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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此时还不是一名文官。在朝廷征求关于政府需要办的事的意见时，他提请注意的事是，有些低级军官没有经历过通常一年的试用期却得到了长期的正式官职。尽管看起来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他却唯恐成为先例，从而会导致取消传统的管理方法。不清楚李固的抗议有什么效果。[58]
第二个事件是，大司农刘据因玩忽职守而受到惩戒，并被命令向尚书汇报。除受其他惩罚外，他还要受鞭挞之辱。左雄抗议说，这样处理不适合刘据高级官员的身份，他还指出，古代没有鞭挞大臣的先例，只有明帝统治时期（公元57——75年）才有这种做法。左雄成功地了结了这件事，刘据没有被鞭打。[59]
顺帝在126年继位以后不久，就向拥戴他的养母宋娥表示了感激之情。他封她为“山阳君”，同时封梁冀为侯。[60]左雄认为这样做纯属徇私，不合适。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高帝古老的遗训：即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尽管他暗示这种行为会导致大灾难，他的抗议未被倾听。
133年洛阳发生了严重的地震，皇帝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只好下诏求言，同时征求相应的救灾措施。[61]李固利用这个机会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指责；在此过程中他对某些官员的任命问题提出了疑问。他是司徒李郃的儿子，由于身为教师而出名，洛阳人士都期待着他会步他父亲的后尘。在指责的开始部分，他提请注意安帝打破传统，册封养母王圣为侯一事；[62]紧接着樊丰及其一伙便抓了权，并出现了打乱皇位继承的情况。李固本人承认，汉代300年历史上不少于18位君主，其中自然不乏搞恩宠的事例，何况宋娥的功绩也的确很大。但是，这可以用钱来酬功而无须授予土地；这种封土地的办法违背了既定的传统。
其次，李固批评了梁氏家族的显赫权势。虽然明帝统治时期已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但形势还没有这样极端严重。他建议让梁冀及其家属回到黄门任职，以削减外戚家族的权力和把行政权力还给皇室。他还注意到宫廷侍从的权力太大了。原先诏令禁止他们检试候选官员，防止他们利用权力达到营私的目的，但这些情况已经变得屡见不鲜。李固要求恢复这方面的控制。
李固还强调，必须确保政府和朝廷各部门都有十足的休戚与共的态度，而且要从中央做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根据这一点，皇帝就需要垂询文人的意见，同时要弄清楚上天的意愿。应该表扬那些言有可采并能立刻实施的人；宦官的权力及编制应该大大削减。
由于顺帝发现他的养母介入了宦官策划的阴谋而引起朝廷上的混乱，他更加愿意接受李固的劝谏，养母被送回她的住处。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为皇帝养母服务的宦官因此对李固抱有敌意，并开始想办法要搞垮他。
但是，至少还有另一位官员利用公元133年地震的机会批评了当时的形势。这就是当时任太史令的张衡，他在历史上更多的是作为文学家和以科学技术上的发现（包括他制造的地动仪）而闻名于世。他呼吁应把权威归还给原来拥有它的地方，也就是还给“天子”。[63]
135年，张纲发起进一步抗议宦官权力的活动。这次抗议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已经作出的允许宦官收养养子从而他们就可以把朝廷赐给的爵位和特权传下去的决定。[64]136年官拜太尉的王龚是另一位以反对宦官而知名的大臣。宦官们为了对他告发他们罪过的行动进行报复，企图控告他。只是由于李固的干预，这一企图才没能实现。[65]
134年顺帝亲自参加了祈雨的活动。如同在另一次自然灾害引起苦难时那样，他要求官员们提出意见。在提意见时，周举（尚书之一）指责皇帝抛弃了诸如文帝和光武帝这样高贵的前辈的模范行为而去仿效秦的骄奢淫逸的做法。他认为皇帝祈求缓解干旱的努力缺乏实质性内容，他要求切实可靠地改进政府工作。比如，应该驱逐宫廷里的闲杂宫女，皇帝餐桌上的花费也应该减少。[66]
142年，八名已赢得学者声誉并担任众多职务的官员被任命去外地巡视。他们主要在州、郡检查行政工作的管理和一般生活方式。除了张纲在洛阳进行工作之外，其他人都前往指定的地区。张纲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指责梁氏家族凭恃恩宠玩弄权势：他们贪婪、放纵，周围尽是谄佞之徒，简直不可饶恕，而且扼杀了真正忠臣的创造力。他起草了一份15点罪状的控告书，在城里引起了轰动。由于梁冀与皇后的关系，没有人注意张纲的警告，但是我们得知皇帝本人对张纲的言论的力量颇表赏识。[67]几年以后出现了直指梁氏家族的进一步的抗议，抗议的理由是梁家铺张奢侈。[68]
