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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是直指本心，以不读书著名。然而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每一个时代的思想界，甚至每一派思想内部，常都是五光十色，错综变化的。在不读书的环境中，也潜藏着读书的种子，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却透露着古学复兴的曙光。世人但知清代古学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动，而不知晚明学者已经为清人做了些思想准备工作，而向新时代逐步推移了。
试看上章所述云栖、紫柏、憨山、藕益诸大禅师，都是读书很多，主张博学广览。他们的禅教一致论，精神上直和后来顾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说相接近，虽然他们是讲佛家方面，而亭林是讲儒家方面的。特别是紫柏刻了一部大藏经，而藕益遍读全藏，著出一部在目录学上极有价值的《阅藏知津》。这种崇尚宏博，读书空气的提高，不分明是古学复兴的征象吗？当然，这种征象表现在各方面，并不限于佛家。
晚明时代以读书稽古著称的，有胡应麟、焦竑、陈第、方以智等，稍前则有杨慎、陈耀文，而王世贞亦颇有根柢。这些人除陈、方二氏外，虽都不免于“阅见杂博”，但对于古学复兴运动都是很有关系的。大概杨、陈、王、胡，投间抵隙，相引而起，为一组；焦、陈同时而相交游，在某点上，亦可并论：方氏最后，亦最特出，卓尔不群。我们且从这几家的学风上对当时古学运动作一鸟瞰罢。
杨升庵（慎），生当正德嘉靖年间，最号博洽。所著《丹铅录》、《谭苑醍醐》等数十种，虽疏舛伪妄在所不免，然读书博古，崇尚考据之风实从此启。其《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略例》、《转注古音略》等虽不如陈第之精粹，然引据繁富，实为后来研究古音者所取材。其言有曰：
夫从乳出酪，从酪出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犹之精义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学道其可以忘言乎？语理其可以遗物乎？故儒之学有博有约，佛之教有顿有渐。故曰：“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佛之说曰：“必有实际而后有真空。实则扰长河为酥酪，空则纳须弥于芥子。”以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证吾道，一也。（《谭苑醍醐序》）
他这个博约论极精切有力，实提倡一种新学风，一种新治学方法。他断然主张多闻多见，尚博尚实，和当时心学家所走路数显然不同。他又说；
葛稚川云：“余抄掇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王融云：“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览省，欢情益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据胡应麟考证此语出王筠而非王融）慎执鞭古昔，颇合轨葛、王。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丹铅别录序》）
抄书是考证的一种基本工夫。既要言必有征，就不能不博览，不能不抄书。所以后来顾亭林乃至有“著书不如抄书”之说。升庵此论足见其学风之所趋向。当时升庵的影响很大。如陈耀文，对他不服气，因特著《正杨》一书以还击他。王世贞意见又不同，对于两家各有指摘。胡应麟的《丹铅新录》、《艺林学山》，也是专为订正杨著而作。朱国桢《涌幢小品·正杨》谓：
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又有《正正杨》。辩者辩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纠驳，不免为前人暗笑。（卷十八）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亦谓：
《丹铅》诸录出，而陈晦伯《正杨》继之，胡元瑞《笔丛》又继之。当时如周方叔、谢在杭、毕湖目诸君子集中，与用修为难者不止一人。然其中虽极辨难，有究是一义者，亦有互相发明者。予已汇为一书，颜曰《翼杨》……
不管《正杨》也罢，《翼杨》也罢，总而言之，以升庵为中心，在当时学术界激起很大波动，这是极明显的。升庵和许多其他开风气的人物一样，虽不免谬误百出，遭后人攻击，然而他提出许多过去学者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为后来考证家开其先路，要追溯晚明古学复兴运动的由来，总是不能不从他讲起的。
