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明末清初是中国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很紧张的时代，是经世致用思想极兴盛的时代。当时那班大师各本其对于中国社会中历史的认识，提出自己政治改革的方案。其审时度势，深思远览，所以为中国地主阶级定久安长治的大计者，实非一般浅智短见的陋儒所能想象得到。他们的言论，足资我们深省，给我们许多很有意义的暗示。兹提出几要项分三节论述之。
（一）黄梨洲及其他大师的重民思想
清初关于政治思想的著述，其最卓异，最受近人推崇者，当数梨洲的《明夷待访录》。清末的启蒙思想家多把这书作为民权运动的宣传品。《原君》《原臣》《原法》等篇，几为每个青年学生所必读，其最精采的话如：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原君》）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原臣》）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同上）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屏藩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为之法乎？（《原法》）
他极力揭发三代以后君主的罪恶，直然想不承认其为君。他说那班君主都是自私自利，不尽其为君的职分。他们所立的法，亦只是君主一人的法，而与天下无干。他看一姓的兴亡不算什么大事。他认君臣的关系是可变的。这些思想，大体亦本于孟子，而发挥得格外透辟尽致。近代民权政治的原则“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梨洲都还说不到，只有“民享”，总算慨乎其言之了。这种思想，我以为只可称为“重民思想”，径称为“民权思想”似乎还不大妥当。《孟子》如此，伪《泰誓》如此，邓牧的《君道》《吏道》诸篇如此，直到梨洲的《明夷待访录》仍是如此。他们反对暴君尊重民意则有之。但无论如何，总没有想到民众自己支配政权。民权思想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应乎近代工商业者——第三等级——的需要而出现的。在一个充满封建势力的农业社会中，只能产生重民思想，却不会产生民权思想。关于这一层，拙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中讲孟子的一章，及《吊民伐罪与民权思想》一文（见去年清华所出《政治学报》第一期）可以参考，本章下面第三节亦还要提及，这里没有详说的必要。还有应该注意的，这种重民思想在当时很流行，除梨洲外，如船山、亭林诸大师都有些很开明的言论（如亭林讲“天子一位”和梨洲如出一口，船山的言论请看下一节）。尤其痛快的是唐甄。兹将其《潜书》中痛骂君主重视民生的言论摘录几段，以与梨洲相对照：
自秦以来，凡是帝王者皆贼也。……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颖阳，光武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当其屠城阳之时，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当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为之臣也。（《室语》）
悲哉！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妇子，皆其羊豕也！处平世之时，刑狱冻饿，多不得毕命。当兴兵革命之时，积尸如山，血流成河，千里无人烟，四海少户口，岂不悲哉！岂不悲哉！（《止杀》）
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尧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每诵斯言，心堕体战。为民上者，奈何忽之？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内交哄，国无良将，虽有良将，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势也，非其亡之根也。当是之时，兵残政虐，重以天灾，民无所逃命，群盗得资之以为乱。马世奇曰：“治献贼易，治闯贼难。盖人心畏献而附闯也。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再苦于宋一鹤之兵，又苦于左良玉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贼知人心所苦，所至辄以剿兵安民为辞，愚民被惑，望风降附。而贼又散财赈饥以结其心，遂趋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州县以从贼者众也。”施邦耀曰：“今日盗寇所至，百姓非降则逃，良由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胜得一良将；去一贪吏，胜斩一贼帅”，二子之言，见乱本矣。当是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恒患无兵。京师之守，以一卒而当数陴。李自成虽尝败散，数十万之众，旬日立致。是故陕民之谣曰：“挨肩膊，等闯王，闯王来，三年不上粮”。民之归之也如是。盖四海困穷之时，君为仇敌，贼为父母矣。四海困穷，未有不亡者。（《明鉴》）
他骂历代君主比梨洲更痛快。尤其是述明末“流寇”情形，真是一段绝好的史料。谁想到李闯王当时那样受民众欢迎呢！他写当时统治者失人心的情状，真是惊心动魄，给当时统治者一个绝大的教训。观此则诸大师重民思想的背景亦可以想见了。
（二）王船山及其他大师的民族思想
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当时汉人反对极烈。一般明朝遗老如亭林、梨洲、船山等，对于满清仇恨尤深，所以他们的著述中充满了民族思想。船山在诸老中，持节最艰苦，民族思想亦最强烈，我们可以就拿他的言论作代表。他著有《黄书》，可以说彻首彻尾的是一种民族主义。即其他著述，字里行间，亦处处可见这种精神之流露。他看得民族高于一切，保全自己民族比什么天德王道都要紧。他说：
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黄书·后序》）
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黄书·原极》）
这些话何等痛切！他看一姓的兴亡轻，而看民族的盛衰重。宁可失位于贼臣，不可卖国于异族。不能自保其种族，便什么道德仁义都不配讲了。任何乱臣贼子，都没有卖种族的罪恶大。因此他对于那班拑制臣民以自弱其种族的君主，深恶痛绝，尤其是“孤秦”和“陋宋”。他说：
迄于孤秦，家法沦坠。胶胶然固天下于挛握，顾盼骛猜，恐强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故翼者剪之，机者撞之，腴者割之，贰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长亭邑者不能嚢寸金，欲以凝固鸿业，长久一姓，而偾败旋趾。由此言之，詹詹凿陋，未尝迥轸神区，而援立灵族，岂不左与？……