顺帝统治时期一个积极的成就可以说是重新占领了西北地区；公元111年，中国官员曾从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等地撤出。129年收回了上述部分地区。[69]这是听从了虞诩的建议之故，我们记得他曾在111年主张维护帝国的版图。[70]
137年，曾试图镇压在日南郡和其他的南方边远地区爆发的动乱与反叛，但未成功。有人提议从中国中原地区征集一支4万人的队伍用来应付局势，这建议被李固以种种理由加以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危及诸如长沙和桂阳这些地区的安全；而且命令军队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打仗，又没有确定的回家日期，这本身就会激起其他叛乱的爆发。另外，瘴疠之地的气候会引起40％——50％的伤亡，经过长途艰苦行军后奉命作战的军队不适合战斗。李固还计算了军需物资及其运输的费用，认为势不可行。他说，为了支撑外缘而剥夺中央的资源，这是一个错误，更何况远离故乡进行战斗的士兵所受的苦难是不能忍受的。
李固建议不必从北方派出一支大部队，而代之以谨慎地挑选几名有勇气有能力的高级官员去那里任职，像交趾地区的地方官员那样对平民百姓实行仁政。黎民可以临时性地迁出动乱地区，直到那里恢复秩序；当局可以用赏赐和封侯的许诺征募地方上的部落民来协助镇压反叛。政府采纳了李固的意见，任命了几名他建议的人员。通过所表现出的言而有信和一个善意政府的认真态度，他们终于成功地诱使叛民投降，恢复了岭南地区的和平。[71]
但是，在顺帝统治结束时仍有证据表明，帝国远不是那么太平的。他死后（144年9月20日）仅三个月，叛乱者就攻打了九江郡的合肥。同一年，顺帝刚刚入土的皇陵被盗掘。145年，数千名成股的叛乱部队攻打或占领了广陵和九江的城市。在鲜卑骑兵袭击北方代郡的同时，庐江也出现了盗匪活动。历阳的华孟自称“黑帝”，进攻九江，杀了九江太守。这次叛乱被镇压下去，政府军队成功地杀死叛军3800人，俘虏700人，从而恢复了东南地区的秩序。[72]
桓帝统治时期，公元146——168年
与133年发生的事情一样，151年的地震给批评当时社会与政治状况的人提供了一个表达他们观点的机会。崔寔是当时被召的批评者之一，虽然他由于称病没有应召，但在《政论》一文中仍清楚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部著作的片断留存于世。[73]
崔寔把不能维持良好的吏治归因于道德风气的败坏不断加剧和处理国务时缺乏兴趣和勤奋精神。高层政治中的纲纪在松弛，而下面那些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到局势恶化的人则保持沉默。过分地依赖过去是考虑欠妥的，崔寔呼吁人们现实地面对当前的问题，而去制定适合当前需要的制度和方法。他还进一步提出，应该更严格有效地执行法律，他引了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采用这种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了在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当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弛和宽厚时帝国力量和权威下降的情况。
崔寔把行使刑罚的必要性比作医生治病的方法。他认为，尽管据说秦朝的重刑在汉初诸帝时期有所减轻，但以法律名义所施的刑罚还是十分严酷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文帝（公元前180——前57年在位）远远没有减少刑罚的严酷性，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加。因此，太平之取得，不是通过仁慈，而是依靠严刑。
几年以后（公元155年），太学生刘陶大胆地把当前的状况部分归咎于皇帝本人。他强调上天与人类都需要皇帝，就像人体的不同部位互相需要一样。但是，当今的皇帝生活在闭塞的状态之中，完全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加给富人和穷人的同样的压迫。他写道：“虎豹窟于场，豺狼乳于春囿。”
刘陶请求皇帝注意秦朝覆亡的命运，这是由于皇帝丧失了权力；同时他还列举了哀帝（公元前7——前1年在位）和平帝（公元前1——公元6年在位）统治时期发生的事情。最后他提出了一批官员的姓名，建议让他们真正掌握中央的权力；但是刘陶知道他的劝谏没有接受的希望，他写道：“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他的确被置之不理。[74]
159年梁氏家族垮台以后，黄琼任太尉。他设法揪出那些在州郡搞压制和腐败的人，判他们死刑或流放，这些措施使人们都感到满意。[75]然而，如果试图以此种理由去惩戒个别的官员那就会误以为是在搞个人恩怨，就像范滂告发的情况那样（159年）。[76]恰在此时，侍中爰延提醒桓帝，如果他想得到贤君的名誉，就必须注意把国事委托给陈蕃等人，而不是交给宦官们。还有一次他补充说，皇帝应避免亲近小人；而且为了防止失去他应有的威严，他应该非常小心地注意与周围的关系。[77]
