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担任副总统与竞选总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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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联邦党内的阴谋————不愿担任职务————特别的任职方式————与约翰·亚当斯交好————总统和副总统的分歧————来自法兰西的抱怨————写给马泽伊的信————“XYZ”事件————反对备战————抗议违反宪法的行为————州与联邦分离————联邦党人的诽谤————竞选总统————联邦党人的阻挠————宪法的缺陷

    美国第三届总统选举时，选举人仍有较大的自主性。选举人给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同时投票，得票最多的人任总统，得票仅次于总统的任副总统。杰斐逊有希望当选总统，约翰·亚当斯也有可能与总统失之交臂。联邦党人本有足够的能力控制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但他们的选举委员会缺乏配合，低估了风险，也没能妥善防范。联邦党人普遍认为约翰·亚当斯理应成为总统候选人，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1]应该排第二。联邦党内部人才济济，可任领导的人众多，很容易选出至少十几个总统候选人。众多候选人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与约翰·亚当斯一个鼻孔出气。约翰·亚当斯也不是理所当然的第一候选人。相反，不少人质疑约翰·亚当斯的主张，是他的对手。约翰·亚当斯的追随者们怀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南方的共和党人会暗中操作，联邦党内本来要投给约翰·亚当斯的选票可能会不幸地投到别处。有些人虽在约翰·亚当斯所在的部门供职，而不属于他所在的派系，可能会给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投票。约翰·亚当斯有当选副总统的可能性。共和党内部情况没这么复杂。杰斐逊毫无疑问是共和党人的领袖。詹姆斯·麦迪逊处理政治问题的智慧远远不如杰斐逊。乔治·克林顿、阿伦·伯尔、詹姆斯·门罗和艾伯特·加勒廷都是二流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互不信任，但共和党人内部意见统一，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力争在选举中获得成功。为了确保约翰·亚当斯在选举中免受共和党人以及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同党阴谋的影响，约翰·亚当斯的追随者们放弃了第二次投票。选举结果表明，杰斐逊领先于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再有四票就可击败约翰·亚当斯[2]。

    由于管理不善，部分联邦党人在选举中不怀好意。结果联邦党人失去了副总统的位置，并严重影响到总统的位置。杰斐逊不允许在他领导的政党内出现这种拙劣的行为。

    1796年12月17日，杰斐逊写信给詹姆斯·麦迪逊，说：“我由衷地希望你能担任总统候选人。你若拒绝，我希望别人能够担此重任，而不是我自己。我的得票数处于较领先的位置，我焦虑不已。”十天以后，杰斐逊给爱德华·拉特里奇写信，说：“没想到，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大家又将我作为候选人，我不希望如此。我在上帝面前声明，我发自内心地为逃脱政务而感到高兴。我没有统治别人的野心。没有什么事比我在暴风雨中快乐地策马驰骋更有激情……我所依恋的是我的家……”1797年1月1日，杰斐逊告诉詹姆斯·麦迪逊：“我根本不想担任总统。副总统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职位，我还没有考虑过是否愿意担任此职。”杰斐逊总是在反复表达自己不情愿再次出山的想法。这也可以理解，大多数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会如此。杰斐逊认为，在家里安静地生活比贪求别的什么都好。后来，在首都任职的十二年中，杰斐逊连续担任副总统、总统，再未说过要拒绝担任职务。

    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

    乔治·克林顿

    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的斗争中，杰斐逊高超的政治手段和良好的心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他从未忽视过做好表面文章。通过做表面文章，杰斐逊赢得了见识肤浅的旁观者们的信任。杰斐逊煞费苦心地做出安排，决定不派特别信使通知他当选。邮政是最好的联系方式，简单、廉价，常为共和党人所青睐。杰斐逊说：“我不希望举行任何就职仪式，我要毫不张扬地去任职。如果托马斯·米夫林[3]州长有安排就职仪式的想法，请设法阻止他。”一切如杰斐逊所愿，他悄无声息地去任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恰恰相反，约翰·亚当斯却希望自己的任职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关注。

