属民，应当自由地让皇帝明白自己的不幸。”不过，苏轼的率真很快就让他失宠。公元1093年，当摄政太后（她青睐保守派）去世时，哲宗皇帝重新起用了改革派。下一位统治者是徽宗（1100——1125年在位），我们很快就将讨论他的戏剧性命运。公元1106年，徽宗皇帝首先召回了保守派，接着在公元1112年，又再次对改革派予以信任。但从这时候开始，改革运动的命运或许已经成为次要问题，更重要的是两派政治家之间的个人冲突。无论如何，尽管有不少冲突，大宋王朝带给中原的和平，还是产生了若干有益的结果。公元845年的普查，显示有三千万左右的人口。而公元1083年的统计，表明人口已经接近九千万。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中国北方————旧的中原————的任何大规模增长，它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了；而是因为帝国南部————新的中原————开始达到了一个相当规模的人口密度。自从汉代以来，南方一直就得到了系统的开发。
而且，幸运的是，南方的拓殖在这时已经完成。徽宗皇帝的政策，引发了蛮族大规模入侵北方各省，将要让南方再度成为汉人独立的一个庇护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