陈蕃曾任千乘郡守，后来升任尚书。由于他直言极谏而转任豫章郡太守，这种调动实际是流放。由于作风严正，他令人畏惧却又受到尊敬；后来官拜大鸿胪。他尽力不让当时的一个批评者得到不公正的任命，以致自己降了职，但后来他又当上了宗正。他担任宗正时注意谨慎地考察候选人，对权势和富豪之家的成员不给予任何特殊的照顾。[78]
159年陈蕃又一次抗议不加区别地给宠信的人封侯的做法，另外他还抱怨皇宫里蓄养着大量宫女，结果使国库开销很大。他最后这一点意见产生了一定影响；五百多名宫女被遣散。163年皇帝在巡游中把狩猎和其他形式的娱乐合在一起进行，这一点引起陈蕃进一步的批评，理由是当国家的粮仓空虚时不应该有这样的花费，也不应该与农业生产争人力；但是这种抗议未取得效果。[79]
165年，作为广陵郡举荐的候选人最近刚刚到达洛阳的刘瑜也提出了同样的抗议。他除了建议皇帝必须搞一些改革措施外，还要求采取一定的步骤驱走朝廷上的谄媚之徒，停止那些降低观众道德水准的音乐演奏。[80]第二年又有人上奏要求大大减少后宫的宫女的编制.因为宫女的数量已高达五六千人，还不算她们的侍女在内。[81]166年襄楷递交了两份有名的奏折，其中他描写了最近观察到的天象，并把它们与皇帝和宦官的错误行为连在一起。这些文件是汉代对皇帝提出的最尖锐的指责之一。[82]
165年陈蕃当了太尉以后呈递了一份奏疏，他大胆地设法营救在告发与反告发中许多非正义活动的牺牲品。为此宦官们非常憎恨他，但他的声誉又使宦官不敢加害于他。167年皇帝去世时，陈蕃担任太傅，负责处理尚书掌管的事务。这时朝廷岌岌可危，继位问题尚未解决。由于过于害怕有权有势的官员而不敢履行职责，许多尚书成员称病不工作。陈蕃谴责了他们的行为，强使他们掌管公务。灵帝168年继位以后，陈蕃坚决拒绝受封为侯。[83]
桓帝统治时期有几件事涉及文官工作的情况。121年取消的高级官员应在服丧期间离职三年的规定于公元154年又恢复执行，但只实行了五年。166年未能坚持这种做法的情况遭到了批评，其理由是，这项规定在规定社会等级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法典中成了重要的内容。[84]
159年陈蕃推荐的五人拒绝出任文官一事，可能说明了当时的时代性质。另一人魏桓几次被召就职，也拒绝出马。他感到他将不能在成功的仕宦生活中有所作为以解除当时的种种弊端，比如裁撤宫中的大批妇女和马厩中的大量马匹，或者清除皇帝左右那些弄权的人。因此，他不能为那些希望他接受任命的同胞效劳。[85]
另外还有些不愿做官的例子，上面已经说过，[86]但是在竞相进入仕宦生涯的流行的风气中，它们可能都是例外。由于146年诏令的鼓励，太学的学生人数上升，据说已达3万名，没有材料能够说明，通过在太学学习和进入仕途所取得的好处和声誉已经明显地减少和降低。[87]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叙述之一曾提到桓帝是一个宗教意识有变化的人，他经常礼拜佛陀和老子。他在位的末年曾派一名侍从到一个老子的祠堂上供，在166年举行的著名仪式中，他给老子举行了盛大的祭典。这些做法导致襄楷在一份有名的奏折里批评他沉湎于肉欲之中。那次仪式被描写为不像佛教的活动，而是“稍带佛教色彩的宫廷道教”。[88]此事发生前不久，他曾几次下令毁掉州、郡里各种名目的祠堂。司马光认为这些措施是针对那种不被大家接受而可能是“淫祀”的祭祀。[89]
公元156年，洛阳地震。157年，日食之后京城紧接着发生了一次蝗灾，河东郡还感觉到地动。[90]朝廷在讨论当时出现的困难时，有人建议通过改革币制来解除民众的苦难，而铸造大钱的建议则提交有关部门考虑。155年曾大胆批评皇帝的太学生刘陶此时指出，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开垦更多的土地时，提出在币制上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因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91]也有人在这时试图改进经济，如削减官员俸禄。161年出现了用现钱购买官爵的机会；165年全国各州郡都实行了每亩（一英亩的十分之一）耕地征税十文钱的税法。[92]
桓帝统治时期还以某些内部动乱为其特点。154年公孙举在山东领导反叛，叛乱中杀死了几名地方官。中央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减免动乱地区灾民的税收，但在156年被平息以前，叛乱已经大范围蔓延，有3万人被卷了进去；其中有些人被迫离开了家园。部分地由于一位开明官员采取了几项救济措施，那里恢复了秩序。[93]第二年（157年），边远南方（九真郡）的非汉族部落也闹事反抗朝廷，同时在106年，南方和山东又都发生了其他麻烦的事。长沙、桂阳和零陵据报也发生了同样的叛乱，它们一直持续到公元165年。[94]
胡志宏 译
* * *
[1]见本书第3章《政治派系》。
[2]《后汉书》卷四九，第1657页；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中国文明和官僚：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218页；摘自仲长统《昌言》（弗兰克注）。