陈耀文，字晦伯，确山人，比升庵稍晚出，而博洽略可相当。所著《经籍稽疑天中记》等数十百卷，虽驳杂不纯，而见闻终富，直到后来毛西河、姚际恒还时时称引他。其《正杨》之作，叫嚣诋诽，未免太甚。但由陈、杨异同这一场公案，使许多冶考证的人增加兴趣不少，对于当时古学运动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力的刺激。
王弇州（世贞），为一代文坛主盟，其《四部藁》数百卷，风靡一世，初时誉满天下，后亦毁满天下。平心而论，其秦汉伪体，固不足为训；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终不同于空疏者流，对当时古学运动，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功绩。
胡元瑞（应麟），为万历间学者，本来也是弇州派下人物，而特以考据见长。所著书籍亦数十百卷，征引典籍，极为宏富。《四库提要》论其《少室山房笔丛》云：
盖捃摘既博，又复不自检点，牴牾横生，势固有所不免。然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杨慎、陈耀文、焦竑诸家之后，录此一书，犹所谓差强人意者矣。（卷一百二十三）
观此可知胡氏在晚明古学界的地位。他对于升庵著述很下过一番工夫，其《笔丛》中《丹铅新录》及《艺林学山》两部分，对于杨、陈二氏说多所折衷。他说：
杨子用修拮据坟典，摘抉隐微，白首丹铅，厥功伟矣。令所撰诸书，盛行海内。大而穹宇，细入肖翘，耳目八埏，靡不该综。即惠施、黄缭之辩，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学士，咸有异同。若以得失瑕瑜，仅足相补。何以故哉？余尝窃窥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敚陈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杨子，则又非也。杨子蚤岁戍滇，罕携载籍，诸腹笥，千虑而一，势则宜然。以余读杨子遗文，即前修往哲，只字中窽，咸极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杨子之言，间多芜翳，当由传录偶乏荩臣。”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占之暇，稍为是正。甕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夫。（《丹铅新录引》）
用修生平纂述，亡虑数十百种，《丹铅》诸录其一耳。余少癖用修书，求之未尽获，已稍稍获，又病未能悉窥。其盛行于世，而人尤诵习，无若《艺林伐山》等十数篇，则不佞录《丹铅》外，以次卒业焉。其特见罔弗厌余衷，而微辞眇论，亦间有未易悬解者。因更掇拾异同，续为录，命之日《艺林学山》。客规不佞：“子之说则诚辩矣。独不闻之蒙庄之言乎？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昔河东氏非《国语》，而《非非国语》传；成都氏反《离骚》，而《反反离骚》作。用修之言，世方社而稷之，而且哓哓焉数以辩哗其后。后起者籍焉，子其躬矣。夫丘陵学山而弗至于山，几子之谓也。”余曰：“唯！唯！窃闻之，孔鱼诘墨，司马疑孟，方之削荀，晦伯正杨，古今共然，亡取苟合。不佞于用修，尽心焉耳矣。千虑而得，间有异同，即就正大方，方兹籍乎，而奚容目睫诿也。夫用修之可，柳下也；不佞之不可，繄鲁人也。师鲁人以师柳下，世或以不佞善学用修，用修无亦逌然听哉？（《艺林学山》引）
他以升庵的忠臣自命，其绳愆纠谬，乃正所以善学升庵。他对于升庵实深向慕，而大受其影响，尽管多有异同，而实在是一条路上的人。他的《四部正讹》，颇为现今做辨伪工作者所表彰，亦为《笔丛》中的一部分。
焦弱候（竑），亦出万历年间，师耿天台而友李卓吾，本是个王学左派的人物。然而他特以博洽著称。所著《国史经籍志》虽不算好书，但对于目录学这一道总算已能注意。其《笔乘》所论，虽多援儒入释，大张狂禅之焰，但精采处亦不少。最可注意的如《古诗无叶音》卷三中一条：
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豝”，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如“下”，今在祃押，而古皆作“虎”音。《击鼓》云，“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云，“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绵》，“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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