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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辫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歇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太宗皇帝相信，“远交近攻”战略是明智的，只要他还在对付蒙古的突厥部落，就会放任这些西边的势力。但是，到了公元630年，他征服了蒙古，机会————并不完全是主动提供的————来到他手上了。在多少有点神秘的形势下，那位西突厥可汗（其权力给朝圣者玄奘留下了深刻印象）被人谋杀了，而他的王国也分裂成几个相互敌对的部落集团。因此，相比蒙古的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并没有存活更长时间。公元642年，在乌鲁木齐附近，一支唐朝远征军一个接一个地消灭了所有试图抵抗的部落，剩余的都承认了唐朝的霸权。
消灭突厥之后，太宗皇帝就能够在塔里木盆地重新建立汉人的保护国了。
如今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已经衰败不堪。为理解它在中世纪早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必须概括一下先前谈到过的汉代时期。从人种学角度来说，这些绿洲中至少有一部分————吐鲁番、焉耆及库车————居住的是讲印欧方言的民族，他们不仅与亚洲的雅利安语系（伊朗语和梵语）有密切关系，而且和某些欧洲语言（斯拉夫语、拉丁语和凯尔特语）相当接近，更不用说疏勒地区所讲的“东伊朗语”了。从文化视角来看，公元3到8世纪，作为佛教传播的结果，“中国的突厥斯坦”（新疆）事实上成了外印度的一个地区，在这里，与在恒河两岸一样，梵语和古印度语的文学与哲学著作得到了同样的尊重。从艺术方面来讲，这块土地是亚历山大大帝身后的征服之地————这依然是佛教传播的结果，当地人学到了亚历山大时代的肖像法。虽然希腊可以说已经死于拜占庭，但它的艺术影响力，从那时候起就与佛教教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一直持续到公元7世纪，从疏勒东部到吐鲁番及罗布泊，依然能感受到这种身后的影响————也许在一些中国镜子自由的古典风格上，我们可以追溯这些影响。这样，一颗死亡之星的光芒可以持续数个世纪，穿过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来到我们身边。今天的塔里木盆地，没有留下任何商业、宗教与艺术的辉煌遗迹。沙漠的推进破坏了土壤，而伊斯兰教则吞没了古老的佛教文化中心。在那里，人们发现了社会大厦整体坍塌所遗留的残垣断壁，并意识到了文明必然灭亡的宿命。但如果没有这座大厦，就不可能有印欧世界与华夏世界的通道。而这一切，离我们并不遥远。
有关塔里木盆地的这些绿洲，当时曾经有过生动的描述，是中国朝圣者玄奘在前往印度的旅途中写下的。（公元629至630年，他向西行进，公元644年返回。）1912到1914年的考古发现，大部分属于这一时期。
在那个时期，塔里木盆地的艺术直接起源于阿富汗的佛教作坊，后者有其双重源流：希腊——印度及伊朗——佛教的影响。在丰杜基斯坦（位于喀布尔与巴米扬之间）发现的模型墙雕，更加阐明了这些影响。这些雕塑的年代，是根据同一地点发现的萨珊国王库思老二世（Khosroes II）铸币来确定的。它们显示，阿富汗的佛教艺术，依然按希腊模式复制着佛教神灵的塑像，但完全结合使用了印度模式来加工女像，而掺杂了萨珊波斯模式来制造男像。在克孜勒（塔里木盆地北部靠近库车）佛窟的壁画上，发现了同样的结合形式。哈金认为，壁画分属两个时期，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公元450到650年间，而其他的则源于公元650到750年间。它们共同显示，虽然类似库车这样的绿洲，因为佛教的关系，其精神文明几乎完全是印度的，而物质文明则体现出萨珊波斯相当程度的影响。事实上，这些躺着的贵族画像，同时还有公主像，透露出一种对波斯原型的直接模仿。沙漠通道上的这些绿洲，不仅是从中国到印度的朝圣驿站，还是中国与波斯之间的商业停靠点，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显示它们发挥的重要作用了。我们对克孜勒壁画的相关评论，放在硕尔楚克（焉耆附近）的雕塑、吐鲁番绿洲的壁画与雕塑，以及丹纳纳里克（于阗附近）的绘画上，同样是适用的。
