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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笼统说明末清初——是中国近古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关键。从纵的方面看，宋明道学和清代朴学正在过渡；从横的方面看，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开始接触。这其间蜕嬗演变参互错综的情形，直牵涉中国近古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全部。现在首先专就思想本身上推寻其演化的历程，然后进而探求这一次思想变动的社会根源。
（一）阳明派心学影响后来思想界的反正两方面
很明显的，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正是明代思想的反动，是反道学，尤其是反阳明派心学的。因此我们就从阳明学派讲起。阳明是宋明五百年道学史上一位最有光辉的人物。他把周程以降佛化的儒学彻底发挥，把朱学末流支离墨守训诂辞章的积习扫除净尽，单提直入，专明本心。警切是警切极了，通透是通透极了。然而其末流至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腹高心，一味以掉弄玄机为事。于是反动渐起，直到明末大乱以后，一般学者创巨痛深，把种种乱事责任推到当时的学术上，而反王学乃至反道学的气焰，遂大大腾跃起来。如顾亭林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
他拿王衍、王安石比阳明，认为明末大乱是阳明的流毒。他堂堂正正的树起反王学的旗帜，而毅然以“拨乱世反诸正”相号召。这真是时代的呼声。当时反王学反道学的空气弥漫一世，我们可以再举几位学者的话作证：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朱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
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知无不至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盗贼之祸亦相挺而起。（费燕峰《宏道书·圣门定旨两变序记》）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李恕谷《与方灵皋书》）
这些话说得多么激切，他们对于那种心性玄谈，竟至这样的深恶痛绝！当时的新学风，崇实黜虚，专就经史和当世实务上考究磨练，把五百年来道学家的乌烟瘴气一扫而空。从这一点看，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显然是前一时代的反动：在激起这个反动上，阳明学派实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阳明学派和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并不是简单的对立着。前者对于后者，除从反面把它激动外，从正面也给它不少的影响。在新时代中，有许多情形还是顺着阳明学派自然发展出来的。新时代并没有把阳明学派完全抛掉，而实在是把它“扬弃”（Aufheben）了。关于这一层，我还得具体的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十七世纪后的中国思想界——或者说清代思想界——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务实，一是好古。这两个特征，在阳明学派中都已经孕育着了。阳明学派素以玄妙著名，怎么会务实呢？素以不读书著名，怎么会好古呢？这是一个矛盾。然而历史本来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
先说务实。我常奇怪，极端玄想的阳明学说，竟和专讲实习实用的颜李学说有许多共鸣之点。如阳明说：
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答顾东桥书》）
学不离行，这和颜习斋学琴的比喻（《存学编》卷二《性理评》）简直如出一口。又如阳明这些话：
学校之中……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答顾东桥书》）
打破世儒无所不知而其实一无所知的虚诞习气，而各就自己才性所近以成专长；这不也正是习斋所谓“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的说法吗？这并不是断章取义，偶尔相合，试再参考陆象山的话（象山有许多话更警切，更带实用色彩，我前年所编宋儒学说讲稿中很引几条，可以参考兹不赘述），就知道陆王学说尽管是很玄妙，但其中所含实用思想的成分确乎不少。陆王学派的道学，是一种新道学。在反对当时正统派时文化八股化的道学上，他们可说是颜、李的前驱。习斋批评朱子的讲读经书道：
……但亦耗费有用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临事尚有用也。（《存学编》卷三《性理评》）
这话一点不错，象山曾说，“古人精神不闲用”，“平日极惜力不轻用，以留有用处”……一类的话。他们看朱子那样的苦读苦著，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他们专在切己处用力，决不泛泛去学。他们不立一定格局，运用之妙，全凭一心。他们决不是拘文牵义的书生，他们“内断疑悔，外绝牵制”（章太炎称阳明的话），最长于临机应变。阳明之平宸濠，象山之习骑射、访奇才，都显豪杰作用。下至徐存斋、何心隐，直流入权术一路（二人曾以术去严嵩）。阳明有言：“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象山论“辟土地充府库”的人，孟子所谓“民贼”者，竟然说道：“方今正在求此辈而不可得”。看他们是何等的不拘故常。他们什么手段都使用得出，只要对自己良心无愧。他们不是事功派，但是有时候比事功派的人还利害。习斋大弟子王昆绳，反道学大将毛西河，都极称赞阳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极端玄想的阳明学说中，确乎含有实用思想的成分，其玄想被亭林、习斋辈所排弃了，但其实用思想的成分，却在新时代中发荣滋长起来。阳明学说的内在矛盾，就这样子为新时代所解除，于是中国思想史又走上一个更高阶级。（本段亦可参考拙著《宋儒学说讲稿》）
再说好古。向来反对王学的，总说他专凭本心，不知读书稽古。即就上文所述看来，他那样随机应变，不拘故常，也决不会是好古的。然而我说他孕育着后来好古的学风者，这里面另有一种道理。从前象山称王荆公道：