    杰斐逊乐观而愉快地出任了副总统，清楚地看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再也无法控制一个统一的政党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联邦党人中最可怕的人。杰斐逊再也不为乔治·华盛顿的离职而感到遗憾。长期以来，杰斐逊一直认为乔治·华盛顿是个联邦主义者、温和派，热爱国家、为人诚实，但他的影响太大，比任何党派都要危险得多。1797年6月17日，在致阿伦·伯尔的信中，杰斐逊承认自己“一直希望乔治·华盛顿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力有所减退。这样一来，民众渴望自由的情感便会油然而生，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将取得平衡。此二部门已在乔治·华盛顿强大的影响力之下失去了平衡”。杰斐逊认为，自己应该主动与约翰·亚当斯先生搞好关系。以杰斐逊的精明，完全可以影响这位率直、冲动而任性的总统。杰斐逊将仇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作为约翰·亚当斯和自己联盟的纽带。这也是他们友谊的基础。杰斐逊想巧妙地利用约翰·亚当斯的嫉妒和多疑的天性，来控制这位性情急躁的新英格兰人。1796年12月28日，杰斐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说：“你纽约的老朋友可能用狡猾的伎俩欺骗了你，让他作你的接班人。他能够让你真正的朋友变成他手中的工具，使你们的希望完全破灭。”从那时起，直到和约翰·亚当斯见面，杰斐逊都有意识地向约翰·亚当斯表达自己的诚意，温文尔雅地向他说些好听的话。杰斐逊就像将诱饵抛向一只精明的鸟，能否捕到还尚未可知，只是希望能把它引诱过来。杰斐逊上任两天后，一切似乎应验了他的预感。1797年3月2日，杰斐逊来到费城。他说：“我立即拜访了约翰·亚当斯先生……第二天早上，约翰·亚当斯又来拜访我……他发现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便关上了门。他说很高兴见到我独自一人，希望和我自由交谈。”在愉快的“自由交谈”中，约翰·亚当斯总统表示，自己不希望美国马上与法兰西共和国国决裂，准备立刻派遣“代表团到法兰西督政府”，“第一个愿望”就是任命杰斐逊为特使。两人都认为这样不合适，于是约翰·亚当斯建议共和党人埃尔布里奇·格里、詹姆斯·麦迪逊和联邦党人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一起担任政府特使。约翰·亚当斯总统和副总统杰斐逊之间的融洽关系保持的并不长。三天后，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一同去乔治·华盛顿将军家参加晚宴。回家的路上，杰斐逊非要对约翰·亚当斯说詹姆斯·麦迪逊拒绝去法兰西共和国是正确的选择。约翰·亚当斯立即答复，有人反对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的任命，他还没有考虑过这些意见。约翰·亚当斯继续尴尬地找借口。他们各自走上回家的路……也从此分道扬镳。从那以后，约翰·亚当斯只字不提当晚和杰斐逊讨论过的事，制定政府的任何措施时也不征求杰斐逊的意见。约翰·亚当斯总统和副总统杰斐逊之间的以礼相待很快消失了。他们的关系陷入了困境。杰斐逊对外交程序中的关键环节把握得并不准确。事实上，约翰·亚当斯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争斗。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美国的党派之间以及不同派别个人之间的仇恨比任何时候都要深。后来，联邦党和共和党在外交上进行了一次真正的较量。共和党人认为不宜与法兰西共和国冲突，如果与法兰西共和国不和就有点像内讧。法兰西督政府为拿破仑·波拿巴的胜利疯狂不已，正在寻找反人类战争的根源。甚至有人传言，法兰西共和国对美国产生敌意的诱因就是没有选杰斐逊任总统。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美国是否应该被迫宣战，而是法兰西共和国是否会发动战争。美国不得不承认与英国签订的《杰伊条约》违反了与法兰西共和国的约定。法兰西共和国以《杰伊条约》作为美国与英国交好的证据。当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接替詹姆斯·门罗担任法兰西公使时，法兰西共和国傲慢地拒绝了，并一反常态地颁布法令反对与美国进行贸易，肆意劫掠美国的航运，令人难以容忍。法兰西督政府用恭维的话让詹姆斯·门罗离开了法兰西共和国。这是对詹姆斯·门罗本人的轻薄，是对召回詹姆斯·门罗的美国政府的侮辱。法兰西督政府还宣称，美国若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抱怨不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公使。究竟法兰西共和国因何事而抱怨美国尚未可知。令人恼火的消息接连不断，惹得约翰·亚当斯总统怒不可遏。本来温和的美国民众也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做法感到十分厌恶。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政党力量进一步增强了。1797年5月，美国国会额外召开了一次会议，约翰·亚当斯总统建议组建一支海军，在港口设防，为防御战争做好准备。副总统杰斐逊麾下的共和党人开始焦虑，甚至有点垂头丧气，因为事态的发展似乎对他们不利。杰斐逊指出：“选举后期所发生的变化对共和党人不利。”尽管“和平是普遍的愿望，但国会现在可能会从幕后走到台前，制订一些火药味颇浓的措施，并以威胁的姿态引起对方的敌意。”杰斐逊说：“战争并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贸易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手段，如果操控得当，能使欧洲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公正地对待我们。”杰斐逊认为，战争的呼声“是我们中间的亲英党派发出的，他们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感情深厚。”1797年6月17日，杰斐逊高兴地写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兰西共和国取得了胜利，莱茵河上也传来捷报，奥地利实现了和平。英国的计划彻底破产，驻守在泰晤士河诺尔锚地的海军哗变[4]，英王乔治三世提出了和平措施进行劝诫。”美国的亲英派在惊恐之下变得格外顺从。

