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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下风。匈奴人天生就是骑手，除此之外，他们还拥有战斗力及耐性都独特超群的小蒙古马。汉人中没有这样优秀的骑手，而且不得不依靠一种高度类似，但强壮程度却差得多的马匹。如今，波斯、河中（Transoxiana）与费尔干纳都是这种阿拉伯战马的产地，此马类似当今的英国阿拉伯马，就是其品质被希腊历史学家赞不绝口的“尼西亚牡马”（Nicaean stallions）。正是为了得到这种战马，并在马背上赢得对匈奴人的压倒性优势，公元前102年，汉朝强迫费尔干纳每年献上一定数量的种马作为岁贡。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一事件在艺术史上也留下了痕迹。因为，汉代墓葬中的浅浮雕，主要描绘的就是古代矮小肥壮的中原马，这是一种小型的佩尔什马，有着肥大的臀部和胸部。而在中国和韩国发现的同一时期的赤陶雕像，展示了一种有更精致线条、更接近希腊风格的骏马，毫无疑问，它们正是公元前102年从河中引进的。
与此同时，在蒙古地区，匈奴人依然没有被打垮，到了武帝统治的末期，汉朝人有理由为他们在这方面的过度自信而懊悔。公元前99年，一位年轻的汉人将军李陵，率领一支五千人的步兵纵队从长城出发，深入到了蒙古的心脏地带。他离开中原，取道额济纳河，深入戈壁，向北行军直抵翁金河与杭爱山脉。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被匈奴骑兵包围，环骑的弓箭手把他的小股士兵射得千疮百孔。李陵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他斩杀了士兵们藏匿在运货车中、拖慢了行军步伐的所有女子，并开始撤退。他们被追赶的骑兵一再骚扰。在损失了三分之一有效力量，用光了所有箭支，并抛弃了辎重之后，在距离边境不到五十公里的地方，他们被困在了一处峡谷中。当天夜里，匈奴人滚下了无数石块，砸向他的手下。只有四千汉人设法逃出。剩下的所有人，包括不谨慎的李陵本人，都被俘虏。
尽管武帝听到这些消息时感到震惊和愤怒，但这无论如何也无法同降临到罗马大将瓦卢斯（Varus）头上的灾难相提并论。边境的安全并没有危如累卵。最坏的也不过是眼下放弃了在蒙古的反袭击举措。这一插曲最严重的后果是，它充当了儒家文人反对军备扩张政策的一个口实。“国虽大，好战必亡……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毙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纵观中国历史，我们能发现中国文士不少这样的慷慨陈词，它们代表了官僚阶层千古不变的信念，这些教条最终压倒了古代中国的尚武气质。军职被视为下等职业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因为它被文士所轻视，这些人的乌托邦和平主义，将无法使任何先发制人的战争成为可能。
对诸如汉武帝这样的统治者来讲，这些滔滔雄辩几无作用。这位皇帝并不仅仅满足于在中亚描绘汉人扩张的图景，而是要完成一项甚至更加重要的工作，即最终吞并华南。
我们已经看到，在古时候，中国的领土仅限于华北和华中，也就是黄河谷地，以及长江流域的北部。华南依旧与印度支那处在同一个类别，是一处化外之地，一个山岭之国，或者至少是遍布森林的丘陵，与远古中国那低洼的冲积平原和黄土高原反差强烈。正如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秦始皇是这方面的先驱，是第一个对南进运动给予明确推动的人。他发起的巡视之旅，向南最远到达了长沙（今天湖南的中心城市），随即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占领广东地区。不过，始皇死后，军队首领宣布了他们的独立，在广东建立了一个汉人王国，并将今天东京湾的安南人纳入其控制之下。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中止了这种分裂，广东从此明确地纳入了中国版图，在历史进程中，这一事件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在次年，他同样取得了对浙江省（在上海以南）的控制权。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片新的但依旧处于殖民期的中原，在许久之后，即大入侵时期，将成为真正的中原，这个帝国最后的堡垒，那么，这起兼并的意义就丝毫不逊于前者。最后，在东北，汉武帝于韩国部分地区确立了中国的支配权，在东南，他控制了安南国，在当时，该国包括东京湾及北部诸省，向南最远到达了顺化。
汉武帝的成就可以总结如下。在国内，文人学士之支持，以及最后的封建地主之没落，给中国的专制统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中国本土的边界得以确定，它们向南延伸到了浙江和广东的港口。在国外，中华帝国的历史版图同样穿过中亚，划到了突厥西部，穿过朝鲜半岛直到首尔的高地，并穿过印度支那到达顺化近郊。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依旧为“大汉之子”的名号而自豪的话，这确实是因为这位伟大皇帝，他从公元前140年到前87年在位。正是在这一时期，马略（Marius）和苏拉（Sulla）确立了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支配权。武帝的军队在中亚和东亚建立了“中国治下的和平”，这是“罗马治下的和平”在远东之对等物。
汉宣帝
重启这位伟大君主工作的下一位皇帝，是武帝的曾孙宣帝，他于公元前73到前49年在位。这位头脑清楚的皇子有机会认识到文士的颠覆性倾向————他们是专业的和平主义者，汉人扩张暗地里的反对者。
“汉家，”宣帝有一次曾宣告，“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对中亚的征服仍在继续。在宣帝统治下，中原军队占领了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战略据点，包括吐鲁番、焉耆和莎车。在北方，汉朝的政策获得了决定性胜利。通过煽动两位相互竞争的王位觊觎者之争斗，汉朝设法挑起了匈奴帝国的一场分裂。其中一位竞争者，注定会获得蒙古的控制权，他试图寻求汉朝的帮助。此人成了一名诸侯，在公元前51年（尤利乌斯·恺撒在此年最终征服了高卢），来到长安的皇宫，在宣帝面前“磕头”（将脑袋磕在地面上，以显示屈服和尊重）。被他赶走的竞争对手，跑到了西突厥斯坦的大草原上，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建立了一个新的匈奴王国。但是在公元前35年，一支中原军队搜寻到了此人，奇袭了他的营地，并砍下了其首级。这一大胆举措阻止了西部匈奴人的扩张，而且，顺便说一下，这无疑挽救了欧洲四百多年。直到公元437年，同样的匈奴人才在阿提拉（Attila）家族周围重新集结，再一次开始了他们横贯日尔曼和罗马世界的征服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