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前两句是打破习俗，后两句是直追古人。打破习俗不一定就直追古人，然而要直追古人却必须要打破习俗。所以打破习俗往往是直追古人的第一步。阳明学派正是要“扫俗学之凡陋”，正是要“道术必为孔孟”。他敢打破宋儒的矩矱，敢反对传诵数百年的程朱本《大学》而主张恢复古本的《大学》。他看不起宋人之学，而要神会古人于千载之上的。在逻辑上——形式逻辑上——反俗学，不一定就讲古学；反宋学，不一定就讲汉学。但在事实上，在当时实际情形上，只要一反俗学，总会走到古学路上去，只要一反宋学，总会走到汉学路上去。在当时只有那条路可走，这是为一定历史条件所限定了的。阳明学派和后来的古学运动或汉学运动，自然绝不相类，但在反宋学一点上，他实作了后来古学运动或汉学运动的前驱。阳明已经读古本《大学》了，王学极左派——泰州学派——的焦澹园，竟以古学著名了。号称不读书的阳明学派，偏偏会和古学运动暗通消息，历史竟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本段意思未尽，可以参考下节）
综上所述，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一方面可以说是阳明学派的反动，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从阳明学派自然发展出来的。当阳明学派还未出现以前——严格说陈白沙未出以前——学者蹈常习故，恪守朱子成说。二百五六十年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所谓一代大儒，如许鲁斋、薛敬轩辈，都不过是朱子的传话机器而已。道学至此已经是朽敝不堪了。及阳明学派出来，做了一番革新运动，可算是道学的中兴，道学的更加精炼。然而这已经是一种新道学了，已经渗入新时代的成分了。道学的体系未破，但其内部成分却已变更。所以阳明学派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一方面把道学发展到极端，同时却也把道学送终；一方面激起下一时代的反动，同时却也替下一时代准备些反动的材料，——从道学到反道学，恰成一个辩证的发展。
（二）十六、十七世纪间的西学输入与古学复兴
十六世纪是阳明派心学正盛的时代，但到本世纪之末，思想界已渐露转变的征兆了。最可注意的，是古学复兴和西学输入。关于古学复兴和阳明学派的关系，上文已说个大概。兹再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古学复兴的情形，以见朴学运动的第一步发展。
十六、十七世纪间古学复兴的情形可从两方面观察：
（1）藏书刻书的渐盛 万历末年，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浙盛，如焦弱侯的《国史经籍志》，在目录学上就很有相当的价值，如毛子晋和他的儿子斧季，他们家里的汲古阁，专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书》和许多单行本古籍，直到今日还在中国读书界有很大价值。至于范尧卿的天一阁，创建于嘉靖年间，藏书最富。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曾读书其中，对于当时学术界实有很大贡献。其余著名的藏书家，如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千顷斋黄氏、绛云楼钱氏、丛桂堂郑氏、传是堂徐氏，都曾供梨洲的抄录搜讨。取精多，用物宏，然后得大成其学。后来清儒的博洽赅通，实有赖于这许多私家图书馆给他们准备下资粮。
（2）古字古音的研究 嘉靖以后，学者渐渐注意古字古音的研究。杨升庵最称博洽，他著有《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略例》等书，可算是开风气之先。又如赵谦著《六书本义》，赵宦光著《六书长笺》、《说文长笺》，都是应时的产物。当时王弇州主盟文坛，提倡复古，教学者无读唐以后书。既然要读古书，摹古文，对于古字古音自不得不有相当的研究。同时归震川、钱牧斋辈，和弇州文派虽不同，但亦皆提倡古学。当时学者极注意审别字形，至刻书亦多作篆楷，用说文篆字的笔画造成楷书。如赵宦光所刻的《说文长笺》、《六书长笺》，及许宗鲁所刻的《尔雅》、《国语》、《六子》等书都是，但在这个时期，最足注意的，还是方以智和陈第二人。方氏著《通雅》，精博绝伦，对于音韵训诂上有重要贡献。（方氏思想见解及治学方法都很可注意另详他章，兹不赘。）至于陈氏的《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罗列本证旁证，井井有条，更直接为顾亭林《音学五书》的先导。音韵训诂之学从此大兴了。
大概明朝中叶以后，学者渐渐厌弃烂熟的宋人格套（当时反宋学的倾向已甚显著，道学家如王阳明等，文学家如祝枝山等，事功家如张江陵等都是），争出手眼，自标新异。从这里表现出来的学风，本来是好奇，并不是好古。然而这两者竟联成一气了，好古竟成为好奇的一种特殊形态了。阳明门下最奇特的人物王心斋，戴有虞氏冠，穿老莱子服，也就格外显出些古气。他以古见奇，古的地方，正是他奇的地方。就在这种情势之下，从好奇转到好古，成为一时的风气了。这里我要来一段插话。当嘉靖年间，有个丰坊。他是个作伪大家，专门以古骗人。他编造的书，如：《古易世学》、《古书世学》、《鲁诗世学》、《春秋世学》、《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石经大学》、《金石遗文》……都是些假古董，荒诞得不成话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古书世学》条下说道：
是篇以今文、古文、石经列于前，而后以楷书积之，且采朝鲜倭国二本以合于古本，故曰“古书”。又以丰氏自宋迄明，世学古书；稷为正音，庆为续音，熙为集说，道生（坊原名）为考补，故曰“世学”。其序曰：正统六年，庆官京师。朝鲜使臣妫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贡。二人皆读书，能文辞，议论六经，出人意表。因以《尚书》质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传，起《神农·政典》，至《洪范》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传，起《虞书·帝典》，至《泰誓》而止。又笑官本错误甚多，孔安国伪序皆非古经之旧。……
观此，坊书内容，大略可见。他著的书都是这一类。凭空臆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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