    托马斯·米夫林与夫人

    总统任上的约翰·亚当斯

    担任法兰西督政府第一执政期间的拿破仑·波拿巴

    约翰·亚当斯天生好斗。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和平。法兰西共和国仍愤怒地威胁美国。约翰·亚当斯任命埃尔布里奇·格里、约翰·马歇尔、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一起去巴黎担任特使。杰斐逊恳求埃尔布里奇·格里去法兰西共和国担任特使。杰斐逊写道：“我国的首要目标是和平，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的利益和荣誉。权衡之下，和平比利益更重要，要不顾一切地追求和平。暂且将荣誉放在一边，它还不能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从1793年初到今天，交战双方对我们的侮辱和伤害至今还在继续，我们却不能为了摆脱这种侮辱和伤害与任何一方交战。”杰斐逊对君主制还是心有余悸。他说：“我们现在有激情固然很好，可我们还不够强大。一旦卷入战争，我们的联邦就极有可能被战争拖垮。我们的希望全在于你是否接受这一使命。”埃尔布里奇·格里迫于压力接受了这一使命。

    代表们想出了应对诺尔河兵变的办法

    菲利波·马泽伊

    杰斐逊说，当时的态势不容乐观，政治上的对手们不再“区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不再“互相交流”。“那些一生都很亲密的人过马路时为了避免见面，把头转到另一面。”杰斐逊说：“上了岁数的人最爱宁静。”他觉得当时的一切都在折磨着自己。1797年夏天，杰斐逊写给菲利波·马泽伊[5]的那封著名的信被公之于众。杰斐逊更加不得安宁。这封信是杰斐逊在1796年4月24日写给弗吉尼亚的老朋友、邻居，意大利人菲利波·马泽伊的。后来，菲利波·马泽伊去了欧洲。这封信“从英语翻译成意大利语，从意大利语翻译成法语，又从法语翻译成英语”。原信中重要的一段如下：