宋以藩臣，暴兴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惊。赵普斗筲菲姿，负乘铉器，贡谋苟且，肘枕生猜。于是假杯酒以固欢，托孔云而媚下，削节镇，领宿卫，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总禁军，衰老填籍。孤立于强虏之侧，亭亭然无十世之谋。枞佚文吏，拘法牵执。一传而弱，再传而靡。赵保吉之去来，刘六符之恫喝，玩在廷于偶线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缯岁益。偷息视肉，崇以将阶，推毂建牙，遗风澌灭。狄青以枢副之任，稍自掀举，苟异一切，而密席未温，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迹，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犹祖前谋。蕲循仅存于货酒，岳氏遽殒于风波。挠楝触藩，莫斯为甚。……卒使中区趋靡，形势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真，再折而入于鞑靼，以三五汉唐之区宇，尽辫发负笠，澌丧残剐，以溃无穷之防。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也。（《黄书·古仪》）
秦始开专制之局，宋一意削弱中国，故皆为船山所痛恶，尤其是宋，太不争气了，太败坏自己民族了。所以船山疾首痛心的，连篇累牍，加以痛骂。此处所引，还不过一小段，他每论到有关华夷大防的地方，都不胜其悲愤激昂，呼天抢地而不能自已。他认华夷大防是天经地义，绝对不容混乱。他说：
山禽趾疏，泽禽趾幂，乘禽力横，耕禽力纵，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势之不能相救而绝其祸也。是故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区其灵冥，湔其疑似，乘其蛊坏，峻其墉廓，所以绝其祸而使之相救……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狄，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黄书·原极》）
这不显然是说华夷大防乃天造地设的吗？他又说：
天下之大防二，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地。（《读通鉴论》卷十四）
这段话讲华夷大防更显明更干脆了。他甚至说：
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者也。（《读通鉴论》卷四）
这些话说得何等毒辣！他直然把夷狄当异类看待，什么道德仁义对他们都不适用了。他对于勤远略亦相当的赞成，他想藉武力以宣扬文化。他说：
遐荒之地，有可收为冠带之伦，则以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也。非道之所可废，且抑以纾边民之寇攘而使之安。
虽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强也。……玉门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于中国，天地之势，即天地之情也。张骞恃其才力强通之，固为乱天地之纪，而河西固雍凉之余矣。若夫駹也，冉也，卬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骞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戾駤冥顽不可响迩者也。武帝之始，闻善马而远求耳。骞以此逢其欲，亦未念及牂牁之可辟在内地也。然因是而贵筑昆明，垂及于今而为冠带之国。此岂武帝张骞之意计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江、浙、闽、楚，文教日兴。迄于南海之滨，滨云之壤，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读通鉴论》卷三）
他要把中国附近风土相类的小民族统列入中国的版图，使同化于中国。这乃是从自固族类的民族主义，转而为向外发展的大中华主义，亦可见船山民族思想的极端强烈了。
（三）明清间诸大师政治思想的根本分析
看上两节所述，可知诸大师政治思想中很有些开明的自由的倾向。但他们毕竟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毕竟没有超越士大夫统治的思想，他们的开明实有一定限度。我们试就几位主要大师加以分析：
首先说最开明的黄梨洲。他们不仅反对暴君特别强烈，并且也想到立一种法度根本的把君权加以限制。但看他是怎样的限制君权呢？他想出的办法：一个是丞相制度，一个是学校制度。他在《置相》深论没有丞相的弊病，其大旨可分为三项：其一是君主骄恣。他说：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亦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坐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天子已经是高高在上了，若再没有丞相，则更无可敬礼之人。于是奴视百官，刍狗万民，天下之大，只供其一人的恣意妄为，事情安得不坏。其二是传贤意绝。他说：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之乎。
这一层意思极精奥。君位世袭，既成定局。幸而还有宰相负国家重任，即使遇不肖君主，亦因政权别有所寄，不致大肆其恶于天下。君传子而相选贤，子袭其位而相行其政，则传贤之意犹有存者。若并宰相而不立，则没有人与君共负天下重任，而政权尽私于一姓了。其三是宫奴窃权。他说：
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官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官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官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
君主不任宰相而一人独裁，哪里能管得了这许多事，故其势不得不假乎于宫奴。于是君主独裁政治，变而为宫奴政治，而全国人都成为奴隶的奴隶。这是君主专制政体必然的毒害，梨洲所言也算极痛切了。没有宰相的害既是这样大，所以梨洲提出一种丞相制度，使丞相负政治上的责任，以限制君权。他的办法是：
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这样办法，天子与大臣直接晤对，所有政治分开讨论，宰相与天子共同负责，态度光明，手续便捷，一扫政出宫闱墨暗阴私的积弊！这就算是以相权限制君权。当时作这种主张的不止梨洲，如王船山、唐甄……都是主张加重相权的，这也可以想见当时思想界的一般倾向。然而这种倾向表示什么意义呢？作这种主张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呢？我以为丞相是士大夫的领袖，丞相政治是一种士大夫政治，也就是一种变相的贵族政治，这正是当时地主阶级意识的表现。试看梨洲说：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乏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之间，而小儒遂依汉其摄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绖之哀，讲礼乐征伐之治，君臣之意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绝矣。不幸国无长君，委之母后。为宰相者，方避嫌疑，宁使其次裂败坏，贻笑千古，无乃视天子之位过高所致乎。（《置相》）
在这一段话中，反对君主独裁专制自不用说，但很明显的，他的反对论据是建立在典型的等级制度之上的。他极力发挥“天子一位”之义（顾亭林《日知录》中亦曾发此论），把天子列于卿大夫之间，不视天子“过高”，以致“截然无等”。自天子以下，公侯、伯……一层一层的形成一种宝塔式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天子只是贵族中的最大者，只是贵族的头脑，其地位并非高不可攀。春秋以前的贵...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