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态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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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如今他就更喜欢“在思的领域不谈上帝”。[17]“倘若没有这一神学来源，我就绝不会踏上思想的道路。而来源（Herkunft）始终是未来（Zukunft）。”[18]尽管这不过是其中谈及了神助者与神圣者，谈及了有死者和永生者，谈到了上帝与众神的只言片语，它仍然足够澄清，海德格尔实际上是从“时间”，也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和时间的“贫乏性”（Dürftigkeit）来思考“存在”，根据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看法，这个贫乏性在于，它处在一种双重的缺乏中：“在已逃遁的诸神之不再和正在到来的神之尚未中”[19]。尽管按照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对存在之到达的“未来的思”还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居所（Aufenthalt），但他永远如此地尚在途中，而这一点对他来说看起来是确定的：这种信念，即确信他追问存在的思想在强调的意义上是因应-急难的（not-wendig），并且作为追问的思想是一种“虔信”。这种思想者对应当转变（wenden sollende）时代之急难（Not）的虔信，也可以作为海德格尔对那些尽管可能不再信仰，但仍希望虔诚的人的广泛影响力的本质原因。

    存在问题的隐性神学背景已经以“上帝的缺席”和“存在的悬缺”本质上息息相关而展示了自己，它让自己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展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以这个问题告结，他在后来的《形而上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中表明它是最广阔、最深刻以及最源始的问题：“为什么竟是存在者存在而无倒不存在？”但这个问题真的是形而上学的那个问题吗？还是说它只是在圣经神学的背景上————按照圣经神学，存在者全体都是上帝的创造，并且本身也不可能作为上帝之外必然生存着的非受造存在（ens increatum）而存在————才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海德格尔的问题和圣经文本对此给出的毫无疑问的回答之间总之有一种关联，这已经由海德格尔对这个回答本身也加以质疑这件事所表明了。对一种上帝创世的信仰从来不能回答哲学的问题，因为它作为一种哲学问题，完全无法被信仰所提出；谁相信创世，就和这个问题无关。所以对创世提出质疑的人是不信神的，这一点海德格尔虽然没明说，但哲学的这个最深刻的问题对信仰来说就是一种“愚拙”，并且哲学就以这种愚拙为内容这一点，通过提到保罗（哥林多前书，1:20）而得以强调。因此对海德格尔来说，一种“基督教的哲学”就是一块木制的铁。有鉴于此，海德格尔告诫基督教信仰去认真对待使徒的话以及“照使徒说的”认真对待作为一种愚拙的“哲学”。[20]由这一切表明，海德格尔在基督教传统的范围内反对着它进行思考，通过提出这个问题，而且不是在一种“从阿纳克西曼德到尼采”的未曾中断的形而上学传统的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基督教之前的希腊哲学中，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竟是存在者存在这个问题，但也许问过对人来说是存在更好还是不存在更好这个问题。[21]但另一方面，在基督教以后，哲学和基督教信仰也不再如此明确地互相区别和分离了，比如这要求海德格尔援引使徒的话。自从基督教神学接纳了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同时另一方面，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在一种以哲学语言对传统信仰的不断转译中以及在对其神学来源所做的阐释中活动并因此是存在-神学，就没有任何一种存在概念没有打上基督教的烙印或者没有被限制。谁在“精神”的对面谈到“自然”，谈到“意志”和“自由”，谈到“历史”和“时间性”，谈到“自我存在”（Selbstsein）和“现成存在”（Vorhandensein），在对这些词的使用中，他就不再进行希腊式的思考，而是在基督教传统的行列中。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以圣经的创世学说的视角才是可能的，这个学说用上帝意志的决定来解释天与地的此在。在基督教之前没有哲学家问：“为什么竟是存在者存在？”而在基督教之后有哲学家（莱布尼茨、谢林、克尔凯郭尔、舍勒、海德格尔）这样问，这也绝不可能是偶然。要能够这样问，人们必须思考一切存在者也可能不存在的这种可能性，正如创世学说通过把一切存在者设定于一个非受造的，从无中创造世界的上帝面前，而假定了这一点一样。这个神学命题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反照（Abglanz）在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是有关人的这个命题：从无中，一切存在作为存在得以存在（ex nihilo omne ens qua ens fit）[22]，也就是说，人的此在必须就像在畏之中发生的那样，首先被放进虚无，以便能够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相比较。因为据说存在者的整个“陌生性”（Befremdlichkeit）只有这样才能临到我们身上，并且据说在陌生性和惊奇（Verwunderung）的基础上，作为对原因的追问产生了对“为什么”（存在者存在）的追问。但只要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倒不存在这个问题包含有这样一种假设（Annahme），即一切存在者也可以不存在，那么它就不仅仅是追问某种原因，而是借此同时也设想了偶然性（Kontingenz）。一切存在者全体的彻底偶然性尽管可以抽象地（in abstracto）被思考，但无法被经验到；它只可能在存在者全体变得阴森孱弱的畏之中被经验到。并且它也只能够出于这种思想而被设想，即有一个必然的存在者，它本质上生存着，并且也不可能不存在，这就是作为非受造存在（ens increatum）和自因（causa sui）的上帝思想。即便是萨特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Existenzialismus）直接作为无神论，当它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而没法回答时，也不得不以一种本质上生存着的自因去衡量无本质的赤裸和荒谬的生存。[23]作为偶然性的生存缺乏自我奠基（Selbstbegründung）的可能性，每当它去尝试为自己奠定基础，都必然要失败。萨特说，一切都如此进行，仿佛人只是成功地认识到（realisieren）了一个“缺席的上帝”（Dieu manqué）。这种缺点的积极的另一面是人类生存-筹划的绝对的自我责任（Selbstverantwortung）的设定（Postulat）。