[3]用历史的精确性解释光武帝时期的变化，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长沙，1915；台北，1955）49，第19——20页。光武帝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第53——71页。
[4]《后汉书》卷四一，第1400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82页确定日期为公元77年。第五伦任司空，见《后汉书》卷三，第130页。
[5]《后汉书》卷三一，第1406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33页。
[6]《后汉书》卷四一，第1409页。
[7]见本书第3章《新皇室》。
[8]《后汉书》卷八一，第2682页。
[9]《后汉书》卷四六，第1549页。
[10]《后汉书》卷三，第146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76页。
[11]《后汉书》卷四一，第1412页为宋均。《后汉书集解》卷四一，第13——14页注释及《资治通鉴》卷四五，第1445页改为宗均。宗均在光武帝末年稍前一段时间任职于九江。
[12]《资治通鉴》卷四五，第1445——1446页。
[13]《后汉书》卷二，第124页。
[14]《后汉书》卷四一，第1398、1401——1402页。
[15]《汉书》卷九六，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200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159、193页；本书第2章《经济》。
[16]文帝的想法，见《汉书》卷六，第134——13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1卷，第272页）；《汉书》卷三六，第1951页；《潜夫论》卷十二，第130页。
[17]《后汉书》卷二，第123页。
[18]《后汉书》卷十，第411页。
[19]《后汉书》卷二四，第857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92页。
[20]《后汉书》卷四三，第1484页；《资治通鉴》卷四七，第1520——1521页。
[21]《后汉书》卷三五，第1203页。
[22]《后汉书》卷七六，第2464——2465页。王景，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剑桥，1954—— ）第4卷，第3部分，第270、281、346页。
[23]《后汉书》卷二，第115页。
[24]《后汉书》卷十六，卷608页。
[25]《后汉书》卷三三，第1156页。东冶的闭塞，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埃盖罗德与格拉赫恩编：《高本汉汉学纪念文集》（哥本哈根，1959），第101页。
[26]见本书第3章《边境和邻邦》。
[27]《后汉书》卷四五，第1519页。
[28]《后汉书》卷二五，第875页。
[29]《后汉书》卷四三，第1484页；又见本章以上有关部分。
[30]《后汉书》卷四，第189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34页；本书第8章《文职官员的吸收》。
[31]《后汉书》卷四四，第1500页。
[32]即“永平”，明帝的年号，公元57——75年。
[33]《后汉书》卷三二，第1125页；《后汉书》卷七九，第2546页；《资治通鉴》卷四一，第1567页注明这个奏折产生于公元106年。
[34]《后汉书》卷十，第428页。
[35]《后汉书》卷五，第226页；《后汉书》卷三九，第1307页。
[36]《后汉书》卷五，第234页；《后汉书》卷四六，第1560——1561页。
[37]《后汉书》卷五，第234页；《后汉书》卷七，第299、302、304页；《后汉书》卷四六，第1560——1561页。
[38]《后汉书》卷四，第194页；《资治通鉴》卷四八，第1559页定此事发生于103年。
[39]《后汉书》卷五，第205页；《后汉书》卷十，第422页；《资治通鉴》卷四九，第1564——1565页。接待活动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201页注744。
[40]《后汉书》卷五，第208页。
[41]《后汉书》卷三二，第1128页。当时增产的措施，见《汉书》卷二四，第1138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184页。
[42]《后汉书》卷三二，第1127页。
[43]《后汉书》卷十，第424页；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汉代的新年和其他节日礼仪》（普林斯顿，1975），第75——76页；《后汉书》卷五，第214页。
[44]《后汉书》卷五一，第1688页；《后汉书》卷五八，第1866页。
[45]《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页。