唐代中国渴求控制上亚细亚，它自身对塔里木盆地的众多绿洲不可能不感兴趣。在当地建立的保护国，对于控制通往印度和波斯的通道是不可或缺的。太宗皇帝希望运用和平手段，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吐鲁番是西部绿洲中距大唐最近的一个，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最为直接，正如当地的佛教壁画显示的那样，在其中，唐代风格与印度和波斯作品的模仿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其执政王朝也有着汉人血统。公元629年，在前往印度朝圣的途中，唐朝佛教徒玄奘路过了吐鲁番，受到当地国王的盛情款待。（事实上，招待是如此热忱，以至于玄奘试图从接待中脱身，重新开始旅程，都有了极大困难。）第二年，国王向太宗皇帝表示效忠。但是，在公元640年，他愚蠢到了与突厥叛乱者结盟，要切断中国与印度和波斯之间的沙漠通道。国王指望穿越戈壁沙漠的漫长距离能够保护自己，但是，一队唐朝骑兵却穿过了戈壁，出其不意地到达了吐鲁番。当听到这一消息时，国王惊吓而死。唐朝军队包围了这座城镇，很快，雨点一般的石块落在了这片绿洲上。新国王非常年轻，他出城来到了唐军营地。他的致歉并没有谦卑，因此一位中国将军站起来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拿下城池！跟这孩子辩论有什么用处？发出进攻信号吧！”这位年轻国王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他拜伏于地，无条件投降。唐军将领将国王扣为俘虏，后来，在举行庆功仪式的大殿上，又将他交给了太宗。后者为勇士凯旋举行庆功仪式，大摆酒宴三天。呈交皇帝的吐鲁番国王的镶钻宝剑，被赐给了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
焉耆（向西通道上第二重要的绿洲）民众帮助唐朝击败了吐鲁番人。他们与后者不和。一等到吐鲁番被兼并，焉耆人变得惶恐起来，并与持不同政见的突厥人缔结了同盟。太宗派出一支新军，在一位足智多谋的将军郭孝恪指挥下，穿越了戈壁。“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故恃不为虞。孝恪倍道绝水，夜傅堞，迟曙噪而登，鼓角轰哄，唐兵纵，国人扰败，斩千馀级。”太宗在都城遥控着一切行动。（644年）一天，“帝语近臣曰：‘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诣焉耆，阅二旬可至，当以二十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入以捷布闻”。
塔里木盆地中最为繁华的城市是龟兹，城中的佛教壁画显示，它拥有很高的文明与优雅生活。龟兹国王名为苏伐叠（Swarnatep），在当地的印欧语中，意为“金色之神”。公元630年，他给予中国朝圣者玄奘热情的接待，并承认了唐朝的宗主权。但公元644年，他却转向了，与焉耆结盟来对抗帝国。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其年轻的弟弟继承了王位，在佛教梵语中，此人被称为诃黎布失毕，也即“神圣之花”。（646年）新国王意识到了风暴即将临近，急忙向大唐帝国宫廷派出使臣，声明自己的忠诚。但太迟了。在唐朝效力的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已经出发，率领汉人正规军及鞑靼辅军向西杀来。
龟兹人预料袭击会来自东南，唐军会穿越戈壁进攻。但攻击却来自西北。阿史那社尔遵循的路线，是从乌鲁木齐经尤尔都斯河（Yuldus）源头，翻越天山隘口。龟兹人没能看到来自焉耆的援军，却惊恐地发现，大唐骑兵队伍在延伸到城北的多石沙漠中扎下了阵脚。当国王诃黎布失毕出城迎敌时，唐军采用了一种古代蒙古的作战策略，假装退兵，引诱龟兹出色的武士们进入沙漠，并在那里歼灭了他们。克孜勒的佛教壁画中，描绘了这位出色将领的“克雷西战役”和“阿金库尔战役”。阿史那社尔胜利进入龟兹城，接着，当国王率领残兵败将逃到城防坚固的拨换城（今阿克苏）时，他也一路追赶到这里，经过四十天的围攻之后，占领了这座城池。在龟兹，阿史那社尔斩首一万一千，“西域震惧”。
龟兹的失守，对于戈壁城市的独立性无异于致命一击。这标志着一个一直幸存的、迷人而优雅的世界之终结。克孜勒的壁画，让人回忆起那段灿烂的文明，自从这次惨败之后，它再也没有彻底恢复。约瑟夫·哈金在克孜勒所开展的调查显示，在这一时期（648——650年），两种绘画风格存在着断裂，第二种采用了更为强烈的色彩，以弥补浮雕的缩小。在这种风格中，还使用了一种新式波纹，可以看到明显受萨珊波斯风格影响，但实际上，这是波斯难民的作品。公元652年，阿拉伯人占领了这些人的国家，此后他们就远逃，并在大唐新的保护国中避难。
在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绿洲之后，唐朝人将其注意力转移到了南部。公元632年，于阗国王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公元635年，他派其子到唐朝宫廷中担任护卫。不过，这些表达善意的证据似乎并不能让汉人满意。公元648年控制龟兹之后，唐朝认为，是时候对南部绿洲采取一种更为严厉的控制措施了。“公破龟兹，西域皆震恐。”他们说，“愿假轻骑，羁于阗王献京师。”一旦说了，就立即付诸行动。唐朝骑兵出人意料地到达了于阗绿洲，国王惊恐不已。唐朝指挥官“陈唐威灵，劝入见天子”。这位国王遵从了他的建议，而且，国王这么做什么损失都没有。因为，在长安宫廷逗留几个月之后，他被允许返回家乡，还受赠蟒袍，以及五千卷丝绸。