    如果海德格尔既没有决定采取一种有神论的姿态，也没有决定如萨特那样采取一种无神论的姿态，就已经把对一个最高和最终原因的追问作为对原因的追问提出来，并且最终[24]放弃了一切形而上学的理由，那么他对“为什么”的追问也就不再可能如同在萨特的生存上的（exsitenziellem）无神论中那样，拥有同样的奠基性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个追问却还是提出来了呢？它是不是还有一种它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与基督教-神学的形而上学及其传统的关联？[25]最终属于“哲学问题内的长久以来仍未彻底肃清的基督教神学残余”[26]的，不仅仅是“永恒真理”的断言，还有形而上学的“最深刻的问题”。

    回顾狄尔泰对当下时代的描述，“意识的空虚”和信念的混乱无序就一目了然了，狄尔泰谈到它们，因为一切固定的尺度都通过历史意识而被废除，而不是如同海德格尔那里的“存在之被离弃状态的空虚”以及“不妙”（Unheil）一样意指着历史意识，对我们这个世俗时代的历史意识的特征的描述出自1936年至1946年间，并且因此已经不再像狄尔泰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那样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海德格尔不再像狄尔泰尚能够的那样相信一种历史学的教化（Bildung），精神的客观形态以及通过科学对现实性的不断进步的认知。当他意图挖掘形而上学之树————它最末的分支是种种科学————的树根由以吸取营养的基础和土壤的时候，他思考得更加彻底。他对存在的坚持不懈的追问来源于这一经验，即一切存在者都在“目前的世界瞬间”（Weltaugenblick）中被撼动了（erschüttert）。海德格尔认为，由于这种撼动，无家可归状态越来越变成了一种“世界命运”，并且它是基于存在者的被离弃状态。《关于“人道主义”》这篇反对人道主义的文章的结尾，还对黑格尔有所参考，说未来的思想不是在习惯意义上的哲学即形而上学，因为它比迄今为止所有形而上学都更源始地思考，那些形而上学总是只思考了存在者的存在或者存在状态（Seindheit），而从未想过与一切存在者处在本质差异中的存在本身。比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激动人心的一段里质问整个世界，问上帝是否在世界中的某处显现自身，并且从天与地、海洋与空气中得到了回答，即便上帝不存在。海德格尔也说，“一切研究，无论在哪里和多么深远地搜索存在者，怎么都是找不到存在的”，相反总是只找到了存在者————“此外别无任何东西”。在海德格尔看来，“实证”科学正是作为实证的，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不思考存在，而只思考存在者，但存在正是在一切存在者的“成为虚无”（Nichtigwerden）中显露出来的。他认为，科学不想从这种虚无性中认识任何东西并阻断了自己通向存在的道路。

    海德格尔认为，未来的思想也不可能像黑格尔所盼望的那样，是一种向绝对者的绝对认知的攀登（Aufstieg），不如说，它必须下行至（herabsteigen）其临时本质的贫困中并在简单的言说（das einfache Sagen）中采集语言。当真实的思想言说存在之真理，它就放弃了对任何一个存在者的依靠。思想克服迄今为止的形而上学，不是通过向上攀登（hinaufsteigend）得更高而越过（übersteigt）它，而是通过回返（zurücksteigt）到切近者的切近（Nähe des Nächsten）并对无条件者和绝对者加以放弃。海德格尔认为，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顶峰下山（Abstieg）却比攀登更加艰险，尤其在人作为理性的动物或作为劳动的动物迷途（verstiegen）误入主体性之处，而这就是从阿纳克西曼德最终到尼采的整个形而上学的情况。

