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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自吾闻子之言，”在《庄子》一书中，一位圣人的弟子断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类似的还有另一段：“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列子》一书更加精准地分析了这些冥想状态，人即使处于俗事最繁忙之时，也能维持上述状态，因为它们可以与尘事交流：“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耶，我乘风乎。”
这种智力上的苦修，赋予道教徒非凡的力量。葛兰言（Granet）写道：“他实现了一种状态，他不再是任何其他，只是一种纯力，没有重量，无懈可击，并且完全自主，圣徒完全自由地通过环境。”
庄子教导说，在这种超然状态下，圣人超越一切世俗的可能性之上：“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他像一个纯粹精神体，穿过一切物质，因为对他来说，所有物质似乎都能渗透。《庄子》一书以柏拉图式神话开篇，讲述一只巨大的神鸟为求道而越飞越高：“‘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在这种立于巨大神鸟之翅上的星际飞行中，在这种渴望一举达到能推动世界的无名力量之狂热里，庄子感觉他自己就是宇宙的主人。
庄子
因此，为了让自己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并与宇宙力量联系起来，道教徒必须首先抑制他们的逻辑推理，并“吐尔聪明”。“目无所见，”庄子教导说，“耳无所闻，心无所知。”社会及文明不过是惯例。就像卢梭的信徒，他必须回到一种自然状态，并生活在与野兽和家畜都保持亲密的状态；为了让他重新发现自然状态，唯有除掉文明中的虚饰。这样，他就能找到一切学派都在寻求的长寿秘诀。为了无限期地延长生命，我们只需要保持自己生命力的平和，不要人为干预。在其日常应用中，道教智慧从本质上说，在于避免一切无用的烦乱。《老子》中讲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通过深化古老的“道”之概念，道家为中国思想界提出了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它有着不可思议的威力，即使提出者从不打算给它下一种明确定义。“道”是宇宙中的物质，不受任何事物决定。
老子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在具体的物质中，阴与阳不过只是两种模式，宇宙的连续统一，使得它们可以永恒反转，但宇宙本身是未知和不可言喻的。“道可道，非常道。”因此我们只能消极地理解它。以下是《老子》中的陈述，它得到了人们的经常引用：“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然而，如果认为这种一元论是静态的，那就错了。它实际上是一种动力论。正如马斯佩罗（Maspero）和葛兰言所观察的那样，道与其被视为一种存在，不如被当作一种力量。它总是有热情及生命的冲动。“以其不能生，故能长生。”或者不如说“宇宙固有能量的永恒准则”，宇宙的力量等同于生命动力。
通过一次奇特的倒转，绝对的一元论就变成了彻底的相对论。如果“万物”是一体的，它们就可以相互交换并相互取代。智者本人如果隐姓埋名，丢弃自己的品性与其个人特征，他就会变得与世间其他人没有区别。“昔者，”《庄子》中写道，”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或者再举一个莎士比亚剧一般的场景，列子提着一颗在路边捡到的人头，如哈姆雷特似的低语道：“谓予与彼，知而尔未尝生，未尝死也。”就像勒南（Renan）想到其“天狼星的形象”一样，庄周为了确立其普遍相对论，邀请我们到类似的观象台去观察事物。“如果你登上太阳战车，”那么这一样一种高度下，“物我”，或者如我们经常说的主体与客体，就会完全相同：“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这种相对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普遍的可逆性，造就了一种超然态度，平静且安详地接受人世间的一切变化无常。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说：“啊，世界！你带来的一切都对我有益。”以同样的方式，庄周说：“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吾师乎，吾师乎，”他呼喊着，向“道”致辞，“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道教的总结性课程，就是漠不关心。
杨朱
另有一种非凡的哲学，即杨朱哲学。此人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现在，我们来到了非常糟糕的战国时代。这是一个诸侯混战的时期，伴随的是对全体平民可怕的伤残及屠杀。对于这刀光剑影的几个世纪，杨朱留给我们的影像是绝望及嘲讽的。他的教义是一种悲观的宿命论，其苦闷怨恨有一段私人笔记所见证，让人联想到卢克莱修（Lucretius）：“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遣，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法家代表人————韩非子
如果说思想家们对现实世界的图景深为失望的话，有一个学派却坚定地接受了一切，这就是法家。在这个武力的世界里，他们试图建立一种不依赖道德的治国之教义。从人类的本性，以及其所有罪恶出发，法家构建了一种本质上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善政学说。这套法律，即使在个性平庸的君主统治下，通过“双管齐下”的交替使用，明赏罚，依然能够保证国家的健康发展，以及百姓事实上的幸福康乐。政治是种技巧，法律价值的标准，并非它们理论的道理品质，而是其实际效果。就这方面而言，主要的事情是：法律应当以实力作为后盾：“夫虎之所以服狗者，爪牙也。”
孟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72到前288年，是一位儒家学派的道德家。他讲述一种中庸之道的道义，介于杨朱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与墨子宣扬的完全自我牺牲之间，并坚决反对法家的残酷无情。简而言之，他回到了孔子的人道主义，并使之与更现实的正义理论相协调。
孟子
孟子特别强调教育：“心灵之卓越，由培育善的胚芽而达成，如同一粒麦种，受益于沃土及丰年。”这种温和的教义，当时并不受青睐，直到后来，汉代的统治稳定之后，才收获了成功。当下，战国时期正处于其最糟糕的阶段，法家所有的现实主义学说，都几乎无法满足暴君及冒险者对它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