直到当时，吐蕃依然是蛮荒之地，一位积极有力的首领，在逻些（拉萨）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在与此中原交锋之后，这个王国最终被纳入了唐朝的势力范围。公元641年，太宗皇帝将一位汉族公主许配给他。如此一来，文明开始在这些粗野的山民之中渗透。太宗甚至派出一名使臣去印度，朝见北天竺国王那陵提婆（Harcha）。中国向该国派出的最出色使节，就是名声卓著的朝圣者玄奘。公元629年，他离开长安，在遍游中亚与印度之后，直到公元644年才返国。我们已经提到他的西向旅行，途经吐鲁番、焉耆、龟兹、天山、伊塞克湖、托克马克、撒尔马罕、大夏及喀布尔河谷。而他的返乡之旅，则经过了帕米尔高原、疏勒、于阗、罗布泊和敦煌。事实上，他遵循的正是古丝绸之路的两条通道。大唐所强加的和平，重新打开了从中国到印度和波斯的横跨大陆之路。自从汉朝灭亡之后，这条通道总有一些地方被阻塞。有时，朝圣者的足迹，甚至追随而来的是太宗的威力。公元647年，一个唐朝使团在前往印度途中遭到袭击，使臣王玄策去找吐蕃和尼泊尔的首领寻求支援，二者都是唐朝的臣属。王玄策带领他们的分队返回印度，向挑衅者复仇，并将匪徒用铁索带回了长安。
作为其征服的结果，唐朝的直接统治一直行使到了帕米尔高原。人们可以理解太宗的自豪感，这合情合理。“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其传记作者引述他本人的话说，“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不减二君者。”
中国势力向印度和波斯的拓展，在精神层面也产生了效果。
北魏王朝自始至终，都在积极地推广佛教。自从它倒台之后，这一宗教就遭受了无数的攻击。公元574年，中国北方的一个短命王朝颁布了一道法令，取缔了这个“外来宗教”及道教。但六年之后，这一迫害就告一段落了。两位隋朝皇帝，一开始都站在正统的儒家信徒立场上，因为像所有其他新王朝一样，他们要求官僚阶层的支持，以巩固其合法性。但随着时间流逝，二人日益表现出对佛教的认同。至于那位后来成为唐太宗的粗野武夫，在他继位时，对这种屈服与遁世的印度宗教只是感到怀疑。“（梁）武帝末年，”他评价道，“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他认为道教的“无为”同样也不值得称道：“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在这些事件上，太宗的私人顾问是一位年迈的儒家学者，自然憎恶佛教。他呈上了一篇至今依旧闻名的奏表，其中列举了国家儒学对佛教僧人的抱怨。以下的节选内容，更加清楚地阐明了这个国家发生的观念之争：
“佛在西域，”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说，“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而且，“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文章继续说：“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发现对佛教出家制度的反复指责，说它反社会，反国家。在儒家知识分子，也就是几乎整个官僚阶层当中，这种反教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太宗皇帝也认同这种观点，自从在公元626年继位以来，他已经大大削减了僧人及寺院数量。但是，像塔里木盆地这样佛教影响特别深的地域，随着汉人支配权的确立，加上随之而来的与印度本身的政治关系，终究改变了这位皇帝的态度。这在玄奘的故事中得到了表明。公元629年，当这位著名的佛教学者寻求许可，以踏上前往恒河圣地朝圣的旅程时，当局拒绝给他发放必要的通关文书。玄奘被迫秘密地越过边境，避开敦煌的边关哨卡，进入茫茫戈壁之中，没有向导引路。在旅程的第一阶段，他几乎丢掉了性命。当玄奘穿越塔里木盆地时，大唐的威望，以及当地统治者佛教徒一般的虔诚，共同保护着他。因此他能够通过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到达印度。在天竺，玄奘受到了最为热烈的欢迎，接待他的不仅有佛教同道，还有印度的王公。他们好奇地想见到这位旅行者，因为他从中国远道而来，要在他们的国家学习梵文哲学。
玄奘画像