    一种没有自然学说（Physik）的形而上学终结了，对此的最佳证明就是海德格尔对其克服的尝试。因为这种尝试也还是完完全全靠着迄今为止形而上学历史的毁灭，当它对与所有存在者都不同的存在提出无法回答的追问之时，它又想返回到形而上学的背后，又想超越到形而上学之上。[27]这个负有多种使命的存在尽管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上帝，但仍然也是一条通向神圣者的道路以及一个最高法庭，这个“地地道道是超越”（das transcendens schlechthin）的存在，比之于一切现实存在者，则毫无意义。海德格尔预设了如今在这个世界历史的瞬间中一切存在者都被撼动以及人们因此必须追问存在，然而没有像希腊的宇宙神学（Kosmostheologie）那样把这个存在规定为不可撼动的。但对我们变得如此不言而喻的是，一切持存者都在当下的世界瞬间中被撼动了，这对于一种提出要求的思想来说，却是如此不能接受。这种思想要思考存在者整体，要让世界在世界史中上升，就像我们的历史世界、人类世界已经是宇宙了似的！出自自然的存在者的永续整体不可能被一个世界历史的瞬间撼动。如果————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仅仅在那个我们历史的本质天命陷落（fallen）之处世界化（welten）并存用（walten），那么对于我们自己的欧洲世界就只能说施宾格勒47年前已经说过的：它是一个消逝着的、完全变样了的世界————在宇宙（Weltall）的永续整体中。这宇宙也许完全不会注意到我们历史性的种种急难和决断，而且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也不可能对它有任何损害，因为只要人造地球卫星遵循自然世界的种种规律，也就只能围着地球转。世界比我们现在的以及历史的“在世存在”更加持久。

    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进行某种克服的尝试错误地认为，一切当下思想的创造性的原动力自100年前就不再出自哲学，而是要归功于19世纪的种种伟大科学发现。从哥白尼和克普勒到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近代物理学革新了我们的世界图像（Weltbild），此后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上把人推动到一个新的视角（Perspektive）中，没有谁能够逃脱这个视角，而关于世界和人还想要说些具有一种可查证的合理性的东西。对作为世界的出自自然的存在者整体的哲学沉思，尽管不能简单地追随科学的进步，但也无法在科学旁边“擦肩而过”而不漂浮在虚无中。如果哲学思想还停留在可证实以及可反驳之物的彼岸，它是容易说出口的，并且会是令人宽慰的；但如果本质思维的领域超越了每一种可查证性和可驳倒性，那么哲学就既无关真理性也无关或然性，而是系于种种无法控制的论断和猜度。[28]

    被希腊物理学家作为一切出自自然的存在者的原始存在而发现的出于自己本身而运动的本性（Physis），在现代成为了精确的数学自然科学的对象，它迁出了从笛卡尔到康德以及物理学的形而上学，移居到精确的科学之中。与之相对以及相反，在从维科的《新科学》到19世纪的过程中，历史学的精神科学独立出来，哲学自那时起处于这两个教席之间，尽管在一个称作哲学的院系里。从康德开始的运动仍然首先朝向着自然科学；从黑格尔开始的运动，朝向着历史学的精神科学。如果哲学仍然应当在某个时候重新现实地思考存在者的整体，以便对其资格加以辩护，那么它既无法投入其中的一种，也无法投入其中的另一种专门科学。据说哲学为了重新进入真的东西（Wahre）和正义的东西（Rechte）中思考自身，必须像谢林所要求的那样，重新结合古老、最古老以及一切经久的东西————作为基质的东西（id quod substat），亦即回到一切事物的自然（Natur），因为没有“自然的历史，人本身甚至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旧的形而上学已经通过它的名字把自身说成是一种科学了，这种科学在物理学之后因此某种意义上也许也是从物理学中产生[29]，尽管不是作为……物理学的单纯延续，但也许是作为提高，就如同较高的东西通常从较低的东西中产生。新的哲学彻底扬弃了与这种低级东西的主导关系；它不再是形而上学，而是在一个更高的世界上延续着种种要求的超物理学（Hyperphysik）；它不再跃入超自然的东西，而是陷入非自然的东西。……可以说事先完全确凿地彻底认识到反面的人，才拥有对最为精神的种种事物的权利；正如只有与必然的东西妥协，并认识到他自己得以存用（walten）的种种条件的人，才能够称为是自由的。生机勃勃的科学之路不是从上方下来，而是从下方向上。在大地上把养分和生命吸收到自身中的树，无疑能够把开着花朵的树梢生长到天空；但想立即脱离自然的那些人的思想是无根的植物，最机智的思想也还是与那种在夏末浮游于空气的丝絮类似，既无法触及天空，也无法通过自身的重量抵达大地。[30]