    自从你离去，我们的政治形势又生变故。我们热爱崇高自由的共和政府，也在斗争中取得过胜利。现在圣公会君主贵族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他们已经具备了英国政府的形式，现在他们的目标是控制我们，将政府变成名副其实的英式政府。大多数民众依然信奉共和。共和党拥有大量的土地权益和优秀人才。我们反对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立法部门中三分之二的机构，以及所有政府的官员和那些想成为官员的人。我们也反对所有喜欢专制下的平静而不喜欢太多自由的胆小鬼、英国商人、投机者和银行公共基金持有人。我们更瞧不起那些用于腐败的伎俩，以及让我们化为腐朽去融入英国模式的阴谋诡计。有些人叛党去信奉异端邪说。有些人像战场上的大力士参孙[6]一样英勇，和所罗门一样聪明，但他们始终不渝地倒向英国一面。如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简而言之，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经历无数的危险，我们才能拥有自己的自由。我们一定要保护自由。我们人数众多并拥有大量有利条件，别人不会再威胁我们。共和党人和广大民众定能摆脱一切不利条件，最终赢得自由。

    最终，这封信在美国出版。杰斐逊认为，信的“主要内容”仍和他写的一样，只有一个错误需要改正[7]。联邦党人立刻怒吼起来。他们说，杰斐逊表面上看起来是乔治·华盛顿的朋友，实际上卑鄙无耻，虚情假意，对朋友背信弃义、恶语中伤。杰斐逊很明智，不做任何解释，以免纠缠不清。许多年后，他才说，自己当时指责的不是乔治·华盛顿，而是辛辛那提州的其他人，乔治·华盛顿本人不可能对那封信产生误解。联邦党人中的历史学家们并不认可这些事后的解释，对这封信的态度并不比当时的联邦党人好多少。后来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乔治·华盛顿看到信后认为事情很严重，让杰斐逊做出解释。杰斐逊诚恳地道歉并做了解释。杰斐逊的道歉信和乔治·华盛顿的日记都找不到了。人们猜测，杰斐逊大概是在乔治·华盛顿私人秘书李尔的帮助下将信和日记拿走了，因为杰斐逊与李尔是好朋友。这也只是猜测罢了，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杰斐逊极力否认这一切。像理查德·希尔德雷斯[8]这样的党派人士也承认“这个故事过于牵强附会”。当时的联邦主义者，以及后来的联邦主义作家们都坚定不移地认为杰斐逊让乔治·华盛顿丧失了信心。如果这成了事实，那么这封信就会使其他所有人都丧失信心。纯粹的联邦主义者认为，杰斐逊看似完美的政治智慧是对乔治·华盛顿总统的亵渎。杰斐逊并没有犯过这种错误。杰斐逊崇敬乔治·华盛顿的优秀品格，这一点毋庸置疑[9]。他对乔治·华盛顿以诚相待，没有半点虚伪。有时他会向朋友抱怨乔治·华盛顿总统影响力太大。杰斐逊可能低估了乔治·华盛顿的智慧，但与乔治·华盛顿关系亲密。坚定的联邦主义者蒂莫西·皮克林在遗留下的手稿中对乔治·华盛顿颇有微词，杰斐逊却没有留下类似的只言片语。一些声名狼藉的共和党作家用粗俗的话攻击乔治·华盛顿，根本不怀好意。有人马上严厉地谴责杰斐逊，说他应该出面消除这种负面影响。有人认为杰斐逊应该用自己的影响力去约束这些共和党作家，或者当面告诉他们不许如此，但杰斐逊无动于衷。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不应对自己追随者的个人行为负责。人们认为，乔治·华盛顿的情况是独特的，杰斐逊应在党内定下不许冒犯乔治·华盛顿的规矩。杰斐逊能够制止这些作家的行为，但他对这种粗鄙的诽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可原谅。相信子孙后代们会头脑冷静地做出清醒的判断。人们认为杰斐逊完全能够运用党内权威有效地限制这些行为。杰斐逊辩解称自己推崇言论自由，从来不会强迫性地控制这些追随者们。美国民众所不能原谅的是，在共和党新闻记者的恶语中伤下，乔治·华盛顿感到很悲伤，而杰斐逊却袖手旁观。杰斐逊默默忍受着这些恶毒而子虚乌有的攻击。借此机会，联邦党人便认为杰斐逊是恶意中伤乔治·华盛顿的罪魁祸首，并以此作为攻击他的有力武器，认为杰斐逊在政治争论中不太诚实。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约翰·马歇尔和埃尔布里奇·格里三位去巴黎的特使受到了不公待遇。法兰西共和国根本没有用外交礼节接待他们。法兰西督政府提出，约翰·亚当斯总统在国会演讲中攻击法兰西共和国，若美国不道歉，法兰西民众所受的委屈得不到满意的补偿，那么就拒不接待美国公使。三位公使愤愤不平，烦躁不安。完成使命如同雾里看花。三位公使正考虑很不体面地回到美国。这时，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塔列朗的几位私人密使意外地来找他们。这些密使以中间人的身份提出，如果美国向法兰西督政府提供一笔公共贷款，并向塔列朗支付数量可观的贿赂金，谈判就会顺利进行。这些无耻的提议只是枉费口舌，自然没有什么结果。约翰·马歇尔和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愤然离去。密使们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说服了埃尔布里奇·格里，让他独自在法兰西共和国待了一段时间。埃尔布里奇·格里的这种愚蠢行为充其量是礼节方面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纯的动机。联邦党人却强烈地谴责他，说他并不是被人愚弄，而是心甘情愿地为法兰西督政府做事。