[46]这几个国家，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一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76页注49、第81、183页。
[47]《后汉书》卷五，第231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51页。
[48]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章。
[49]《后汉书》卷七六，第2468页。
[50]《后汉书》卷四，第192页；《后汉书》卷二五，第879页。
[51]《后汉书》卷四八，第1602页；《后汉书》卷五四，第1761页。
[52]《后汉书》卷四六，第1562——1565页。
[53]《后汉书》卷五八，第1870——1871页。
[54]《后汉书》卷六，第261页。
[55]《后汉书》卷六一，第2015——2019页。
[56]《后汉书》卷八二，第2722页。又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一，第1648页注文。关于不愿意做官的情况，见本书第15章。
[57]《后汉书》卷三十，第1054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培拉，1976），第98页注88。
[58]《后汉书》卷六三，第2076页。
[59]《后汉书》卷六一，第2022页。
[60]同上书，第2021页。
[61]《后汉书》卷六，第263页；《后汉书》卷六三，第2073页。
[62]见本章前文，又见《后汉书》卷六三，第2078页；《后汉书》卷三十，第1049页定为135年；《资治通鉴》卷五二，第1680页定为137年。
[63]《后汉书》卷五九，第1909页。张衡及地动仪，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3卷，第626页。
[64]《后汉书》卷六，第264页；《后汉书》卷五六，第1817页；《资治通鉴》卷五二，第1676页。
[65]《后汉书》卷六，第266页；《后汉书》卷五六，第1820页。
[66]《后汉书》卷六一，第2025页。
[67]《后汉书》卷五六，第1817页。
[68]《后汉书》卷六五，第2131页暗示抗议发生在144年顺帝死后几个较短的统治时期之一；《资治通鉴》卷五二，第1698——1699页定为144年。
[69]《后汉书》卷五，第216页；《后汉书》卷六，第256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3页。
[70]见本章上文。
[71]《后汉书》卷八六，第2837页以下。
[72]《后汉书》卷六，第276——277、279页。
[73]《后汉书》卷七，第297页；《后汉书》卷五二，第1725页；《资治通鉴》卷五三，第1722页；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207页；本书第12章《整饬风纪的号召》，第15章《崔寔的激烈建议》。
[74]《后汉书》卷五七，第1843页。
[75]《后汉书》卷六一，第2036页。
[76]《后汉书》卷六七，第2204页。
[77]《后汉书》卷四八，第1618页。
[78]《后汉书》卷六六，第2159页。
[79]同上书，第2161页。
[80]《后汉书》卷五七，第1855页；关于郑、卫之音，见《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02页。
[81]《后汉书》卷六二，第2055页。
[82]《后汉书》卷三十，第1075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第21页。
[83]《后汉书》卷六六，第2163、2168页。
[84]《后汉书》卷七，第299、304页；《后汉书》卷六二，第2051页。
[85]《后汉书》卷五三，第1741、1746——1747页。
[86]见本章上文。
[87]《后汉书》卷六，第281页；《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页；《资治通鉴》卷五三，第1705页。
[88]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37页。《后汉书》卷七，第313、316页；《后汉书》卷三十，第1081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22页；《后汉纪》卷二二，第12页；《资治通鉴》卷五五，第1787页。
[89]《后汉书》卷七，第314页；《资治通鉴》卷五五，第1780页；淫祀，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109页。
[90]《后汉书》卷七，第302——303页。
[91]《后汉书》卷五七，第1485页。
[92]《后汉书》卷七，第309、315页。
[93]《后汉书》卷七，第300——302页；《后汉书》卷三八，第1286页；《后汉书》卷六二，第2063页；《后汉书》卷六五，第2145页。
[94]《后汉书》卷七，第302、307、309——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