玄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被想要见到这块与佛陀出生、布道及涅槃的圣地之愿望鼓舞着。他同样还是一位最卓越的哲学家，对波罗门教和佛教的各种形而上学体系，都做过深入周密的研究。他最终加以发展并以一种非凡洞察力进行详细说明的体系，属于绝对理想主义，有一些类似贝克莱与费希特的哲学。他承认，无论个人的自我，还是外部世界，都是虚无的。或者说，它们共同简化为他所称的“唯识”，如果人们喜欢，也可以叫作“理想的平面”。这是一种摇摆于主观主义与一元论之间的、微妙的隐蔽哲学，但它不能恰当地定性为这两种理性姿态中的任意一种：因为不像一元论，它否认一切物质的观念；又不像西方的主观主义，它否认了自我，或者至少是物质的自我。
事实上，它远远超出了如玄奘这样的译者展示给中国的那些体系。它是一套完整的思想财富，包括了概念、观点、形而上学构建及知性分析。它确实是印度思想的完整遗产，不过已经改造得让唐朝国民能够接受了。尽管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反对，但动态观念的一场入侵还是发生了，它无法抗拒。一个证据就是，宋代正统的新儒家（由朱熹详尽阐述），无意中被渗透了这些观念。这里有一种“精神输血”，唯有二十世纪西方观念的突然入侵，方能与之媲美。玄奘最为重要的成就，也许并不是穿越戈壁、天山、帕米尔高原及印度的库什，而是对印度思想这一未知世界的探究。这是一片树木茂盛但明显无法通行的森林，但他却平安且没有过失地追踪到了路径。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毫无疑问要追随许多先行者，但玄奘将他们全都超越了。他成功地翻译了最为复杂、精细和微妙的印度形而上学概念，并且是用一类合于目的的中国词汇（这几乎是一种新的语言），以及并不完善的工具（即中国的书写文字）来加工改造的。只有那些不得不将托马斯主义哲学翻译成中文的天主教传教士，才能领会这一成就。
除了是一位虔诚的朝圣者，以及有着惊人能力的形而上学作品翻译者之外，玄奘同时还是一位眼光敏锐的探险家以及精准的地理学家。他的旅行记录，是7世纪上半期中亚和印度自然、政治与经济的调查书，一国接着一国，一英里接着一英里。他开列了自己经过的所有地区之农业及商业活动————从大唐的边疆，到波斯的门户，以及从阿富汗到阿萨姆（Assam，在印度）。他还列举了在其旅程中邂逅的所有民族语言（包括一份梵文语法的摘要），制度及风俗（连同一篇种姓制度的概览），迷信，宗教及哲学。最后，就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他给出了一份极为准确的报告，还包括了不同国君的性格。
这些最新的观察记录，对太宗皇帝的“世界政策”想必特别有价值。公元629年，太宗曾希望阻止这位朝圣者动身，但在公元644年，当后者返回中国时，皇帝却给予他最为奉承与友好的欢迎。太宗详细询问这位旅行者印度各王国的情况，并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以至于希望授予后者大臣的职位。玄奘则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宗教和哲学事务中，拒绝了邀请。不过，他在长安定居下来，住进了尚未完工的大慈恩寺。自此以后，太宗一直很欣赏玄奘，经常将他召到皇宫。大慈恩寺的献祭仪式，因一场皇帝出席的庄重游行而出名，他是出于和玄奘的友谊，才答应到场的。玄奘的传记作者，描述了这次气势不凡的游行，伴随队伍的是多面旗帜，以及从印度带回来的佛教雕像。最近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时期某些中国佛像的印度起源。在山西北部天龙山的石窟中，发现了一些菩萨雕像，显然属于唐代作品，是对印度笈多（Gupta）王朝艺术的直接模仿。它们有着柔软的造型，圆润的魅力及混和的形态，看起来显然非大唐风格，表现了纯粹的印度美感，以及与生俱来的热带感觉。而且，在隋朝和唐朝早期，还有一种塑性造型的普遍复兴。佛教雕塑，放弃了“中国罗马式”的乏味，逐渐恢复了对模式的强调。毫无疑问，这个改变部分是源于印度模型的示范，它是由玄奘这样的朝圣者带回国的。
大唐帝国的扩张，最远达到了印度及波斯边境。这不仅促成了与佛教印度更为紧密的联系，而且使基督徒从波斯及河中出发的旅程成为可能，并导致了景教在帝国心脏地带的确立。公元635年，一位名为阿罗本（叙利亚头衔“拉班”之汉语翻译）的景教（Nestorian）牧师来到长安。公元638年，这位传教士在首都建起了一座教堂。这一事件记载在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碑文还谈及了太宗皇帝对基督教的仁慈态度。
经过23年的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公元649年7月10日，在其五十三岁时，太宗在长安皇宫去世，被安葬在礼泉附近的昭陵。太宗让人在陵墓周围雕刻了他所征服国家的国君雕像，以及自己在战争中所骑骏马的造型。太宗的老兵们对他是如此忠诚，以至于其中的一位，古老突厥民族的阿史那社尔，想要在其主人的遗体前，遵照古代方式自尽：“请以身殉，卫陵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