    1798年3月，约翰·亚当斯总统义愤填膺地在国会向全国宣布了这次外交上的失败，在民众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联邦党人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提议马上采取行动，加强陆军和海军的防御能力。共和党人人心惶惶，坚决反对战争。共和党人的作用就像车轮上的刹车片，只能让事态不要进一步扩大，却不能完全阻止它。共和党人很快就无法掌控事态的发展了。约翰·亚当斯总统要求公开特使们的信件，法兰西督政府的可耻行为被公之于众。因为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派出的三位中间人的真实姓名用X、Y、Z代替了，所以整个事件被称为“XYZ”事件。真相大白后，全国怒潮狂涌。约翰·亚当斯总统也热血沸腾，失去了以往的理智。他公开宣布，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事先不承认美国的公使代表“伟大、自由、独立、强大的美国”，不能对公使们以礼相待，美国就绝不再向法兰西共和国派出一名公使。联邦党人促使国会一项接一项地通过有力的战争措施。两个党派各持己见，本就摇摆不定的民众完全倒向了联邦党。共和党人惊慌失措，几乎绝望。有人在一时的绝望和困惑中保持沉默，有人则像希腊塞莫皮莱的斯巴达人一样，在绝望中继续战斗。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战争即将来临。

    面对当前的混乱和疯狂，共和党人意志消沉，杰斐逊却表现出罕见的冷静，不得不令人钦佩。杰斐逊刚得知“XYZ”事件时，也感到震惊和悲伤。他像往常一样，以莫大的勇气迅速振作起来。杰斐逊认为塔列朗就是个流氓，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根本没有必要彼此疏远。杰斐逊有一种深刻而永恒的政治信念，任何不幸和失败都不能动摇它。他那些忠诚而没有头脑的同事所犯的错误，埃德蒙·查尔斯·热内所犯的错误，塔列朗和法兰西督政府卑鄙的行径，都没能动摇他对自由事业和为民众谋福祉的永恒信念。杰斐逊虽然有时也缺乏智慧，言行不一，但对自己的做事原则始终充满信心。杰斐逊一贯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不是一个伪君子、投机者和煽动家。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政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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