    * * *

    [1]雅各·布克哈特（J. Burckhardt）在1867年11月30日写给安东·施普林格（A. Springer）的信中说：“我们可敬的同行狄尔泰应当（我们也是这样希望的）在我们的大学度过他最好的一段时光；我们必须对我们自己说，我们永远不会有能力束缚他。但现在看起来，把他带回到我们这里来却还太早。总之我能毫无疑问地向您证实您业已了解到的关于他的情况；他学生时代的成功迅速地得到了肯定；一种燃烧着的力量从他身上生发出来，就像同他的交谈所立即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不仅仅是机智地去言谈，相反，人们感到，他关于世界、历史、文学和艺术的思想从一个明亮的中心里发出熠熠的光芒。”

    [2]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9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者。————译注

    [3]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9世纪意大利的浪漫主义者。————译注

    [4]然而在这种抛弃之前仍有对之加以追问的要求。“我们到处寻找无条件者而只找到了事物。”是海德格尔教师资格论文中出自诺瓦利斯的格言；参照本书作者的《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本卷第124页及以下诸页。

    [5]另请参看《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的第一章，本卷第125页及以下诸页。

    [6]见本书前文注释。亦可理解为本质化着。————译注

    [7]动词walten有存在以及起作用、支配、统治的意思。————译注

    [8]形容词anwesend和abwesend表示在场和不在场，这里是其动词的形式，an-und abwest。译为存举在场与不存举在场正可体现出动词意义。————译注

    [9]《演讲与论文集》，第71页及以下诸页；参照《形而上学是什么？》，第五版导言。

    [10]海德格尔，《尼采》下卷，第396页。————译注

    [11]另请参看《尼采》上卷，第657页。

    [12]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1947年版，第102页以下。

    [13]参照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1929年，第98页注释①：“通过对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学阐释，关于一种向着上帝的可能存在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作否定的决定。”

    [14]《同一与差异》（Identität und Differenz），第58页；《什么是形而上学？》，第五版，第18页。

    [15]另请参看瓦尔特·舒尔茨（W. Schulz），《现代形而上学的上帝》（Der Gott der neuzeitlichen Metaphysik）。

    [16]参照《什么是形而上学？》，第五版，第44页下：“牺牲才是在通向对存在之恩宠的维护的进程中对存在者的告别。”

    [17]《同一与差异》，第51页。

    [18]《在通向语言的途中》（Unterwegs zur Sprache），第96页。

    [19]语出《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译注

    [20]《形而上学是什么？》，第五版，第18页。

    [21]亚里士多德，《欧台谟伦理学》（Eud. Ethik），1215b。参照柏拉图，《高尔吉亚篇》（Gorgias）,511c。

    [22]1931年关于存在的本质的演讲中，包含有对圣经中一句话的一种同样有意的颠倒，其中以一种对弗莱堡大学铭文“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的影射说道：“自由将使你们真实（Die Freiheit wird euch wahr machen）。”另请参看本书作者的《海德格尔》，第25页，出处同上。

    [23]另请参看本文作者的《知识、信仰与怀疑》（Wissen, Glaube und Skepsis），第四章。

    [24]《根据律》（Der Satz vom Grund）。

    [25]另请参看克劳斯·海因里希（Klaus Heinrich）对海德格尔存在问题中尚未解决的恩典（Gnade）问题的深入探讨。见《试论难以说不》（Versuch über die Schwierigkeit Nein zu sagen），1964年，第142页及以下诸页。

    [26]《存在与时间》，第44节c。

    [27]另请参看阿里戈·科伦波（A. Colombo），《海德格尔：存在的返回》（Heidegger. Il ritorno dell'essere）,1964年，第506页及以下诸页。

    [28]在《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第五版，第13页）中，海德格尔以有益的明晰性说出了其思想的“担负一切的”猜度。参照《形而上学导论》第124页及156页，并对照第47、101、106、120、129页；参照《林中路》（Holzwege）第337页及以下诸页；《演讲与论文集》第41和99页；《什么叫思想》（Was heißt denken）第114页及以下诸页；《同一与差异》第23页及以下诸页；《根据律》第146和157页；《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第64页及以下诸页；《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30、155、197、254、260页以下。

    [29]“我不希望我们到达越来越远的地方，是的，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必须到达更远的地方。形而上学叫做物理学之后（Nachphysik）；它永远不应抛开物理学，而是应当总是伴随着物理学。”（赫尔德，《上帝————关于斯宾诺莎体系和舍夫茨伯里自然体系的几篇谈话》，第二篇谈话。）

    [30]片段（指谢林遗留手稿中的片段————译注），载《年代》（Die Weltalter），曼弗雷德·施勒特尔（M. Schröter）编，1946年，第196页以下，第254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