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佛教的启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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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之前，印度佛教已经采用了这种希腊式的肖像法。

    看起来很有可能的是，佛教僧侣在中国传布其教义的工作异常迟缓。释迦牟尼去世于公元前483年，而直到公元60到70年，才有首个佛教团体被人提及。事实上，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佛教僧侣在中国的传教，才因两起重大政治事件的并发而成为可能。首先，印度西北及阿富汗（当时，这一地区也和恒河流域一样，有着浓厚的佛学根基）成了一个大帝国的组成部分。这是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国，此民族产生于中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一直与中国保持联系。不过，一旦在印度和波斯边境，作为最后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的继承者安顿下来，他们就同时开始了与印度信仰————特别是佛教————及希腊文化的接触。在这些印度——斯基台人国王中，最著名的就是迦腻色迦，他很可能与班超和图拉真是同时代人。迦腻色迦留下来的一些精致的硬币上面有用希腊方式处理过的佛陀图像，并用希腊字母刻着“佛”（Baddo）这一名号。除了公元88年一次短暂的反目之外（当时印度——斯基台人试图干预塔里木盆地，结果被班超所挫败），他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良好，这就确保了印度与塔里木地区的中国保护国之间交流沟通的安全。

    白马寺始建于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

    在汉代，中国对西域的征服所产生的宗教后果，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这正是有利于佛教传播到东亚的第二个历史原因。汉代所形成的“天下”帝国，最远一直延伸到了帕米尔高原，也就是说，抵达了印度的门户。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成为印度——斯基台人帝国的邻居。作为一种普适的宗教，佛教很快从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势中受益。大致在同一时期，罗马征服以同样方式，使天主教在西方的传播成为可能。就这方面来说，远东的“中国治世”与地中海世界的“罗马治世”，有着几分相似的精神结果。

    因地理原因限制，佛教使徒的传道线路，开始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于阗地区，正如那里发现的希腊——佛教雕塑所显示的那样。于阗东北部拉瓦克（Rewark）一座佛塔的院落中的浅浮雕，可以追溯到公元1到2世纪，其服饰具有纯粹的希腊风格。佛教的传播路线跟随的是丝绸之路的沙漠商队通道。在古于阗（约特干，Yotkan）以及更东靠近尼雅的地点上，发现了罗马工艺的凹雕，表现的是古代诸神————雅典娜、宙斯、厄洛斯、赫拉克勒斯————或者是四马战车（由四匹马并排牵引的战车）。显然，大部分凹雕，很可能是流动的宝石工匠当场雕刻出来的；他们是亚洲的希腊人，叙利亚人或者大夏人（Baktrian），出于利益的诱惑，亦或是对旅行生活的热爱，吸引他们来到遥远的赛里斯。在罗布泊南部的米兰一座大约公元3世纪的古代佛寺中，发现了一些壁画。这些作品除了有佛教的灵感之外，很可能也会在罗马的亚洲部分或者庞贝出土。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由僧侣伴随的佛陀，长着翅膀的精灵，戴着弗里吉亚（Phrygian）帽的无须男人，女性琵琶弹奏者，最后还有四轮战车，它直接源自叙利亚的罗马艺术。其中一幅壁画上有印度文的题字，给出了画家的名字：提塔（Tita），这也可能是提图斯（Titus）一名的印语翻译。还有一些东西比这些佛教和罗马绘画更能透露实情，它们是在罗布泊沙漠的心脏区域发现的，就在沙漠商队通道到达敦煌（首个中原边境站）之前的最后一站。

    但是，对那些来自印度西北的佛教使徒来说，塔里木盆地仅仅是进入中国的门户。在公元60——70年间，在汉朝一位王子的宫廷中，组织了一个最早的佛教团体。此王子的封地位于今天的江苏省。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是名道教徒。事实上，当佛教刚开始在中国传播之时，它对中国人来讲，似乎只是道教的一个教派；就像罗马天主教，起初也被人仅仅看作犹太教的分支一样。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佛教使徒从这种初始的误会中得到了好处。要创造出一套全新的词汇体系，将印度人的思想变成中国人的语言————有人也许会说，是变成中国人的思维————从道教术语中借用对等词汇，并按后者模式仿造他们新词的表达方式，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类似地，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为将天主教的神学概念转化为汉语，不得不从儒家学者处借用其一部分词汇。公元3世纪的天主教护教论者同样如此，从柏拉图和斐洛（Philo）处借用他们的哲学术语。中国最早的佛教团体，正如马伯乐所说，是“一个越来越有佛教气息的道教组织”。

    最重要的的佛教团体，自然是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在帝国都城洛阳发展起来的那一个。它由某个帕提亚人创建。此人公元148年来到中国，死于公元170年。一位帕提亚人居然会出现在最早的佛教布道者之列，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它绝对不是一起个案。在这一时期，以及公元3世纪上半期，在中国的各个佛教僧侣阶层中，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帕提亚人，同样还有印度——斯基台人，后者是统治阿富汗及印度西北的印度——斯基台帝国土著。在大汉帝国新建立的佛教团体中，这些人的出现，赋予了佛教在此国家传播之外附加的意义，因为佛教给远东带来的不仅是印度思想和希腊艺术，同样还有来自古代波斯文明的某些影响。

    有汉一代，佛教尽管在中国取得了一些局部成功，但并没有获得普遍的青睐。尽管起初它得益于同道教的混淆，但道教徒很快就开始指责这种基本错误，并以无法平息的宗派仇恨，来驱逐佛教传道士。至于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做出了最终判决，抵制此“外来宗教”：佛教的出家制度是反社会的，因为它毁坏了家庭生活，并危及了祖先崇拜；与此同时，佛教的僧侣，表现了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漠不关心。这不过是一场争吵的开端，它一直持续到了当代。许多世纪以来，儒家学士与佛教徒使用不对等的武器相互争斗，因为儒家思想————就此词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依旧是这个国家的官方思想；而佛教，即使在那些自身向佛的皇帝统治下，也仅能代表一种非官方的思潮，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无论它在宗教狂热时期多么受人欢迎，对汉人家庭及华夏国家来说，依旧还是外来的。

    在汉代，佛教尽管从来没有被镇压，但相比图拉真和奥勒留时代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它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会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